抗战时期黄河南泛与豫东黄泛区生态环境的变迁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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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黄河泛滥时间长、面积大、影响范围广，在各种生态因素的长期变化下黄泛区形成了较为恶劣的环境特征。
首先是沙土堆积严重，土质发生变化且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黄河含沙量甚高。
根据一般时期的测算，每年由上游带下来的泥沙有1亿吨到12亿吨之多。
黄河改道后在豫东平原流过，速度较河槽内减低的多，从而造成大量泥沙滞留黄泛地区。
经过九年黄泛，大约有百亿吨泥沙沉积在黄泛区内。
在泛区干涸之后，大多是一片黄沙。
其厚度一般为3-5米不等，最厚达8米。
因此，在黄泛区内，“常常可以看到树梢露在外面，树干没在沙里，或者屋顶露在外面，整个房屋乃至整个村庄都埋在了沙土里的情形”。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河南省社会处，截止1947年底，“已涸出***-*****亩的待耕地中，冲积粗沙地*****亩，冲积细沙地***-*****亩，冲积细沙及沙质壤土地***-*****亩”。
大面积沙土地，尤其是粗沙土地，经过豫东地区冬春季节干旱多风的侵蚀，造成土壤的严重沙化。
更有甚者，在粗沙沉积严重、植被稀少的地区会形成许多极似荒漠风积沙丘，几乎成为不毛地带，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其次，由于黄泛水势变化无常，常有“朝为汹涌急流，夕有黄河平野”的现象，受其影响黄泛区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土壤特征——淤土、两合土、沙土、盐碱土等多种土壤并存。
黄水素有“紧搭沙，慢搭淤”之称，凡黄水主流经过之处，流速较大，大部分搭成沙土；
缓水流处，搭成壤土和粘土，淤层较厚；
慢水流处，则多搭为沙壤土。
各处水流快慢变化很大，沉积物的层次厚度极不规则，高岗岭地周围淤高后，降成矮岗山丘，小岗、土岭、岗沟、坑池多被淤成平地。
盛产小麦的黑土被淤没，很多成为新沙地。
没有被泛水淤积的土地，则变成易涝低洼区，由于排泄不畅，盐碱状况十分严重。
淤土质地粘重，通透性、透水性较差，容易形成涝渍。
但土壤养分较为丰富、肥力较高；
两合土上沙下淤，粘沙适中，保水保肥，易于耕作；
沙土土质疏松、通透性强、养分含量低、土壤贫瘠、保水保肥性差；
盐碱土破坏作物生理功能和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呼吸和对水分、养分的吸收，还能腐蚀作物根系，造成作物枯萎甚至死亡。
黄泛区土质的变化尤其是土壤的沙化和盐碱化，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作物的收成。
表1、表2根据各县新地方志编制而成，详细列出豫东黄泛区具有典型性8县当前的土壤状况，从中仍可明显看出受当时的黄泛影响甚大，土壤状况十分典型。
其中，扶沟县沙土面积至今仍居高不下，占县土地总面积的64％；
尉氏沙土面积占县土地总面积的48.55％；
鹿邑县淤土面积占本县土地总面积的69.2％，太康县淤土面积占本县土地总面积也达48.5％；
沈丘县黑老土占县土地总面积达35.8％，鹿邑县黑老土也占县土地总面积的19.77％。
与之相反，较少受黄泛侵害的商城县，土壤状况较为良好，沙土和两合土仅占县土地总面积的4.9％，可种植土壤占县耕地总面积达76.1％。
再次，由于防护工程的修筑和泥沙的不断沉积，改变了黄泛区原来的地理环境，形成特有的地貌特征。
1939年修建的防泛西堤，虽然在防止泛水向西泛滥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因此改变了当地的地理环境，致使防泛西堤一线以西地区一遇大雨，就受其影响无从宣泄，形成大片的积水区域，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结构，造成十分严重的灾情。
例如，中牟、开封以南的雨水，因地势关系多经尉氏向东流到贾鲁河。
黄河改道后，新筑泛堤阻隔排水沟道，加之黄泛新河床逐渐淤高，所以雨水只有向南流入尉氏、鄢陵之间，但受到鄢陵丘陵地带的阻挡而没有地方流淌。
于是在尉氏、鄢陵两地产生了大面积的积水区域，最严重时“100多万亩，深度有1-2米，淹毁的村庄三千多个。
”原本土壤肥沃的地区大量积水，致使农民无地可耕只有逃亡。
少数残留下来的农民
只得靠渔业和种植芦苇，生活十分凄苦。
黄河夺淮人海，致使淮河流域地形、地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黄河在夺淮人海的途中，携带的泥沙大量沉积在淮河及其支流，致使河床变浅，河口淤塞，水流不畅，泛滥频繁。
各支流的中下游，一般都肥大膨胀成为大肚子河，或者成为长形的湖泊，最终使淮河成为一条“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不灾”的害河，治理变得尤为困难。
最后，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后，黄泛区的大量泥沙在水力、风力的作用下形成新的地貌形态特征——故河道高地、故河道洼地、故河道滩地、决口扇等。
以贾鲁河为例，在黄泛期间它被黄水全部侵据，因受黄泛主流的刷蚀作用，原来的河槽断面大增。
黄水退后，河槽内仅有贾鲁河涓涓细流，河身与河谷平均之比约为1：
50，河谷内满布沙土，形成宽达十几里的河道滩地。
涡河上游地区也形成许多沙岗，并与死洼地相间出现；
中游则形成较多的条形坡洼，微地形起伏多变。
二、农业生产的破坏
抗战时期，历时九年的黄河南泛严重地破坏豫东地区的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最基本的场所——土地完全被黄水淹没；
对农作物破坏异常之大的各种生态灾害（尤其是蝗灾）频频发生；
农田淹没与多灾并发，最终导致农作物产量锐减，农产损失十分重大。
土地是农民进行生产活动的最基本的场所，农田被淹自然直接阻碍了农业生产活动的进行。
就被淹田地来说，此次黄泛洪水犹如脱缰野马，到处践踏吞噬，所过之处，村落尽为废墟，农田尽成泽国，即便到了1947年底堵口之后，仍有“被水占及因近水不能耕种的土地达***-*****亩”。
因此，大量的农田不仅泛期无从耕作，即使在水退之后，“非经长期的整建也不能望其恢复”。
黄泛的中心区域——豫东泛区则更为严重。
以郑县为例，决口后“郑县3、4之区淹没计达数十里……嘉禾良田悉成泽国”。
据韩启桐研究，扶沟受损最重，该县原有耕地***-*****亩，被淹达***-*****亩，淹没比率高达95％；
其次为太康、西华、鹿邑、中牟，分别达67％、62％、54％、51％；
其他如尉氏、通许、鄢陵、沈丘也在30％以上。
总之，豫东泛区内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被淹没于水下，少者一两年，多者超过九年。
泛区的面积并不固定，黄水水势小时有部分土地涸出，但黄河通常一年涨水几次，因此也很少有利用的机会，即使勉强播种，一遇黄水陡涨便前功尽弃。
由此可见，黄水的泛滥致使泛区内的农田生态系统的主要因子——土地惨遭严重破坏，使农民失去了进行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使区域内的生态系统保持较强的稳定性，对外界环境干扰能够进行有效抵抗。
反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破坏区域内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就会退化，甚至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酿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1938年黄河南泛后，豫东泛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导致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生态灾难的频发便是典型表现之一。
自1938年黄泛发生后，泛区内以蝗灾为主的生态灾害频频发生，在豫东平原上制造了一幕幕“盈野蔽日，天禾食尽”的生态灾害，且蝗灾又与水、旱、风等灾害迭相交织，一年数灾的现象极为常见，给泛区的农业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
就灾害种类而言，1939—1947年豫东黄泛区生态灾害种类繁多，蝗灾、水灾、旱灾、风灾、雹灾、霜灾等灾害在此阶段皆有发生。
就灾害年份而言，九年之中除了1944年尚未查到有关灾害记载外，其余每年都有灾害发生。
更有甚者，有些地区可谓无年不灾。
以扶沟县为例：
1939—1940年水灾，1941年雹、风灾，1942年风、旱、水灾，1943年蝗、水、旱灾，1945年旱、蝗，水灾，1946年黄水灾；
淮阳、沈丘两县，1941年、1942年蝗灾、旱灾严重，秋粮几乎绝收。
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黄水南泛。
黄河南泛后，泛区内河淤沟塞，水系紊乱，芦苇丛生，自然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
例如，1942—1947年，河南、安徽、江苏一带遭遇特大蝗灾，而黄泛区则是蝗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蝗虫从这里生成后向四面扩散，所到之处片叶不留，粮食颗粒无收。
黄河回归故道以后，又给黄泛区遗留下多发的风灾，这自然是环境恶化所导致的恶果。
历史上，黄河在豫东、豫北平原频繁溃决，给平原带来丰富的沙源，而这次人为造成的黄河泛滥又使上百亿吨的泥沙沉积在黄泛区，外加春、冬季节干旱多劲风，风起沙飞，摧折树木，阻碍交通，填塞渠道，埋没禾苗甚至家园。
例如开封市的西姜寨，位于豫东平原的黄泛区，风沙天气十分严重，当地流行的“老沙窝，遍地黄，自古都吃外地粮”便是其真实写照。
建国之后，黄泛区腹地各县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营造防护林带，以期改善黄泛时期遗留下来的弊病——风沙天气。
直到20世纪60年代，位于黄河故道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还仍把“风灾”列为当地集中治理的“三害”之首。
黄泛后，作为农作物生长载体的农田，因长时间的反复被黄水淹没及沙土沉积导致土质变劣使得农业生产难以进行，外加各种生态灾难的不断发生，则使农作物减产进一步加剧。
以豫东为例，黄泛之前，豫东泛区地势比较平坦，土质也比较肥沃，有淮河、颍河等河流灌溉，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农产品种丰富，尤以小麦、稻谷、高粱为最，杂粮种植业较多，是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黄泛之后，泛区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被淹。
黄河改道的九年间，由于泛水流向经常性的变动以及堤防的多次溃决，致使泛区腹地县份的耕地屡次被淹没。
据统计，豫东地区共淹耕地达***-*****亩，占原耕地的32％，泛区腹地的扶沟县淹没耕地达到原耕地的95％。
泛区内原来平坦肥沃的良田大片荒芜，沙丘遍布四野，芦苇野柳丛生，即使受灾较轻之地，也往往由于种子、农具匮乏和劳动力不足，致使农作物产量大大减少。
据统计，“1938年河南泛区内被淹农田的夏季作物完全绝收，减收程度为100％，秋季减收程度达90％。
”1939-1945年间夏秋两季作物的减收程度平均为90％。
再从1938-1946年的农产损失绝对数量来看，与黄泛前泛区20县各种农作物总产量（包括20县的未被淹没地区）相比较，其损失也相当惊人（见表3）。
从表3看，1938-1946年间，无论是夏季作物还是冬季作物，减产十分明显。
夏季作物尤其以甘薯、高粱为最，分别达***-*****和***-*****市担；
冬季作物以小麦和大麦为最，分别达***-*****和***-*****市担；
总体而言，农作物产量损失高达***-*****8市担。
追溯原因，除了战争因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外，作为河南省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豫东泛区播种面积减少，导致农作物减收，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人居环境的恶化
抗战时期黄河南泛不仅直接导致豫东地区土壤、地貌的变迁，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同时也造成当地人居环境的恶化。
黄河南泛直接摧毁豫东地区人
们最基本的生活居住空间——房屋和村落，破坏泛区原有的防洪排涝和灌溉系统，屡次引发新的水灾，最终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与逃离家园。
房屋和村落是乡村人们居住、休息和各种活动的最基本的依托，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房屋是构成村落的主体，房屋不存，村落自然随之解体。
因此，当黄水汹涌而至之时，泛区村落房倒屋塌，被淹没、冲毁的情形随处可见，有的村落甚至惨遭灭顶之灾。
以豫东为例，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后，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
甚至到黄泛结束，这4个村庄再也没有恢复。
黄水到达赵口口门时，口门以下的三刘寨、毛庄、油房头、七里店、王庄、关家、安庄、六堡、闹市口等村均全被洪水淹没。
黄水到达中牟时，自中牟横漫而过，县城四面皆水，全县2／3被淹。
其中，沉没村庄7个、沉入河底后又重建的村庄40个、淹没村庄167个、被淹村庄293个。
到周口时，城外的贾鲁河已经满溢，遍地汪洋，复向东南方向流去，去太康一带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
到太康时，涡河以西全部被淹，西北部的清水河流域泛滥，幅员广阔，南北不下50公里，东西约15公里，深度有1米到4米不等。
黄水到达豫东后，豫东泛区20县被“淹毁房屋达***-*****间，损毁比率达37％。
扶沟、西华、尉氏、淮阳、太康五县最重，均在12万间以上，淹毁比率分别为94％、77％、76％、69％、44％；
次重者鄢陵、商水、中牟、鹿邑四县，毁房亦均高于5万间”。
从被冲毁淹没的村落情况看（据1946年12月的调查）豫东泛区中受害最重的17县战前共有村落*****座，现存7598座，被淹没的占45％。
其中最严重者为扶沟，高达91％；
次为洧川、尉氏、太康、睢县等，均达60％以上；
西华、中牟各县占50％以上者，40％以上者，有通许、鹿邑、柘城、沈丘、淮阳；
30％以上者有杞县；
20％以上者有陈留、鄢陵；
而项城、商水为最低，分别在5％上下。
考虑到调查时可能有些村落已经恢复，被淹毁的村落数实际比率应当高于45％，可见黄水对豫东泛区内村落破坏的严重程度。
历时九年的黄河南泛，还破坏了泛区既有的防洪排涝和灌溉系统。
豫东泛区河渠原有贾鲁、沙河、涡河三系：
贾鲁河系，主要为排泄豫西山地的雨水；
沙河系，主要为排泄豫西南两面山地的雨水；
涡河系，主要为排泄太康、鹿邑、睢县境内的雨水。
三大河系的众多河流，多系原来人工开凿的运河，河窄而流直，黄水大溜往往顺着地势的倾斜横河而过，这些众多的河道在泛水冲击下或归入泛水，或被迫改道，或中途断流，造成水系紊乱，原有河道也随之一变。
许多河流河口因被泥沙淤塞，河床变浅，造成各支流排泄不畅，如“贾鲁河在西华吴营以上的东西水道，西华以西的颖河、太康以上的涡河旧道，二郎沟、大郎沟及褚河、楚河下游，双洎河下游，淮阳以西的白马沟和东南面的东西蔡河等不少河段被淤成平地”，基本上失去了自然的宣泄功能。
1947年花园口复堵后，虽说黄水已回归故道，但原有水道因淤积严重，也不时形成新的水患。
其中颍河的受害最为惨烈，例如“西华县境内，自李湾溃决改道，致颍圃沙北数十村庄悉被淹没，被灾区域广达200余里，为状之惨仅次黄泛”，以致有“新泛区”之称。
此外，花园口复堵后，由于大多河系、河段被淤成平地，每逢雨季，平地变成汪洋。
但雨季过后，水源却又严重缺乏，因而在豫东地区形成了袤的淤荒地带。
而且“由于黄泥的淤塞，水井多被沙土所掩盖，因此，灾民的饮水问题随而严重，住在这里的人们，靠近河者便吃黄水，离河远一点的便以坑中的积水为饮，……如积水干涸，便须走数十里往汲”。
同时，由于“黄水冲刷势猛，且携沙很多，原有的沟渠河道及灌溉设备，被洪水冲坏”，加之“沙土淤积，将旧有的水井湮入地下，灾民的饮水都成问题，更谈不上灌溉”。
人口是民族延续、社会发展的基本元素，也是人居环境得以存在的主体因素。
在战争年代，人口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然而，抗日战争中的黄泛灾难首先冲击的也是人口。
花园口决堤后，黄水一泻千里，唯有决堤口门附近的居民被通知或通过多种途径得知中国军队的决堤放水行动，因而能够及时搬迁和逃出。
中下游地区因距离遥远以及战争时期消息封锁，根本无法及时出逃，结果致使泛区许多民众葬身水海，造成了人口的大量伤亡。
与此同时，侥幸幸存的难民由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频发，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导致黄泛区的人口急剧下降。
表4基本反映了豫东泛区人口变动情况。
从表4看，在这场人为的水灾中，河南泛区逃亡***-*****人，平均逃亡率为17.3％。
其中西华县最高近68％，扶沟县达55％，尉氏县为52％，太康县为32％。
这些流民，近者逃亡到邻近的乡镇、城市，远者逃亡西北各省，如陕西西安、宝鸡、眉县、凤翔、咸阳、渭阳、蓝田等地。
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调查，当时“逃往西北各省的泛区人口约在170万人左右，仅战后1946年1月17日至次年11月底由西北返耕的河南灾民，经官方接遣的就有*****人”。
据统计，至1947年黄河回归豫鲁故道之后，中牟、通许、尉氏、扶沟、西华、商水6县的人口总数仅为受灾之前的38％。
不少人虽侥幸避开了水灾，但却因饥饿、寒冷、疾病等原因死在迁徙流亡的途中。
泛区腹地，尤以鄢陵、扶沟、西华、尉氏等县劳动力丧失最为惨重。
鄢陵县的广大农村，人口死绝了1450多户；
扶沟县原有人口*****，因遭灾死亡者竟达*****多人，死亡率达25.5％；
西华县有近4000人惨遭淹死，出外逃荒者达20多万人；
尉氏县死亡率达26.8％。
据统计，黄泛九年间，豫东黄泛区20县，共计死亡*****人，死亡率为48％。
就黄河南泛对豫东地区人居环境的影响来说，抗日战争的延续，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加剧，使得黄泛区内人民生活异常艰辛。
频繁泛滥的黄泛区杂草丛生，村无烟火，野绝行人，一片荒凉。
广大人民生活状况极为凄惨。
例如，在太康县，1941年凌汛期间，“该段内农村田庄全被冲没者随处可见，居民十之八九外逃，残留者非老弱即妇孺，均以断垣废墟栖息，以草种水藻果腹。
田亩虽有因淤高而露出者，因籽种缺乏，人畜力不足，亦大都任其荒芜，遍生芦苇野柳。
留于其中之妇女，多以敌区负贩食盐，或利用池塘盐土制晒硝盐为生，跣足裸臂，涉渡泛水，苦情惨状，见所未闻。
至病者无资医治任其死，死者无地葬埋任其漂浮之情况，则更惨矣”。
在扶沟县，灾民们终日过着“独轮小车走天涯，风雪破庙就是家”的悲惨生活，甚至“壮者散四方，老弱转沟壑……将谷草麦秸磨碎取末为食”。
在鄢陵县，灾民们更是“迫于饥馑，无暇择食，每多以食毒野菜及观音土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秕杂食反为上馔。
食后面目浮肿，肌肤绽裂，或侵泌脱肛，伏地惨呼……并有以枝掏取腹粪，俾免秘结肤死，蔽体益属鹑衣白结，栖身不外野处穴居，厥状之惨，未忍卒述。
因之买儿鬻女，牵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于是寂寥泾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太康县常营镇洼李村原有150户、784口人。
1938年黄水期间，“淹、饿、病死460人，儿女被卖到外地58人，被杀吃11人，妇女改嫁的19人，死绝37户。
”1943年，蝗灾发生，颗粒无收，人民生活濒于绝境，饿死者不计其数，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状。
又据1943年老冢乡调查，全乡因灾荒饿死2205人，死绝244户，外出逃荒6486人，卖儿女217人，有100个自然村流行伤寒病，死亡435人。
扶沟县春荒发生时，“饥民在东西典当、卖尽、吃光后，只得挖野菜、剥榆皮、煮麦苗、吃雁屎。
人瘦得皮包骨头，脸色铁青，嘴里流股黄水就饿死了。
饿死的尸体，到处可见”。
鹿邑、淮阳一带情况略好。
夏秋之时泛水宽达百里，到了冬春季节大部分降落，农民可以在泥滩中播种二季麦，每年还有丰收一季的希望，尚能残喘而生。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黄河南泛，不仅导致了豫东泛区土壤、地貌的变迁，也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恶化了当地的人居环境。
就三者的关联来说，土壤、地貌是进行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壤、地貌的变异是农业生产无法维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业生产的破坏，直接导致农作物产量急剧锐减，泛区居民失去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源泉。
直接的后果便是大量灾民的死亡与逃离，并最终使人居环境遭到恶化。
从生态学角度看，历时九年的黄泛问题，不仅使泛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丧失了良好的人居环境，而且导致了泛区农业生态系统的崩溃，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永远值得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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