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家庭收入增长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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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时，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为13.2%，目前这一比重仅为4%。

韩国是亚洲国家当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农村劳动力的份额已降至20%以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相比，下降50%多，基本上完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

2．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需要

劳动力转移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进行的，每个转移阶段都和工业化程度密不可分。

目前，中国正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的社会转型时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城镇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加快城市化步伐的主要特征。

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特点：

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绝大部分转入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

二是“季节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或进城经商；

三是“跨地域流动转移”，真正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完全脱离农业向其它产业转移；

四是“农业异地开发”，即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进入经济发达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开发和进入周边国家通过“出口农民”的新措施进行劳动力的转移。

尽管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仍然较高，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

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有3·

5亿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为46·

9%。

按照中国农业现行生产技术水平要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

5亿人。

如果按照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农业劳动力10%的比重，则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2·

8亿人。

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

3．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近年来中国政府把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并且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针对“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

没有广大富余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并充分就业，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事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民增收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实现无疑是一种“多赢”的策略。

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8亿多在农村；

在7、2亿劳动力中，有3、5亿在农村，其中有1、5亿富余劳动力；

每年有近800万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入高一级学校，其中约有600万在农村。

提高近5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逐步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农村和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是增加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因为，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业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不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出来，一方面，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农村劳动力的从业需求，难以满足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增加收入的需要，相反，只会导致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降低，加深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矛盾；

另一方面，也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低下和配置效率损失。

而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转移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即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他们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资源配置从而产生新的配置效率，这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率和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并且，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绝对数量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会有本质的提高，农业也因此才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具有相对竞争力从而摆脱弱势产业的地位，这样会使得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增加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而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将逐步缩小，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1．经济收入因素

通常情况下，对农村劳动者而言，转移的首要动机和目的是寻求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进入城市则可以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因此，因此，一般来说，应该是越贫困的地区具有越强的迁移动机，从而有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出来。

然而，决定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转移不只是更高的预期收入，同时还受必要的转移成本的影响。

这些转移成本不仅包括从农村到正式在城市就业所需的一切费用，还应包括在此期间如果农民在家务农所能得到的收入，即转移的机会成本。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可分为包括办理三证的费用、交通和住房费用等在内的直接迁移成本和间接成本如心理成本，尤其担心个人安全和离开家庭的孤单感所造成的心理成本等。

中国学者蔡昉（2001）认为迁移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为寻找工作而支付的培训成本和迁移误工造成的机会成本等。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年来实行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后果。

多年来农民不能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教育培训服务。

农民外出打工需办理各种证件，费用约100～200元不等。

到了打工地，按当地政策办证，又要花100～200元。

加上来回车费，农民工外出打工人均花费接近1000元。

与此同时，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1000万人，还有400万的待业青年需要安排；

而且随着大中城市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出现了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越来越低这就导致就业空间的狭小，城市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歧视，城市公共设施的承载力及农民工素质的低下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

2．政策体制因素

政策体制方面的因素主要涉及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

城乡割据的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如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的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政策规定与操作办法，一方面对外来劳动力收费，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户口屏障保障本地劳动力，限制外来劳动力参与当地就业市场公平竞争。

有关调查研究表明，中国户籍制度一直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首要因素。

最近几年中国在积极的进行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约束有所放松。

中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

“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消除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阻滞作用，加快推进制度变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由于客观存在的制度惯性和部门利益冲突，使得制度改革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能够充分实现这样的一体化就业体系，则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推进。

3．人力资源因素

人力资源因素包括转移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

从年龄角度看，年龄对迁移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年轻人更多的愿意转移，且转移选择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转移及就业的概率会降低。

根据我们对中国广西百色市农村劳动力的调查（共发出问卷550份，收回538份，问卷有效率98%。

其中男性占61%，女性占39%；

外出务工的272人，占50.6%，未外出务工但打算外出务工的266人，占49.4%），从转移人员的年龄来看，26-40岁的人员比例最大，20-25岁的人员次之，41岁以上最少（见图1）。

可见，青壮年劳动力是转移的主体，特别是26-40岁的人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已结婚有小孩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外出务工成为他们谋生养家的主要手段。

图1百色市200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年龄特征

从性别和婚姻看，性别差异和婚姻在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就业选择中有显著影响。

根据中国学者严善平（2004）运用Rogers人口迁移模型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女性在地区之间流动的发生年龄比男性早，但持续发生的年龄段却比男性短得多，而且，年幼子女随父母迁移的现象不明显，中国前劳力对迁移率的贡献比其它国家小得多。

根据我们的调查，外出务工人员总体上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约占62%，而外出务工的女性仅占38%。

但年龄在20-25段的女性比例也比较多，这部分女性劳动力已从校门出来，有了较强的自理能力，正处在自强自立的阶段，因此大部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都会选择外出务工来解决个人与家庭的经济困难。

这几年来女性转移劳动力有增多的趋势，这与现代男女平等的观念有关。

在转移的女性劳动力中，则主要以未婚女性为主，已婚者比未婚者外出的概率小，已婚妇女由于生儿育女等方面的原因不大容易和不太愿意外出务工。

在人力资源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

在农民向非农产业流动过程中，文化程度越高，其就业空间越大，越易于学习和掌握先进知识和技能，越易于为非农产业所吸纳。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一个极为重要因素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低下。

根据2007年劳动力资源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具有以下的素质特点：

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偏低，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73%，高中文化以上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21%，大专以上文化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0.5%；

二是劳动技能差，没有专门的技能培训，劳动过程中主要靠力气与原始的工作方式；

三是就业观念落后，觉得能有个地落脚能混口饭吃就好，不想进一步花时间与资金提升个人能力，进尔提高就业层次；

四是法制观念、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外出务工过程中容易上当受骗；

五是缺乏进取的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能适应转移就业的需要；

六是部分农民不习惯于企业严格的时间安排、规章制度，难以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工作环境，因而工作变换较频繁，盲流现象较普遍。

表1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作的2006年和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问卷调查》的一些数据，从中可以发现，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而外出务工人员的人数占五分之二以上，即使参加过培训的人员，有相当部分也不过是简单培训而已。

表1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接受过培训状况（%）

年份

2005

2006

合计

没接受过培训

42.8

45.3

44.0

小于15天的简单培训

24.6

21.5

23.1

15—90天的短期培训

18.9

20.2

19.6

超过90天的正规培训

13.7

13.1

13.4

100.0

100.0

样本数量

5300

5130

10430

　资料来源:

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60.2%），其次是中专或高中（占22.7%），大专以上的比例很小（只占6.3%）。

（见图2）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地处大石山区的人员大部分是初中未毕业的，城镇周边的转移人员文化水平相对高一点，中专或高中学历的占一定的比例，还有少部分是大专生。

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技能不强，决定了农村劳动力难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难以提升从业的岗位层次，他们往往只能选择在建筑、运输等部门从事简单的低技能的体力劳动。

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看，61.8%的人是做普通员工，当技术员的略占10.5%，这部分人主要是从中专或高中出来的，有一定的职业技能；

只有少部分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见图3）。

图2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文化程度特征

图3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工作岗位特征

三、教育培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收入增长中的作用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战后，政府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更大努力。

7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

教育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使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良好的适应从事非农产业，也是日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

同样，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从19世纪末到1945年就完成了由使用畜力到使用机械力转变的农业机械革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90年代已经下降到3%以下，在此过程中，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教育与培训有助于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愿望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演进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过去更多地是受户籍制度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等因素影响，而在今天则是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如何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帮助劳动力克服流动的障碍和做出就业选择。

教育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

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农村人口从空间上向城市的移居，也是农村劳动力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过程。

尽管城市化的生活冲击着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理念，带来了农民工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受自身文化水平、专业技能的限制，离城市化的差距还很大，严重阻碍其转移就业。

为了使他们尽快完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必须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前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使他们尽早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

对农民工的教育不能只是简单地传授技术，除向其传授基本技能外，还要针对农民工的职业观念、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存能力。

通过法律常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法规、基本权益保护、交通安全、城市生活常识、就业指导和市场经济等方面知识的引导性教育，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遵纪守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熟知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形成对挫折、困难甚至不公平待遇的正确认识和客观态度，正确处理自身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生活，加快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

2、教育与培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拥有转移的人力资本

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无论是在二产就业还是到三产寻找工作，转移劳动力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

通常情况下，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其工作技能和对新技能的掌握程度都相对较高，能够较快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

而中国广大农村转移劳动力目前的人力资本状况，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专业技能方面都相对匮乏，我们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绝大多数人口仅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在专业技能上，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绝大部分在进企业工作前不具备一门技术，也没有获得过教育培训。

大量农民工缺乏教育培训，不仅使他们缺乏保护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在城市中生活的相关常识，而且使得他们的技能水平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致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需求巨大，技能型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无门，供需矛盾日趋尖锐。

较低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非农产业部门中难以找寻到适合且稳定的工作岗位，因此农村转移劳动力要想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持久性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这也就使得教育与培训这一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有效途径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教育及培训是保障农村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以及掌握从事二产和三产工作技能的重要途径，在提高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推进城市化发展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广大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向城市转移的生存取向不仅意味着其生活地域的变化，更意味着他们要具备全新的生存理念和在城市就业的各种专业技能，而理念的更新和专业技能的掌握需要教育及培训发挥应有的作用。

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

3、教育与培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减少回流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往往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各种原因，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并不是全部能找到工作或找到满意工作，总是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或遇到各种困难而退回农村。

迁移者能否在城市比较顺利地找到工作，呆下去，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人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般来说，迁移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要高于未迁移劳动力文化程度，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更易于迁移。

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虽然可能会发生迁移，但在外出就业、适应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因而平均在外时间不长、回流率高。

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使农民形成了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观念，农民通过转移培训，能使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使人的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掘。

通过培训，农民不仅可以拓宽个人技能和知识，填补个人教育与经验的空缺，提升个人在就业市场上的薪酬、声望和竞争优势，最终达到预期收入的实现，而且可使转移培训后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他们的文明意识、城市意识、全局思想和法制意识等，与现代城市步调一致，使思想及行为方式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从而融入城市生活。

4、教育与培训有助于转移劳动力家庭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培训、健康、迁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的四大要件。

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工资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

马克·

布劳格（Blaug，M）也说过：

“教育与收入之间正相关的普遍性是现代社会科学最显著的发现之一，也是少数几条适合于分析所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准则之一”。

国内一些学者对教育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

高文书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

卢志刚、宋顺锋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

栾敬东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

苏群、周春芳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

据中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研究发现，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低密切相关。

文盲半文盲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了21.3%，而中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贫困发生率只有7%--8%。

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在中国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对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显得尤为重要。

实践证明，非农产业比农业有着更高的劳动报酬，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

2002年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人均收入为438元，，对全年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1.8%，比上一年增长11.6%，而农业方面得到的收入增长仅为0.8%。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农村每输出一个劳动力，年净得现金收入5000元以上，相当于30个农民一年增收5%。

外出一人，可以致富一家；

外出一户，可以带动一村。

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质量的策略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也已经清楚地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转移的速度和质量。

文化程度越高，转移的领域就越广，速度也越快，质量也越高。

但由于受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教育基础薄弱，加上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足，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难以实现顺利转移。

因此必须采取教育扩张策略，在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和农村高等教育，提高农村新生劳动者和现实农民的素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中国政府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十分重视农村教育和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加大了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培训力度。

2003年9月，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六部委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该规划计划在2003—2005年期间对1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对其中的5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5000万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岗位培训。

在2006—2010年期间，，对5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但中国目前许多地方还普遍缺乏一种由政府资助的能够廉价地向农村劳动力提供基本教育需求的教育机构，面向农村劳动力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也并不多见。

除了在培训数量上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外，目前中国提供的培训形式，培训费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时间等也与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有很大差距。

由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有限，他们往往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即使有一些农村劳动力愿意花一定的钱来提升自己，但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