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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是在遵循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总和。

并非无所作为。

人道要效法天道,就管理者来说,“无为”是指人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过程。

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到达“无不治”的管理效果。

反之,如果人们行事不顺应自然而是凭自已的主观意愿违背自然而强为那就只会干扰、妨碍道的自然运行而招致失败。

“无为”是老派道家管理哲学的最高原则,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无为’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不论是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或社会文化管理,都概莫能外

道家反对法令滋彰。

认为国家政权为管理人民而制颁的法令规章越多,人们为现避、利用这些法令、规章而采取的手段越多,国家为禁制人民而使用的刑罚越繁苛,人们的反抗越强烈,社会也就越乱,越不安宁。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道家也反对以礼教作为治国手段。

他们认为,以德、礼治国,和以政、刑治国,同样是有为。

他们激烈地攻击‘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

他们认为要想使国家安定,民风淳厚,最好是‘绝圣弃知”,“绝仁弃义”。

第二“无为”的原则是适用于一切人的,但首先却是对上层统治者尤其是对君主的要求。

〈老子〉非常强调统治者、领导者自身的倡率作用,这和儒家的风行草偃论是一致的,很可能是受儒家这种观点影响的结果。

但是,儒家所讲的倡率作用,是以德率民,即以领导者自身的良好道德修养影响被领导者以化民从善。

这在〈老子〉看来,是导民有为、〈老子〉也同样重视领导者的倡率作用、但却是要导民无为。

第三,‘无为”作为一个宏观的管理原则,意味着国家对私人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采取不干预、少干预的态度,也即是采取放任的态度。

但老派道家提倡无为,不是为了更加发挥私人的活力和积极性,而是为了把私人的活力和积极性尽量减弱减小。

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他说,“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好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无为”作为道家的管理哲学的最高准则,它的管理心理学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无为”能减少管理的心理阻力。

只有“无为”而治,才能使下属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管理要求,避免引起反感。

老子认为,以智取天下,别人还之以智;

以力为出发点,别人还之以力。

“智慧出,有大伪。

”(《老子·

第十八章》)。

第二,“无为”可以减少冲突。

道家认为,过分的利益引诱,会导致相互争斗。

管理者既要满足下属的合理需要,又要防止贪欲带来损害。

老子主张“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

十二章》),主张生活简单,反对追求官能享乐。

管理者“无为”,“清心寡欲”,即不提供过分利益,就会有利于管理。

第三,“无为”在于充分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避免管理者主观干扰。

老子有句名言: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

六十章》)。

组织结构建立后,应明确各自的分工职责,充分发挥其作用。

管理者应适当超脱,避免主观、随意决策,不干扰日常的管理工作。

所谓“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

第十七章》)。

从“无为”这个最高原则,又派生出以下几个管理原则:

其一是“清静”。

要使管理活动能顺应道之自然,必须首先以清静、持重的态度处事,克服轻率、躁扰的弊病,不看准方向和时机,不采取行动;

而一旦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不轻易变迁、更改。

“清静为天下正”,“我好静而民自正”,“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以极其精炼、生动的语言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管理原则;

所管理的单位范围越大人数越多,情况越复杂。

管理工作就越加需要镇定、持重和有条不紊。

下面有乱是局部的,而上面是一乱则会乱及全局。

其二是“寡欲”。

《老子》认为多欲和纵欲势必要采取各种手段以求得欲望的满足,这就意味着在经济、技术、文化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为,而君主或统治者的多欲、纵欲必然要导致赋税、徭役的增加,这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有为。

同时,又将激起百姓的抵制、反抗,而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和不宁。

《老子》把“寡欲’看作是实现无为之治的一个先决条件,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其三是“下民”。

《老子》从古代的历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剧烈

社会变动中认识到: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因此,《老子》提出了统治者、领导者必须“下民”的管理思想,强调“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并且以百川归海做比喻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其四是“愚民”。

《老子》认为,人们智慧的发展必然使人类社会同原始自然状态相去日远,而且必然使人们更趋向于有为,使无为之治越来越难于实现。

因此,它主张要实行无为之治必须“愚民’,宣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不能知道)。

2.辩证的管理谋略

道家的辩证思想十分丰富。

有无相生,以退为进,欲夺固予,是古代管理谋略宝库的重要内容。

《老子》认为事物是运动的,对立着的矛盾双方在斗争中各依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强和弱、大和小、先和后、刚和柔……莫不如此。

《老子》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反者道之动”。

《老子》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他把这概括为“弱用论”,说,“弱者道之用”。

《老子》的“弱用论”包含着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哀者胜”—以弱胜强的基本条件。

《老子》说的“哀者”有双重含义;

哀痛和哀怜,或者说悲愤和同情。

前者指战争的弱势一方、全军、全国全民对强敌侵凌一致悲愤,同仇敌汽;

后者指它得到与国及中立同国家和人民(包括敌国中反对战争的人民)的广泛同情,也就是《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

为了创造这些条件,〈老子〉主张:

对内要教育群众,使本国军民都充分了解自己所进行战争的意义,并憎恨敌人的凶残和不义,从而树立起坚强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要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把前方、后方一切物质、精神力量都动员起来。

对外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和外交联络工作,多方争取支持和援助,联络友国,分化瓦解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把“哀者胜”由可能的条件变为现实的条件.

第二,“以正治国”——以弱胜强的基础。

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首先要做好内治工作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诸如将帅及各级军事干部的选拔、培养、考察,战士的征集、编组、训练,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准备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改善等.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事先做得越充分,战斗的实力就越强大.这就是《孙子》所说的:

来战先“立于不败之地”,或《老子》说的“无死地”。

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必须做得非常周密,切实,一丝不苟。

《老子》说的“以正治国”,正是如此。

《老子》对“以正治国”的要求很严,不但要求对大事、难事必须十分认真,谨慎地干,对小事、细事和似乎简单、容易的事,也不得周大意。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米;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慎终如始”,才能避免全部工作“于几成而败之”。

如何看待老子的“有为”和“无为”?

第三后动制敌——以弱胜强的战略、策略。

《老子》的“弱用’思想,除了要求“以正治国”外,还要求“以奇用兵”,即后敌而动。

伺机制敌的原则。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这里,‘主”指先发进攻,“客’指后发应战或防御。

防御也不是固守阵地同占优势之敌死打硬拼,而是可在强敌进攻下首先撤退,以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同强敌决战。

《老子》以“退尺”为喻,说明退却可以大踏步后退,以便远远甩开敌军,等待敌军实力减弱后转入反攻。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孰为此者?

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

”。

来势越猛,动作越大,衰竭就越快.我保存和储存实力,而敌人疲敝、衰竭,这就逐渐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使反攻胜敌有了可能。

中国古兵法书所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指的这种情况。

等待敌军暴露出弱点,然后转入反攻。

当敌军最初集中强大力量进攻肘,它的弱点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加以打击;

但在敌进我退、敌久不得手而躁急求战的情况下,弱点就容易暴露出来。

《老子》不仅主张以后发和退却等待敌军暴露弱点,还主张使用各种谋略制造种种假象以诱骗敌人上误敌人,以促使敌人暴露弱点它把这种谋略称为“微明”术: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这种‘微明”术的特点是:

要削弱、空耗或打击敌人夺取敌人的阵地,就先对它示弱,或者故意让它得点便宜,引诱它作出错误判断,轻举妄动,加速暴露出弱点,然后出其不意给予致命打击。

“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

“无为”地和“弱用”论是《老子》道家管理哲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无为”论包含着人们的管理活动要符合道之自然(实际上是事物的本性和规律),不可任凭主观意愿妄为、强为;

领导者或管理者要以身率下,不可一味靠强制手段进行管理;

管理者进行管理活动时要谨慎、冷静和坚定,不轻举妄动、频繁更张和朝令夕改,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带普遍性的管理原则,是管理活动一般必须遵循的。

“弱用论”包含着强和弱是互相转化的。

对于弱者来说,内而同仇敌忾,外而得道多助是以弱胜强的基本条件;

“以正治国”,尽量加强自己的实力,是以弱胜强的基础;

“以奇用兵”,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以弱胜强,转弱为强的有效手段,以弱胜强要后动制敌等等。

象这样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以弱胜强术,尤其是我国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稀世之珍。

《老子》提出有无相生的思想。

它说: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十章》)。

道家的“有无相生”的思想已为现代管理研究者所重视。

“有无相生”思想可帮助认识企业管理中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有”可理解为硬件设施,“无”可理解为企业中的软件,具体包括思想、精神、文化等。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从中得到启示,主张注重企业文化,强调“无形比有形更重要”。

3.清虚自守的领导品质

如现代管理学中一样道家注重提高领导者品质,慈、俭、退让是道家三宝。

《老子》67章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俭对后世的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或标榜自己慈爱百姓,节俭财用,或对此加以倡导。

老子“少私寡欲”的主张对后世的统治者起了劝解作用。

唐魏徵在向唐太宗上的“十思”疏中,提出了君臣要注意的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包含了道家清虚自守的思想内涵。

而“退让”既然是“三宝’之一,那就是有普遍适用性的;

不仅势弱的一方不应争上,抢先;

即使是力量较强的、占优挚的一方,也能从“居后”“处下”中得到更大好处。

在君和民的关系中,《老子》主张君先下民;

在国和国的关系中,则主张“大国以下小国”。

重民、爱民是道家的一贯主张。

《老子》49章说: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老子推崇的是没有私心,重视民心民意圣人。

《吕氏春秋》《顺民》篇认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

”《太平经》作者把“以民为本”作为管理的核心,“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

道家主张领导者要知人,更要自知。

《老子》33章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道家还主张领导者要稳重、清静,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成绩面前,领导要克服骄傲情绪,不要骄傲自满: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老子·

三十章》)。

因时因势而变,是管理中的权变思想,也是道家对领导者的一项品质要求。

老子以水为喻,提出因势而变的思想:

“上善若水。

..动善时”(《老子·

八章》)。

《吕氏春秋》写有《贵因》篇,把“因”提到重要地位,首次对它作系统论述。

 

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道家强调上下要相互依赖,协调一致。

《老子》39章指出了上下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贵以*为本,高以下为基。

”《淮南子》主张上下一心,“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诠言训》)。

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有“并力同心”的主张

汉初盛世:

《淮南子》“圣人之治天下也,非易民性也,循其所有而涤荡之。

故因则大,化则细矣。

禹凿龙门,辟伊阀,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

后稷垦草发苗,粪土树谷,使五谷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

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无敌于天下矣。

“因水之流”,“因地之势”,“因民之欲”,指的是要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但同时还要有人的主观努力。

《淮南子·

修务训》指出: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

禾嫁春生,人必加工焉,放五谷得遂长。

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鲸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之智不用。

唐初盛世:

唐太宗诏令中曾说:

“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

唐玄宗竭力推崇道家思想,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

他写道:

“圣人之无为也,因循任下,责成不劳,谋无失策,举无遗事,言为文章,举为表则,进退应时,动静循理……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

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

明太祖朱元革也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大讲“无为而治”,他说“君子之持身行事,国王治国以陈纲纪,岂无知而无为?

在动以时而举必善,君子可以利人,国王可以利万物,即爱民治国者也。

”其意是治国之君不是自己无知,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善于制订纲纪,举善去恶,以利济万物,治国安民。

上述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何作用呢?

无为而治。

松下幸之助、张瑞敏、现代企业“科层管理”、史玉柱。

信。

“返朴归真“、“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上下互信”、宽松环境。

俭。

反对多欲、纵欲。

欲既指物质之欲,也指精神之欲。

节欲。

慈。

关心员工。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利他主义。

不敢为天下先。

谦恭待民,对内人心服从,也可吸取员工或朋友中好的见解;

对外招敌,也可麻痹竞争者,便于己方准备。

4.注重知人的人力资源论

道家不仅指出“知人者智”(《老子·

三十三章》),而且总结了知人方法。

庄子曾借孔子之口提出了观人“九征”,讲了知人的九种方法,《吕氏春秋》据此提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知人法。

这是对先秦时期知人法的总结,也最为全面。

《淮南子》的主张与《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知人法基本一致,只是在考察的内容上要省略一些。

《淮南子》选取的是“贵”、“富”、“穷”、“*”、“贫”这5种境遇进行观察。

“六验”除“守”、“节”外,还考察“僻”、“特”、“志”等方面的品质特点。

唐代魏徵向唐太宗陈述的知人法,基本沿用了《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只是在内容上少去了“通则观其所礼”,“听则观其所行”2项。

道家认为善于用人的领导是谦下的。

“善用人者为之下”(《老子·

六十八章》)。

道家主张顺应自然,尊重人的不同特点,根据人的不同才能、特长任用人。

老子提出“无弃人”的思想: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

二十七章》)。

《淮南子》进而提出“因资而用”、“人得其宜”(《主术训》)的用人原则。

《太平经》在回答如何用人的问题上,提出“问能而仕”的用人原则,“各问其才能所长,以筋力所及署其职”。

5.善用众智的决策思想 

决策是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

作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

专制制度下,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君主一人之手。

而要保证作出正确决策,就不能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先秦道家主张领导者不自以为是,不自大自满,“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长。

二十二章》)。

这一思想暗含着听取众人意见的思想。

《老子》47章有“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之说。

《淮南子》对此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善用众智、众力是实现“知天下”,“见天道”这一目的的手段,“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

”(《主术训》)。

《太平经》注重沟通民情。

把民气上达作为是“太平”的征验之一,作者还建议设置类似如今“意见箱”的“封”,作为信息沟通的渠道。

在管理层内部,《太平经》主张“上下革谏”[1]君主纳谏,臣子直言,这在贞观统治集团治理中得到成功地运用。

明代朱元璋赞扬唐太宗“屈己从谏”,同时希望臣子能“尽忠进谏”[3]。

6.把握时机的时间管理意识 

先秦道家主张根据时势的变化而行事,“上善若水。

并且对时间的价值也有一定的论述,“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庄子·

知北游》)。

《吕氏春秋》认为时间一去不复返,事情的成功在于适时而作。

“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吕氏春秋》还把时间与成功事情的难易联系在一起,“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

”(《吕氏春秋·

孝行览·

首时》)。

汉魏时期道家著作中,对时间的价值有一定的论述,对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视。

《列子》认为凡事及时而作就昌盛,错过时机就败亡。

“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天符篇》)。

汉魏道家在其论述中还涉及到若干时间管理的方法。

一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最重要的事。

《列子》说:

“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

”(《杨朱篇》)。

二是见缝插针,提高效率。

《抱朴子》提出要充实自己的生活,“不饱食终日”,废除那些斗鸡走狗、畋猎博弈、迎来送往等与活动目标无关的内容,集中精力于目标活动。

“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

..息畋猎博弈之游戏,矫昼寝坐睡之懈怠。

”(《抱朴子·

外篇·

勖学》)。

在近、现代我们国家的管理水平相对于人家已有百年市场经济历史和经验的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比较落后,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和经验,当然,在科技领域,采取“拿来主义”当无问题,但在管理领域,要使先进管理理论能在我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就得要有一个“洋为中用”的过程。

这正如《晏子春秋》中所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

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这里面涉及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

虽然我们管理落后,但也不是一切都不如人家,如能真正我们经、史、子、集中进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考,对我们思路的开阔、谋略的感悟不会亚于现代管理理论的收益。

总之,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的同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把我国丰富多彩的古代管理思想作为创造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加以研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剖析,古为今用,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更充分体现我国特色。

参考文献:

[1]潘承烈,《借古人智慧增竞争潜力》,民族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2]周三多,《行政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四版。

[3]老子,《老子道德经》,万卷出版社公司,2009年1月1日。

[4]高路,《道家怎么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2月1日。

[5]冯海涛,《道德经智慧日用贯通》,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年1月1日。

[6]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解》,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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