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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金源文化”这一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符号，已经转化为振兴地方经济的助推器。
阿城市政府把“金源文化节”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加以利用，是这种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
也就是说，阿城人民已经把自己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定位于“金源文化节”，这对致力于金源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确是一件幸事。
金源文化节的定位，可以说是哈尔滨与阿城人长期以来对金源文化研究、宣传的结果。
这也充分显示了金源文化的研究方向必须走“学以致用”的道路。
无疑，这也是使我们的地方史研究和断代史、区域史的研究走出困惑、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光明之路。
然而，何谓金源文化，“金源”的含义是什么？
金源文化的内涵、定义、性质、范畴究竟应如何解释？
等等诸如这些学术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冷静的思考和不断的深入研究。
就金源文化的概念而言，人们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对何谓金源文化，以及“金源”一词的来历，金源文化的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加以探讨，并就教于学术界诸位方家同仁指正。
一、金朝的国号为“金源”一词的来历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或异族所肇创的政权，莫不以定立名号作为天命所钟、人杰地灵、万民拥戴的象征和首务。
也就是说，历朝历代在建立政权选定名号之时，对其起源与取意，都隐含着一种极特殊的意义和背景。
一个国号很可能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血液、精髓、本质。
公元12世纪初，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生女真人完颜部，在其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于1115年正月在今哈尔滨市东南阿城市南郊的阿什河畔称帝建国，并确立了大金国号。
阿骨打之所以采用汉语译名，以“金”为国号，是具有特殊的理由和意义的。
许多文献都说明了阿骨打选定“金”国这一名号的政治目的。
众所周知，辽国以镔铁为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之时，惟金一色最为珍宝，不变不坏，故而取国号“大金”。
然而，这仅仅是“金”国号的政治目的，并非是“金”国号的本义。
北宋人徐梦莘在其所编著的《三朝北盟汇编》一书中曾有如下记载：
“女真人取金为国号的献议者，是出自于辽国的旧臣，即投降阿骨打的渤海人杨朴。
他向阿骨打等人献议时说：
女真人完颜部的发祥地有水，名阿禄祖（阿勒楚的同音异写），其本义为金，以水产金而得名，故当以此为国号。
”
金国号起源于女真本土有水产金之说，这符合“人杰地灵、地育圣祖”的心理背景。
“金”作为一种神圣的象征，这是一个激动民族之心的名号，“金”在“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中居首位，“金”能克铁，而“辽”之国号乃为镔铁之意，因此，女真人取“金”为国号当有必取代辽国，或克灭辽朝之深刻的含义。
这是按照传统的中华故土上的阴阳五行德运图说的相生相克的原理所得出的结论。
阿禄祖水就是清代的阿勒楚喀河，亦即金代的按春水，这条水由于汉语译音的不同曾被同音异写成“按出虎、安出浒、按春水、按车骨、阿术浒、阿禄阻、阿勒楚”等，现写作“阿什河”。
今阿城市这一地名就是根据阿什河而得名，所以阿城的本义应译作“金城”，因为“按春、按出、阿术”均为女真语，译成汉语为“金”的意思，按春水、阿什河的直译即为“金河”或“金水”之意。
今北京市天安门前有金水河，金王朝曾在北京市建都。
有人考证此金水河可能是女真人在当年由阿什河畔迁都北京后，地名随之侨置于此，以后又经元、明、清沿用至今。
因为在金王朝以前的历代王朝的宫城之南很少有金水河之称。
今北京故宫的金水河当源于金代无疑。
女真人根据水名而将国号名金，不仅如此，还把整个阿什河流域看作金国的肇兴之地，故又有“金源”之称。
《金史•地理志》载：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曰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
”女真人入主中原建都燕京之后，遂将今阿什河流域称为“金源内地”。
所谓“金源内地”，即指金朝发源于此，而“内地”即为故地，是指金朝南迁后将政治中心确立于燕京之后，反思故里，回溯历史的一种怀旧心境的表露。
因此，金王朝还相继册封了一些出身于金源内地的女真贵族，如金源郡王、金源郡国夫人，等等。
如金源郡王完颜娄室、金源郡王完颜忠、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等，都被冠以金源名号。
此外，生活在金上京周边的人，还常自喻为“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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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城金上京故址出土的“宝严大师塔墓誌铭”就有“金源荣昌”的字样，而在阿城市东北松峰山金代道教遗址中出土的曹道清碑中则有“金源杨士才刊”的字样，说明金源一词已被广泛应用。
在今哈尔滨所辖的地区内，保留有大量的金代郡王一级的墓葬及石人、石羊、石虎、龟趺等。
此外，在今阿什河流域还出土了大量刻有“金源”字样的铜镜与碑刻。
由此可见，“金源”一词早在金代即成为官方对今阿什河流域的定称。
所谓的金源文化，不过是今人从历史与文化地理的角度，对今天哈尔滨市与阿城市所辖地区内的金代文化的总称。
金源文化无疑也是作为阿什河流域及哈尔滨地区曾经辉煌过的文明历史的代表，是哈尔滨历史上的骄傲。
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流域文明，是与江河之水域密切相关的一种文明。
当代人将这种历史上的文明统称为文化，并附加在金源一词之后，因此也就有了“金源文化”一词。
目前，金源文化已成为人人皆知的词汇。
岂不知，这一词汇是古人与今人的复合之作的结果。
那么，什么是金源文化呢？
金源文化的物质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回答的问题。
二、何谓金源文化
我们认为，要想弄懂什么是金源文化，首先要弄清金源文化的内涵。
根据金源文化的内涵才能准确科学的为其定义。
有些人喜欢从地理区位的角度为其定义，有些人则从流域文化的角度或历史地名角度为其定位，更有学者从历史行政区域上和民族文化特征的角度为其定位。
由于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金源文化的内涵与实质，于是就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为金源文化定位和界定的理论与观点。
迄今为止，有关金源文化的内涵、性质、范畴与概念的界定与定位十分繁杂和混乱，有些定义与定位很不科学，现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兹列如下：
金源文化学者李建勋先生认为：
“金源文化，是指11世纪至12世纪中期以金上京为中心地域的女真民族文化。
……金源文化是保持着女真本族的文化特质，同时又先后吸收契丹、渤海、汉族文化而形成的具有统一的、多元的、过渡的特色的文化。
与当时女真族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崛起相适应，文化上也呈现出急剧整合的状态。
以海陵贞元迁都为界线，前者为金源文化时期，后者则为金代文化时期。
金源文化的地域代表类型是金上京会宁府文化；
金文化代表类型是金中都及河东南路平阳府地区的文化。
”[1]
我们认为：
李先生的上述金源文化观的地域定位，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将金源文化界定在海陵迁都前后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
他认为，金源文化是指11世纪至12世纪中叶，也就是说他把金源文化的出始与终结的时间确定在女真族建国前夕的一个世纪。
我们认为金源文化应该从金朝确立国号开始直到金朝灭亡。
更明确地说，在有金一代的历史上，作为金源故地的一方水土，围绕着金上京为中心的文明和文化就是金源文化。
金源文化不是金代文化。
它是金代文化中以金上京为中心的一种区域文化。
这种区域文化，必定要有一个文明中心作为它的文化代表，那就是金上京的都市文明。
实际上金上京文明，就文化而言是一种复合文化现象，勿庸质疑是多民族文化的复合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不是仅具有女真民族文化特性的一种文化。
李秀莲同志则认为：
“金源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粒子，它具有一般文化的共性，构成宽泛而复杂，囊括了以女真民族为核心的诸多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并把创造文化行为包括在内。
金源文化作为具体的、客观的文化存在深受自然环境影响。
”“金源文化首先是因地而定名的，金源文化的原生地就是金代发源地的文化。
”“金源与封号连带昭示着荣誉与尊崇，这是金源超出此名的又一层含义……把爵位与金源列齐已表明女真人追思文化源头的意蕴。
”李秀莲同志对金源文化原生地含义上的界定，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李秀莲同志关于金源文化的时空概念则是模糊的。
有的先生认为：
“金源文化，是满族先世女真人在其发祥地按出虎水所产生的以游牧渔猎和征战为主要特征，后来又融汇了汉文化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小而言之，包括以按出虎水（今阿城地区）为核心的‘白山黑水’间的那种以女真完颜部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
大而言之，则包括秦岭、淮河以北金朝统治区内以汉文化为主体又独具女真特色的多民族文化”，“狭义地讲，金源文化是以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流域为核心，广泛吸纳白山黑水间各民族文明成果又独具女真完颜部特色的北方游牧渔猎耕战文化；
广义地讲，金源文化是金朝统治区内各民族大融合的中华共同文化。
前者指以女真本土特色为主流的地域文化，后者指不断被汉化了的渐失女真本色的南北合璧文化。
金源文化主要包括基础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经贸文化、历史文化和军政文化等。
”[3]
也有人认为，这种狭义和广义说的金源文化都有些过于宽泛，无论就地域和内容而言，都显得空阔，给人一种金源文化有空中楼阁之感。
明显看得出来，此论是想把所有的中世纪发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文化全部包容在内，并从无限时空中寻找尽可能不遗失的金源文化因素，结果恰恰相反，这种金源文化观愈发令人大惑不解。
必须指出的是，靳文还将女真人的所有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形态也包括在内，把渔捞、农耕、畜牧、狩猎、采集、征战都囊括其间的做法，实则为画蛇添足。
还有论者认为：
“金源文化是以女真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广泛吸纳和融汇了中原文化及其他民族、部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形成了自己独具时代和地域特点的新北方文化。
它是以金上京所在地的阿什河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其影响涉及东北乃至中原，但主要影响仍在黑龙江南部和吉林北部。
从时间上说，是指完颜部定居安出虎水流域至海陵迁都，近百余年所形成的统一多元的过渡型文化。
”[4]
这种对金源文化的界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尤其是将金源文化的地域概念界定在黑龙江南部和吉林北部的做法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地域概念大体与金上京会宁府所辖的地域相同。
然而，有的同志所提到的“新北方文化”及金源文化的出始时间则值得深入推敲。
以下还有几种观点，均属概念不清，逻辑混乱，语义雷同，仅作简单介绍。
易和先生认为：
“金源文化，自然是指金源故地上女真人的生活状况。
金源文化涵盖金朝历史，但更强调的是女真人的生态景观，他们的生态观念、生活习俗，包括婚丧、围猎、祭祀、交往、礼节、饮食、服饰、居住、娱乐等。
不能把金国历史等同金源文化，但金源文化包括金国历史。
金源文化必须独具特色，否则就失去这个名称意义。
”[5]
梁友先生认为：
“金源文化自然泛指生活在金源故地上的，女真人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
张起泰先生认为：
“金源，顾名思义，金者，立大金帝国之女真族也；
源者，初也，金源文化即金代初期的文化。
就时间而言，应从女真族完颜部四世祖绥可，率部西迁至安出虎水（阿什河）流域定居之后至建立大金国至多延至海陵王迁都北京为止，这百余年时间，正是女真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蓬勃向上发展的阶段。
就地域而言，应是女真族肇兴之地阿什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带，这里是金源故土，即金源文化的源头，发展的基地。
金源文化外延表现形式是极为丰富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民族习俗、饮食娱乐等诸多方面。
而金源文化内涵核心则是创新图变，开拓进取，兼容并包，奋进不已。
金源文化之特征则是浓烈的山野之风。
总之，有关金源文化的概念，如从地理位置方面去理解的话，金源文化的地域概念应是以阿什河流域为中心、金上京城的文明为核心，包括今拉林河流域、呼兰河流域、松花江中游左右两岸。
其范围大致是：
东至牡丹江、西至第二松花江右岸，北至呼兰河上游，南至吉林市地区。
这一地域正与当时金代上京会宁府行政区划所辖的地域大体相当，这是金源文化的空间概念。
关于金源文化的时间概念：
我们认为它既不等同于女真族文化也不能等同于金代文化。
从时间上看，金源文化应从金代建国开始算起，直到终金之世，在金源这一地域内所发生和产生的金代文化以及与人文相关的所有的活动行为与人物事件，都属金源文化的范畴，这就是金源文化的时间概念。
我们认为，金源文化的时空概念依如上述，只有在明确了金源文化的时空概念后，我们方能不断地研究和发现它的内涵与文化性质。
从金源这一地域所发现和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字记录中，我们不难看出：
金源文化总体特征是一种多元多流文化的复合体。
说明以女真族为统治民族的金王朝在致力于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同时，对各种先进的文化都表现出了无限崇拜和渴求、占有的欲望。
致使在金朝初期的短时间内，女真人能够将原来荒凉的阿什河流域迅速转变成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区域。
无论这种转变是以什么方式来完成的，但它毕竟是一种把荒凉改变成为文明的转变，并且使这种文明在这里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今天在金上京周边所出土和遗留的众多的文化遗存，都是金源文化的代表。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在800年前这一地区的文化成就是多么的发达，无论是宗教、音乐、诗歌、文学故事、艺术、雕塑、碑刻、铸造、工艺、美术、建筑都显示了古代社会的都市文明空前繁荣的程度。
如果有人问：
什么是金源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清楚地告诉他，所谓金源文化的内涵就蕴藏在金上京地区出土和尚待发现的精美绝伦的各种艺术品种和各种文物中。
我们认为：
对于金源文化内涵的理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我们长期的观察、揣摩、分析和研究，才能不断地加深我们对金源文化内涵的重新认识。
要想知道金源文化，必须从了解金源文化所遗留在地上地下的文明碎片中开始。
三、灿烂的“金源内地”的物质文化
金王朝建立后，以今阿什河流域为中心的金源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阿什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城市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并形成了以金上京城都市文明为核心的金源文化。
遗憾的是历史上有关金源文化概貌的文献记载几乎是寥若晨星。
然而，在金上京地区内，其地下与地上的遗存和遗物却异常的丰富，这些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证明金代的“金源内地”文化曾经是辉煌和灿烂的。
根据考古调查所知，仅在今阿城市即金上京的周边地区，包括今五常、双城、宾县、尚志、呼兰、肇州、肇源、肇东、方正、木兰、巴彦、通河、依兰等县市共发现金代古城300余座，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见当时金源城市文化之繁荣景象。
（一）金源地区的古城文化遗存
目前为止在今阿什河流域及哈尔滨地区的周边已发现和认定金代古城170余座，这些古城以今阿城市南郊的金上京城为中心，以松花江干流为主线，其左右两翼的大小支流，如呼兰河、木兰河、阿什河、加板河、蚂蜒河、拉林河、运粮河、马家沟河、何家沟河均分布着大量金代古城，并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城镇文化网络。
金上京古城平面呈“凹”形，周长近10公里，古城内外原居住有10余万人。
皇城坐落在南城西北角处。
其中有大型的宫殿建筑遗址5处，第五殿址为金代的五云楼遗址，金朝曾在此地为都38年，历经4个皇帝，现存有高大的城垣遗址。
除此之外，周长在1.5～4公里的古城不下100余座。
古城内外出土了大量的金代文物和建筑饰件，有琉璃瓦、青砖、布纹瓦片、瓷片等，遍地皆是，俯拾可得。
从古城规模和城镇布局上看，这些古城构筑有高大的城墙，城垣是按照非常标准的营造法式筑成。
在城门处用了大量的青砖和各种板瓦、筒瓦。
城墙上还附设有雉碟和角楼，垣外侧掘有宽而深的护城壕，城内有完整的街道布局痕迹，市场、寺院、街道等各类遗址均能容易地辨认出来。
（二）金源地区的陵墓及贵族墓地
在以今阿什河上游流域为中心的周边山地分布有许多山陵、贵族墓地及大量的平民墓地遗址。
据不完全统计，山陵有近15处。
贵族墓地近50余座，平民墓地则不计其数。
山陵主要是集中在今阿城市东部山区，即今阿什河源头及海沟河上游地区，贵族墓地则分布在今呼兰市、宾县、方正县、双城市、五常市及哈尔滨市郊区一带。
这些山陵与墓地前均有大量石像生、文武官员、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香炉、石猴、石棺等遗物。
坐落在上京城西南角的阿骨打陵地已被阿城市开发为游览观光区，并修耸一新。
实际上，阿骨打的陵墓共有3处，上京城西南角处的陵墓址是其第一葬地，由于当年阿骨打死于征战的途中，路途遥远，只好草草葬于京城之西南角。
从其陵墓周边的环境分析，这处葬地无疑是一种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葬地。
后来金太宗吴乞买死后，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与自己的哥哥太祖阿骨打合葬一处，《金史》中是为合陵，地在金上京之东北胡凯山。
此山即今天阿城东北的阿什河源头的老母猪顶子山，实为老兀术顶子山。
兀术即完颜宗弼，是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所谓老兀术当必指阿骨打无疑。
笔者曾于1996年实地调查了老母猪顶子山上的大型金代陵墓地，亲眼目睹了当年盗掘陵墓的现场，有一巨型石棺，中分为两穴，长2.5m，宽约1.6m。
石棺恰可容纳2人的遗骨。
当与《金史》中所记的合陵者正合，可以认定此老母猪顶子山上的金代陵墓必是阿骨打与吴乞买的合葬地无疑。
1153年，海陵王将金朝的都城南迁至燕即今北京，与此同时他还将诸王陵从今阿什河上源迁至北京的房山县大房山地区，完颜阿骨打的第三处陵址即在此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在哈尔滨近郊区发现的完颜宴的夫妇合葬墓，以及哈尔滨郊区的香坊的金代墓葬，均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丝织品、金银器、鎏金马鞍，精美的玉器、骨器、玛瑙、瓷器等。
（三）金源地区的铜镜文化
在金源地区内出土了大量的各类文物，其中尤以金代铜镜更具典型的文化特征，在各古城内共出土了2000余面金代铜镜，主要收藏在今黑龙江省博物馆及金上京博物馆，以及民间的收藏中。
金代铜镜的背面纹饰往往用高浮雕范铸而成各类故事体裁和艺术体裁的纹饰。
其中尤以故事体裁为多。
如“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月下闻筝、许由巢父、伯牙听琴、瑟琶记、舞台镜、抚琴镜、双龙镜、双鱼镜、童子攀枝镜”，等等。
这些图案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金源地区女真人市井生活的场景。
金上京地区出土的铜镜，如按其纹饰分类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
1.双鱼镜，其图案为双鱼（多为双鲤）相向回泳绕钮，间衬以波浪、花草等，大致有4种形式：
其一，为水波纹相衬的双鲤纹；
其二，无水波纹，反以花草缠枝纹相配；
其三，在水波纹之间配以荷叶和草萍；
其四，主题不是双鲤，而是一种大头短尾的双鱼纹饰。
双鲤镜最早出现于唐宋时期，而盛行于金代。
据不完全统计，仅金上京附近出土的金代双鲤镜就有近百面之多。
在金代铜镜中的双鱼为图案的铜镜出土的最多，说明金代女真人尤爱双鱼，其内涵令人深思，双鱼纹在传统文化中又是富裕、幸福、美满、祥和、多子多孙的象征。
2.龙纹镜，其图案主题为双龙或单龙，间衬以卷云纹。
前者龙身曲扭作戏珠状，后者张牙舞爪，如飞腾于云雾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各藏有一面鱼龙变化镜，二镜均为尤首鱼身，且有飞翅，相向作飞跃状，间衬以波浪。
另外，吉林省珲春市春化乡金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四龙镜，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还存有龙鹤镜。
龙镜的出土数量仅次于双鱼镜，不过在金上京地区和上京城内出土的较多。
上京是金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金朝初期建国的首都，在有金一代，上京一直处在五京之首的位置上。
各种以龙纹为图案的建筑饰件及文物不断出土，在金上京地区之所以发现了如此众多以龙纹图案为主的文物，说明金上京的毁灭与战争有关。
不然，在上京城里不会出土如此众多精美的龙纹文物。
龙纹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象征。
这是以龙为图腾的华夏族和北方民族最后走向合流文化特征之一。
黑龙江省是我国惟一以龙命名的省名，黑龙江是我国的第三条大河，围绕着龙与黑龙江的历代传说的故事举不胜数，尤其是辽金两朝有关龙的传说尤甚。
黑龙江这一地名最早出现在《辽史》与《金史》中。
由此可见，金上京的金源地区之所以出土了如此多的龙纹镜，除了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以外，更重要的是当与女真人对黑龙江与龙的传说和信仰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关于龙文化的内涵历史渊源具有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
（3）童子镜，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金以前不见，可能为金之首创，常见图案有：
双童、四童攀枝、童子戏花、双童采莲等。
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文管所及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均藏有大定五子镜，其造型别具一格，堪称精品。
此镜为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所铸。
大定五子镜的艺术构思别致新颖，造型布局精巧得当。
其图案纹饰完全摆脱了唐、宋缠枝纹的影响束缚，以大定通宝为主题，配以五个童子，这充分反映了铸镜者颇具匠心的构思，将其对出现的繁荣、昌盛、安定局面的思想意境，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在铜镜上。
刻画在金代童子镜上的童子形象都是面容圆润，体格健壮，姿态生动，整个画面都充满了一种喜气热闹，富贵延年的气氛。
（4）人物镜，即以人物为主题，酷似一幅写生画，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其题材多取自历史和民间故事、唐宋传奇。
如“柳毅传书”、“八仙奏乐”、“放风筝”、“张生煮海”、“许由巢父”和“牛郎织女”、“鞠球射柳”、“琵琶记”、“仕女观鱼”、“龟鹤神鹿寿星”等；
亦有反映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铜镜故事。
人物镜最早出现于魏晋，发展于唐宋，而金代则开始流行。
（5）四兽飞雀镜，其中有四兽铭文镜、四兽花草镜、飞雀连珠镜、雀绕花枝镜、吴牛喘月镜、海兽朝云镜等。
金上京博物馆还藏有一面四兽铭文镜，且明确标明为金承安三年（1198）所铸，其年代已进入金代晚期。
（6）花草镜，这类铜镜源于汉而盛行于唐宋，金代则比较少见，其图案趋向于简化。
金上京博物馆藏有菊花镜、缠枝牡丹纹镜、忍冬牡丹纹镜和“”字符号牡丹纹镜。
（7）铭文镜，即以铸造文字图案为主题，如黑龙江省绥滨县出土的一面铜镜，铸有“以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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