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差距分析的方法论用阶级结构的观点分析日本的差距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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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差距分析的方法论用阶级结构的观点分析日本的差距现状

经济差距分析的方法论

用阶级结构的观点分析日本的差距现状

一序言

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随之扩大。

关于差距和不平等问题，理论界从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因素论证其相关关系及产生的影响。

日本小泉内阁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归为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老龄化家庭增加的统计处理问题这种表面现象，否定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政策上实施的“结构改革”。

但是，从统计数据及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出，差距扩大现象不容否定。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08年度劳动经济白皮书》里指出了差距扩大和成果主义工资制度的弊端，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完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经济增长的成果表现在扩大就业、增加工资以及缩短劳动时间方面，应注重尽量满足劳动者愿望”，并认为在劳动力弹性化和流动化过程中形成的重视成果和业绩的工资制度“不一定成功”。

本文首先概括日本社会存在的经济差距现状，在参照资本积累历史过程的同时，利用原理总结这一社会现象的特征，其中特别注重“阶级结构”观点。

本文力图不拘泥于个别微观现象的片面分析，而是以更宽阔的视野，总结能够反映阶级结构客观事实的原理特征。

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路线下的现代贫富差距的真相

差距问题的现状可以通过统计数字窥见一斑。

2004～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持有金融资产100万美元（约合1.2亿日元）以上的“亿万富翁”或富裕阶层为124万人，这一阶层拥有可自由支配的资产包括不动产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现金、储蓄、证券及债券形式有价证券等。

另一方面，同一时期需要提供生活救助的有142万人，作为贫困阶层，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持正常生活，因而不得不依赖公共救助。

此外，年收入在300万日元以下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数的近一半。

同时，日本作为全世界最勤劳的储蓄国家，由于家庭收入减少，生活贫困，零储蓄家庭占总数的23.8%，即将近1/4的家庭陷入无生活储蓄的不安之中。

（一）现代贫富差距显著扩大

1.日本社会差距显著并呈迅速扩大趋势

日本厚生劳动省每三年进行一次“收入再分配调查”，2005年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正在急速增大，基尼系数中初次分配为0.5263（2002年为0.4983）、收入再分配系数为0.3873（2002年为0.3812），均为最高水平。

差距扩大的倾向始于1990年，近年来急剧扩大（见表14-1）。

此外，还可将家庭按照收入从低到高的排列分为五组，这种五分位法可以反映收入分配的偏重及差距倍数的变化。

1999年的数据显示，最富裕的20%阶层拥有日本经济财富的一半左右，而收入最低的第一组仅占0.8%，社会财富分布明显倾斜。

表14-1日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变化表（基尼系数）

从图14-1可以看出日本最富裕阶层和最贫困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倍数的变化。

如用1999年最富裕层的48.8%除以最贫穷阶层的0.8%，得出差距倍数为61倍，将其与之前20年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1981年差距倍数仅为7.4倍，1996年扩大到33.2倍，1999年扩大至61倍，日本社会20年来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状况一目了然。

图14-1日本收入差距倍数变化

2.美国收入差距扩大情况

倡导资本全球化的美国也与日本相似，经济差距扩大化倾向非常明显。

如图14-2所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了经济发展，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根据五分位法分组显示，20年间最贫穷阶层减少了15.9%，中间阶层也相应减少，但最富裕阶层增加了13.2%，财富占有率也相应增加，美国经济财富的分配严重倾斜。

图14-21976～1996年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以上说明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财富的分布和收入分配状况，可以看出20年间的历史发展趋势。

下面将进一步分析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

三劳动规制放松与贫富差距扩大倾向

（一）不稳定就业劳动力激增

目前，随着日本经济的恶化，日本劳动者所处的就业环境严峻，就业状况不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恶化，生活贫困，人际关系疏远。

完全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5%的高水准，完全失业人数高于200万人，这使得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式就业劳动者和生活难以为继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派遣劳动者、合同工、临时工）之间形成了严重对立。

派遣劳动者则是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不稳定就业形式的典型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营利目的而出租劳务的“劳务出租业”受《职业安定法》约束被禁止。

但是1986年7月《劳动者派遣法》的实施，使“劳动力出租业”这一雇佣形态重新复活，允许软件开发、翻译等13种行业采用“劳务派遣”雇佣形态。

为了使劳务派遣原则上自由，1999年相关法律彻底修改，于是大量正式员工被转成派遣员工，形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解雇的、没有权利保障的不稳定就业劳动者阶层。

图14-3体现了正式就业人数和非正式就业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正式就业人数逐年减少而非正式就业人数逐年增加，约每三位劳动者当中就有一位是非正式就业劳动者，雇佣形态不稳定。

图14-4表现出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非正式员工工资水平不到40～50岁男性正式员工的一半。

图14-3正式劳动人数与非正式劳动人数的比较

图14-4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差距

（二）“劳动贫困层”（WorkingPoor）急剧增加

近年来，不稳定就业形态出现了新特征，即“劳动贫困层”（WorkingPoor）急剧增加。

劳动贫困层是指无论处于就业状态还是失业状态而被视为公共救济对象所规定的“贫困标准”以下的收入阶层，即无法维持生活，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贫困劳动者家庭。

其中处于就业状态但收入在生活保障基准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在1997～2002年的5年期间就增加了124万户。

目前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如下：

“派遣劳动者”年平均200万日元（为劳动者总平均值的一半左右），派遣劳动者以外的临时合同工、小时工等不稳定就业的劳动者年平均工资为100万日元左右。

2004年，年收入300万日元以下的劳动者占48.3%，列为公共救济对象的家庭656万户，每月生活保障费用约为16万日元（东京都标准），一年为192万日元。

大部分非正式就业者的收入只能达到生活保障标准或低于标准。

根据2005年度京都总评与佛教大学金泽研究室对京都市所需必要生活费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日本实际消费生活水平，20～29岁的单身家庭（租赁1K[1]居室）每月必要生活费约19.7779万日元，年收入应达到237万日元左右。

拥有15岁及9岁两个孩子的40～49岁的家庭（租赁3DK居室），每月必要的生活费为48.2227万日元，年收入应在578万日元左右。

如前所述派遣劳动者年收入仅约为200万日元，与实际必要生活费相差甚远，无法继续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再生产活动。

京都市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2]为682日元/小时，按每天8小时、工作22天计算，月收入应为12.0032万日元。

日本全国平均工资是每小时673日元，一周工作40个小时，每月22个工作日，每月的收入大约为11.8448万日元。

尽管国家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但并未满足日本宪法第25条所规定的最低限度保障健康文明生活的条款，形成了同宪法相抵触的异常现象。

这种贫困现象归咎于制度不完善，应追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

（三）抑制工资收入与增加剩余价值收入引发的差距急剧扩大

下面分析因收入种类不同而引起的差距扩大的倾向。

图14-5根据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绘制，反映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红利和员工工资的分配差距变化，说明了1980～2007年大企业的经常收益、分红、经营者薪酬（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与奖金）、职工工资的变化。

图14-5大企业的经常收益、分红、经营者薪酬以及职工工资的变迁（1980年度=100）

1980～2005年间各种收入形态的变迁趋势可总结出三个具有特点的变化期间和形式。

第一期为1980～1990年，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相对应，各种收入都增长2～2.5倍。

第二期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2001年，即被称为“失去的10年”，企业收益明显减少，职工工资、股票分红低迷，但经营者薪酬保持坚挺，比1980年增加了3～4倍。

第三期为2001～2005年，企业收益恢复，股票分红与经营者薪酬显著增长，但职工工资较低。

从25年各种收入的总体趋势来看，股票分红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抑制，2002年以后急剧增长，大企业增长了6.1倍，中坚企业（资本金1亿～10亿日元）增长了11.3倍。

大企业经营者薪酬增长了5.8倍，中坚企业增长了2.4倍，中小企业（资本金不到1亿日元）维持在2.1倍的水平。

与此相对应，所有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只维持在2倍水平左右的增长。

总之，这一时期在推行企业规制放松及劳动规制放松的改革背景下，通过资本家和劳动者阶级结构基础上的经营者薪酬、红利和职工工资等收入种类变迁，可以看出分配差距逐渐扩大的结构性趋势，立足于阶级结构观点掌握这种长期趋势极其有效和重要。

四如何看待贫富差距——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的观点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特别是2001年第三季度以后（小泉政权的“结构改革路线”时期），经济收入差距出现显著的变化。

问题的核心在于，与1980年股票分红增长6.1倍、经营者薪酬增长5.8倍相比，工资水平只增长2倍，这种收入差距明显增大的程度和急剧扩张的倾向，远远超越了当时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出现收入差距时所分析的原因。

（一）“经济人”假设方法的局限性

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差距问题通常被解释为通称的“经济人”（homoeconomics）所具备的属性，即能力、勤奋和努力的程度及运气、机遇等。

一定程度的差距或不平等现象，无论是作为一种机会或者一种结果，均被阐释为“个人责任”。

但是当前的差距问题若归于上述原因，而IQ、学习能力、工作时间、学历或者机遇等差别无法进行客观说明。

美国经济学者LesterC.Thurow指出，美国经济差距的不平等已经不能用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来解释，实属“经济学的不可思议”。

日本政府所主张的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高龄人口增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也不能作为这种现象的解释。

老龄人口自然的逐渐增加只是一种人口结构上的原因，无法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倾向和程度。

（二）仅由收入差距表示隐藏了阶级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关注收入范畴会隐藏阶级结构的深层含义，即把“工资收入”、“事业收入”、“农民或家庭内部劳动收入”、“财产（资产）性收入”等全部作为抽象的“收入”，将同质化的附加价值可分配部分仅作为货币收入来认识的话，无法从根本上反映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的“工资”和“利润”的本质差别，抹煞了不同的收入源泉和性质。

“工资”是由体现劳动力价格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生活费）所决定的，而“利润”是被经营实体占有而不用来支付劳动价值收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工作量制度即“成果主义”方式规定下，利润是具有独特性质的收入。

仅通过收入差距这一指标容易混淆收入源泉的本质差异，因为劳动者领取的工资、经营者所领取的薪酬、股东分配到的股票分红，这些全部被归类于“收入”。

因此，有必要表现出阶级结构的范畴（见图14-5），表14-1、图14-1所示的基尼系数、图14-2所示的美国收入差距扩大倾向，对于把握差距扩大的倾向这一点很有意义。

综上所述，近年来经济差距的特征，一方面，不能以经济人的“个人责任”即“自负责任”等微观层面的各种理由来解释，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人口构成的自然变化因素当做说明的理由。

各种统计数据表明，差距分析的方法应把这个时期内实施的国家政策即企业法制和劳动的“规制放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