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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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

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

  摘要:

考古学上的早期楚文化是指与典型楚文化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一组陶器遗存,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西周时期遍及江汉。

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是古三苗的后裔在改宗中原文化后所创造出来的,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则是由周代的南土诸候和楚蛮等江汉土著蛮族共同创造的,楚国仅是其中很小的一支。

  关键词:

早期楚文化;民族;楚国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854X(2010)12-0115-08

  

  楚文化的起源问题曾长期困扰学术界,一直是楚文化研究的热点,也是楚文化研究的难点,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悬而未决。

上世纪,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逐步深入,早期楚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丹江库区发现了一些有关楚文化起源的新线索,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对早期楚文化的探讨涉及楚民族与楚文化的起源及形成、楚国早期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问题。

本文拟在学者已有探讨和目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与民族属性问题。

  

  一、早期楚文化的时空分布

  

  在考古学上,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形成于春秋中期前后,目前尚未见到早于春秋中期的楚式青铜器,但与楚式青铜器并存的一批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则可上溯至西周时期甚至更早。

由此可知,早期楚文化指的是夏商及西周时期与典型楚文化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一组陶器遗存。

这组陶器遗存以鬲为核心,以鬲、盂、豆、罐或鬲、盆、豆、罐为基本组合。

鬲很有特点,为北方的鬲与南方的鼎结合而成,似鼎非鼎、似鬲非鬲,又被称为“鼎式鬲”或“鬲式鼎”,一般为连裆或弧裆,空足很浅、甚至略有略无,柱足,足与器身分开制作,俗称此制法为二次包制,学界称之为楚式鬲①。

  就目前所知,楚式鬲最早的源头在鄂东盘龙城一带,在盘龙城遗址的王家嘴下层,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中,出土有目前最早的联裆鬲②,已具有楚式鬲的基本特征。

由此可知,早期楚文化的时间范围,最早可以追溯至夏,其下限则在楚文化特征形成之前的春秋早期,而其主体部分、也最为学术界所关注的,则是在西周时期。

  鄂东和鄂东北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是目前最早的。

在鄂东的盘龙城遗址,发现有大量的平裆鬲,时代可早至夏商③,这类陶鬲明显不是中原风格,应是当地居民将北方的鬲与南方的鼎融合后创造出来的,具有明显的鼎与鬲相结合的特征,这是目前楚式鬲最早的源头。

此类融合南北文化的陶器遗存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到西周时期,更进一步与周文化结合起来。

黄陂鲁台山所出西周早期遗物中,年代较早的Ⅱ式鬲明显具有周文化的瘪裆、锥足风格,较晚的Ⅲ式鬲则已变为柱状足,裆部虽仍为瘪裆,但开始向弧裆发展④。

在鄂东北的大悟吕王城遗址,西周早期陶鬲亦多具周文化风格,与沣西较为一致,但吕王城T2⑦∶160,已初具楚式小口鬲作风,较晚的吕王城T2⑥∶147、T2⑤B∶118,虽仍为瘪裆,但已与楚式鬲风格较为一致⑤。

  武汉放鹰台遗址西周遗存,年代大抵为西周早中期,文化面貌与大悟吕王城、黄陂鲁台山、新洲阳逻香炉山等属同一类型,而与香炉山遗址最为接近,所出鬲、?

[、盆、盂、豆、罐,为早期楚文化基本组合,器型亦大体相类,所出鬲足采用包制方法,为楚式鬲的基本特征之一,CaⅢ式陶鬲,夹砂褐陶,圆唇、束颈、弧裆,柱足较高,与真武山、郭家岗等地所出陶鬲器型风格一致,C型侈口折壁豆盘亦与真武山较为一致,Aa型鬲(T3②∶1)造型奇特,上部为直口、带盖、管状冲天流,下部为分裆稍平,柱足较高,与江汉地区周式鬲较为一致,应是南北文化交融后的产物⑥。

罗田庙山岗遗址西周遗存,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陶系以夹砂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器类有鬲、?

[、罐、瓮、缸、盂、?

、豆等,纹饰以绳纹为主,与均县朱家台和大悟吕王城西周遗存关系密切,鬲分大口和小口两类,均为长方体、卷沿、侈口、弧裆、柱足较高,A型鬲有较明显的瘪裆风格、并有扉棱,B、C型鬲则为弧裆微瘪型,与襄宜地区出土的早期楚式鬲一致⑦。

上述鄂东及鄂东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较为明显的来自北方的姬周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融合的趋势。

  丹江流域亦有较为广泛的早期楚文化分布,丹江上游地区,商南县过风楼遗址是目前极受关注的遗址,所出西周遗存年代约为西周中期,其陶器特征与关中周文化相去甚远,而与江汉楚文化有较为明显的亲缘关系,另东龙山、巩家湾、陈塬等遗址亦相类似遗存,年代大抵为西周中晚期⑧。

丹江下游地区,淅川下王岗遗址西周早期遗存大抵与沣西无异,但其中的Ⅳ式鬲,侈口、圆唇、鼓肩、收腹,联裆圆柱状足,与早期的楚式鬲颇有类似之处⑨。

近期备受关注的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发现了有关楚文化起源的重要线索,据发掘人员简介,其最早年代约为西周早期。

  在西陵峡地区,庙坪遗址发现了几件较完整的西周陶鬲⑩,除纹饰为方格纹外,其余特征与真武山、郭家岗等地所出陶鬲基本一致,具有早期楚式鬲的特点,其年代,原报告定为西周中期,此年代明显偏早,应为西周晚期。

此外,西陵峡区的宜昌上磨垴{11}、秭归柳林溪{12}等遗址,均出土有与早期楚文化有关的周代遗存,这批遗物的年代,大抵为两周之际前后。

  在长江北岸,湖北地区的江陵荆南寺遗址出土了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年代约为西周晚期,文化性质属典型的早期楚文化{13}。

江陵梅槐桥遗址未见有西周时期地层,但在扰乱层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陶鬲,鬲体较?

C长,折沿近平、高直颈,肩微弧,瘪高裆,柱足较高,经刮削略呈疙瘩状{14},与真武山所出西周陶鬲较为近似。

潜江龙湾遗址亦出有西周晚期遗存,陶系以红褐陶和红陶为主,多饰绳纹,陶器有楚式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15}。

湖南地区亦发现了一些与早期楚文化有关的西周遗存,澧县文家山遗址乙区灰坑出有一鬲一豆,鬲的形态为弧形连裆浅空足,足尖乳突状,拍绳纹,外侧再包制较高的截锥足,束颈卷沿圆唇,这是较典型的楚式鬲形态,稍晚的澧县周家湾、周家坟山遗址则出土了楚式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16}。

岳阳阎家山、骆坪遗址也出土了西周时期的楚式鬲、盂、豆、罐组合{17}。

  综上述可见,早期楚文化的分布地域,夏商时期仅限于鄂东盘龙城一带,到西周时期,东至鄂东和鄂东北,北至丹江流域,西至西陵峡,南至长江沿岸,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江汉地区。

  

  二、夏商时期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

  

  江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曾有过发展到很高水平的人类社会,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是很发达的古代文化。

这时的江汉地区在区域上是具有自主性的区域主体,在文化上是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主体,在政治上是具有独立性的政治主体。

屈家岭文化时期,江汉文化体系曾向北扩张,占有了原属于中原文化区域的丹江地区,其文化影响则直到豫中地区。

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形势逆转,中原文化日益强盛,对邻近的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

由于中原文化因素的大量进入,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发生了质变,其陶器群体已失去石家河文化的共性特征,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地特征越来越少,除少量因素外,主体部分与石家河文化并无关系,因此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应是不同于石家河文化的另一支考古学文化。

此类遗存,目前考古学界一般称为后石家河文化或三房湾文化{18}。

  后石家河文化只有部分因素源自石家河文化,大部分因素来自同期的中原文化,尤其是煤山文化,因其与煤山文化的密切关系,被考古学者视作“煤山文化江汉地区的一种变体”,其成因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南下{19}。

“来自中原的后石家河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结构”{20}。

后石家河文化是中原文化南下江汉地区后,融合本地部分因素、在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

目前一般认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三苗创造的文化遗存,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华夏集团与南方的苗蛮集团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尧曾与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21},可见华夏与三苗的战争最初正是发生在丹江流域。

丹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序列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序列不是一脉相承的,而是不同阶段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仰韶文化属中原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属江汉文化系统,石家河文化之后又属中原系统。

丹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演进,正好印证了古史传说中华夏与三苗的战争及三苗的兴亡。

  后石家河文化是三苗衰微后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江汉地区的原石家河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后石家河文化本身就是华夏与三苗战争的结果。

但后石家河文化在夏商时期并未得到持续的发展,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后石家河文化之后出现了中断。

  后石家河文化解体之后,江汉地区的文化发展出现了中断,原来已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人类社会在江汉地区消失了。

夏商时期的江汉地区相当荒凉,夏商遗存在江汉腹地几乎不见,仅有零星的分布,而在原来江汉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则保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但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不是原有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发展,而是中原夏商文化的地方变体。

  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就产生于江汉地区的夏商文化之中。

在盘龙城遗址,有四组文化因素,甲组为中原商文化因素、乙组为本地特征、丙组为长江下游的湖熟文化影响,丁组则为江西吴城文化因素。

四组因素中以甲组为主,乙组为次,有少量的丁组,丙组仅具微量{22}。

高崇文认为,盘龙城遗址出土遗物中以分裆不明或连裆鬲为代表的一批红褐陶器,从总体上看,与商文化系统的同类器相似,但在陶质、陶色及局部器形上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不能不看作是一种新产生的文化因素{23}。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这类陶鬲与中原的鬲有较大区别,可见这类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楚文化因素,并不是中原夏商文化直接传播的结果,而是江汉土著居民在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下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因素,是中原夏商文化与本地原有文化传统融合的产物。

这些江汉土著居民,有较大的可能就是古三苗的遗裔,三苗灭亡之后,他们改宗中原文化,将北方的鬲与江汉地区原有的鼎文化传统融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非鬲非鼎、似鬲似鼎、亦鬲亦鼎的“鼎式鬲”或“鬲式鼎”,此类陶鬲已具备了楚式鬲的典型特征,后来的楚式鬲,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三苗瓦解以后,夏商时期的江汉土著民族为楚蛮。

楚蛮在文献中始见于夏商之际,据今本《竹书纪年》:

“(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

遂征荆,荆降。

”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荆蛮已出现。

《越绝书?

吴内传》则谓:

“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

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

‘失事圣人礼’。

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

”古代文献中荆楚通用,这两条文献虽然年代较晚,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后代人的记忆中,楚蛮于夏商之际时已经存在,其形成则当在夏代,至于荆服于商,是行征伐还是行仁义的结果,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商代的楚蛮分布在汉东地区和以丹江库区为核心的鄂豫陕交界地区{24}。

鄂东地区的盘龙城遗址一至三期均属二里头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或偏晚{25},正与楚蛮族群形成的时间相符。

可见楚蛮当是古三苗的遗裔改宗中原文化之后形成的一类新族群,他们将中原文化与江汉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融合,创造出了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一类新文化因素。

此种文化因素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又有别于典型的中原夏商文化,属中原夏商文化的地方变体。

也就是说,夏商时期的楚蛮族群与古三苗有很大的不同,楚蛮在文化上是中原文化的附庸,在政治上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在地理上是中原文化区的边缘组成部分。

  

  三、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

  

  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的分布范围遍及整个江汉地区,因此,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也就是西周时期江汉地区的民族构成与分布。

  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国、族,按与西周关系的远近,大抵可分为以下几类。

  1.周之同姓与姻亲诸侯

  江汉地区的周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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