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子兵法》的大战略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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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子兵法》的大战略思想

内容提要：

大战略是指国家或政治集团运用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手段战胜敌人达成政治目标的总战略。

《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庙算”、秦汉以来所流行的“大略”等概念含义与之相近。

孙子大战略思想主要包括“察”战、“备”战和“慎”战的重战战略思想，以“伐谋”、“伐交”为主的“不战”战略思想和唯“战道”是从的“善战”战略思想。

三者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

其大战略思想对处理现代国际关系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1929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中提出了“大战略（grandstrategy）”概念。

他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

此后，国内外出现了许多关于“大战略”的不同定义，有些定义把大战略的含义泛化了。

笔者认为，本义性的大战略应是指国家或政治集团运用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手段战胜敌人达成政治目标的总战略。

所谓“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手段”，是指以军事力量准备、军事力量威慑、军事力量使用等为主要手段，同时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综合手段。

这样形成的总战略主要用于敌我之间的斗争，指导用战争手段或非战争手段战胜敌人。

换言之，“大战略”是由“对敌斗争”的“政治目标”所决定，并以实现这一目标为目的。

这是其与泛化了的大战略最根本的不同点。

大战略从层次上分，有国家联盟的大战略、国家战略、政治集团的大战略，而不仅仅是指“国家战略”。

大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关系是，它规定、指导和决定着军事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而军事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又影响甚至决定着大战略的施行和结果。

大战略并非如利德尔·哈特在1929年所说，此前“基本上是一片未被认识的处女地”，而是早有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

今人所说的大战略与我国孙子在2500年前所说“庙算”含义相近，孙子的“庙算”，就是指最高决策者从道（政治）、天、地（自然条件）、将、法（军事）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预测、决策和执行，从而达成“王霸”政治目标的总战略。

其中军事（“将”、“法”和“七计”中的“兵”、“卒”等）是这些因素中的主要因素。

这无疑应属大战略的范畴。

《孙子兵法》中的《作战》、《谋攻》、《形》、《势》、《虚实》、《九地》等诸篇，也都论述了关于大战略的内容。

另外，我国古人所说的“庙略”、“大略”、“远略”、“帝王略”等，也与现在说的“大战略”含义相近。

其中古人用的最多的是“大略”。

从词义上看，“大略”这一术语比“大战略”更接近今人所说“大战略”的内容。

而现在说的军事战略则与我国古人说的“将略”、“兵略”含义相近，它比“大略”、“庙略”、“帝王略”等低一个层次。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用了“大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是指关于大战略的理论，以与“大战略方案（对策、决策、个案等）”相区别。

大战略思想属“思想”层次，它是对无数大战略个案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同时又指导大战略个案的制定和执行。

大战略个案体现大战略思想，同时又为大战略思想的发展提供实践经验，还是检验大战略理论是否正确的例证。

总之，大战略思想与大战略既密切关联，又有所区别。

孙子的大战略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察”战、“备”战和“慎”战的重战战略思想，二是以“伐谋”“伐交”为主的“不战”战略思想，三是唯“战道”是从的“善战”战略思想。

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

在今天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察”战、“备”战、“慎”战的重战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其《火攻篇》也讲到，对战争，要“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可见其对战争问题的高度重视。

重战是《孙子兵法》战略思想的逻辑起点，它因此才强调要认真地研究战争、充分地准备战争、慎重地对待战争，追求不战而胜，讲求高明的作战艺术等。

孙子关于重战的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高度重视战争力量准备、强调预先掌握战争规律和军事情报以及进行周密的战略决策三个方面。

高度重视战争力量准备。

孙子强调，自己要想不被敌人战胜而要战胜敌人，就要处于“先为不可胜”的优势地位。

对敌人，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地篇》）；认为“以虞待不虞者胜”（《谋攻篇》）等。

为此，就要做好制止战争和进行战争的准备。

孙子认为，战争力量准备，不止是军事力量准备，而是国家综合力量的准备。

其中主要包括：

政治（孙子称之为“道”），如国家政治是否清明，上下“同意”的程度等，孙子的这一思想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中有更为具体的体现；经济（孙子称之为“国用”），主要指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将帅素质（孙子称之为“将”），要求他们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相济相制的武德；制度进步、法令严明、管理得力（孙子称之为“法”）；士兵（孙子称之为“卒”）素质优良；武器装备（孙子称之为“兵”）先进；气象、国土、战场（孙子称之为“天”、“地”）等军事环境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等。

孙子强调，战争准备的目标是使自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环境条件等方面形成对敌的综合优势，这种优势之比，他称之为“以镒称铢”，二者之比为576比1。

可见，孙子强调，只有在对敌形成这样的绝对优势时，才可能遏止战争或发起战争。

但在孙子看来，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等诸因素在国防力量中不是彼此相等的关系，他更强调军事力量对国家存亡的决定性作用。

为此，他非常重视对将帅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强调对军队的建设、训练和管理，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的治军纲领；同时把军队武器装备情况、后勤保障情况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

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弱，虽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其中起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军事力量。

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经验教训所证明。

强调预先掌握战争规律和军事情报。

《孙子兵法》中共用了79个“知”字，这些“知”构筑了中国古代兵家独树一帜的战争认识论。

这79个“知”可以用孙子所说的知“道”和知“情”来概括。

知“道”就是掌握战争规律。

孙子书中讲的“存亡之道”、“知胜之道”、“战道”、“为客之道”、“安国全军之道”等，都是指掌握战争规律问题。

《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旨就是揭示战争的规律。

知“情”就是掌握有关战争胜负的情报，如“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等。

知“道”和知“情”二者缺一不可，只了解战争规律而不掌握现实情况，或虽了解现实情况而不懂战争规律，都只会吃败仗。

孙子还主张“先知”。

如果说知道和知情讲的是“知”的空间性内容的话，那么，“先知”讲的就是“知”的时间性问题，这是个动态性的概念。

它与“知”的空间性内容互相交织形成的思想就是：

要求战争决策者对战争规律和现实情况都要做到先知而后战。

孙子认为，先知是预测战争胜负的依据，是进行决策的前提，是指挥军队行动的先决条件（“三军所恃而动”），因此要不惜高爵重金，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如何做到“先知”？

孙子认为不能靠迷信的方法，只能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获取。

为此，孙子对如何“知彼”作了多处论述，如在《用间篇》提出了“五间俱起”的方略；《虚实篇》论述了用计算、挑动、示形、试探性较量等方法了解敌情的问题；《行军篇》列举了32种相敌之法等。

这些都是讲的“知彼”问题。

书中对“知己”也多有论述，如强调国君对将帅要知；将帅对士卒之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要知；对士卒在不同环境下的心理特点要知等。

当然，孙子提出的这些手段都是比较原始的，经验型的。

但这些方法所体现的关于认识和掌握战争的原理却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虽然今天的战场侦察手段和推理判断方法较孙子的时代有了巨大进步，人们借助于进步的科学技术，其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得到了巨大延伸，思维能力也有了空前提高，但其关于侦察和反侦察的原理与孙子提出的那些原理仍有相通之处。

进行正确的战略决策。

孙子的战略决策原则，有两点值得特别重视。

一是坚持国家至上、胜利第一的原则。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决定战与不战最根本的依据是国家利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话，并不仅仅是进行战役战斗决策的原则，更是进行战争决策的原则，是“安国全军”的大战略原则。

为了国家利益，他要求将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孙子认为，要维护国家利益，就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否则，就是最大的不仁。

这些论述都体现了国家至上、胜利第一的思想。

在战争决策问题上，他表现出近乎冷峻的理智，坚决反对任何的感情用事。

二是周全谋划原则。

孙子主张战前必须要做到“多算”，认为“多算胜，少算不胜”，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

不但要谋划如何“战胜攻取”，而且要谋划战后如何“修其功”。

孙子在《火攻篇》中说的：

“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故明君虑之，良将修之。

”这话是对其以前战争，特别是他亲身经历的吴国战争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

所谓“修其功”，就是做争取人心、巩固和扩大战果的工作。

即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谋划进攻性战争和反击性战争，也不仅只考虑到在军事上能否打赢的问题，还必须同时考虑到打赢后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这是个大战略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算真正的“打赢”。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俄罗斯进行的车臣战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以“伐谋”“伐交”为主的“不战”战略思想

这里所说的“不战”战略思想是指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屈人之兵而非战”等，是一种通过非战争手段使敌人屈服的战略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所说的“不战”是一种战略，我们不能由此而认为孙子是个“不战主义者”。

他讲的这种非战争手段主要是指“伐谋”和“伐交”。

对于“伐谋”和“伐交”，孙子说得非常简略。

因此，学者们对其有一些不同理解。

因为对“伐谋”“伐交”的理解关系到孙子这一战略思想的确切含义问题，所以，在此需要对其做些辨析。

“伐谋”就是不以兵战而以计谋终止敌人的进攻计划，或以计谋打击敌人，实现不出兵或少出兵而屈敌的最佳目标。

其实施方法，撮其要者有：

威之以力，使之屈服，如孙子在《九地篇》中所说，“威加于敌”；诱敌以利，使之顺服，如孙子在《计篇》中所说，“利而诱之”；预有准备，使之畏服，如孙子在《九变篇》所说“恃吾有以待”等。

目的是最终使对方谋划失败，胎死腹中，达到我方“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为战而胜之创造条件的目的。

孙子之后，人们又提出了一些“伐谋”的方法，如《六韬》提出的“文伐”十二法，《管子》讲的“经济战”等，都属于伐谋的手段。

《管子·轻重甲》中说：

“战衡（供求平衡战），战准（物价调节战），战流（物资流通战），战权（经济权谋战），战势（乘势借力战），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

”都属伐谋的手段。

这样的例子在现代也可以看到。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所著《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讲到，他在任总统时实行了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对苏新战略。

他解释说，所谓“以正合”，就是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加强西方的联合与苏联正面对峙；所谓“以奇胜”，就是依靠西方的经济实力、精神力量和价值观念分化瓦解苏联等国家，用表面的“缓合”达成“退一步，进两步”的目的。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1986年出版的《运筹帷幄》一书中也提到：

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应以孙子的“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美国与苏联斗争的总方针。

即利用苏联经济问题严重、国内矛盾突出等弱点，实现“不战而胜”。

他还从地缘政治角度引用了孙子《九地篇》中关于“衢地”（四通八达的地区）的论述，提出了“关键性国家”（linchpinstate）的概念，认为如果使“波兰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分离主义倾向可能随之加剧，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的支配地位”。

美国这些战略的施行，促成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达到了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这些都属于“伐谋”的范围。

美国人现在仍在使用这种战略来对付所有他不喜欢的国家。

另外，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想把以色列拖进战争，以争取阿拉伯世界对自己的支持。

美、以识破了这一计谋，以色列始终处于守势，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萨达姆。

这也是典型的“伐谋”。

孙子“伐交”的本义是指打击敌国的盟交，扩大自己的盟友，争取战略优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对方，从而使之屈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