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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争论
在发展经济学没有产生以前，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热点和重点问题。
例如，先后就有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克思等人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经典性论述。
特别是李嘉图的“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的重要论述以及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级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都为人们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文献基础。
随着发展经济学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经济发展的学科开始，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再次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且理论研究的脉落大致上在一开始仍然沿着古典经济学家的思路继续进行。
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理论贡献有两个：
一是卡尔多分配—增长模型；
另外一个是刘易斯模型和库兹涅茨模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卡尔多模型中明确指出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重要作用，这个模型认为，通过调整资本和劳动的不同储蓄率以实现稳定的均衡价值：
如资本／劳动的比率上升到高于它的均衡价值，工资与利润的比率也会上升。
如果工资以外的储蓄部分假定低于利润以外的储蓄，则会导致资本积累率下降，资本／劳动的比率也会下降到均衡水平以下，该模型由此认为，经济增长是同收入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刘易斯和库兹涅茨也指出了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Lewis“无限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的差异导致劳动要素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
其次，Kuznets在1955年对一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认为如果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不平等远远超过每个部门内部的不平等时，那末，不平等会首先上升，然后随着人们跨部门之间的流动，人们发现他们在一个各部门要素流动的收益趋于相等时新的经济状态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会逐步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Kuznets的“倒U”型曲线。
刘易斯模型和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理论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经济增长会影响收入分配，并且，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但是，古典主义开辟的有关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法和传统并未在以后的理论分析中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
特别是从新古典主义开始，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走向了要么只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要么只研究收入分配的“单一趋势”的思路。
“主流的”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RobertSolow认为，研究增长并不需要一个收入分配机制来创造一个稳定的增长路径。
相反，它依赖于一个能够显示具有稳定的规模收益并且显示要素收益递减的生产函数F（K，L）。
在稳定的并且外生的人口增长率以及特定的生产函数假定条件下，这必然能够满足有一个普遍稳定的唯一的资本—劳动比率。
实际上，由于Solow模型是以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的非常着名的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所以非常明显，他们的模型不需要涉及收入分配的研究。
因此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如Kaldor以及Kuznets等人认为收入分配的极端重要性的研究传统实际上在后来研究增长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那里“丢失”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展到了Romer和Lucas的时候，他们以上世纪60年代的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受内生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所推动，即所谓的“新增长理论”。
强调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进展为基础的新增长理论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以往研究传统的复苏和延续。
实际上，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实践发展来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是不可能离开收入分配本身的；
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的有机组合过程，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必将内在的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过程和本身。
因此研究经济增长时将收入分配作为一个动态的分配过程应当是必然的。
特别是要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没有一些有关的经验性规律可寻?
换句话，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无内在因果关系?
如果有的话，是通过什么方式发生这种因果关系的?
经济增长究竟是否影响不平等?
初始的不平等如何影响增长率?
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三、Kuznets倒U型曲线：
相关争论及其现代分析框架的确立
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以及到比较完整的现代分析框架的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学术争论过程。
其逻辑起点是以Kuznets倒U曲线为起始，在争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包括以下基本要点的现代．分析框架：
即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
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基本途径。
可以说这个分析框架奠定了人们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1．Kuznet假设与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
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和贫困化
发展经济学最早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着名的论点就是所谓Kuznets猜想。
如前所述，这个猜想的基本推论是经济增长会首先导致收入不平等增加，然后导致其下降；
这就形成了着名的Kuznets倒U型曲线。
该曲线是Kuznets通过对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不平等指数进行长时期观察而得到一个实证分析和假设。
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只有这些国家的长期增长的系列数据是比较完善的，而且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实际上也的确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历史过程，所以从经验和实证来说，Kuznets的结论在当时背景下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从理论层面看，产生倒U型曲线经济机制的基础是劳动要素从低生产率（中等程度的不平等）部门向高生产率（低度不平等）部门流动，结果造成了部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高于部门内部的不平等程度。
由于有较强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支持，所以Kuznets曲线几乎在近40年的时间内一直成为研究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依据和文献之一。
但是从80年代开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通过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资料分析，对这个倒U型曲线提出了公开质疑。
如托达罗、S．安南德、坎勃等人分别运用不发达国家的资料，指出“公开展示了与公认的倒U型假说相反的关系。
”
到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此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
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多国经验数据以及单个国家的不同时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也对这个猜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检验和争论。
在这些研究文献中以1998年Deininger-Squire编辑出版的《国际不平等数据库》最为着名；
Deininger—Squire在该数据库中运用108个国家682份有关吉尼系数和五等分法在内的高质量的数据资料分析表明，·
“以单个国家为基础进行检验时，我们的数据分析对表达收入和不平等的倒U—型关系理论仅仅提供了非常微不足道的支持；
而且大约90％的被调查国家是不存在倒U型曲线这种关系。
”而且根据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似乎都不是非常有效地支持Kuznets这一假说。
与此同时，也有相反的论证试图从动态角度支持倒U型假说，认为至少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导致较高的不平等，而不管其收入分配的初始条件如何。
这就意味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导致“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
但是Deininger和Squire通过跨度至少近10年的收入分配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过程，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认为，“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几乎没有出现这种动态的关系”。
他们还发现不平等在经济增长时期会上升，同时在经济衰退期也同样会上升。
Ravallion和Chenl997通过对东欧和中亚部分转型国家经验进行考察分析以后发现，从1982—1994年，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反方向变化关系，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减少了不平等而不是进一步加剧了它。
由此可见，虽然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认识目前仍然还不一致，特别是经济增长究竟是否会有效地减少不平等，还存在许多争议。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忽视不平等和贫困化问题；
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发现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和对应的经验关系以及相应的理论依据，但是从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关系来看，大量关于经济增长和贫困化关系问题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充分表明，经济增长确实有助于减少贫困；
如泰国从1975—1992年，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此外，从Ravallion和Chen在1997年的研究结果来看，东欧和中亚转型国家以及非转型国家的变化都表明，经济增长和贫困化减少之间有着非常强烈的一致关系；
这同样表明了经济增长可以起到减少贫困的积极作用。
2．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
不平等与贫困的增长效应
在讨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经济学家始终坚持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思路，因此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时，必然要分析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
即有必要考虑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无内在联系?
特别是需要回答在那些初始的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趋势是比那些初始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越来越低还是越来越高?
收入和支出以及财富等分配变量是否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领域讨论的又一个重点和热点。
大量的研究和事实证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确在90年代中后期已经成为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重大热点之一。
Person以及Tabellini、Alesina和Roddk都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
即初始的不平等与较低的经济增长之间似乎有着紧密的一致性关系。
他们根据许多数据和资料，如通过对初始收入、学校教育以及物质资本投资等进行分析时，他们都发现，不平等的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极强的负相关关系。
1996年Benabou又根据其他许多国家的资料进行验证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国家的分析都具有上述相同的结论。
另外，Birdsall和Londono运用对落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的资产概念进行分析；
也发现了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也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运用Deininger-Squire数据库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土地和人力资本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消极的影响。
总之，这些观点和分析实际上已经表明，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而且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有关的讨论可以看出，大多数人们已经接受了初始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反方向关系的观点；
特别是一旦将财富这些变量考虑进来的话，资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消极或负相关的关系就更为明显。
这就说明，无论如何，过度的不平等以及收入分配贫困化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和作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
四、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
分析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机制就是从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效应、资本市场效应以及社会冲突效应入手进行分析的。
这些分析分别由Alesina和Rodnk，Bertola以及Person和Tabellini来完成的。
1．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效应
任何政府有关收入分配的决策一般是在选举过程中由各种政策变量如税收等进行政治交易的结果。
从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中间投票人定理”；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A），假定一些特定政策变量的优先权比如税率大小在某些特定的人口中间的分配发生随意变动；
（B），假定每一个人有一个选票，那末这个处在收入分配中间位置的选举人的优先权就会决定选举的最后结果。
这时，如果假定该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是属于再分配性质的，那么作为选民的政策优先权重要工具——税率评价，就会对收入分配发生影响。
例如，如果认为不平等是中等收入选民和低收入选民之间的差距的话，那末在给定的一个低收入条件下，这种低收入者会面临由于更多的不平等而导致较高的税率选择，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税收的扭曲效应，如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和工作的努力程度，这可以从下面的模型中看出：
“高度的不平等——更穷的选民——更高的税率——税收的扭曲——较低的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探讨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从分析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意义开始的，而且是作为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的核心和重点来展开的。
因为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不平等和选民以及政府的税收政策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以上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分析无疑就是这种现实情况的反应和要求。
另外，收入分配不仅通过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和作用，也会对政治不稳定和整体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所以从1996年开始，Alesina和Perottio的研究标志着人们对收入分配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和核心已经从上述讨论的税收选择开始转向对不平等的政治不稳定性以及它对整体投资行为的影响的研究。
2．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
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与不平等和增长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还会通过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发生作用。
这方面的分析分别由Galor和Aghion、Bohon、Galor和Zeim；
Banexiee以及Newman以及PikeRy等通过各种模型和工具进行分析。
他们分别从不完善的信用市场和保险市场以及对产出和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作用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选举体制等角度来系统分析和解释财富或资产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
他们指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经济机制就是不平等和经济机会之间有内在关系，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一个基本的渠道是，生产机会随着财富分配而发生变化。
穷人和富人一般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因此他们从来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全部生产潜力。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和富人一样多的高质量的教育或者因为政府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社会保险和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穷人的收入分配或者不平等的分配机会都可能会使他们潜在的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从静态意义来说，这会产生低效率以及更低的生产可能性目标；
而从动态意义来看，这可能会使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Galor和Aghion、Bolton等人的论文分析中指出，任何生产只需存在一个进入初始生产活动的较小固定成本的投资。
这就意味着他们仅仅需要最少的初始投资资本。
但是对穷人来说可能需要负债；
而在资本市场尤其是信用市场欠缺或者不完善的情况下，穷人偿还债务的代价就会很高；
他们经常会伴随其他的间接要求或额外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虽然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但却无法选择从事最具生产率的经济活动；
因为不完善的信息和不完善的契约导致信用市场失效，缺乏一个高效的贷款者的同时，借款者却被迫处在更加贫困的境地。
Ferreira也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论证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存在以及极度的不平等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低效率。
他认为，政府在过去只是通过将公共资本引进私人生产中，结果导致经济低效和各种扭曲；
其实政府应当注意发挥它的公共开支的积极作用。
根据该理论模型，因为富人能够用私人选择代替公共资本，而穷人则更倾向于依靠政府的各种服务产品的公共开支，如健康，教育，公共交通以及基础设施等，因此公共开支能够发挥一个促进公平并且提升效率的积极作用。
Benabou也认为政府干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收益而不只是扭曲经济增长。
他结合资本市场失效以及政治经济背景，指出政治体制会形成多种多样的均衡力量；
如果税收和支出对经济效率有积极影响，那么会存在这样两种情况：
一是高度不平等、低水平再分配能力、低效率均衡；
二是低度不平等、高度再分配能力、高效率均衡。
同时，一些学者则从“努力生产的道德风险”角度出发，认为由于信用市场是不完善的，贷款一方的“努力程度”不能完全被观察到；
而且“努力程度”还要依赖于企业家一方项目收益增加的多少。
因此借款一方初始收入越低，贷款方提供贷款的努力程度有可能越少；
这会导致借款人员形成它的最小贷款规模，但是往往那些低于最小贷款规模的穷人就无法获得贷款从而不能从事有潜在利润的经济活动。
由此可见，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演进到金融与证券市场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性质。
3．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
社会冲突与增长
分析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第三条思路就是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最近大量的研究文献进一步强调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这一点现在来看越来越重要。
Alesina和Perotti提出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从而会导致最佳投资水平的下降。
Rodrik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他认为较大程度的不平等会增加社会政治体制的压力并降低政治体制对外部冲突的有效反应能力，同时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暴力。
Fajnzylberetal分析认为，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社会暴力程度之间有着极为显着的内在关系。
Bourguigon和其他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认为，急剧上升的社会暴力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经济和发展的负担；
这些暴力中绝大多数来自因为生活费用、医疗条件无法得到基本满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犯罪。
，因此社会暴力和犯罪都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基本结论与思考：
分配和增长的关系以及其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而又复杂的发展和争论过程；
但是无论怎样，理论研究的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谋而合，走向理论与历史的统一，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第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理论演进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思路，“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点：
经济增长一定会影响收入分配，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贫困化加剧，但也有可能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化，这要受到具体条件和因素的制约；
反过来，收入分配也一定会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会影响消费、投资等因素；
甚至不平等和贫困化会直接损坏社会环境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
收入分配一般会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决策途径、社会政治稳定途径以及资本市场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所以，包括对上述基本要点在内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
第二，上述研究以及理论争论都表明，不平等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重要；
而对收入分配以及不平等的任何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经济增长本身而进行；
相反分析收入分配必需从经济增长入手，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或降低经济增长效率为依据判定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与不平等的程度。
所以，从方法论说，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还是要重新回到古典主义学派开辟的“分配—增长”的分析框架和轨道上来。
第三，Kuznets提出的反映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设，并非是一种成熟的或者准确的理论，不能也不应当将这个假说作为一种定论的理论依据直接分析一国的现实收入分配关系；
对这个“曲线”的分析和评价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假设”的分析范畴；
既然是一种假设，就有可能是“实”，也可能是“伪”，因此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判断。
第四，从上述的分析和争论中还可以看出，曾经作为反映主流的所谓的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倒U型”关系的假设实际上受到了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挑战；
相当多的实证分析实际上不能有效地支持这个假说，所以，有必要从现实出发，紧密联系一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客观实际，对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并且是有效的解释。
第五，主流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因果关系”理论实际上已经逐渐被所谓“不平等会妨碍和阻止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的观点所代替。
收入分配再也不能被视为只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自然均衡的结果。
实际上，收入分配通过资本市场、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对资源配置过程以及经济增长的各个环节产生制约和影响作用。
一个越不平等的社会往往越容易使许多人员和团体丧失更多更重要的发展机会，如优良的教育机会、贷款机会、保险等；
因此他们的生产潜力和积极性得不到完全和充分的发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潜力。
第六，“分配—增长”现代分析框架对分析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关系及其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可解释性。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实际上绝对不是单一的收入分配本身的问题，其中的城乡不平等、地区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缺乏透明度的政治体制以及不完善的市场竞争等机制和渠道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冲突以及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构成影响中国目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而这些因素和影响无疑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增长的最主要障碍。
所以从促进经济高效持续稳定增长的角度来说，应当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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