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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中国较早涉足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对凯恩斯经济学有独到的见解。
五十年代他发表的《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经济研究》1957年6期），代表了当时国内在此领域的一流水平。
（3）人口学。
他是我国西北人口学研究的发起者之一，曾出任兰州大学人口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代表作《大西北的开发与移民》，在1984年北京“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中外人口学家的好评。
而《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问题》（《经济研究》1981年第10期），则是先生试图用比较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成果之一。
除了这3个方面而外，先生还在其他领域有相当的造诣。
扎实的古汉语功底使他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领域亦有所作为，著有《龚自珍经济思想评价》、《魏源经济思想评价》（以上收入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辑有《管商荀韩经济思想资料选注》。
先生的学术成果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在经济学、人口学和高等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他曾被许多学术团体推举为学术带头人，历任北京经济研究会副总干事，华东地区外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中国外经史学会副主席，外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甘肃人口学会会长，省计划生育学会副会长。
他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组委员，参与经济学科学位授予点的评定工作。
刘先生还是颇有影响的民主党派组织者，曾任九三学社甘肃省委秘书长。
（本文摘自《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二期）
先师刘天怡先生
赵
伟（浙江大学教授、博导）
初次认识刘先生，是在1979年春季，那年先生给“77级”开讲《外国经济史》课程，事先听同学说过，刘先生是经济系著名学者，早年“留美”，“文革”期间受迫害并被迫其按照“一般职工年龄”提前退休了，粉碎“四人帮”后又给请了回来。
获知刘先生这一经历，同学们都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早早去教室占位子等着上课。
随着上课铃声，进来了一位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的老先生。
先不说话，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行字：
“一别檀台十四年，刘郎无意说辛酸。
而今沐浴春风里，善逐阴晴避乍寒。
”随后用平和而缓慢的“川味普通话”解释说，这是他本人对文革以来学术生涯失而复得的写照，话间流露出对新时代的赞美和期待。
当时作为一位非正式学生，我还未有任何奢望日后会拜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为师，更没有丝毫奢望能读研究生。
实际上那时只听到人们在议论恢复研究生招考的事，但我总感到这事儿离我有些远。
更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自己便成为邓公力主的这一变革的首批受惠者之一！
世事因时沧桑巨变之大，的确是常人事先所难以逆料的！
前已提及，我拜刘先生为师，得益于李国杰先生和史柳宝先生的引见与举荐。
当天下午，我便带着李先生的“口信”去找刘先生。
那时一般教授家里没有电话，教授也没有办公室，除了“政治学习”之类的会议而外，教师们照例不坐班，要拜访便径直去人家家里敲门。
我也就按照当时这一“惯例”去找刘先生。
那时刘先生住刚刚修成的17号家属楼，家属院的新楼仅一两幢，与旧楼泾渭分明，很好找。
找到后说明来意并称是李国杰先生推荐的，刘先生很客气，仔细听了我的经历，表示可以按照“同等学力”资格报考，但同时重申了招生简章上的规定：
“择优录取，宁缺勿滥”。
那时师生都很“正统”，以向老师“求教”为名的“探题”行为为人们所不齿，我也未有这方面的丝毫念头。
实际上我与刘先生根本就未曾谈及专业问题，只是简单地讲了我的经历，求得允许报考，即起身告辞。
接下来便是紧张复习、参考，直到五个月之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期间也未曾造访过先生。
后来获知，我们那一届报考刘先生的学生有15名，其中多半为“老三届”大学毕业生，其中仅有两名过线。
我的专业考了第一，也仅有68分，足见老先生把关之严。
后来拜师“入门”后与先生熟识了提及当年考分，先生对我的答卷印象很深，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居然提笔写了满满8大页，不仅思路好，而且文笔流畅！
这是他给我最高分的主要理由。
我是在1980年9月中旬正式注册入校的，由于“同等学力”的身份，比一般“科班”出身的师兄弟们多一道“门槛”，注册前又接受了系里设置的外语和专业复试，正式注册入学要晚一周。
从那时到1982年6月毕业，师从刘先生近两年时间，受到先生耳提面命式的教导。
细细回想，作为导师与专业领路人的先师给我最大的教益，莫过于基础知识的锤炼与熏陶。
在先师看来，中国学人基础知识中，古典文史知识不可或缺。
先师熟知我们那一两届入学的研究生，大多是在“革文化命的年代”中接受中学教育的，缺乏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因此特开设了一门课程，名称为“史论经典著作选读”，内容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史论著，布置我们读《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中选出的一些佳作，督促我们做笔记，写读书报告。
而后又设“史实经典著作选读”课程，读的书为国外经济理论原著，但目的则定位于从那些大家名家的著作中寻找与摘录经济史史实资料，制作卡片。
当时我们几位弟子都感到有些诧异，怎么不从读经济史大部头著作开始，而从“外围”开始？
因为我们看到别的专业导师都列了一大串专业书目，让其弟子去读，所开课程也仅仅围绕专业方向展开。
私下里难免有些非议，与先生交谈中亦有所流露，对此先生并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督促我们去学，并要定期汇报，提交读书笔记。
这样一年时间下来，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为文时笔端开始“生花”，“美言佳句”跃然而来，始知先生从“外围基础”抓起的妙用！
而到后来写学位论文时，发现当初先师让我们“倒读”原著的妙用。
以寻找史料为宗旨的读原著方式，实际上给人研究与感悟经济理论所提出的时代背景或环境的方法训练，同时也有望教会一个人深层次把握经济学大家们的思维方式。
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先贤们对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现实研究与思考的结果。
现在看来，先师给我们培养的是某种“倒读”理论的方法。
这种方法与基础训练，实际上给人以理论统领历史之“入门”捷径。
客观地说，掌握了这种方法，打下了这一基础，很容易将研究从经济史拓展至纯理论研究。
到了后来当我从外国经济史专业“跨学科”而国际经济学与区域/空间经济学专业研究的时候，发现当年跟先师学的这一“倒读招式”依然管用！
除了基础知识与方法训练而外，先师地指导学生论文方面也很“另类”。
从选择研究方向到选定题目，刘先生从不事先干预。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寻找研究方向和选题要“水到到渠成”。
主张每位学生自己在阅读原著中去寻找，去定位。
开始我们不大理解这种指导方式，期望刘先生像多数导师那样能给个题目，先师笑而不语，让我们自己去做。
到后来，随着我们读书日多，学力日增，逐渐找到一些“感觉”，这时候先师往往给我们一些“提点”，坚定我们的信念，如此日积月累，不久便找到方向，确定了论题。
沿用同样的方式，完成论文。
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感悟到，刘先生当年教导我们的方法，实际上属于古人常说的“授人以渔”方法，比之“授人以鱼”来要高出一筹！
多年后当我自己从教也逾20年，做教授也有些年头的时候，对教授职业的认识得以升华，有一日忽然从《大学》开篇几句得到某种“灵感”。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我对这段话的“现代感悟”是，“博大学问的道理，在于彰明人的心底已经存在的灵气和美德，在于将你所做的这件美事感染给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在于将这件事做得尽善尽美！
”这是做教授的最高境界吧？
本以为这个“秘诀”是我的一大发现，然而当我要写先师刘先生的时候忽一日不觉感悟到，刘先生当年对我辈的教导，恰恰符合“在明明德”的思想，这或许与先师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有关吧！
刘先生于我耳提面命的师生时间是短暂的，而以师长加同事的时间要长些。
前已提及，在我读研不到两年时间之后，得着国家“两年制”研究生学业“试点”之光而提前毕业，随之留校任教，时在1982年夏天。
客观地来说，我之留校，部分是奉了师命，部分是因着学长爱才惜才的缘故。
我属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最早两届研究生之一，到我毕业那年，，全国毕业的研究生仅千把人，经济类毕业生不足百人，其中学外国经济史的可谓凤毛麟角。
那时国家百废待兴，各方面人才奇缺，研究生成了“香饽饽”，高校抢着要。
我当时也打算走出大西北，去沿海大都市干一番事业。
然而我毕业时面临的局面是，刘先生年近七旬，身患高血压等疾病，身兼校内外多个职务，母校外国经济史教学后继乏人，面临“断档”困境。
先师的意思很清楚，希望我留下来接手他的本科教学工作，只是等着系里表态。
恰在此时，终于等来了论文答辩。
我在论文答辩中表现，显然给答辩委员会五位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事后邻门师兄窦汝广多次告诉我，他曾亲耳听见系主任李国杰先生在给系里别的老师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答辩情景，言语中赞赏有加。
这样，答辩一结束，我的留校也就成了定局。
那时实行国家计划分配制，学生去留完全由学校及人事主管部门定夺，谈不上什么个人意愿。
当年9月份新学年开学后，我就正式接手了刘先生开设的“外国经济史”本科教学工作，先生随之从本科教学活动中“隐退”，专事研究生教育及兰大人口研究所的领导工作，直到1992年仙逝。
算起来与先师相处前后共12年时间。
待我留校工作之后，先生待我多半如同事，教学及研究方面任由我独自发展，从不干涉。
事实上，先生晚年几乎超脱了经济系师生的日常活动，除了带一名研究生而外，专事兰大人口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和《西北人口》杂志的主编等工作。
加之社会兼职颇多，作为弟子不忍心多去打扰，这样师生之间平时的来往，反而不如当学生时那样频繁。
当然，逢年过节或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有些新想法时，亦不时登门拜访、讨教，先生偶染小恙，亦不忘前去探访，执弟子之礼。
这期间刘先生教诲亦有“言传”，但更多的则属于“身教”。
言传方面，刘先生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对学问与人生之长期性的认识。
留校不久，我发现自己所接手的“外国经济史”课程属于“冷门的冷门”，一个学年中只有一学期的课程，且每周不到三小时。
那时炙手可热的课程是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等。
与我前后差不多时间留校的几位年轻教师，就属我的课程最少，学生也少，因而受上面重视程度也最小。
更要命的是，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学术杂志很少，聚焦现实经济问题的文章容易发表，经济史方面的文章不易发表。
有段时间自感有些“失落”，有次拜访先生时流露出这种情绪，先生听后笑道：
“经济史原本就是冷门，需要向别的学科拓展，上课少反而是好事，可以花时间多做研究，拓展学科。
”接着说，“年轻人学问起步阶段要注重基础训练，不要攀比‘篇篇’多少”；
“人生是万米赛跑，开头几步跑在前面并不能说明什么！
”并告诫我说，不要去搞那种“应景”式文章，先打基础，这样十年后当你发文的时候，别人是赶不上的。
部分得益于先生的教诲，部分也得益于当时的“大环境”的影响，那以后我便调整战略，花少量精力于外国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而将大量精力花在了外语和经济理论基础知识拓展上，自修了那时还受到官方批判的“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
这种“战略调整”不久即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
年余后当学校选拔出国进修教师时，我的外语考试名列文科青年教师第一，由此确定了我的出国之路。
数年后当我留学负笈归来，一度曾开了五门课程，其中四门是全新的！
而科研方面，好思路则接踵而来。
由此感悟到先生的“先见之明”。
论及先生“身教”，感受最深的要属其晚年为人之宽厚。
先生自50年代后期“反右”被打成“不戴帽右派”，到“文革”结束，长达20年时间一直是经济系的“老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都难以幸免。
反映这段历史的大量研究及纪实性文献一再揭示，在那些“非常岁月”，青年教师最好的“表现”方式，便是拿有“右派”、“亲美”等背景的老教师“开涮”，以捕风捉影及至无中生有之事，攻击这些“专政对象”以求自保或重用。
在长达20年的受批判期间，据传刘先生与系里晚辈师生的此种恩怨不少，“文革”结束后先师一度身居学术要职，有着左右学校文科尤其是经济类教师晋升职称的足够影响力，大可行“挟私报复”之事。
然而，人们未曾见到先生这样做过。
在我与先师十多年效中，偶尔听到先生提及当年受辱情景，但从未提及具体人氏。
每遇学校提职称，先生则完全依照经济系学术委员会意见，公正地对待每一位中青年教师，帮每位老讲师说情。
这当是那期间的兰大是有目共睹的。
客观地说，先生晚年此种不计前嫌之宽厚为人处事方式，也给他带来了好的“回报”，乃至先生过世之后，当年与其共过事的晚辈学者大多对其褒奖有加！
这一身教，当为我辈终生效仿！
说到先师，不能不提及师母白朝莼女士。
这是一位出身名门而历经千辛“万辱”的知识女性，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东方女性那种外在美与内在贤淑的完美结合。
一生忍辱负重，以相夫教子为己任。
还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师母与“广西白家”有染，解放后长期受政治冲击。
后来才知，此说全系非常时期人们捕风捉影。
后来从刘先生儿女那里获知，师母出身一亡命海外的湖南籍国民党元老世家，其受迫害多半因其家庭出身为时代所不容，少半则因其本人工作出色而为同事所嫉妒。
不管怎样，在“文革”结束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这位“名门闺秀”要么自己挨批受辱，要么陪丈夫挨批，受尽了人间屈辱。
即便如此，始终未改相夫教子之东方女性的美德，一生养育四个子女。
好不容易盼到平反昭雪与海外家人取得联系，然而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
先是刘先生中风卧床数年，师母日夜服侍积劳成疾，后来竟然患上绝症，先刘先生月余而逝去。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子后面大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这句话放在先师与师母那里，无疑是格外恰当的！
（本文摘自《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
刘天怡先生论研究生培养
李虎存（某公司经理）
85年秋，我有幸考入刘老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
转眼3年过去了，我已不再是一个基础单薄、一提科研即觉头疼的年轻学生。
回想这一变化，不禁思绪万千。
刘老师对研究生的指导，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不少方法具有可贵的独到之处。
正因为如此，我深深感到受益匪浅。
一、关于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刘老师既抓住对基础专业理论的学习，又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一批选修课。
他要求学生一进校门即写出以往学习情况汇报，作为安排课程的依据。
这样避免了不必要的课程重复，可以有效利用时间扩充知识。
因人施教是刘老师带研究生突出特点之一，这对文科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刘教师关于课程设置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特别强调学生汉语功底的提高。
刘老师认为，汉语水平的高低，对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许多专业水平很高的人，由于汉语表达能力不强而得不到应得的成果。
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刘老师在入学考试中加考古代汉语课，入学后选修中文系的写作课程，并一再要求学生多读多背一些汉语范文、唐诗、宋词等等。
刘老师还很关心学生书法水平的提高，认为这也是表达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
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式，因此除了专业课和一些基础课程之外，刘老师还专门安排方法论部分，要求研究生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选修自然辩证法课程，布置逻辑学阅读书目，通过这些途径，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深入、全面、准确地认识问题。
我觉得，经过刘老师的反复要求，自己切身体会到提高汉语水平和哲学思维水平的重要性，这是研究生期间的最大收获。
刘老师说，我们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历史，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史。
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等革命导师作过认真的考察，有许多深刻的论述，这些认识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指南。
因此，刘老师在必修课中安排史论和史实经典著作选读课程，要求研究生结合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别经济》资料，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二、关于学习方法
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方法不同于本科阶段，培养学生自己钻研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
刘老师要求研究生掌握好听课与自学的结合，掌握好学习基础理论与提高科研能力的结合。
为此，既安排听一些有授课经验的老师所讲的课程，体会这些老师理解问题的方法，系统地学一门知识。
同时，强调研究生要以自学为主，给学生最大的机动权。
许多课程只布置一、两篇课程论文，由学生自己选题，独立完成。
以自学为主，并不等于放任自流。
三年内，刘天怡老师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辅导，讲授正确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解答疑难问题，并对各门课的进展进行监督。
这种方法，对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有好处。
刘老师还要求学生多和同学讨论，交流思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和同学的交流对自己的启发确实很大，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求教于历史系同学，不少资料、观点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发现的。
三、关于科学研究
刚进校门时，由于基础不扎实，本科阶段所学的课程并未很好消化，对搞科研非常害怕，第一学年的课程论文，基本上都写成了问答题，停留在问题表面，钻不进去。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刘老师一再耐心地予以指导，提高要求，传授方法。
现在我已从刘老师那里初步学到了关于选择题目、查阅资料、研究问题及论文写作的系统方法。
1.关于题目的选定
刘老师指出，科研题目的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文章的成败。
选好了论题，就相当于完成了论文的一半任务。
选题要做到新颖、醒目、有深度。
要善于选能够另辟蹊径、可作翻案文章的题目。
在我毕业论文的选题上，刘老师以上都要求反复检查，让我改掉原拟采用的叙述性题目，突出题目的论说性，为顺利完成写作奠定了基础。
要选好题目，必须随时留心学术动态，收集外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专题、专著资料，分门别类编制索引，以掌握学术界所关心的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及对问题研究所达到的深度。
2.关于研究方法
刘老师说，研究方法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强思维能力的锻炼。
不善思维，再好的方法都没有用。
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做到能够思维、善于思维、深入思维。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我从刘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老师认为，在时间限制较大时，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可以选择较为成熟的有代表性的二、三篇文章做比较，不必广泛地查阅资料，这种比较研究法是进行科研的有效方法之一。
刘老师谈到，发现一个问题，好比找到一个门，不能只去叩叩它，做一点肤浅的研究，而应深入下去，追踪不放。
追踪中，对涉及到的问题都进行一番考察，旁敲侧击，好比“包围”。
这样，写出的文章就有深度、有广度，不会停在问题的表面，从回答问题上升到研究问题。
刘老师说，这就是科研的另一种重要方法——追踪研究法。
对于历史研究，刘老师认为，其方法可以总的分为三种：
纵向研究，从古到今；
逆向研究，从今溯古；
横向研究，问题比较。
刘老师指出，掌握资料、消化资料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路子、门径。
多读一些专著专题，注意学术动态，自然会发现研究之门。
如何搜集消化资料，其中有很多技巧，对此，刘老师也给予了大量的指导。
他说，学会积累和运用卡片，是进行科研的必备功夫。
本课卡片可以粗分分为三大类：
一是资料卡，二是专题卡，三是索引卡。
卡片的细分类十分重要，它是管好卡片的基础。
分好类，才能抽得出，用得上，放得回。
为了有效地掌握和消化资料，要区分精读和略读，对立论、观点要精读，做出卡片，不惜费时，对一般性史料大略读过，做索引卡即可。
3.关于论文的写作
三年期间，刘老师采用多种方式对研究生进行写作技巧的指导，包括对写作方法的论述，分析一些文章的得失等等。
刘老师指出，任何文章都含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
绪论很短，引出问题即可，不要把本论的内容放在绪论里。
本论是文章的主干，展开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对整篇文章进行总结。
同时，文章三个部分表现各异，或短或长，或合或分，或转或歧，从而使文章千姿百态，并无雷同。
抓到科研题目后，先按这三部分列出包括章、节、目三层次的提纲。
提纲以一定的资料为根据，既经拟出，又成为进一步搜集资料的工具。
刘老师形象地比喻说，提纲就是一张网，只有拿到它才能在书海中捕捉到鱼，这个鱼就是有用的资料。
在写作过程中，提纲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却不能没有提纲。
由于提纲规定了文章的基本面貌，因而它应反映出文章的广度和深度。
刘老师指出，文章要写得好，不是只在语言上下工夫，追求漂亮的文字，而应在内容方面求深入。
同样重要的是，讲究结构上的技巧，要善于通过结构上的安排把平淡无味的题目写得生动有趣，能抓住读者的注意。
要避免平铺直叙。
关于论战性的文章，也有一个技巧问题。
刘老师说，驳论，要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不一定总是正面相对，善驳者不驳而驳。
这样也容易使对方心服口服。
驳论中可用欲擒帮纵的方法、举纲张目的方法等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刘老师要求文章要有文采，注意文字的优美简练。
他说，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值得好好体会和学习。
文章写得好，必须注意气势的贯通，有一气呵成之感。
语气不该尽而尽，则让人感到突然，该尽而不尽，则为冗长拖沓。
检查和修改也是写作的重要一环。
文章写完后，要细心反复地进行检查，通篇看文章理论是否一致，逻辑是否严密，语言是否精练。
对文章的检查和修改要耐心、细心。
改它许多遍，不怕慢，慢工出细活。
这样，写文章才有把握，才拿得出去。
刘老师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只限于理论和知识的传授，而是在科研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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