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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高价卖给那些巴黎上流社会中那些不那么美丽的贵妇人，让她们陪伴着贵妇人出现在大街和社交场合。
以增加贵妇人的美。
小说写的未必实有其事。
但足以说明比较能使人产生美感。
事实上。
人们在生活中不可能只是接触到一件事物，或同类而完全相同的事物。
不同的事物、有差别的事物到处存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差别，就没有世界。
”人们随时随地都在使用比较的方法，认识和区别事物。
决定对事物的取舍。
表明对事物的好恶态度。
还有一种比较，是内心已有的事物形象和面前实有的事物相比。
比如花，你已经见过许多种花，脑海中储存了许多花的形象。
这时你面前只有一盆菊花，你在欣赏这盆菊花时，会拿脑海中储存的形象和它相比较。
你会说，菊花没有牡丹的妖冶和华贵，也没有一串红的娇艳，更不像玉兰的粉装玉琢，但它寒光四射，自有一番冷艳风骨。
令人怜爱。
这种比较比前一种比较用得更广。
即使在使用前一种比较时，那脑海里储存的花的形象也会自然而然地跳跃出来参加活动。
二、比较在选材中的作用
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巧妇”就好比一个食品“加工厂”，“米”则是加工的原料。
写作也是这样，作家好比“巧妇”，材料好比“米”，如果无“米”，即使“巧妇”，也无计可施。
无以展其“巧”了。
蚕不吃桑叶吐不出丝，蜜蜂不采百花酿不成蜜。
同样道理，写作者不吸收营养，不占有材料，就写不出任何文章来。
占有材料，要提倡一个“多”字。
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虽然讲的是韩信带兵的故事，其实，占有材料也和大将指挥作战一样应“兵多将广”，要在“多”字上狠下功夫。
材料多了，写起文章就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材料少了，写起文章来就会捉襟见肘，左右为难。
古人著述。
对材料的占有也很讲究“竭泽而渔”。
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占有材料是写作的第一步，但在写作时，并非把所有的材料都摄入文章之中，而要进行严格的选择。
选择的过程就是比较的过程。
通过比较选择那些最能表达主题的材料，最典型的材料，最真实、准确的材料，最新颖、生动的材料。
所谓典型，就是指能够揭示事物本质。
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说服力的材料，所谓真实。
就是说不“假”，不“编”。
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表象，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定本质。
所谓准确，就是确凿无疑。
真实可靠。
所谓新颖、生动，就是指要提供给读者一些新的“食品”，新的“营养’，摒弃那些尽人皆知的“陈谷子，烂芝麻”。
总之，通过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选出精华，揭示本质。
伟大的作家茅盾说过，“选用的时候，可就像关卡的税吏似的百般挑剔了，整整一卡车的‘货’，全要翻过身来，硬的要敲一敲，软的要扪一把，薄而成片的，还得对着阳光照了又照——一句话，用尽心力，总想找个把柄，便扣过来。
不让过卡。
”茅盾这段话中的“敲一敲”。
“扪一把”，“照了又照”，其实就是通过比较，对材料的选择过程。
三、比较在炼意中的作用
“炼意”即提炼主题。
所谓“提炼”，就是从大量的原料中经过陶冶、熔炼。
提取出有用的精华来。
若没有原料，任何东西也难以提炼。
“炼意”也是同样的道理。
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的高度早就指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
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选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他还说过，“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
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主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作者占有的丰富的材料。
客观世界，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往往会使同样的材料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特别是那些内涵丰富，与时代变化联系比较密切，容易引起争论的材料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从材料的哪一方面立意较难确定。
这时，我们应采用“比较筛选法”来“炼意”。
运用这种方法时，作者首先应对手头的材料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思考，尽可能充分地挖掘出它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然后通过比较舍弃其中较一般的、平庸肤浅的“意”，筛选出精辟、独到、鲜明的“意”。
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
卡列妮娜》时，最初想把它写成上层社会妇女失足的故事，写一部反映贵族“私生活”的小说，意在谴责上层社会妇女“趣味恶劣，卖弄风情”。
后来，随着作者对俄国贵族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探索与认识。
不仅安娜的形象与最初的构思有质的不同，而且整部小说的立意也从反映“私生活”变为剖析“重大社会问题”的杰作。
贺敬之《白毛女》的主题的提炼，作者也是通过比较，筛选，最后才确定的。
这个剧本所依据的素材是早在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河北西北部某地的一个叫做“白毛仙姑”的民间新“传奇”。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靠山的某村庄。
自八路军解放此地以来。
工作甚难开展，因为该村村民及干部有很深的迷信思想，而且据说该村确有“白毛仙姑”出现。
她浑身皆白，常常昼伏夜出，在村头的“奶奶庙”寄居。
她曾向村人命令，每月初
一、十五两日，一定要上供。
长久以来，村人遵命奉行，莫敢违抗。
一次。
区干部到该村布置村选，决定某日开村民大会。
可是，届时村民俱不到会，区干部询问缘由，村干部畏畏缩缩地说，“今天是十五。
大伙都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区干部便问了“白毛仙姑”的详情。
最后决定到“奶奶庙”捉鬼。
最后。
村干部终于弄明白了“白毛仙姑”的由来。
……九年前。
，村上有一恶霸地主，欺压佃户。
骄奢淫逸，无恶不做。
某一佃农，有一十七八岁之女，聪明美丽，被地主看上。
乃借“讨租”为名，阴谋逼死老农，抢走该女。
该女到了地主家后被其奸污，身怀有孕。
恶霸地主渐渐对该女失去了兴趣，厌弃了她，续娶新人。
在筹办婚事时，阴谋害死该女。
有一个善心的老妈妈得知此信，乃于深夜把她放走。
她逃出地主家后。
茫茫世界。
不知何往，便栖居于荒野的山洞之中，后生下了婴儿。
她背着仇恨、辛酸，就这样野居度日。
由于洞中少吃没穿，不见阳光，不吃盐。
所以毛发皆白，因为去偷“奶奶庙”的供品，又被疑为“白毛仙姑”。
而关于抗战爆发，八路军解放，“世道”改变，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区干部了解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后，深深认识到旧社会吃人的本质。
他向“白毛仙姑”讲了“世道”的改变，并救其母子出山。
使他们又重新过上了真正作为一个“人”的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
这个“故事”经过许多老百姓的加工，越传越广，也越传越“奇”。
其中夹杂着不少迷信、落后的东西。
1949年传到延安后，引起了不少文艺工作者的兴味。
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荒诞离奇的“神怪”故事，不值得一写。
另外有人说倒可以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针对当时农村迷信鬼神的现象。
好好宣传一下“无神论”，还有的认为单单宣传“破除迷信”还不深刻，可以把“反封建”和“反迷信”两个思想结合起来，处理在同一题材里。
但是，，经过对这一故事反复研究讨论后，剧作者通过反复比较，选取、提炼了这样的主题，“一方面集中地表现了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它统治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光明，在这里的农民得到了翻身。
”即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四、比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技法之一
文学创作是审美活动的特殊形式。
文学欣赏中有创造。
文学创作中更要创造。
综观古今文学创作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作家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创作自己的作品，揭示事物的本质。
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
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脍炙人口的是国风。
国风。
是周代的乐官采集的民间歌谣。
歌谣产生的地区包括现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汉流域这一广大地区，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劳动人民兴之所至，随意唱出来的。
《诗经》中作品的创作方法。
后人把它归纳为三种，赋、比、兴。
赋，郑玄《周礼?
大师》条注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刘熙《释名》说，“敷布其义谓之赋。
”刘勰、钟嵘、朱熹都认为是“直书其事，体物写志”。
比，郑玄说，“比者，比方于物也。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有比喻也有对比。
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孑L安国说，“兴，引譬连类。
”朱熹《诗经传》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引起，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
从这些解释可知，除赋之外。
比和兴用的都是比较的方法。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看到成双成对呜叫着的雎鸠，联想到美貌的姑娘，这是兴。
又把姑娘和成对的雎鸠比，是年轻的哥儿的“好一对儿”。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这是比。
把统治者比作贪婪的大耗子，百姓长年侍奉着它，它却不把百姓放在心上。
一部《诗经》特别是国风和雅，主要使用的是比兴的手法。
无论表达爱情或抒发愤懑，无不鲜明、强烈，具有感人的力量。
这说明比较是简便易行的方法，即使是古代那些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懂得使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赋，表面看起来不用比。
实际上也离不开比。
不过是以头脑中储存的形象和现实的具体事物比。
古诗中有一首《击壤》歌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帝王世纪》说，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
有老人击壤而歌。
这首诗是直陈其事，没有用一个比喻。
是赋的写法。
细细品味这首歌，就可以体会出，作者实际也在用比较。
老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为什么就那么游哉悠哉地感到适意呢，这说明那时已有你争我夺。
纷纷攘攘的生活现象。
这种悠游岁月的生活只有和争夺纷攘的生活比较起来，才显得适意。
再如我国东晋著名的山水诗人陶渊明的名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创造出了一个闲适而优雅的美的境界，要想理解这句诗的真正含义，就必须联系当时黑暗的官场社会，只有联系了当时官场的黑暗。
才能更好地理解陶渊明辞官归隐、与山水田园为伍的情怀。
以上诗歌，欣赏者如果不用比较，就无法理解诗意，这就是诗歌中表面现象的事物和头脑中已有事物相比较的结果。
刘勰《文心雕龙?
比兴》说，“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
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喻于声。
或于貌，都是有形的事物相互之间的比较。
拟于心，就是眼前的事物和头脑中已有的形象相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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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陈其事的描述，如果没有头脑中已有的形象作比较，人们就很难理解。
更不要说获得美的感受了。
我们今天读古代文学作品，有许多比较难于理解。
不全是文学上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古人距离现在已远，那时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貌，我们很不了解，无从想象和比拟，自然就格格不入，索然寡味了。
赋、比、兴，直到现在，一直是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方法。
在小说的创作中，比较的运用，不但经常，而且艺术效果显著。
关于这一点只要举出鲁迅的《祝福》就可以说明。
这篇小说的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富人家年终祝福的情景，而偏偏在这时穷苦人祥林嫂被冻死在雪地里。
通过这两者对比，深刻地说明封建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说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道理。
此外对祥林嫂的肖像描写，也是采用了对比的形式。
第一次肖像描写，是初到鲁镇时，虽然“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这时的她，尽管有死了丈夫的难言的苦痛。
但她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依然具有青春活力。
第二次肖像描写。
是再到鲁镇时，虽然照例“脸色青黄”。
但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神色”，顺着眼看。
“眼角上，带着泪痕，眼光也没有以前那样精神了。
”这是当祥林嫂第二个丈夫被疾病夺走了生命，儿子又被狼叼走之后的肖像。
第三次肖像描写是在祥林嫂被榨干了劳动力之后，被鲁四老爷一脚踢出了家门，她成了完全的乞丐了。
这时的她“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到现在“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
不但“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的悲哀，仿佛木刻似的”，要不是“眼珠间或一转”，很难说“是一个活物”。
文章通过对祥林嫂肖像的三次描写，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她的外貌一次比一次衰老，精神一次比一次麻木。
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的神权、族权、夫权，一步步把她逼向绝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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