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17页word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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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17页word资料

《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

　　一、道与学、道德与学问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谈到过对“死而不朽”的看法，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不朽”。

在这三种“不朽”中，跟本文所讨论的德性与学问有关的是立德与立言。

　　孔子对道与学、道德与学问的认识是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

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论语?

子张》载，子夏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君子与百工不同，君子之学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谋生，而是下学上达，进而至于道的境界。

钱穆《论语新解》：

“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

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

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

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

君子终身于学，犹百工之长日居肆中。

”儒家“学”的范围很广，但这些为学无不以“致道”为指向，所走的无非是一条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和道与学相联系的是道德与学问的关系。

孔子认为道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学问为道德修养服务。

《论语?

述而》篇载，子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是孔门大纲，不仅强调修道、立德、依仁的形而上追求，更重视游艺的形而下实践。

道、德、仁、艺是不同的层次，其中道、德、仁是形而上的层面，道是做人为学的根本，德者得也，得道也，是通过内在一己修持而获得对道的体悟进而落实为德性。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缺德无从体道，无德必定无道，道不远人，就在德中。

“仁”是道和德落实在人伦日常中带有血缘情感和经验理性的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儒家的理想道德境界。

“艺”是形而下的技能层面，虽然是一个字，然在孔子就是以六艺为主，包含其他百工技能在内的实践性技能、技术。

道、德、仁固然重要，但若无艺也是空悬的，固儒门又非常重视游艺，君子也要游于艺，但不能停留于此，还要由艺的形而下层面上升到道、德、仁的形而上层面。

《论语?

学而》载，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清楚地表明了道德实践与文化知识的轻重次序。

《学而》篇紧接着又载，子夏云：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本章讲了一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四种基本人伦关系，即夫妻、父子、君臣、朋友，这就是四伦。

朱熹《集注》：

“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

”应该注意到，与前章比较，子夏此论甚至有以德行代替学问的意思，有走向极端的倾向。

《论语?

阳货》载，子曰：

“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

”对曰：

“未也。

”“居，吾语女。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仁、智、信、直、勇、刚这六个方面的道德如果不通过学习来培养就可能产生弊端，这就肯定了学问在人的道德修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概括起来，道德修养是人生的根本，学问知识是实现道德的基本途径。

从逻辑上说，道德重于学问;从事实上说，学问先于道德。

这就为后来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二元张力埋下了伏笔。

　　二、《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

　　明确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是《礼记?

中庸》：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从《中庸》文本来看，“尊德性”的“性”就是其首章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性”，是指上天赋予人的本性。

而“道问学”就是对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概括。

就这五句来看，应视为一体，其中后四句的内容是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内涵的具体展开，“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都可以视为“尊德性”的内容，“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则可以视为“道问学”的要求。

龚自珍曾云：

“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

”[1]这时，儒家内部正式形成了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相应地还有诸如“博学”与“一贯”、博与约、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居敬与穷理等。

正如张舜徽先生概括的，“像战国时期的儒家孟子，便偏重在尊德性方面;荀子偏重在道问学方面。

汉代学者多半是走荀子的路，宋代学者多半是走孟子的路。

而宋代学者之中，朱熹偏重在道问学方面，陆九渊偏重在尊德性方面。

于是两千年间所谓‘孟荀是非’、‘汉宋门户’、‘朱陆异同’，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界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2]。

张先生“尊德性”与“道问学”“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界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一句反映了曾经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但他的基本判断还是大致不错。

　　三、汉唐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诠释

　　郑玄的《礼记注》最早对“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了解释：

“德性，谓性至诚者;问学，学诚者也;道，犹由也;广大，犹博厚也;温，读如?

裎轮?

温，谓故学之孰矣，后时习之谓之温。

”意思是说，“德性”是“至诚”之性，“道”是取径、道路;实现此“至诚”之性的途径是“道问学”，修习“诚”的境界。

何谓“诚”？

《中庸》解“诚”说：

“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诚”既然是“天之道”，人效法此天道，是乃人之“德性”，那也就是说，“诚”是人的天赋之“德”。

具有这样一种“至诚”德性的就是圣人。

所以，君子要尊重、遵从这样的德性，以修习“诚”为学问之道。

这里“问学”是从人的主动性上强调要成为圣人，就要修习这种“至诚”的德性。

孔颖达《礼记正义》发挥郑玄注解说：

“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而道问学者，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

致广大而尽精微者，广大谓地也，言贤人由学能致广大，如地之生养之德也。

而尽精微，谓致其生养之德既能致于广大，尽育物之精微，言无微不尽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谓天也，言贤人由学极尽天之高明之德。

道，通也，又能通达于中庸之理也。

温故而知新者，言贤人由学既能温寻故事，又能知新事也。

敦厚以崇礼者，言以敦厚重行于学，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礼也。

”是说“德性”就是指人的道德性，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是君子贤人应当尊敬的，从而进达至诚境界，像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样的境界。

“道问学”则是指君子贤人如何通过（由）问学、求知的途径实现至诚的德性境界。

尊德性其实是尊道，重在道德的坚守;道问学是行道，重在下学上达，实现道德境界，成就圣人人格。

所以人生的根本目标是圣人至诚的道德境界，而实现此道德境界的途径是读书致知。

汉唐儒者的解释显然是以“尊德性”而成圣为目标，以“道问学”而至诚为途径，所讲清晰而朴实。

　　四、朱熹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诠释

　　宋儒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注释以朱熹为代表，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云：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

道，由也。

温，犹?

@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

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

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意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

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

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朱熹把这五句话代表的五个方面看成是一体的，又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为纲分成两列：

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只是“道问学”;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

“‘尊德性而道问学’一句是纲领。

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纲功夫，下截皆是细密功夫。

”[3]1588-1590在《玉山讲义》中朱熹又说：

“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

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

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

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

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

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将尊德性解释为“存心”、“道体之大”，与《大学》中的“正心诚意”对应;将“道问学”解释为“致知”、“道体之细”，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对应。

朱注把“德性”诠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之正理”，把德性与问学分别界定为道体之大和道体之细，一大一细，一大一小，其实也是一纲一目，要通过修德而凝道来实现人与道体即天理的合一，即他所说的“入德之方”。

这样看来，朱熹认为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完整的道体。

此二者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先后轻重之别的，因为他又说：

“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

”“盖能尊德性，便能道问学，所谓本得而末自顺也。

”[3]1588-1589可见，他还认为二者是本末关系。

朱熹的注释显然是理学的进路，以道体即天理为依归，具有哲学的形而上意蕴，比起汉唐来就更为精细，但与汉唐以圣人为目标就不同。

朱熹之所以这样诠释，是为了救正当时学界流弊。

他说：

“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

”是针对当时学界心量不广，略有所得，便自以为是，或流于佛学之空虚，或溺于世俗的鄙陋而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

　　五、朱学与陆学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议

　　淳熙二年，应吕祖谦之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就为学之方、教人之法问题进行辩论，详情没有记录，据陆九渊门人朱亨道记载：

“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

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

……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和。

”（《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在此之前，朱陆的思想分歧已相当明显。

吕祖谦的本意是要调合朱陆，不料在此会上双方依然各持已见，主要围绕为学方法展开争论。

朱熹主张“即物而穷其理”，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先博览后归于简约;陆九渊主张“先发明本心”，因为“心即理”，不必做读书穷理工夫。

朱熹指出陆九渊教人太简，陆九渊指出朱熹教人太支离，并赋诗互相责难，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结果不了了之，最终不欢而散。

黄宗羲后来说朱学“以道问学为主”，陆学“以尊德性为宗”，遂后“尊德性”与“道问学”一分为二。

　　其实朱陆各有其“尊德性”与“道问学”，当然，仔细比较起来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与陆学不同，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

“朱熹之尊德性与陆学不同，不是专求发明本心，而是取伊川‘涵养须用敬’，强调主敬功夫。

在外则庄严齐肃，于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下功夫;在内侧则主一无适，常切提撕，不令放佚。

故从朱熹看，陆门学者专求什么顿悟本心，而把人的日常基本行为纳入礼教规范方面却毫无作用，以致‘癫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处不得所安’成为陆门的一个普遍流弊。

”“陆以尊德性即是存心、明心，是认识真理的根本途径，道问学只是其一种辅助巩固的作用，而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一方面要以主敬养得心地清明，以为致知提供一个主体的条件;另一方面对致知的结果加以涵泳……因此，认识真理的基本方法是‘道问学’，‘尊德性’则不直接起认识作用。

”[4]443、460这促使他批评陆九渊“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

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过人者。

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甚至后来直接在与陆九渊的书信往来中批评陆学“轻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为两截”（《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