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宗周认识论与主体人格的自我观1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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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必须在承认宇宙内事所具有的客观义理的前提下,让它成为“己分内事”。
因为“理之不物于物,为至善之体,而统于吾心者也”,所以“此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否则,一味地抬升心的超越性,就容易走入虚无。
人道是植根于天道的,人性既然是天所赋与,就不可能离开其源头。
“身在天地万物之中,非有我之得失;
心包天地万物之外,非一己之能,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体天地万物为一本,更无本可觅。
”所以宗周认为,王学末流说心忘性的做法,实质是使理无依凭,性无挂搭,理自理,气自气,性自性,最终走向虚无。
“象山、阳明授受终是有上截无下截,其旨险痛绝人”,①他认为心虽不失灵明,却不可随人挥洒,一无规范,需向物求理。
他虽然也承认“盈天地间本无所谓万物者,万物皆因我而名”,但他认为,“万物因我而名非因我而存在,所以权度在我,而轻重长短之形仍听之于物”。
总之,宗周试图用客观超越的道德理性管辖和贞定人心,从而使人们自觉遵守封建伦理。
于是,宗周将格物纳入其认识论体系。
他继承张载“人本无心,因物为心”的思想,提出“心以物为体”。
他认为,人的认识产生于对物的反映,心的认识、知觉功能来源于物,不可离物而求知,这个物当然不是指客观事物,而是指封建伦理原则。
“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
宗周反对王阳明“先物而求之”的格致说和“不虑而知为良知”的“先天良知”论,他认为其弊端在心物脱离,即认识主体不去接触寓理之物,反而求诸本心的自我认识,将良知来源消解。
他认为良知天理是通过主观努力,同外界事物接触而来,而非单一的心悟所得,心只是认识主体而非本体。
当然他并没有就此否定人格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人能够透过主观的心体来了解和把握客观而超越的性体。
“盈天地间一性也,而在人则专以言心,性者心之性也。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谓性,非性为心之理也。
如谓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贮之而后灵,而心之与性断然不能为一物矣。
”这样,他一方面承认了最高裁定者“天理”的存在,又没有否定人类自身努力的意义。
也正是如此,为了“洗心”而求理①,他便继承了早期儒家（中庸）所提出的慎独观念。
2 慎独之功
“独”是刘宗周认识论中使用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他发挥主体精神的重要理论前提,它可以概括为三层含义:
首先,独体是人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依据,“心无存亡,但离独位便是亡”[10]。
他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自因、自证、自足的,所以完全是独立的。
他说: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11],一旦没有这份自因、自证、自足,人的精神世界将不存在。
因此,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要识得天理,做到心与理一,就必须先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基础,这是所有志向的出发点,而这个人格基础就是独体。
正所谓“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12],“独而无偶,先天下立定一尊,而后志者禀焉,是之为性权”。
他把“独”看作与阳明“良知”一样,是道德和认识的基础,宗周说:
“人生七尺,堕地后便为五大伦关切之身。
故学者工夫自慎独以来,根心声色畅于四肢,自当发于事业,而其大者先授之五伦,于此犹加致力。
”[13]
其次,“独体”是无形无限的,“以其位而言则曰独”。
这是说,“独”是无上下左右的无限大,因此“人生通天彻地,只此一点灵明。
”[14]“独体惺惺本无须臾之间,吾亦与之为无间而已。
惟其本是惺惺也,故一念未起之中,耳目有所不及加,而天下之可睹可闻者即于此而在,冲膜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备也。
”[12]“独体”这种无限超越性,是宗周卓然独立的现实自我的依据,也是他欲作“顶天立地第一流人”的理想自我的理论前提。
第三,独”既是心体又是性体。
在宗周眼中,“独是虚位,从性体来看,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
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
然性体即在心体中看出。
”正因为独是心体,所以他说“天命所命即吾独知”[15]。
同时,宗周认为,性体遍在万物之中,心可与天通,可以识得天理。
因此,独又是性体。
“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
”[12]他认为,这个代表性体的“独”是万物至善的根据,它代表着先验至善本性。
这就和阳明“良知说”一样,将天理由心外移到了心内。
人的主体之心,只需极尽遍体万物而不遗的无限精神来向此理性本体“独”用力,就能识得天理。
朱子将大学之道归为格物,阳明归为致知,宗周则归为慎独。
为了向理性本体靠拢,做到心与理一,宗周要求人们要慎独。
其学生黄宗羲说:
“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
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
”在宗周看来,慎独工夫是千古相传的心法,是为学的根本工夫,他说:
“千古之学,只慎独二字要诀。
”[14]又说:
“端倪在好恶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恶必恶,彼此两关,乃呈至善,故谓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着人力丝毫,于此寻个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还他本位,曰独。
”他认为,道既然与人类息息相关,人道植根于天道,那么人的内在理性就能包容天命理性,因而,天道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我们的自我意识。
只要“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
”[12]这样慎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封闭式的警惕,而是对天理的主动追求。
宗周认为,既然天理作为一种宇宙法则,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那么落实在修养方面,就必然要求在自省的基础上,建立起不被具体环境与个人遭遇所左右的独立人格,即圣贤人格,而慎独是成圣的必要途径。
“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
”[16]“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
①慎独,就是使主体心灵自觉格守中和之道,“慎独之学,即中和,即位育,此千圣学脉也。
”[17]他认为,只有慎独,才能使人的情感世界和思维处处受先验道德理性的支配,不至于模糊视听,走向狂妄。
由上可知,宗周的慎独工夫是针对王学末流空言良知的弊端而发,他试图确立一种周密的工夫来避免“荡以玄虚”的无根之学。
因此,在其慎独论中,他将慎独与诚敬相结合。
他认为,只有在日用常行中敬心诚意,才能使心体达到至善,从而识得道德纲常,以达天人一体的境界。
慎独工夫建立在生命的自我体验之上,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
这里包含着一种提倡理性思维和主体道德自觉的精华。
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既是为学方法,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目的追求,是人的自我实现。
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
3 主体人格的自我观
和所有儒者一样,宗周万般工夫要旨归为一点,那就是成圣成贤,完善自我。
其自我观的理论基础是他对人的主体性作用的独到见解。
为了使主体之心出神入化,达到对天理的主动欲求,宗周以诚意慎独的实证工夫,层层递进、步步归密,将人之为人的主体作用发挥到极至,而不落玄虚。
在这里,他所谓的“体”已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本质,也是人的感性存在的动态过程,是活跃的生命存在。
他告诫人们,要注意领会自身对宇宙生命、气化流行的感受,以勃勃生机去鼓舞一种向上的精神境界。
“人云温故知新,新者正是吾心生生不已之机。
……吾儒以日喻心,光明常照,内中自有生生不已之机”[18],这显然是心学传统的老话。
宗周同样也将“生生不已之机”看作精神性实体,看作人的生命主宰,所谓“心其统也,生生之主也”[19]。
在此,他抛开了人的躯体本身,将人的生命与精神直接同一。
这里的“心”,显然已不是肉体的感性知觉之心,而是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因为它拥有的是理性与意志的力量。
宗周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存在,从中发现形而上的价值之源,以确立人的意义。
“天命流行,物乌无妄,天之道也,人得之以为性,天不离人,性不离形也。
推之日用动静以至纲常伦理之大,溲渤瓦砾之小,无往而非性,则无往而非道。
”[20]他认为,在天地之间,人才是真正的主体,离开人的存在,所谓天性都无意义。
正是“天非人不尽,性非心不体”[21]人只要具有道德理性,做到自我人格圆满自足,就能在心灵境界上达到天人合一,心性圆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周说:
“圣人近取诸身如此,既而无取诸物如此,大取诸天地亦如此,方见得此理平分物我,我在物小,直是活泼泼地令人不可思议。
”他认定,天地万物作为体,都在或将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包容着,所以自己在宇宙面前不再渺小,而与天地同其大。
他从体的角度认识到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统天地万物之理,这就为其心学成圣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传统儒学求圣之道不同的是,宗周追求成圣人,重在人而不在圣。
“均是人也,或曰圣或曰凡人,何居?
”曰:
“人则犹是,其心或异身。
均是心也,或为道心,或为人心,何居?
曰:
心则犹是,其学异身。
”[13]在这里宗周认为圣贤与否不在天,而在每人自身的工夫习行。
“盖天之所与我者,如此而非以凡圣歧也,圣人亦人尔,学以完其所为人即圣人矣。
”[22]他认为人心须自重自信,自尊自贵,“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便是圣之人。
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小人“其先本无所异,其后无不可同,只因习心沾滞,将圣贤地位让予别人,自古流俗,所以愈趋愈远。
”虽有阳明“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23]之论的影响,但却又胜以一筹,因为比之后者,前者少了几分虚狂,却多了几般实在和勇气。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心学宗师与天地同在的激情,他摆脱阳明后学自大空谈和病态心理,以心怀宇宙的宽容与豁达,在顺受其正命的最高点上,发挥其尽心尽性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了主体在道德境界中,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这种人格楷模的关键在于至诚实践和至高理想的绝妙结合。
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宗周的人格定论和价值取向,也正是这种人格定位,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实践。
综上所述,刘宗周对心学认识论的改造,从根本上是为整顿人心,挽求衰败危机,虽然其心学理论的改造,对于阻止明末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力量甚微,但从他身上,特别是他在国家灭后,对生命的选择,都可以看出一代心学家令人起敬的道德精神和以天下为已任的豪情。
正如他自己所说:
“不要错看了豪杰,古人一言一动,凡可信之当时,传诸后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
”因此,这位明代先贤为救正王学流弊,而提出的诚意、慎独、格物之论是可信于当时,且传诸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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