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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怎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非要一刀切吗？
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现在有500余万公务员，如果统一着装，按照每人一套西服500元，领带100元，衬衫200元，皮鞋200元合计1000元计算，那么全国公务员仅仅着装就需要50亿，既然是统一着装，这些钱不可能让公务员自己出，如此巨大的服装开支要国家财政出，合适吗？
容易吗？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9.03%，行政管理成本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是美国9.9%的两倍、法国6.5%的三倍，成为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较高的国家。
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
如果公务员用纳税人的钱来统一着装，纳税人会答应吗？
从建设节约型政府的角度来讲，公务员统一着装上班，虽然严肃了、整齐了、好看了，但是办公室的空调却负载更大了，电力浪费现象更严重了，进一步浪费了能源，加大了行政开支，一点也不合算。
同样是对待公务员着装，为了节约能源，日本政府公务员夏天曾被要求脱去西装领带“轻装上阵”；
而冬季来临，日本公务员又被要求换上保暖的秋冬装，以响应政府提出的“温暖商务”节能号召。
不知道叶委员提出这个建议时，广泛咨询了吗？
公务员统一着装不合国情，在行政上往往“统一”的事情，很容易繁衍腐败，我们的财政能力还没有达到统一着装的时候，建设节约型政府，更不允许统一着装，只要公务员队伍建设好了，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心热了，公务员廉洁奉公了，即使着装不统一，老百姓也会打心眼里喜欢。
让房子成为可触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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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是如此强烈。
在忙碌、拥挤的群居生活状态下，对私有生活空间的渴望使得房子的诱惑如同热带雨林，疯狂地生长。
但是，高房价的乌云却遮蔽了渴望的阳光。
于是，我们读到了奥运冠军想买低价房而受骗这样的新闻。
3月6日《北京晨报》的报道说，花季少女张笑以能购得低于市价的房子为由，骗得受害人订金及房款共计300多万元。
受害人有著名体育教练周树森、乒乓球队员张怡宁、王励勤等人。
奥运冠军张怡宁买房受骗，这绝对不是无聊的花边，而是苦涩的写真。
在高房价面前，在居住的梦想面前，被赋予英雄色彩的奥运冠军也是“竞折腰”！
奥运冠军怎么说也应该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吧，连他都为了买低于市价的房子（请注意，不是低价，仅仅是低于市价）而上当受骗，可见，房价的畸高是多么离谱！
“这些不能触摸的远方的幸福/远方的幸福 是多少痛苦。
”在高房价面前，房子成了一种不能触摸的幸福，成了一种奢望。
即使勉强为之，条件好的，也不幸沦为了房奴。
他们率先跑步进入节约型社会——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还贷。
这实在是绝妙的讽刺！
市场经济下，需求决定生产，市场产生价格。
但是，当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房子的时候，当奥运冠军为了买低于市价的房子而受骗的时候，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不健康的市场。
市场之手失灵，调控之手应当及时补位。
更何况，居住权是人基本的权利之一！
这几年，为了使得房子成为可触摸的幸福，政府花了很大力气。
从“国六条”到“国八条”，一系列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
可是，房价并未应声下挫。
人们期望有关部门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法，给人们一份可兑现的承诺。
近日，有好消息传来。
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
他还说：
“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不用着急，我认为房价肯定会降下来。
”
政府抑制房价的决心和措施,让人充满期待。
但问题的关键是，房价如何才能降下来，几时才能降下来？
最近有一个说法，地产企业从暴利时代过渡到微利时代，做房产类似于卖大米，利润薄关键要走量。
挤出房价虚高的泡沫，增加房价供应无疑是房价下降的一个关键。
但是，逐利的房地产商不会主动去做，调控之手当及时发力，规范市场、引导市场。
同时，房价的调控也不能将目光仅仅盯在地产企业身上，功夫也应在诗外。
比如，单位自主建房、个人集资建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的建设和供应，这些作为房地产市场有益补充的形式，同样是促使房价回落的手段。
在这方面，政府部门大有可为。
让房子成为可触摸的幸福，这是我们朴实的理想。
在繁华的都市，我们不想再听见这样流浪者式的歌唱：
城市里灯火璀璨，而我无以为家……
开放的两会让世界更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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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两会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
尤其是今年，在许多外国记者看来，今年两会更像是一个“国际性会议”：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将首次用英文翻译；
代表团驻地首次对外公布；
外国记者首次获准直接约访代表、委员；
重要法律草案首次印发英文版……世纪考试网版权所有
两会的开放首先是来自世界对中国的关注。
改革开放近３０年，中国已经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融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许多利益与中国息息相关。
中国的一些法律政策，也会影响到小至跨国公司，大至经济体、政治体的决策。
世界需要更及时、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两会无疑是最好的窗口之一。
两会的开放也是中国对世界负责任的体现。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来自外界的声音有惊叹、有艳羡、也有怀疑。
其实不难看出，两会上审议、讨论的许多重要法律草案和政策不仅考虑了中国国情，也借鉴了国际经验。
然而在信息时代，你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必须用成熟的公共外交来准确显示自己的形象，以免出现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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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是因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是相辅相成的。
今天的两会已经不仅仅为中国人而开，它同时也是一场为世界和谐谋福的政治盛会。
公务员申论热点：
我们应该如何真正地尊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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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申论热点
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了，妇女的地位和社会的性别平等问题又引起公众关注。
一些专家认为，媒体本身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尊重妇女，媒体的责任更大。
曾为媒体记者、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妇女权益和社会性别主题协调员的冯媛认为，媒体存在许多“性别歧视”。
“首先，不加检视地遣词造句，随处可见充满性别歧视和性别成见的语言，如‘改嫁’‘遗孀’‘大男人’‘弱女子’‘处女地’等。
”
我觉得，专家的这一提法确实是一针见血，点到了当今一些媒体的要害处。
我们口头上反复强调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尊重妇女的人格等等，而事实上往往并不是这样的。
对妇女阶层存在的各种歧视，首要的就表现在媒体的“性别歧视”上。
好些媒体对于女性的宣传报道当中，在用词上很不谨慎，歧视性的词语随处可见。
一些电视、书刊在报道女性时，其镜头、图片也不尽合理，该报道的报道，不该报道的也报道。
还有，喜欢把女性的一些个人情况极尽渲染，可以说是把角角落落的东西都恨不得挖出来，以吸引公众的眼球。
还有，就我们的社会而言，对于妇女群众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职业歧视、社会地位不高，应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解决等问题是较为普遍的。
诚然，有些职业妇女由于体力等方面的条件是不能去从事的。
但是，在好多妇女能够从事的职业当中，用人单位也人为地给妇女们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把她们拦在外面，有些甚至对长相、身高进行限制。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事实上还是没有男性高。
三八节来临时，专家们把这一问题提出来了。
就应该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
我们应该如何尊重妇女，真正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和男性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一问题，应该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社会问题来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不能限于讲在口头上，或者在三八节前后响亮地高喊一阵，过后就无人问津了。
既然有专家提出了媒体上的“性别歧视”问题，那么，在尊重妇女问题上还是先要从媒体抓起，各种媒体应该在这方面高度注意，在对女性问题报道时，尽量克服歧视性的词语、避免出现有伤女性自尊的各种镜头的出现。
这方面工作的难度想必不会太大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社会实践中把尊重妇女、提高女性的地位真正放在各级党政机关的议事日程上，重在落到实处。
这既需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还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和实施。
尤其是在妇女的就业、权利维护、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要让她们享有和男性平等的甚至比男性更为优越的一些待遇。
逐步完善，趋于合理。
尊重女性、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千万不要限于三八节期间，要天天都关心她们，使女性能够真正地撑起“半边天”来。
经济学家要做改善民生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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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民生问题占据了很大篇幅，与会人员的３５次掌声，一大部分是讲到改善民生时的鼓掌。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学是民生之基，就医是民生之急，住房是民生之需，社会保障是民生之盾。
改善民生，百姓称赞，媒体关注，各级官员竞赛式不断出台改善民生的措施。
然而，经济学家特别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在改善民生中应该如何做，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改善民生的举措，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笔者多次说过，经济学家善于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无可厚非。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不是为改善民生献计献策，而是对国家、地方出台的举措吹毛求疵，习惯于拿所谓的市场经济学原理从经济角度算账和说事，对改善民生拉“偏套”。
比如说，今年春运，火车票价没有上浮，是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一项实实在在的好事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却对“没有上浮”质疑，我们注意到吴敬琏先生明确说“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
笔者在此希望一些经济学家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要认识到民生问题完全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的，这是国际惯例和成熟经验。
动不动拿市场经济原理进行判断，动不动摆出国际惯例，对改善民生于事无补。
人民群众吃穿住行、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基本教育问题，必须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和保障。
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更应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
其次，必须认识到就是市场经济原理本身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也可能失灵，决不能生搬硬套。
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教授郭松海称，中国房地产需求４０％是由于非理性的预期形成的。
政府如果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那么，房价就会如脱缰野马不可收拾，最终苦了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
在房地产相对垄断的情况下，依靠市场经济是无法解释和解决房价问题的。
再次，奉劝一些经济学家多学一点穷人经济学。
解决民生问题需要的是穷人经济学而不是富人经济学。
最后，经济学家们切记，改善民生不但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改善民生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是落实发展为了人民，让人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具体要求，其政治意义更加深远，是简单拿市场经济学原理无法衡量和解释的。
衷心希望经济学家们要做改善民生的促进派，而不要成为掣肘者。
贪官缘何非要身陷囹圄方想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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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滁州市国税局原党委办公室主任徐建秋，在担任该局财务科副科长、科长的10年间，采取多头设立账户，先后侵吞公款350余万元。
7日，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赃款上缴国库。
（3月8日 中新网）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又一贪官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耐人寻味的是，在庭审陈述期间，徐建秋几次泣不成声，痛哭流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深深忏悔，并向法庭宣读了一份长达6000多字的悔罪书，表示愿舍弃一切换取自由。
那痛心的模样，确实让人同情。
只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红楼梦》中的智通寺大门上写有一幅这样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其意就是规劝人们不要贪得无厌，以免日后走投无路、后悔莫及。
其实，此联用于那些腐败官员，可谓恰如其分。
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便“痛心疾首”，想到了人生自由的可贵，甚至洋洋洒洒写下6000字的悔罪书。
可再长的悔罪书，也不可能赎清其罪孽。
有的，只是一种笑料。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在悔过书中就这样写道“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临死还卖弄道“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给你们写字”，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接到死刑判决书后哀求道“我上有老下有小，请求给我一条生路”；
而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规”后表示“希望党组织能够保留我的党籍，让我回常德桃源老家种田悔过。
”如此种种，辛辣地勾勒出了贪官的无耻嘴脸。
其实，剖析以上贪官的腐败案例便可发现，多少贪官当大权在握时，凌驾于法律之上，脱离于监督之外，利欲熏心，肆无忌惮地摆开权力黑市，以权谋私，大肆受贿，有的甚至不择手段，触目惊心，动辄几百万上千万。
原福建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就有句经典“名言”：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
”那种对金钱的贪婪，又几曾想过日后的自由？
人生的自由，是那样的普通平淡，却又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而贪官一旦漠视了人生的自由，那喷涌的贪欲便如水滔天、如火燎原不可遏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便铤而走险；
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便敢冒着绞首的危险。
而权力滋生出的“黑金”无本万利，在利欲的驱使下使得某些心存贪念之人罔顾了党纪国法、抛弃了人生自由而沦为权力滥用的殉葬品，可悲可怜！
看看贪官的铁窗泪，想想贪官的忏悔书，为官还是清廉好。
巩俐提案像小学生作文不必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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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演员巩俐无疑是本次两会的“明星”，去年缺席的她今年参会了，还首次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网友花平子就此专门撰文一篇，认为“俨然一篇小学作文或一个活动倡议书，哪算得上什么提案呐”（见3月8日《新快报》）。
巩俐的提案说的对不对？
说的对。
说的对就应采纳，不应再去计较和在乎提案的文体，也不应将其和巩俐的影星身份挂起钩来。
至于这个提案质量有多高，与是不是小学生作文没有必然联系。
文化程度不高的政协委员，并不一定就提不出高质量的提案。
巩俐的提案说的对，但是可能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
一些委员的提案像“人民币改名叫华币”、“三八妇女节叫女人节”，提案质量水平如何，相信公众都很清楚，你能说这些人没有文化吗？
有些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问题，不是也遭到了公众的“炮轰”吗？
你能说这些经济学专家没有文化吗？
因此，我们应该呼吁：
政协委员在向会议递交提案前，应针对国计民生的大事，认真进行调研，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多做一些思考，力争写出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措施扎实、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高质量提案。
巩俐的提案像小学生作文不必大惊小怪，似乎也不应把提案质量的高低看作能否当政协委员的标准。
公务员申论热点:
吴敬琏先生的屁股坐在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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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有必要改一改替学者“站队”的思维
吴敬琏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一系列发言，大约会让许多人对这位著名学者的情感，产生某种困惑。
“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规律”、“城市拆迁不应该按市场价补偿”、“政府打压房价会导致物价上涨”等连串表态，让许多一向视吴先生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百姓，认为他背弃了心向普通百姓的“良心”，也背叛了“穷人经济学”。
又有最新消息称，吴敬琏先生与其他2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利息税。
目前实行的利息税征收制度，从其开始施行起，就一直广有争议，以无差别的利率对所有利息所得征税，被许多人认为是一项对穷人更加不利的制度。
“利息税伤害普通百姓，收得没有道理！
”也正是这次2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主要原因。
数天之内，吴敬琏先生的“屁股”，似乎在穷人与非穷人之间挪来挪去，以至让许多一向对吴先生抱有高度敬意的人，拿不准主意该不该继续保持敬意。
其实吴先生没变，而是公众和舆论错会了吴先生曾经的“立场”。
在成为“良心学者”之前，吴敬琏先生更广为人知的“别称”是“吴市场”。
若论立场，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才是吴先生始终不变的立场。
只是当吴先生基于这一立场而对权贵资本予以抨击时，他道出了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心声，成了普通百姓的代言人；
而当他基于同一立场，对某些非市场化的福利措施或政策安排表达不同意见时，却又似乎站到了这些福利措施的受惠者，即那些低收入百姓的对立面。
这样的“摇摆”，并不能证明吴先生有任何投机或投靠之意，也并不意味着吴先生放弃了对百姓、对社会的良心，却正是一位学者必要的学术坚持。
学者也有利益和情感的不同取向，经济学家就更是如此；
不同的取向也确实会导致学术路向和学术发现的不同，经济学家亦更是如此。
心系穷人，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观察、思考经济现象，确实会对经济现象、经济规律有全新的发现，因此才会有“穷人经济学”的出现。
但这种观察和发现首先必须是基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非出于先验的政治立场的“学术化”斗争。
这也正是经济学家有别于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及社会评论家之处。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和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专业群体的职业伦理。
如果没有这种对职业伦理的坚持，而是以一种泛道德化的伦理标准要求所有的专业群体，则必然导致所有标准的混乱和失范。
即言之，如果没有“为当事人利益负责”的职业伦理，而是代之以泛道德化的要求，则律师这个职业将不复存在，整个司法体系和法治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面对那些确实已经沦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经济学家”，舆论首先应该批判的是他们对学术伦理的背弃，和由此导致的理论谬误；
为了反抗他们为特殊利益集团进行的“学术化代言”，我们需要的是心系百姓又能坚守学术良知的真正学者，却不能寄望于也推出几位只坚守“立场”的代言人。
实际上，那些不能坚守学术良知，却以投百姓所好而立言的学者，其实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良心”。
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寻找利益代言人的需求，广大的普通百姓就更是迫切。
随着经济学、法学等渐成显学，公众似乎已经习惯于替不同观点的专家“站队”，并赞一部分人为“良心”、弹另一部分为“没良心”的思维。
但这种替人站队的做法，既误解了学者的职业伦理，更可能使我们的希冀落空。
真正的代言人，应该是政治家、人大代表和社会活动家。
奥运应当为北京带来更多世界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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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今年全国“两会”不少代表委员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谈论到了这个问题。
其中，不少人更是提出了颇具现实针对性的建议。
而在诸多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中，让人眼睛一亮的，应该算是3月7日《新京报》的一则报道。
报道说，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参加全国人代会北京团分组审议时表示，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市将继续利用奥运食品安全保障系统。
我之所以觉得这个措施让人眼睛发亮，主要在于北京市的这一做法，将直接有利于弥补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漏洞，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由于法律法规本身存在一定的漏洞，由于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在思想上存在懈怠，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
毒大米，毒竹笋，地沟油，注水肉……各种问题食品频繁在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等媒体曝光，不仅直接损害着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而且也委实让国人惶恐不安。
我们知道，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一项重要活动，奥运会的食品安全，有一系列非常严格、全面而细致的标准。
无论是北京奥组委，还是北京市政府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必然会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来办，全面保障奥运会时的食品安全，确保吃到嘴里的食品都是安全的。
很多时候，我们举办大型的国际活动，不仅只是为了单纯完成任务，更需要学习其中先进的管理思想，学习其中严格的管理制度。
尤其是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运动会，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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