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简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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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简述

（从古代至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发展过程，可分为古代、18世纪和19世纪三个阶段。

古代文学（10世纪末至17世纪）

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文学同出一源，都发轫于10至11世纪之交，即988年基辅罗斯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

初期受民间口头创作和拜占廷、保加利亚文化影响很大，用古斯拉夫文和古俄文（13至15世纪衍化为俄罗斯文、乌克兰文和白俄罗斯文）撰写，往往同宗教、历史等著作融为一体，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

内容多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偏重纪实。

最早的俄罗斯传记《鲍里斯与格列勃行传》等成书于11世纪。

最古的编年史《往年故事》一名《俄罗斯编年序史》，约作于1113年，书中追溯俄罗斯国家的起源，记载历代王公的生平和重大历史事件，文笔颇为生动。

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佚名作者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12世纪末）。

全诗描写1185年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公伊戈尔孤军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被俘的悲剧，并通过这一教训来呼吁诸侯团结御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可以同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贝龙根之歌》媲美。

从1240年起，蒙古人入主罗斯近两个半世纪之久，使罗斯的经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

这一时期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较重要的有《拔都灭亡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13世纪70年代），以及索封尼记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大败蒙古军事迹的《顿河彼岸之战》（14世纪末）等。

1480年伊凡三世彻底战胜蒙古侵略者之后，逐渐崛起一个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

全国性的文学代替了分散的地区性文学，并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主要反映进步小贵族同反动领主之间的斗争，代表作为伊．彼列斯维托夫的文章、伊凡四世（1530～1584）同库尔勃斯基公（1528～1583）的通信。

17世纪初叶由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和王朝的更迭等造成的混乱局势，阻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到20年代，有关“混乱时期”的政论著作一度兴盛。

17世纪下半叶，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文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的格局，题材和体裁都有所增加，出现了大量描述社会生活、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世俗故事，或反映对新生活的朦胧憧憬与对旧传统的背叛，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或揭露和讽刺社会弊端，如《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棘鲈的故事》。

同时，宗教文学也有了新的特色。

分裂派领袖、司祭长阿瓦库姆（1620或1621～1682）的《行传》（1672～1675）讲述他同推行教会改革的尼康大教长之间的冲突，和受迫害、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过，书中充满反强暴的精神和心理描写，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为中心而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著作，文字朴素生动，受到后世作家的推崇。

拥护尼康改革的宫廷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为俄罗斯文学增添了新的体裁──音节体诗和诗剧。

18世纪文学彼得一世时期的文学仍然是新旧杂陈，具有过渡性质。

沙费罗夫（1669～1739）和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的政论反对守旧，宣传开明君主专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动向。

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了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

康捷米尔（1708～1744）的讽刺诗着重批评20至30年代社会上的愚昧主义流毒和封建等级观念，到50年代还在广泛传诵，罗蒙诺索夫（1711～1765）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

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也有过很大影响，同时代人认为他的悲剧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标志着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

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

在古典主义文学中，讽刺作品成长较快。

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再现。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诺维科夫（1744～1818）主编的《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

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一样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后者侧重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

此外还有艾明（1735～1770）的《地狱邮报》（1769）和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

70年代末，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开始问世。

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结合起来（《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进诗中（《兹万卡的生活》，1807），从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模式。

冯维辛（约1744～1792）在其优秀喜剧《纨少年》（1782）中虽然还遵守“三一律”，却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点出农奴制是俄国的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

18世纪末叶，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国勃兴，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

其倡导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像引入文学，在《苦命的丽莎》（1792）中写一个农家姑娘和贵族青年相爱，最后见弃自杀。

小说着力渲染人物的内心感受，格调新颖，语言清雅流畅，发表后风行一时。

感伤主义诗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谣见长。

伟大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

他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困苦和抗议，并用书中《自由颂》一诗大胆歌颂17世纪英国革命，而抒发作者感受的章节仍保持感伤主义的特点。

这部作品没有对当时的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其效果到十二月党人革命时才显示出来。

19世纪文学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到1861年）从此开始。

同这次起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

感伤主义虽已出现，古典主义派尚未完全退出，他们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杰尔查文为首，结成“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1811～1816），同拥护卡拉姆津的“阿尔扎马斯社”（1815～1818）就新旧文体问题激烈论战。

19世纪初，一些保守贵族对动荡的社会甚为不满，流露出悲观遁世的思想，消极浪漫主义遂应运而生。

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从感伤主义蜕化而来，他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但他发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对人物的心理剖析。

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后期诗作也有类似之处。

随着贵族革命的酝酿，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宠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达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

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诗人认为文学是宣传和战斗的武器，注意从民间创作吸取营养，强调作品的民族独特性。

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进展。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广泛地表现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泼，文辞通俗。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通过对保守反动势力的斗争，刻画出一个反映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恰茨基的形像。

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1809～1842）的诗，也包含许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插图

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在保持和发扬早期诗作的优点的情况下，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表明他已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在本国文学中展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当时大多数进步贵族青年的代表奥涅金，他们厌恶上流社会，但又远离人民而无法自拔，结果一事无成。

30年代起，散文，特别是小说，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文学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

他的小说《驿站长》（1830）写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从此文学界描绘“小人物”蔚为风气。

他最后一部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取材于普加乔夫暴动，作者继续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主题的民主化。

他在30年代所写的文论肯定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批駮了嚣张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之流。

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创作活动、现实主义方法和纯净优美的语言，为此后的俄罗斯文学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

30年代的莱蒙托夫（1814～1841）继承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贵族社会的愤怒谴责（《诗人之死》，1837；《咏怀》，1838；《童僧》，1839；《恶魔》，1829～1841）。

但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有时使莱蒙托夫的诗作带上一种孤独感和悲观色彩。

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当代英雄》（1840）的主人公毕巧林才华出众，但对个人事业和生活完全陷于绝望，是“多余的人”奥涅金在30年代的变种。

书中深刻的心理分析对后世作家有很大教益。

果戈理（1809～1852）使俄罗斯文学的批判成分显著增强，他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米尔戈罗德》，1835）、“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彼得堡故事”）。

《钦差大臣》（1836）和《死魂灵》第一部（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以辛辣的讽刺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

果戈理“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文学指明了航向。

40年代，农奴制危机愈益严重，俄国的发展方向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问题。

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地主阶级，主张返回彼得改革以前“淳朴的”宗法制社会。

西欧派大多是自由主义贵族，希望俄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

以别林斯基（1811～1848）和赫尔岑（1812～1870）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则站在广大农民一边，要求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向往社会主义。

屠格涅夫的作品《猎人笔记》插图

别林斯基根据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总结，建立了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和评论，认为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是方向。

他极力反对“纯艺术”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地结合。

他对典型性作过透彻的阐释，将典型化视为创作中的首要课题。

1839至1848年他先后主持《祖国纪事》（1839～1884）和《现代人》（1847～1866）评论栏，大大加强了这两家杂志的战斗力。

《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

由于果戈理的示范和别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罗斯文学同生活的联系比30年代更加广泛深入，批判现实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并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性和目的性。

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专制农奴制的作家，从赫尔岑（《谁之罪？

》，1841；《偷东西的喜鹊》，1848）、屠格涅夫（1818～1883；《猎人笔记》，1847～1852）到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

50年代，尤其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大败以后，反封建的主题在文学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