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自律与严谨治学Word文件下载.docx
《严格自律与严谨治学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严格自律与严谨治学Word文件下载.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精心著述，慎独知耻；
明责敬业，有为而作。
一自强奋进，厚积薄发自强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实际的意义，尤其对刚刚踏进社会的青年人更是最为现实最为迫切的问题。
古语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常言说“男儿当自强”。
人要立足社会，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占一席之地，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艰苦奋斗，以自强达到。
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如何自强呢，我的体会有以下三点。
1脚踏实地，自知自励。
在自我奋斗中有个出发点的问题，用时兴的话说叫选好定位，即确切明暸自己所处的位置，在社会、在人群中明确自己的座标。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俗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这是说人要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
但能真正做到这点，往往并不容易。
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正视现实，从实际出发，冷静地审视自我，做切合实际的努力。
明确方向，不懈追求，定有所获。
否则，必将招致烦恼或碰壁。
对此我深有体会。
我生活中经历了两次大的困惑和挫折后，才定位在搞科研，而具体从事清史研究上。
少怀赤诚与梦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在高中读书时，便萌发了升大学以便终生致力于古典文献研究的希望，而拼命啃书本。
诸如《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古文观止》等书，读之又读。
其中许多篇章，至今犹能背诵。
同时我订阅了数种报刊，特别是对当时《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爱不释手，期期必读。
且一经倾心，历久不渝。
从1957年开始订阅该报，40年来迄未间歇，可见痴迷之深。
然而最初的理想却在无情的现实中破灭了。
1958年我于沈阳市第十一中学高中毕业，对未来满怀憧憬地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信心十足志在必得，而几位任教老师也鼓励我说你志愿填得恰当。
然而八月下旬发榜时得到的却是“你未被录取”的通知书。
这犹如晴天霹雳，轰击得我痛苦而迷惑万分，不知所措。
好在这时正值“大跃进”之年，全国到处大放“卫星”，纷纷大办高等教育，大学如雨后春笋，一时之间在各地出现，就在高考发榜之际新办大学的招生简章也铺天盖地般地飞来，我未假思索，立即重新报考。
这时因为没有好的大学和专业，所以我文理兼报，目的是不论学什么，一定要跨进大学之门，接受高等教育。
九月中旬，我再临考场。
然而二十天后，我收到的又是“你未被录取”的通知书。
通向大学之门一再向我关闭，这是令人难堪、难以承受的残酷现实。
本来自以为势在必得之事，竟何以一败涂地？
考试前摩拳擦掌，各科均做了充分准备，虽然难说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对考试十拿手九稳的成功，最不济也能上个大学还是有充分信心的。
而从考场出来之后更加把握十足。
但实际上竟出现这个结果，且接连如此。
因家庭出身为地主及社会关系复杂所累吗？
但条件比我更差的同学却照旧升上了大学（尽管很不理想）；
因在校期间表现不好而政治鉴定不合格吗？
当时正值“反右斗争”之后，特别强调政治表现，已把政治课的成绩与平时政治态度捆绑在一起评分，按优、良、及格、不及格给分，要求十分严格，全班61人中得优者不到10人，而我却是其中之一。
按此理推断我政治上应是百分之百的合格。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竟然如此，难道我真的学习太差太无能了吗？
这又让我迷惘万分。
当时哪里知道此“非用兵之罪也”，实乃“政审不合格”所致呢！
原来我参加高考的政审鉴定中却有“同情右派，政审不合格”的评语，并有“不宜录取”的最后审查结论。
在此背景下我无论考出什么成绩来，都毫无用处。
这是事隔20多年后的1979年，组织上清理档案，清除一切诬陷不实之件，并告知当事人时，才获悉之事。
呜呼，我被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害得好惨！
然而当年在明处的我却对此毫无所知，一点迹象都没察觉到。
这突然如大难临头，希望越大，破灭后的痛苦也就越深。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我百思莫解，痛感运厄，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沉醉在蒲松龄《聊斋志异》《叶生》篇之“异史氏曰”里：
“遇合难期，遭逢不偶；
行踪落落，对影长愁。
”反复吟咏，引发强烈共鸣，引起无限感慨，令我悲哀之至，竟而形销骨立，神情恍惚，几至难以自拔。
但自己的梦终须自己去圆。
经过苦苦的思素之后，冷静了下来，用伊朗大诗人萨迪的一句话说，我终于“用泪水的钻石，划开了心灵的石壁”，而透进一缕阳光。
哲人孟夫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话萦回在我的脑际，沉吟至再，努力寻求自我宽慰与平衡，终使我振奋起来。
总算做到了自我调整：
坦对困厄，正视现实。
可能有人说这种自我宽慰，不过是画饼充饥式的精神胜利法而已。
我认为精神胜利法总比精神崩溃法要好得多。
如果抛开健康的心态，钻牛角尖总也想不开，一直沉浸于愁苦之中不能自拔，沉沦下去，岂不是自我毁灭！
此绝不可取者。
升学之路既不通，振作起来，另辟蹊径，以自强奋进。
这条路便是自谋职业，决心一下，我便一天也不能等待地急于找到工作。
从十一月开始选择单位，几乎跑遍了沈阳城，最后，在十二月初，选定了皇姑区民办第一中学。
徐景隆校长五十多岁，他在有十几位教师备课的大屋子里接待了我。
同我略加交谈、看了我的毕业证书后，便对我说欢迎你来，你把自己的事情安排一下，明天后天便可上班工作。
又说你念书的学校离这很近，跑一趟开个学历证明，上班时拿来好不好。
我说好，我立即去开，如开成马上拿来。
于是告辞掉转身离开，但不知身后却跟上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教师，出校门后他赶过来对我说，你不要去开什么证明，他是故意刁难你，别的高中毕业生来讲课，谁也没开。
我说谢谢你，我已经答应他了，还是去开一个吧，我想不会有困难。
我到了十一中学教导处，找教导主任张海宽老师。
五十左右、教语文出身的张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但认识我。
听我说明来意后，便说你有毕业证书，证明就不必开了，我写个推荐信吧。
随即动笔写出，还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了教导处的公章。
他和蔼而深情地对我说，张玉兴祝贺你开始新的生活，本领在那都可学到，只要勤奋，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会成功的。
随即他让我看看他写的推荐函。
我怕有所不便，不敢看，请他把函件装在信封里密封好再拿走。
他笑着说不保密，不必封口，你看看交上去就行了。
我一看上面写着的大意是：
张玉兴系我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在校期间，颇为勤奋，品学兼优，有办事能力，足堪胜任教师之职。
本与我接触不多的张老师竟写出如此简明而评价很高的推荐信，令我十分惊讶和感动，更无比振奋。
这是我高考落榜后第一次受到的巨大鼓舞，它使我坚信自己，更坚定了对未来的希望。
12月4日，我正式到民办一中上班。
从此开始了生命旅程的新的起点。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徐景隆，这位解放前以教师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皇姑区第一任小学联合党支部书记，民办中学里唯一的一位国家派来的干部，对我很器重。
我到校之初教初中二年级语文，一个月后，即1959年元旦一过，我就接过教高中二年级经济地理及高中三年级中国历史课的任务，不久又被选为共青团支部书记（全校师生只有这一个支部）。
但我还想暑期报考大学，徐校长很不同意，一再动员我放弃高考，说大学毕业生不也一样当中学教员吗？
他说你虽然少不更事，但年轻有为，工作得很好，就在这里继续干下去吧，学校也不会总是这个样子，会发展变化的。
在工作中多多历练，你前途定当无可限量。
但说不服我。
最后他竟要我承诺如果考不上，一定回来任教，不到别处去。
我说如考不上大学立即回校上班，坚决保证，绝不食言。
结果，当八月份这次高考发榜时，我接到的还是“你未被录取”的通知书。
我当然得无条件地践诺了。
其实并不存在上不上班的问题，因为名义上我请了一个月的假，而实际上只有高考的三天没到校，其余仍然是天天上班。
可能一再遭到打击的我已经麻木了，这次落榜好象本应该如此似的。
而徐校长更是若无其事，其中的奥秘他却没有向我透露分毫，不论当时与事后。
9月份，经皇姑区教育局备案，我被指定为该校的代理教导主任。
这是因为该校原有的两位教导主任，或因政治历史或因经济问题，此时均被逮捕法办。
接着总务主任也因经济问题去职。
而国庆节过后，徐校长又离校集中参加领导干部的“反右倾”学习，数月间，我成了这所有千余名学生、40余位教职员工的皇姑民办一中主持工作的唯一领导。
时年20岁。
1960年1月，我被评为1959年度皇姑区三等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区文教系统群英会。
3月，学校被沈阳市轻工业局接收，改民办为公办，由市自行车厂代管，更名为沈阳市轻工业机械学校，定格为中专。
我被任命为教导主任，同年被评为自行车厂先进工作者。
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10月，学校在国家全面整顿中停办。
我被调到轻工局所属的市儿童食品厂担任职工业余教育教员。
虽然我努力适应新的环境，认真设计课程和讲授，但职工教育形势却每况愈下，竟至处于半停顿状态。
我无所作为。
然而在这消磨岁月的困窘之中我却有个重大收获，那就是得到了爱情和爱人：
我与陈秀琴结婚。
我有得，她却有失。
下中农家庭、童工出身的陈秀琴没有进过校门，文化知识全从业余学习中获得，但其劳动积极出色，历年被评为厂甚至市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当时已是提干和党组织的发展对象。
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公开以后，便有的党员找她谈话，陈明利害，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不可靠，动员她和我结束关系，否则将失去组织信任，白瞎了多年来的入党努力。
她未听劝告，得到了我，却失去了入党提干调资的机会，更开始走上为我而艰苦付出的生命历程。
她全力支持我的教学、科研，乃至学习提高，承担了一切家务，强顶着周围不断袭来的政治歧视，节衣缩食，茹苦含辛，同我度过了许许多多揪心的日子。
但她心态平和，处之若素，无怨无悔，我们苦中有乐。
我迄今之所以能安心治学，并能取得点滴成就，多亏她的牺牲与奉献。
当然这是后话。
1963年8月，我调转工作到市三十三中学，当语文教员，并担任班主任。
从此一干就是十余年。
这是充实的十余年，我是本着忠诚教育事业的理念，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在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更一直坚信教学相长的道理，决心在教书中自励。
参加工作以来，我对不能圆入大学之梦，久难释怀。
遂以强烈的求知心，饥不择食地广泛涉猎各种书籍。
文史哲经、古典现代，甚至天文地理等书我都读，当然重点仍放在文史上。
我挤时间以较多的功夫认真阅读了《史记》、杜诗和《资治通鉴》。
这时我读了三个业余和函授大学，即1959年秋开始读沈阳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是专科，一年后结业；
1960年初考入辽宁大学业大历史系学习，二年后专科毕业；
1964年考入以专科为起点的东北师范大学函授中文系，最终以本科毕业。
18年的教书生涯中，我恪守“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古训，未尝稍懈，以报效社会的满腔热忱及认真负责的态度，问心无愧地从事了教育工作，因而也获得了许多诸如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然而，我的心情却长久之间难以舒畅。
我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及个人档案中被塞入的我毫无所知的莫须有的罪名，却使我成为政治上屡被怀疑的对象。
接踵而至的令人难堪的遭遇，又使我陷入难以解脱的困惑境地。
这就是1963年（我正在儿童食品厂）及1972年（我正在三十三中学），沈阳两次组织全市各界人民夹道欢迎外国来访元首：
朝鲜崔镛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时，沈阳市民几乎倾城出动，欢天喜地，如逢盛大节日。
但“五类分子”（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劣迹与可疑人员，不得参与其中，并严令其届时留在单位里或家中，不得外出。
这两次活动中我均获此待遇。
而1972年欢迎西哈努克的活动中更令我狼狈之至。
最初我这个班主任还是获得信任的，随众参与，准备工作足足进行了一个月。
可是临夹道欢迎的前一天，我却得到通知说：
你不能参加欢迎。
但任务很重，届时要早点到校，带领本年级各班不能参加欢迎的学生，集中到一个教室。
等整个活动结束后，再离开学校。
你的班级将由副班主任带领出去。
决定如此，没做任何解释、也没有商量余地。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此事我虽然早有预感，但事到临头时仍如晴天霹雳，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太令人难堪了。
我在迷惘惨痛中感到自己被捉弄的可悲，感到心寒。
这次欢迎活动后不久，我病倒了，患的是急性黄疸型肝炎，住进了医院。
极度疲惫地躺在病床上之时，学校派人给我送来了被授予皇姑区先进教育工作者的讯息，并向我祝贺，我有一种难言的苦涩。
五个月后病愈出院，身体虚弱之极，学校再也没让我当班主任，任命我为语文教研组组长。
然而我内心再也难以平静。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到了此路不通的地步，那里还能谈什么施展抱负？
人岂可一厢情愿，屈从于恶劣环境，坐以待毙。
朦胧中我想，不能再作茧自缚“一棵树吊死人”了，该另寻出路以求进取。
理智地选择对自己对社会有用的场所，生命就是充实完整而有意义的。
从而导致我生命旅程中弃舌耕而就笔耕之路的又一转折的到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热心师友（张云鹤、王鸿宾老师、崔灿兄）的积极推荐和鼎力帮助，1976年初，我被借调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清史简编》编写组，参加清史编写工作。
清史编写组由辽宁大学及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前身）等部门的清史专家组成，写作办公地点设在辽宁省图书馆。
馆方提供了充分的图书条件，只要馆内有藏凡有所需立即提供，不计数量。
清史，对我来说乃是一个未曾留意的全新学术领域。
几乎是一切从头开始，我没有放过如此大好的学习、研究与写作的机会，充分利用，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
我向该组和曾经在该组工作过的鄂世镛、徐恒晋、阎万章、赵秉忠、郑玉英、王廷元等诸多先生请教，得其热心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我积极请教了虽未参加该编写组工作，但对明清史研究有素的辽宁大学孙文良老师，得其全面深入的具体指导，使我很快获得学习清史的要领，迈入了学习研究清史的门坎。
我抓紧时间广泛、深入而有步骤地阅读了治清史的基本史料。
我是一本一本地读书，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思考和弄清。
以致很快适应环境，掌握了清史的基本要领，且思路渐开，对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随而获得同行的肯定。
二年后，祖国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切身感受到明媚春光中的温暖。
这年，即1978年2月1日，由于张云鹤老师和崔灿兄的鼎助，特别是任松老师的器重与荐举我被正式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当时叫辽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7月份改成今名），从事清史研究。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转折，时年虚岁40。
两个月后，我奉命陪同我院一位老学者朱子方先生进京访问北京大学，当一位教授得悉我以如此学历和年岁才开始研究工作时，便随口发出“太晚了”的感慨。
为学起步既晚还要从事高深的研究，那岂不太难了。
我清楚，的确如此。
我是既无年龄的优势，又全无老本（无学历、学力及资历）。
但既往已蹉跎，岂可再虚度！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我是认定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这个理，才步入本院大门的。
因为我梦寐以求的实现理想的机会终于来到（尽管来迟，但毕竟已来），岂可错过！
此时不奋勉，终生留遗憾。
所以明知其难，也硬要迎难而进。
至此已无退路可言，我横下一条心，路须自己走，知识靠自己积累，本领全凭自己练就。
如同负重远行的奔马，所谓明知路崎岖，扬鞭紧奋蹄。
认准方向，艰苦奋斗，坚韧不拔，一定要在全力拼搏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绝不辜负大好时光。
我不相信我的努力不会获得成功。
我对未来、对我从事的清史研究工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就这样，我开始了研究历程。
2力戒急躁，稳步前进。
但是，年届四十才开始从事科研，许多方面都得从头做起，而“晚了”的困难确实客观存在。
为战胜自我，克服自身缺欠这一严重问题，为真正有所作为，做出实实在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研成就来，我抱定了这个宗旨。
所谓力戒急躁，稳步前进，就是专心致志决不动摇地稳打基础，苦练基本功。
然而，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样顺畅，我步入科学院大门之后，遇到了不少难题和麻烦。
首先，我痛感这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我目睹资深学者著述丰硕，而年岁相仿的同仁成果累累，这对我来说不啻巨大的压力。
而人们对我的不了解，更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大概是1978年的九、十月间，院里为了摆脱没有房舍而暂住省委党校办公，大家挤在一起无法科研的困境，决定“宁可牺牲一部分科研人员”也要去解决主要矛盾，即每所各抽一人，组成基建班子，去盖办公楼。
历史所被抽出之人竟是我，无论我如何阐述到这里来为的是一心科研，别无它求，实在不想去的理由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组织决定”。
我极不情愿地成了牺牲品。
这分明是我没学历、没成果，即科研硬件不足所致。
我痛感处境的岌岌可危，心想必须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实力，否则绝难立足。
我向本所负责人说，我决定明年报考研究生，希望给我准备时间。
负责人说招生简章下来时再说，但基建办还得去。
不久招研简章公布了，然而却有年龄的限制，38周岁以内者方可报考。
而我眼看40周岁，这让我颇为沮丧，以考研而寻出路已宣告不通。
好在没过几个月，凡被抽到基建办的科研人员又一律放回本所，我又开始从事科研。
可危机感与紧迫感却更加强烈，谁能料到再不会发生这类被“处理”的事情呢？
我深知当务之急，必须创造立足科研的条件，必须拥有自己过硬的真本事不可。
但我更清醒地知道凡事急不得，心急吃不得热馒头，何况搞科研。
“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厚积薄发，其中厚积是前提。
它要求学人书要一本一本读，知识要一点一点积累，功夫要一步一步练就。
只有水到方能渠成。
这是正确的科研道路。
否则刚一涉足科研，没有多少根基，就不甘人后，急切心理作怪，急于求成，便拼凑材料，急写文章，甚至抛出发表。
殊不知只能适得其反，拼凑而成之文，往往因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急中出错，南辕北辙，而夹生饭太多，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这不仅贻笑学界，更害了自己，甚而毁了自己，不可不慎。
因为在我翻阅的一些论著中，亦往往见到内行人时而说些外行话，出现不应出现的常识性的错误现象，前车之鉴令人悚然而惧。
我想人生中机遇难逢，又总是稍纵即逝。
既然社会科学院已向我提供了治学的机会，尽管目前形势逼人，面临严峻挑战，但毕还是难得的良机，理应备加珍惜，有效利用，积极应对挑战，岂能掉以轻心。
我暗中告诫自己一定要走正确的科研道路，踏实沉稳，不可浮躁。
面对一切干扰，坚决沉住气，泰然处之，不为所左右。
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
“不管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不为浮言所动，不为名利所诱，不为咄咄逼人的形势所迫，而乱我方寸，坏我稳步前进之既定方针。
卧薪尝胆，潜心治学，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我坚信只要稳住阵脚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一定会拿出货真价实的科研成果来。
决定先不急于写文章，不急于发表文章。
就是硬着头皮也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原则。
非常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大好机会向我招手了。
这就是我到辽宁社科院第二年的六、七月间，蒙受二十余年冤屈终获平反昭雪的侯澄出任历史所所长，他就职上任的演说中表示下决心与全所二十几位同事一道，把科研搞上去。
他深情地说，我们一定要重视人才，尊重科研规律，再也不能走动辄干扰科研，剥夺大家安心治学权利的蠢事、错事的老路了。
他说多年来政治运动频繁，造成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同志业务荒疏、荒废，有必要重新补课、“充电”，以利奋起直追。
为此，他说已征得院领导的同意，特宣布历史所的决定：
将分期分批送年轻同志进京深造，在中国社科院或著名大学学习一至二年，充好电再回来。
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前往，但不能一起都去，只能分期分批，有前有后，所以不要着急。
当然所谓年轻，其实大家年已不轻，年岁最小的也已四十开外，且家务负担很重，困难不少，所以进修还得做克服许多困难的准备。
他这一番话令我无比振奋，高兴极了。
当他演说结束询问大家谁报名时，我迫不及待地第一个报名。
然而他于会上会下虽然一再动员，报名的仍是我一人。
尽管如此，他也认真践诺。
七月，正值酷暑，侯澄所长亲自带我进京联系进修事宜，确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清史，九月一日开始，先与1978级研究生一道听课，时间初步定为二年。
当八月末，我打点行装准备进京时，得悉还有一位同志也报名参加进修清史，这使我很是兴奋，有了伙伴，此行不孤，令人欣慰。
于是我们结伴同行，开始了负笈京师的进修生活。
北京进修条件颇为艰苦，尤其是吃住方面问题很多。
我们几经波折，寻找住处，最后才在中关村某单位水房之侧的一个简易房内租赁住下，但潮湿阴冷，虽方九月中旬，已寒气袭人，不能在屋内久坐。
而吃饭无定处，早晚多在街上用餐。
除到校听并不甚多的课程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多是在图书馆或档案馆度过，奔波往返，颇为忙碌。
进京的十几天后，我的同伴对我说这种环境不是人住的地方，如长此以往，我们知识不见得学到，非病魔缠身不可，再说单位也不给外出生活补助费，家里的大人孩子也一起连累吃苦，犯不上！
我决定回去。
他还说我看你清史很有基础，讲的那些你都知道，再想深入钻研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要想看北京的书和档案更可按出差方式，吃住比这好百倍。
建议你趁早别在这硬挺着、活遭罪了。
他走了，北京进修只剩下了我一个。
困难确实存在。
但我想既已获得了极其难得的在京进修机会，并已付诸实施，岂能因噎废食，半途而废。
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每个人的情况与追求不同，对事务的着眼点及反应亦各异，可谓千差万别。
大学本科毕业后即进入科研部门工作的我的这位伙伴，放弃进修不搞清史，而自有其它选择，搞科研或改行搞行政对他来说都游刃有余，所以他退回去，不见得是坏事，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开辟新的天地。
我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我面前现在摆着的只有治清史的这一条道路，这是我最终选定而必须在此刻认真打造，打好基础、彻底疏通的唯一道路，而别无选择。
而且，进京学习对我来说正是名正言顺地稳打基础的大好机会。
对此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焉能轻易错过！
我如果被这点困难所吓倒，畏缩不前退了回去，将因小失大。
实际上退出的不止是北京，将要连带退出辽宁社科院、退出学术研究阵地，将葬送自己多年来的一切努力和希望。
是自断生路，自毁前程，岂可冒然行动。
所以他的建议对我来说绝对不适用。
我抱定绝不打退堂鼓的方针，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坚持到底，何况这些困难并非难以克服。
而实际上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对历经苦楚的我来说，不仅不觉其难其苦，反而在克服中充满了无穷乐趣。
而我对能来到北京过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和愉悦。
这是因为我来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