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申报》18721895政治参与功能刍议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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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冲突

　　中图分类号：

G219.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5）02-0092-04

　　李普曼在《两次革命》一书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任何国家的报业都经历了四个阶段：

政府垄断阶段、政治控制阶段、由大众化报纸开创的独立报业阶段与新闻事业高度专业的阶段。

不过，在诸多中国报史方面的研究论著中，早期的《申报》似乎是一个例外。

在他们的描述话语与考察视阈中，早期《申报》很大程度上是一份商业报纸，与政治并无多大关涉。

诚然，这种看法与认识有其理据，绝非无根之谈。

就办报动机而言，英商美查创办《申报》就是为了赢利，“夫新报之开馆，大体以行业营生为计”①。

美查本是商人，在商言商、言利逐利乃天经地义之事，实无可厚非。

而恰恰是这条材料，使商业性几乎成为早期《申报》的一个标签，对后来的新闻史的撰写与研究亦起了一定的误导作用。

笔者通过对这一时期申报新闻内容的细致梳理与分析，认为此际申报的特质决非商业性一词所能涵盖。

申报舆论对官务朝事的涉及，申报报人对新闻报纸意义的理解和发现，都使其政治参与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一

　　如果以对当朝政治的干预程度而论，和1895年以后政论报纸的勃兴及其铺天盖地的议政风潮相比，早期申报的政治参与度着实乏善可陈。

然而细观其办报历程，我们还是不能把早期《申报》仅仅定位为以赢利为目的、与政治毫无关联的商业报纸。

实际上，在国人的政治热情因1895年对日作战的失败而被强烈唤醒以前，在国内为数寥寥的华文报纸中，《申报》就已经充当了舆论先锋的角色，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

早期《申报》的性质远非商业性报纸所能概括，除了赢利动机之外，报纸在创刊之初就发下宏愿：

　　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朝廷以每日所下之训谕、所上之章奏咸登京报，为民表率，而民间曾无一事一闻以达上于君。

所谓上行而下效者，其果何心乎？

夫京报以见国家之意，而民亦宜皆有意，苟民之意不达于上，则上所为治理者其何能如乎心耶？

是故，新闻者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

夫民间不立新闻者何？

惧其诽谤之罪民也，惧其有虚妄之嫌也。

乃朝廷不惮烦以垂教万民而民反无以献于上，揆诸古者采风问俗之典，其咎将安归乎？

今特与中国士大夫缙绅先生约，愿各无惜小费而惠大益于天下，以冀集思广益。

《申江新报缘起》，《申报》1872年5月4日。

申报馆主人启申报馆主人启申报馆主人之意，是要办一份代表民意的报纸，一份上下沟通的报纸。

所谓上下沟通，无非是指官与民的沟通、集权与民意的沟通。

实际上《申报》的政治参与相当积极[1]，正是基于《申报》的努力，报纸的传布信息、舆论动员、议政功能得以实现。

《申报》在成立之初的二十年间与政府关系的冲突与缓和，显示了晚清政府对报纸舆论功能从反感到适应、从忽略到关注的认知过程。

民间报纸与洋化背景的双重身份使《申报》在官方与租界之间架构起微妙而独特的生存环境。

报纸是办给租界外广大帝国的子民看的，报纸本身却只有在租界内才能健康成长。

租界外是专制的政府，租界内是自由的空间，这样的缓冲地带赋予《申报》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色，也给它带来了比较大的政治参与空间。

以致一段时间内，民间报纸+洋化背景成为后起华文报纸效仿的身份标志。

　　《申报》1872年创办，甫经一年即遇查禁，上海道台的查禁照会由总理衙门递呈英国公使，查禁的具体肇因是因为《申报》干预了地方政务，引起了官员的不满。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早期申报与政府的冲突似乎无处不在――和上海县令的公然叫板、道台的憎恶、封疆大吏的敌视，一个个案例构成了早期申报发展中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仅仅十年的时间，《申报》就经历了两次查禁。

而第一次查禁所引发的一系列申报与政府和官员的冲突，其中涉及的大部分皆围绕报纸对地方政务的干涉――尤其是对刑讯制度的评论而展开，可以说对清廷刑讯制度的质疑是早期《申报》政治介入的一个重要平台，这种质疑的声音和报人对新闻纸意义的理解和发现相辅相成，在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将《申报》的政治参与功能予以积极的展现。

　　二

　　《申报》政治参与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两条线实现的，一是报纸舆论对官务的涉及；

二是报人对新闻纸意义的理解和发现。

干预地方政务引发了和官员之间的一系列冲突，报人对新闻纸意义的不断阐发意图向官员和大众传达这样的信息，政治和新闻密切关联，新闻纸的舆论可以提升政治，在地方政务里，新闻纸可以有所作为。

历史就是如此，当今看来陈旧的观念在当时却是非同寻常的前卫、标新立异、引领风潮。

《申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新闻纸意义的阐发与其对政务的质疑相互呼应，起到了新闻启蒙教科书的作用。

　　《申报》的政治参与直接体现为对地方政务的报道与评论――这可以通过史料聚成的一个个案例来展现。

　　《申报》在对湖丝案、徐壬癸案的报道中批评了官吏的审讯方式，引起官员愤怒，导致报纸与地方官员关系的恶化，并引发了第一次查禁风波。

湖丝案是《申报》通过报道社会案件涉入官事的最早案例之一，而且是有关中外交涉的案件。

上海麦登司洋行账房中的湖丝被盗，账房管事吴吉云被认为有重大嫌疑。

会审公廨的中方谳员陈司马为了转嫁审判风险，以牺牲华民当事人的利益作为调解息讼的途径，武断判决吴生赔偿洋商货款，使洋商不致因财物损失而另生事端。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事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洋商反而替吴生喊冤，嘉湖两郡丝商工董会亦为其出头，使陈司马陷入尴尬。

在这一事件中，《申报》对陈司马审案方式的质疑开启了报纸“纵谈官事，横加谤议”的先例。

徐壬癸案本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

徐壬癸，宁波人，在上海以开烟馆为业。

当时上海各烟馆多雇佣女堂倌以招揽顾客，因有伤风化，被民众视为恶习，遭到上海各界的反对抵制。

经上海道台与各国领事商议后，各领事皆同意配合，遂联合下发了禁止女堂倌的告示。

《申报》同治十二年2月2日《苏淞太道禁绝女堂倌告示》。

此令下后，烟馆生意一落千丈，在徐壬癸倡议下，各烟馆老板共同约定前往法领事处请求削减捐税。

徐本人想出风头，故先于大众独自前往，适逢领事不在，而恰巧会审公廨的司法官员张司马在座，接阅原委后，认定其有意图复兴女堂倌之念，遂以减捐需经过道台批准为由，将徐诱至县衙，交县令叶廷眷提讯。

徐拒绝承认有罪，导致重刑。

上海县令未审而断，并动用了残酷的刑讯手段，引起西人舆论大哗。

报纸的介入使徐壬癸事件成为东西方价值观冲突的一个缩影。

《申报》在报道徐壬癸案过程中前后态度的变化显示了中国传统报人对西洋制度理念的认可。

　　杨月楼案本身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但其中涉及的通奸、韦女的广东人身份、上海县令的广东籍贯、《申报》对此事的连续报道及所持立场等诸多戏剧性因素使一起民事案件成为著名的公众舆论事件，甚至演变为本地人与广东人的对抗，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杨月楼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地域文化冲突的典型展现，《申报》和上海地方官员的关系因杨月楼案而彻底交恶。

官员为了制衡《申报》，不惜另办报馆以对抗。

　　杨月楼案与杨乃武案前后相接，《申报》对案件持续关注，在审讯关防严密的情况下展开了有效的舆论动员，对晚清刑讯制度的弊端做了彻底揭露，指出刑讯逼供、冤案层出并不是某个官员本人的问题，而是机制本身存在缺失，“中国之审断案件各法制内殆有不全妥之处也。

”《再论浙绅公禀事》，《申报》1876年2月9日。

《申报》从1873年开始连续三年对杨乃武的报道，引起了士绅民庶的广泛关注，成功地将一起反映刑讯制度缺陷的普通民案转变为揭发刑讯弊端的公众事件，并影响了政府决策，导致一批浙省官员的下台，其中就有左宗棠的好友杨昌浚。

同样，1875年由于报道会审案件中与官方记录有异，《申报》被道台冯?

a光斥为“胡言乱语”，相对于《申报》的“胡言乱语”，冯?

a光创办上海新报，多少有些以正视听的味道。

同年，《申报》还报道了左宗棠在新疆平乱的相关情形，并披露了左委托胡雪岩向洋商借款充作军费事，报道的部分失实、行踪被泄、好友牵连去职，这一切引发了左氏的极度不满，痛诋报人为“江浙无赖”[2]560、报纸是“颠倒是非，辨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

[2]560这番话广经传布，家喻户晓，竟成为早期报人身份地位的定论。

　　无独有偶的是，在随后的报道新疆用兵的过程中，《申报》卷入了李鸿章和左宗棠关于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其立场和观点又一次招致了清廷重臣左宗棠的憎恶。

一时之间，《申报》似乎陷入了四面树敌的困境。

　　申报和政府官员的冲突在这段时期似乎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后和官员关系有所好转。

以左宗棠为例，在他担任两江总督后，对申报“有闻必录”的习惯逐渐适应，恶感渐减，甚至还有意通过《申报》刊发官方消息。

1882年《申报》遭遇了又一次查禁风波，1882年2月9日，《申报》发表论说《论院士提复》，批评地方科考弊端，引起江苏学政黄体芳不满，认为有意针对自己，遂上奏朝廷请求禁革。

有鉴于前次查禁失败的经验，此事清廷交由左宗棠“斟酌情形，设法办理”，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无关紧要，或是对《申报》渐有好感，总之，左宗棠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此后，申报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和官员之间也逐渐达成一种默契：

河井不犯，相安无事。

　　上述这些典型案例显示了报人“新闻乃社会公器”的新理念通过报纸实践的过程。

这一过程中，媒体必然与政治发生关系，这表现为改进诸多政务程序的呼吁。

报纸所代表的西方理念与清地方官员所持的传统价值观、所维护的封闭政务程序发生了冲突，所以有相互的敌视、抵牾。

　　《申报》一而再、再而三地介入政务，两次遭遇查禁，多番得罪地方官吏及封疆大臣，之所以没有招致惩办封闭之祸，同租界的政治生态与报馆主人的洋人身份密切相关。

二者为申报生存发展提供了适宜环境，编织出躲避查禁与惩办的天然防护网。

以下三个因素能够保证《申报》的政治参与功能得以相当顺利的实现：

一是民间报纸与洋化背景的双重身份，二是租界的政治环境和相关法律的保护，最后一点源于民众的文化认同。

两次查禁的失败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和官员的交恶也没能影响《申报》销路的畅通和日渐深入人心。

　　三

　　在媒体规则与官场规则相互冲突的过程中，《申报》之所以没有被压垮，除了洋化背景之外，民众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申报》是西式新闻纸在晚清中国民间成功扎根的典范，这与其在报道内容上的本土化运作是分不开的。

早期《申报》并不完全符合西式新闻纸运作的规范。

但就报纸发展而言，《申报》所以能得以生存下去，并逐渐赢得本土民众的认同，确是依靠了这种不合西式新闻纸规范但又反映了国人观念的内容，这是新报本土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

这一点《申报》做得很成功。

然而，新闻纸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是不可改变的。

在民间扎根之后，其内在理念会渐渐明晰，其固有的来自西方价值体系的参与公共教育、申明舆情、舆论监督等功能终归要逐渐凸显，这一过程不可抗拒。

随着报人对新闻纸功能愈见深刻的认知，《申报》努力寻求官员对其地位的认同。

《申报》对社会新闻报道的加深和裹挟着新式理念对政务甚至是官员本人的公开议论，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波及朝廷政局和官吏仕途，随着对报纸功能认知的加深，士绅官吏对《申报》的态度由不屑转为敌视，甚至爆发激烈冲突。

双方态度的变化则从最初的势不两立、痛恨辱骂到后来的相互适应、互为助力和相安无事。

新闻纸的功能在冲突中得到了不同层次的展现，并逐渐被接受。

　　官员对新闻纸这一新生事物的态度经历了从开始的抵触到逐渐接受的变化过程。

政务的公开虽迟缓但仍有迹可查。

报人对新闻纸理念的明晰、官员对申报的接受俱可视为清末近代化过程展开的具体表现之一端。

到了1895年之后，激进的民族主义、改良主义普天而来，《申报》变成了保守性的报纸。

然而，无论进步还是保守，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它始终良好贯彻了报纸应起码具备的公信力。

　　在《申报》成立之初的二十年里，它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种种冲突与缓和可以通过上述一个个典型案例得到清晰而有层次的展现。

如果考虑到这些案例植根的土壤――文明冲突导致的缓慢社会转型与报纸舆论功能的逐步实现这一背景因素，那么，早期《申报》的政治参与功能就显出得风气之先的可贵，虽然它对朝政和地方政务的影响实属有限，但却以信息的有效广泛传布确立了报纸对政治、社会、民众的意义所在，并在漫长年代里熏染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

如陈寅恪所言：

“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

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

”[3]144就此意义而言，1895年以后大量涌现的政论报纸和满怀热情的报人并非横空出世。

历史在萌芽阶段发出的微弱声音总有一天会传来轰鸣般的回响。

　　参考文献：

　　[1]王敏.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J].史林，2007

（1）：

78-90.

　　[2]左宗棠.答杨石泉[M]∥左宗棠全集?

书信.长沙：

岳麓书社，1987.

　　[3]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M]∥寒柳堂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余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