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五年英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应对及制度变革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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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危机引发的金融体制改革。
克拉潘强调金融制度改革的想法本已成熟，危机则为改革创造了契机。
尼尔提出，英格兰银行没能有效应对危机的挑战，政府决定开放股份银行准入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和政府提供服务。
斯蒂芬·
奎因把对法战争和1825年危机一同视为触发英国货币银行制度改革的因素。
露西·
牛顿认为，1826年银行改革法案的起草者考虑的就是银行业的稳定性和抗挤兑能力。
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般都认可危机是改革的直接触发事件，而改革则使银行体系更安全、发展空间更广阔。
上述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解读了这场危机和由其触发的金融体制改革，能够为关注该问题的人提供诸多线索和材料。
本文的关注点则在于探讨英国政府如何应对1825年金融危机,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对结束危机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产生何种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反思政府在经济领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繁荣到危机的逆转
英国工业革命前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相当缓慢，但进入19世纪后则明显加快，1801-1830年的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将近2%。
这表明，经过前几十年的发展积累，英国经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阶段。
1819年曾出现过一次衰退，但并不算严重，次年局面便趋好转。
自1821年起经济又重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进入1824年则更加繁荣。
没有一次经济危机不是在繁荣之后发生的。
繁荣时期的的人们会更乐观地预期未来，而常常对不断积累的风险视而不见。
然而，忽视风险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但这一道理往往在每每危机之后才为人们所普遍领悟,而一旦繁荣再现却又抛之脑后。
看清繁荣的起因和特征有利于理解危机的产生。
经济问题的原因时常不仅出自经济领域。
19世纪20年代前期繁荣与当时英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其中国际政治因素，特别是拉丁美洲政治局势的改变尤为重要。
19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托马斯·
图克在1925年危机过后指出：
“国外贷款和股份上的投机构成了弥漫于1824和1825年大狂热的很大一部分。
”国外投机，指的主要就是拉丁美洲证券投资。
此语道出了这场空前繁荣的重要推力，但狂热的动力并不仅限于此。
笔者认为，繁荣的起因和特征归结起来大致有两方面：
其一，拿破仑战争（1793-1815年）后，英国国内外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带来了需求增长，由此刺激了生产和投资的高速扩张，1819年以后英国工业品生产开始加速，我们从棉产品的生产上便可见一斑。
1820到1824年原棉消耗量平均年增长率达8.28%，比1800至1819年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一倍有余。
同期，棉制成品出口也增长显著，年均8.97%，此前几年则是停滞的。
投资增长突出表现为新建股份公司数量急速增加。
英国1824至1825年新发起的股份公司项目即有624项；
与之相比，1824年之前的股份公司总计只有156家。
其二，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局变动造就了海外证券投资机会，其中以对拉丁美洲政府债券投资为主。
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在伦敦以高收益率筹集贷款，由此激发了海外投资热潮。
从1824至1825年，通过承包商付给新生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总计达1748万英镑。
拉美证券投资中还有一部分是矿业股票，特别是金银矿股份。
英国人对拉美的贵金属宝藏早已心怀向往，部分拉美独立成为了实现黄金梦的天赐良机。
持续几年的狂热“在1825年的前四个月达到巅峰。
”但经济史上从未有过永久的繁荣，巅峰之后坠落是可怕的。
1825年初，公司倒闭数量已稍显异常。
1月24日的《晨早邮报》公告的破产公司名单有18家之多。
不过，此时倒闭并未形成风潮，大多数人仍欣快于财富膨胀的乐观景象。
但还是有人看到了风险。
2月28日，议会下院就参股公司问题举行了辩论，议员格伦费尔（PascoeGrenfell）提出警告：
“如果目前许多筹建中的公司没有实际的基础，只是通过蒙骗公众的方式建立……它们的欺骗能力就会大幅提高。
”显然，投机热忱此时并没有丝毫冷却，反而继续高涨。
极少数先觉者的警告并未改变大众的意愿，但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憧憬。
1825年9月金融危机的潮头掀起，10月至次年2月达到峰值。
在此期间，大规模的倒闭浪潮汹涌袭来。
这次危机发生的范围表现出两个特征：
其一，先起于生产和银行领域，后蔓延到其他金融系统；
其二，先起于地方各郡，后传导到伦敦，再向国内和国际辐射。
从受到冲击的经济部门看，涉及国内生产与贸易、银行业和国际金融投资业。
1825年9月1日，马什公司（Marsh&
Co.）破产，该公司仅欠英格兰银行的债务就高达25万英镑之巨。
此后，倒闭开始形成风潮。
《晨早邮报》10月3日刊登了15家公司倒闭的消息，涉及棉品制造、银行、毛纺织、化工制造、各类零售批发商等，地域包括肯特郡、兰开郡、约克郡、伦敦等地。
倒闭消息频现于各类报端，如《晨早邮报》10月17日登载了11家公司破产的消息。
从10月份到次年2月，三起大的倒闭案构成了对英国生产和金融体系的重创，倒闭企业分别萨缪尔·
威廉斯（SamuelWilliams）公司、波尔公司（PoleandCo.）、高德施密特公司（B.A.GoldschmidtandCo.）。
重创首先发生在生产流通流域。
10月，从事美洲原棉贸易的萨缪尔·
威廉斯公司倒闭。
该公司是少数几家最具影响力的原棉供应商之一，从事这一生意已经“三十年以上”，“利物浦、曼彻斯特、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的各类商人和制造商”都与之有业务往来；
但在此次危机中无法偿付的债务数额巨大，“各种所说的数字从五十万到五百万，甚至七百万英镑。
曼彻斯特的制造商由此深受其苦。
”棉纺织业从原料购进到组织生产，往往都是以信用支持，各环节的商人和制造商几乎不会现金交易，而是开具汇票或赊购。
棉纺织业已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行业，其产值可能占到全部工业的四分之一左右。
威廉斯公司处于棉生产和贸易网络的枢纽位置，倒闭产生的严重后果不言而喻。
12月，危机波及到伦敦金融界。
12月13日，《晨报纪事》率先报道了前夜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
伦敦的著名银行——波尔公司，“昨天……已经停止付款……波尔公司是不少于46家地方银行的代理人。
所有这些银行必将或多或少受其止付的影响。
”而另一说法是，其代理的地方银行不少于47家。
波尔银行与地方银行的关系是当时伦敦银行业的典型模式，伦敦的私人银行常常为地方银行代理在伦敦的金融业务。
当时，伦敦各大报纸充斥着大量倒闭和挤兑银行的消息。
然而，重击并没结束。
1826年2月15日，高德施密特公司倒闭。
该公司是欧洲和拉美债务的几大代理商之一，“在1824年间，据说已经实现了净利润五十万英镑。
”1825年初，高德施密特承揽了墨西哥政府债券，总数160万英镑，面额则是320万英镑，为期30年。
这家公司倒闭对“货币市场和公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公债在第二天开市即下跌。
而其影响远不止于此，该公司同时是丹麦、墨西哥、哥伦比亚、葡萄牙等政府贷款的承包商，“倒闭的主要影响是在外国市场”，所以“几乎没有哪个公司的倒闭……会比它更普遍地让全球每个角落感受到。
”对于这个消息的发布，公众感到极为震惊。
因为从1825年12月31日到次年1月3日，该公司还多次在《晨早邮报》上刊登广告，通告丹麦贷款的所有者领取总额为300万英镑的还款和利息。
如此实力雄厚的金融企业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崩溃了。
上述三起倒闭案先后发生在棉纺织生产、银行、海外证券投资三大经济领域中，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
仅就银行业而言，从1825年12月到1826年5月破产的地方银行共71家，其中1825年12月份就有30家。
如果加上伦敦的私人银行，倒闭数量就更大。
导致大逆转的诸种因素其实都暗藏在过去繁荣景象中。
生产领域的极速扩张最终导致某些商品的供给严重超过需求，致使价格下跌，信用链条破裂，损及金融网络，引发了偿付危机。
这种状况大规模出现在棉纺织等重要行业中。
银行业在此前几年的快速信用扩张为整个金融体系积累了大量风险，而一旦信用体系受到冲击，风险就立即转化为危机。
商品价格下跌成为危机的触发点。
如果信用不过度膨胀的话，即使某些行业出现问题也不会将危机放大。
海外证券投资也是繁荣时期的热点，但并没有真实的回报前景。
因为，拉美国家在独立过程中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独立之初财政能力低下，且政治形势不稳定，偿债能力几近于无。
这就如同海滩上的沙堡，经不起任何风浪，只能延续更大的崩溃之势。
政府的危机应对
进入19世纪后，经济自由理念已日益为英国社会上中层所接受。
1846年议会废除了《谷物法》，意味着自由放任已成为政府主流的政府经济理念。
但英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中并非对经济活动毫不关心，而是采取过许多积极的举措，在必要时介入其中并尝试对经济形势施加影响。
1825年金融危机时，英国政府就做出过一系列反应，包括拯救市场和金融制度改革两类。
市场拯救行动由一系列金融手段来完成。
但英国政府本身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这方面的操作能力，所以必须借助英格兰银行之手方能将其计划付诸实施。
而英格兰银行并非政府的企业，故要就此与之协商并征得同意。
1808英格兰银行大厅
伦敦的波尔银行深陷困境时，英格兰银行曾提供30万英镑的抵押贷款予以支持，但未能改变其倒闭的命运。
该行倒闭引发了“各类储蓄银行出现了大量挤兑情况，”挤兑风潮形成。
12月中旬，伦敦的威廉斯银行和斯科特-威廉斯银行先后遭挤兑倒闭。
到23日，伦敦倒闭的银行已达5家（其他地方则不少于30家）。
伦敦银行业体系由英格兰银行和众多私人银行组成。
这一时期的伦敦私人银行已不再发行自己的钞票，而是使用英格兰银行的钞票，需要现金时再到英格兰银行以钞票或汇票兑取黄金。
此时，挤兑导致私人银行家纷纷向英格兰银行贴现。
同时，持有英格兰银行票据的债权人也出于恐慌要求该行兑现。
挤兑在整个伦敦银行业爆发，且主要压力最终集中在英格兰银行。
面对蜂拥而至的挤兑客户，英格兰银行尽其所能兑付，但同时也提高了兑现票据的资格要求。
1825年12月14日，英格兰银行的贴现额为104.9万英镑，15日为205.4万。
对比正常情况下的贴现额便知情势之危急，1824年平均每月的贴现额约242万英镑。
换言之，这两天的每日贴现量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数量。
由于不断的现金兑付，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迅速下降。
据银行董事哈尔曼（JeremiahHarman）的证词，12月的储备已下降到130万英镑以下，而当年四五月的数量约有1000万英镑。
到12月17日之前，英格兰银行已经面临即将没有黄金可兑得情况。
为此，银行方面不得不要求政府同意它止付现金，但遭到拒绝。
英格兰银行兑付能力实际上支持着整个伦敦的金融体系，对稳定市场极其重要。
在已然挤兑成风、多家银行倒闭的情况下，如果英格兰银行失去兑付能力，无疑危机将变得更加深重。
面对不断蔓延的危机和恶化的局势，政府明显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12月16日下午，首相利物浦勋爵（LordofLiverpool）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当前的经济状况。
17日下午，政府又连续举行了两次会议，一些身在外地的内阁成员也都被紧急召回。
会议的具体细节至今未见披露，但会后政府即开始推出相应的市场拯救措施。
利物浦勋爵第一项拯救措施是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缓解兑付压力。
12月20日，在政府的授意下，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购买了50万英镑的财政部汇票。
财政部汇票是一种由财政部发行、可流通的纸面信用工具，用于支付政府债务，也可视为一种短期债券。
英格兰银行收购财政部汇票的同时，即将等额的贵金属硬币或钞票注入市场，这实际上类似于今天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
政府的这一措施起到了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的作用。
1826年1月，危机的事态并没有得到缓解。
英格兰银行当月的贴现总额达到了这一时期的峰值——1367.4万。
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酝酿更进一步的市场救助措施。
1826年2月2日，议会新会季开始，金融恐慌成为首要关注的问题。
同时，政府的第二项救助措施也大致筹划成形。
该措施计划创造一定能够数量财政部汇票，以此直接为深陷困境的企业垫付债务。
因为财政部汇票具有极高的信用，债权人一般会乐于接受这种支付手段。
这样，商业信用网络就可以由于这笔流动资金的注入而得到修复。
首相利物浦勋爵2月14日为此致函英格兰银行：
“在本城和本国当前危机的状况下，考虑到公众和私人信用，如果贵行为200万英镑的财政部汇票的收购提供管理，这样的做法对我们是明显有利的。
如果贵行同意这一建议，我们将就偿清同等款额的事宜向议会提交必要措施的方案。
”这些汇票是一种可流通的信用工具，在当时的作用近乎于纸币，任何持有者可以之偿付债务。
所谓要求英格兰银行提供管理，实际是要求该行为这些信用凭证承担贴现和到期赎回的义务。
当然，政府并非要求英格兰银行无偿为这些纸条去支付金币，英格兰银行也不可能同意。
汇票是由政府发行的，理论上也要由政府最终兑现。
受助企业借入财政部汇票（也就相当于向政府借款），并以此来偿清债务。
此后，任何持票人均可在期满前向英格兰银行贴现，或在到期时要求兑取现金。
而受助企业因为借入财政部汇票就成了政府的债务人，所以在规定期限内要将真正的货币偿还给政府，也就是偿还给英格兰银行。
金融危机的特征在于，某些公司因无法收回债务故无法偿付债务，从而使得信用网络中某些环节丧失功能。
通过政府向金融网络注入信用工具，受助企业可以恢复金融运转能力，其关联企业也就得以盘活，网络死结也就解开了。
在这个金融运转中，受助企业所偿还的实际上是本来就该偿还的债务。
收到政府的书信后，英格兰银行随即就此事进行了商议。
2月16日，董事会决定：
“授权总裁购买财政部汇票，数量不超过200万英镑，条件是在四个月内偿清。
”在政府与英格兰银行交涉的同时，舆论要求政府对市场提供救济的呼声也变得日益迫切。
1826年2月17日，兰斯唐子爵（theMarquisofLansdown）在议会发言：
“目前公共信用的状态使得议会干涉绝对必要。
”商业群体也呼吁政府救济。
2月20日，“约克郡的几位大批发商、银行家和商人”要求议会采取措施“追回小额债务”。
2月23日，获悉政府将发行财政部汇票的情况下，伦敦商人向下院请愿，声称该计划“不仅将对那些目前遭受暂时商业困境的人提供必要的救济，而且将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商业交易上的自信”，因此要求政府“发行财政部汇票，为市场“提供救济”。
利物浦政府显然在这几日中对局势和商界反响又进行过反复考虑，认为有必要加大该救助的力度。
于是，28日又致函英格兰银行，提出“总量不得超过300万英镑之数”。
银行方面同意这一新数目，以及商业企业“以货物为担保”的条件。
但英格兰银行实际上只是“勉强同意实施这一措施”。
原因在于，该行本身就面临着现金兑付上的压力，再担负如此巨额的援助确有困难。
政府也估量到这种情况，为了保证援助计划顺利实施而向银行方面承诺，将在“本届议会会季结束前”向它“偿还600万”政府债务。
为政府垫付款项是英格兰银行的一项重要义务，政府因此也就成了其最大债务人。
这次还款承诺实际上构成对该行未来兑付安全的一种保障。
至此，为对应危机，英国政府先后实施了两项市场拯救方案，目的是救济困境中的企业、遏制危机蔓延，并进而回复市场信心和结束危机。
策划拯救计划的同时，政府也在筹谋对应未来金融风险的方式——改革现有的金融体制。
危机之中的金融制度变革
拯救与改革都在危机中筹划和实施，但后者的意义与影响远超前者。
金融体制改革与英格兰银行利益密切相关，并通过议会立法完成。
改革的想法在此次危机发生前就已存在，而危机令金融体制的一些缺陷暴露出来，成为了政府推动改革的契机。
现有银行体制虽然不是危机的原因，但由于其抗风险能力差，无疑会令危机更易传导和变得更为严重。
这样的看法在政府、议会和商业及金融业群体中有较大共识。
但是改革问题触及相关利益，规划和协调并非易事。
改革以议会立法的形式推出，按时间先后分别是，第一，废除小额钞票发行；
第二，废除银行业合伙人不得超过6人的禁令，允许任何人组建股份银行，为此必须取消英格兰银行在银行业股份公司制度上的垄断权。
后一项构成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
首先，改革通货体制，废除小面额钞票的发行。
自1777年起，英格兰即立法禁止任何银行发行5英镑以下面额的钞票，1793年前英格兰银行的钞票面额均在10英磅以上。
1797年，为了应付战时需要，议会始授权银行业界可以发行5英镑以下钞票。
危机发生前，1英镑和2英镑的钞票在各地的发行量都很大，小规模的私人银行家同样很乐于发行这类钞票并获取利润。
pounds自伦敦开始挤兑成风之时，人们就开始探究这场危机的原因。
多数见解很快集中于钞票发行上，并将前几年的大量发钞，特别是小面额钞票的过度发行视为本次危机的主要原因。
1825年12月21日，伦敦的《晨报记事》就如此评论道：
“英格兰目前正深陷一场金融危机之中，这是滥发银行钞票行为的结果。
”1819年之前，英国已近乎形成金本位制。
理论上讲，黄金是唯一和真正的货币，钞票发行应该以等值黄金做后备。
当然，现实中银行储备低于其发行量是常有的，即使是英格兰银行金币和金银条储备的总和也从未达到过其发钞额。
商人可以用钞票来支付货款，进口商也可以接受钞票，但在最终支付外国商品时仍需贵金属货币。
因为金银币才是真正意义上钱，钞票在当时只是一种纸面凭证。
于是，进口商或外国商人就要将钞票兑换成金币。
此前的几年经济繁荣中，大量的地方银行都大幅增加发行量。
更多的信用、更多的钞票，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然而，由于地方银行黄金储备有限，他们创造的信用越多，风险也就越大。
当经济状况良好时，持票人并不急于要求兑付，而一旦人们发现形势不妙，集中兑付就会突然出现。
风险便从无力兑付的银行扩散开来，更多的银行和商社可能随之陷入困境。
银行家过度发行小额钞票，导致价格上涨、投机猖獗，“纸面信用体系的巨大膨胀导致了这次大灾难”，这在当时很快形成了共识。
这种归因解释在首相利物浦勋爵和许多内阁成员中获得了认同。
因此，政府准备通过立法改革通货体制，以避免未来发生同样风险。
鉴于英格兰银行是最大的发钞行，且在银行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获得它的同意非常必要。
1826年1月13日政府致信英格兰银行，提出改革意向，声明要“改善地方纸币流通”、“重启黄金通货”、废除“允许小地方银行发行一英镑和两英镑钞票”的法律。
对此，英格兰银行并未提出异议。
实际上，过去两年中英格兰银行一直在为收回自己的小额钞票做准备，此项改革并不妨害其利益。
改革提案只有得到议会的支持才能成为法律。
议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多数意见明确倾向于赞同此项改革。
2月7日的下院辩论中，议员约翰·
卡尔克莱夫特（JohnCalcraft）、约翰·
赫里斯（JohnHerries）发言认为政府应禁止地方银行发行一英镑和两英镑的钞票。
兰斯唐子爵则批评通货“发行过多并引起贵金属出口，影响了价格和汇率状况。
”通过新闻报道，废除小面额钞票的提案已在社会上广为人知。
商业界对此反映比较积极，并经政治渠道公开表达支持此项改革。
兰开郡的几位人士2月14日向下院提交请愿，指出近期大量地方银行倒闭，原因在于肆意投机、不受限制发行小额钞票，所以建议“绝对禁止或规范此类钞票的发行”。
同日，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塞伦斯特城（Cirencester）的几位地产主、农场主、商人也就小额钞票的害处请愿。
曼彻斯特商业与制造业协会（theManchesterChamberofCommerceandManufactures）27日提交请愿，支持使用硬通货，理由是：
“金属通货为价格提供了相对的稳定性、抑制了汇率波动、赋予劳动阶级收入稳定性，以及在经济不利的时候对于外国商品的购买形成重要的储备。
”当然，银行业界并不都赞同该提案。
因为许多私人银行正是靠发行小面额钞票在繁荣时期获取了大量利润。
为了防范再度由发行小面额钞票引发信用危机，议会通过了《钞票限制法》，即“乔治四世七年法律第6章”。
法案规定，不允许发行5英镑以下面额的钞票和汇票，但现有的钞票可以继续使用到1829年4月5日。
英格兰的钞票发行体制重新回到了1797年之前的体制。
小面额钞票即将禁止，钞票重新成为大额交易媒介。
第二项是银行体制改革，这也是本次危机换来的真正意义深远的变革。
面对危机下的金融创伤，改革英格兰银行体系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
18世纪初英格兰即禁止银行合伙人数超过6人。
唯一例外的是英格兰银行，它是股东人数不受限制的股份公司。
因此，从18世纪初到1825年的一百多年中，英格兰的银行体制是私人合伙银行制，再加上唯一的股份银行——英格兰银行。
但苏格兰的银行业不受相关法律限制，股份制银行长期以来已是其主要形式。
股份制银行与私人合伙银行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股份银行必须由股东认缴资本组建，且股东数量不受限制，因而资本雄厚，抗风险能力强。
而私人银行出资者最多不过6人，资本量有限、甚至微薄，抗打击能力差。
托马斯·
约普林是当时银行理论的探索者，力主建立股份银行体制。
他指出，每逢商业萧条发生时英格兰都有大量银行破产，而苏格兰却鲜有此状，其原因即在于“苏格兰的银行是股份公司，而英格兰的银行是个体公司”。
类似的论调在危机前多年一直存在，改革的要求和讨论也常见于各类报刊和小册子。
相似的想法在政府成员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利物浦勋爵就持这种观点，甚至直言“英格兰银行的特权……对这个国家是最大的不幸之事。
”故而，这项改革并非政府的一时应急之举，而是酝酿许久之事。
危机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
改革的目标是取消英格兰银行特权，允许任何人组建股份银行公司。
英格兰银行长期享有既得的垄断利益，且受法律保护。
这构成了改革的主要障碍。
因此，政府推动此项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征得英格兰银行的同意。
1826年1月13日，利物浦勋爵向英格兰银行递交了一份文件，就“本国银行业的目前状况”提出建议，希望“在全国建立一个牢靠的银行业体系”。
改革的样本就是苏格兰的银行制度，其优势在于，“在过去35年中，它已经避开了英格兰货币市场中产生的所有混乱。
”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政府要求：
“第一，英格兰银行应该在本国的不同地方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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