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复线历史范式的内涵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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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2―6959（2006）06―0075―06
杜赞奇是当前美国中国学学界十分有影响的学者。
他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
之后，他转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同样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尤以他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下简称《拯救历史》）中建构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最为突出。
杜赞奇对复线历史范式是这样解释的：
“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
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
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解释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
”这里可以看出，杜赞奇建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是通过解构线性历史范式，并针对线性历史的弊端而提出，进而揭示了其对于历史及历史撰述的认知。
一、多元的历史主体
线性历史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进化史观为其主要理论基础。
1822－1825年黑格尔写下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的目的，即其进步方式，是精神即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展现。
杜赞奇认为：
“黑格尔强调精神的特殊性总是体现在民族中，只有当一个民族完全摆脱朦胧暗淡的历史感悟，如神话传说诗意理想并在历史中彻底意识到自我，才能够获得成数的个性。
”所以，在线性历史视野里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表征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样在线性历史中同样也就构建了一个主体――民族。
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理念通过其后的马克斯?
韦伯等人逐步成为西方对于历史理解的主流观念。
但是，在杜赞奇看来，线性历史对于历史的这种理解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为西方国家入侵其他地区、为西方中心历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角录。
”线性进化历史意味着停滞、落后的种族是没有历史的，而先进的民族国家由于其先进性必然要征服落后地区。
“只有具有充分历史意识的国家才能实现自由，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组织和帝国之类，既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
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
这样民族国家又变成帝国”。
在线性民族历史中落后地区必然要被西方所征服，而落后地区要是避免被征服就必然要以西方为发展目标模式，走向民族国家。
这样线性历史在非民族国家又建构了民族，这里的民族就是以西方为模式的，于是“西方中心论”也就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据。
“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
在东亚及世界各地，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有利于民族国家以历史主体的资格进行自卫，但与此同时，采用此种启蒙历史就必然要以现代性为其最终目标。
”
其次，线性历史造成了历史的压抑与遗忘。
在线性历史中，杜赞奇认为由于它建构了民族这一单一的主体，那么在线性历史观里除了民族之外，其他的都将被边缘化甚至压抑与遗忘化。
杜赞奇强调，线性历史不仅通过提供西方发展模式的方式建构民族，而且使得民族成为线性历史必不可少的主体。
“没有主体，现代历史将毫无意义；
主体在变，但不会消失。
”“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身份认同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参照系总是民族。
……民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暗示专业与通俗的历史：
它才是历史的支配主体。
”然而，民族一旦成为历史的主体带来的缺失是民族之外历史的遗忘。
“即使最优秀的社会史和地方史专家也不去质疑这个前提或在理论上探求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民族以外的选择。
”因此，“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其它历史就没有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构于线性历史理念上的历史是只有民族这一个主体的。
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历史的撰述，即历史撰述中除了民族、民族主义之外其他皆被压抑、遗忘，被排除在历史考量和撰述之外。
为了克服线性历史的问题，复线历史首先从历史横断面的认知上进行了新的建构。
杜赞奇认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历史中的主体并不只有民族一个，而是多样的，即有多个身份认同的。
他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指出：
“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相互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
无论是在印度历史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
”不仅如此，在杜赞奇看来就是民族、民族主义同样也是多样的，而并非如安德森等人认为的是统一的或者具有统一功能的意识。
“民族主义虽然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含差异的现象。
”而且，杜赞奇还认为，在近代中国伴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还同时存在着超民族主义意识，这就意味着民族、民族主义并非是近代中国惟一的认同。
那么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复线历史中被认为是怎样的呢?
杜赞奇并不否认民族、民族主义是身份认同，但是他认为，“使用身份认同来指称由某些表述在与其他表述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主体位置。
”也就是说，身份的认同是在关于自身的表述与其他的表述的关系网中才得以确认的，并且在复线历史研究范式中还强调，由于民族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定性，那么最好把民族主义看做相对性的身份。
至于民族的形成，杜赞奇依据社会学理论认为，它依赖于群体刚性边界的形成。
社会学理论把群体看做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动的边界以限定其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
边界可以分为柔性的和刚性的。
那种代表着一个群体但又不阻止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分享或不自觉地采纳其他群体实践的一种或多种文化实践，就可以被看做是柔性的边界。
“当群体界限的观念被改造，即当柔性的界限变成刚性的界限时，新的民族已经开始形成。
由此可见，在杜赞奇看来，民族的形成是依赖于群体认同的刚性边界的形成，而在民族、民族主义内部却又是相对的、变动的、不稳定的。
与此同时，与民族同时存在是其他大量的身份认同。
民族、民族主义是处于这样多种认同网络中的一种，它也只有在这种网络关系中才得以存在。
因此，在复线历史中就不仅要考察民族、民族主义这个对象，同样也必须从线性历史的单一性中解放出来，而顾及到其他的群体，并且要在这样复杂的网络中考察各种认同间相互竞争的关系，等等。
所以，杜赞奇强调：
复线历史要“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
“复线的历史观揭示了启蒙历史范畴之外的历史，即被压迫者的复归。
二、历史是复线时间中现在与过去的交易
杜赞奇通过对线性历史关于时间和因果性认识的解构进一步阐述了复线历史观。
复线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复线时间中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交易。
第一，复线的历史时间。
时间对于历史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历史存在的途径和方式。
然而，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中的时间观造成了无法克服的悖论。
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最重要的手段是进化的叙述结构，它通过历史主体为未来增加了一层稳定感：
进化的事物（不管道德上是进步的还是中性的）在变化中保持不变。
历史主体是一个形而上的统一体，用来对付线性时间经验的困境，即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之间的脱节。
”在线性历史中，它建构了民族这一惟一主体，而民族、民族主义的返祖现象和它的现代化目的又是悖论的（即一方面民族要在自身的传统（祖先）那里找到自己，但同时又要求与之决裂）。
与此同时，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还无法克服时间上流动和永恒的悖论，即现象学时间观念是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进而产生“有限之悲哀”，“在宇宙层面上，我们的生命周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虽然这两个问题在线性历史中通过建构民族这个主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加以克服。
杜赞奇通过李科尔的时间哲学观点解构了线性历史在时间上的困顿。
在李科尔看来，“有限之悲哀”是不能用哲学的手段克服的。
由于现象学时间观念是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虽然，历史时间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
“然而历史连续性是靠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来实现的，而这个统一体绝非是普遍性的东西。
”这就是说民族自身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而且其无法克服在传统与现代的悖论，实际上就无法由它来解决时间上变动与永恒的悖论。
相反，线性历史暴露了其在时间问题上的困顿。
对时间的理解决定了线性历史在认识和撰述历史的时候常常采用单一的分期方法，于是在线性历史中往往就能够看到诸如：
古代、中世纪、现代，前现代、现代等等的分期模式。
杜赞奇认为，这样单一的分期会进一步造成对民族历史之外的其他历史的压抑。
不仅如此，他还分析了由于在历史时间理解上的困顿造成的线性历史叙述上的其他问题：
线性历史时间上的困顿往往被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所利用；
民族时间中的裂隙有时被表达为特殊与普遍的对立，在亚洲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东、西方的对立；
在叙述结构上的失败表现为强调民族古代本源者与强调新鲜的现代性者之间的政治冲突，既一方面要歌颂古老的永恒的特性，但同时又要强调民族的空前现代性；
在“人民”的观念中也包含时间性分裂的政治蕴涵，即人民既是一个古老的但是又是民族的基础，在民族主义线性历史的框架内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那么在民族主义历史中往往就要面对这样一个分裂：
一方面承认人民的基础性、现代性，但是面对着的却是古老性，于是人民的塑造与再塑造就成了时间问题在政治上的表达：
历史的形而上学等同于统一体的进化。
于是唤醒人民便成了众所周知的话题了。
为了克服线性历史时间观的困顿，杜赞奇在建构复线历史时就强调要对于时间问题进行反思。
他认为，作为研究者主观的历史分期实际上会反过来建构客体的，“如果追问的客体被当做一个线性的实体而建构出来，那么制定分期的方法必然会决定这个客体的建构。
”他以近代中国历史中通过历史分期而建构民族的现象论证了这一点。
他认为梁启超、汪精卫、傅斯年等人的分期方法一方面直接受到西方线性历史分期的启发，另一方面他们的分期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如何建构民族这一中国历史的主体而展开。
虽然像雷海宗、顾颉刚等人对欧洲史学的分期原则霸权提出挑战，但是，“雷氏始于解构历史，却归结于我们熟悉的复建民族的工程，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普鲁士王朝换成了中华民国而已。
”“顾颉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属于民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杜赞奇强调：
“我们处在现代历史学家的主体位置上，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反省像历史分期、特殊时代之类的基本范畴，认识到它们并不仅仅是阻止材料的便捷方法，也不仅仅是通向现代性的目的论大道，而是为了隐匿断顿与压抑的修辞战略，因为这是主导叙述结构所需要的。
鉴于线性历史在时间上的困顿和对历史主体是变动的、相对的、复杂的网络关系的理解，杜赞奇提出了关于复线历史时间的思考：
“出路何在?
我们是否需要将时间过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类?
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流动的时间分层?
”“确实，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依赖于我们要如何构想历史的作用。
我们可以简单地认识到历史塑造个人认同和排除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
或者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怎样才能用历史――它不仅仅是人类用来对照自身的一面镜子――扩展人类对自我的了解。
历史作为过去的时间，不同于人的死亡或物种的绝迹，正如谚语所说‘你就是历史’。
这是对一个时代孕育的多种可能性的探寻，寻找其中的发生、压制、紧张关系。
如果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时代的主导趋势是如何建构，这种建构不一定是通过强迫手段，也可以通过对其他发展可能的道德化和标准化来完成，这样我们就将获得一个承认其自生权力模式的分期图式。
”杜赞奇在这里对时间的思考主要有：
时间的分期是建立在人们对历史作用认识的基础上的；
在线性历史中由于服从于强势的分期原则就造成了对其他历史的压制；
而复线历史就是要在时间的分类和分层上进一步多元化，从而有助于揭示历史。
第二，现在与历史互为因果性的复杂交易。
杜赞奇在考察历史中的因果性时进一步揭示了他对历史与现在的认知。
他认为历史并不是单向的直线性的向前的，而是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交易。
线性历史由于对与时间的认识决定了在看待因果性时，往往是将先前发生的作为后来发生的原因。
但是在杜赞奇看来这是值得怀疑的，“自从历史学家为建构历史而展开叙事这一概念被确立，线性历史的因果性的铁律――比如说原因A，因为发生在前，故而对B产生了影响――就被复杂化了。
因为历史的叙事在相当程度上被现代国家的需要所塑造，因此，历史中造就国族的‘原因’，在相同的逻辑的推导下，也同时影响到该国族。
”这里，杜赞奇揭示了线性历史在因果性上的两大问题：
其一，线性历史虽然在实际中是因为现在的需要而建构历史，但是其自身却并没有意识到；
其二，历史往往是根据现在的需要而建构，也就是历史与现在有着复杂的互动交易。
杜赞奇进一步通过分析历史再现方式加以说明。
他认为，历史再现方式有三种：
作为被完全重组或虚构的事物；
作为在习俗（institutional）的连续或重述中被符码化而产生的效果；
作为对源自过去的事物的现在重构（这等于过去与现在的互换）他认为，一种社会实践得以在现在出现，不仅仅是通过身体的、物质的或是习俗的形式，而且也通过其在一种符码中的再现。
但是，符码和实践之间又不是完全透明的，即解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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