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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使臣受命,其友朋多有送行诗以寄言,如赵文楷、李鼎元之行,“一时廷臣及四方士大夫赠诗,凡古近体二千余首”主要内容为:

希望使者以其博学通识和善于辞令,对琉球君臣传播儒家思想和诗词歌赋礼乐的艺能,取得他们的敬重,以增强对清朝的臣属信念。

同时亦是为文士增光。

如同理学名臣汤斌就汪楫的出使所说:

“以江君之学,兹行也,必能使其国君敬信而悦服,上以增天朝之重,而益坚其服事之心”。

毛际可认为,汪楫在册封余暇,“化之以道德,率之以礼乐文章,诲其所不知,而匡其所不逮,容之也如父兄,迪之也如师保,斯称圣天子事小之义,而传所称乐天者保天下,其气象故如是也”。

文士常常被视作浮华不实,缺少行政能力的人,潘耒说汪楫的出使,说他必能不辱使命,为词林增色,改变人们的看法。

希望使者以海外阅历,丰富知识,进一步写好国史。

朱彝尊说,琉球中山三国的分合历史,我们并不清晰,而同事汪楫任职于史馆,正可藉出使考察明白,归来上诸史馆,“是则吾党私心属望于君者”。

汤斌也说,司马迁周游天下归而作《史记》,可是他没有到过海外,相信汪楫涉海万里,经历非前人所能比,故“笔挟风云,上下千古,当有过于子长者,余与同人执笔以俟之”。

希望使者利用丰富的经历,写出上好文章。

徐葆光原来就文名很盛,方苞说他的出使,必然见闻广阔,感受良多,从而创造新作品,所谓“亮直夙以文学知名,兹其行也,其耳目震骇乎乾坤之广大,而精神澡雪于海山之苍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载之而出者矣”。

希望使者砥砺廉洁,赢得琉球的赞誉。

明代万历间副使谢杰,因其舅父携网巾前往,一时卖不出去,强迫琉球官员购买,否则不举行册封典礼,如此贪财,有辱使命。

而明朝嘉靖间使臣陈侃谢却赠金,琉球用以建造却金亭,以兹纪念。

嘉庆四年(1799年)福建巡抚汪志伊为李鼎元作送行诗,有句“拊循早识辞金事,酬唱难忘陟屺时”。

告诫李氏,以却金为榜样,留心于清操,李氏认为汪氏的话“得古人赠言之旨”,自信会做得到。

廉洁不仅是使臣自身的事,还应能够约束从行人员,如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侍讲全魁、编修周煌之行,随行兵丁在琉球滋事,而他们失于检束,返京后差点受到处分。

册封使原来官位不过六、七品,但系賷奉诏书出使,赐穿正一品莽服,虎节龙旌,驰驿前往,兵丁护航,琉球则以天使接待,真是荣耀非常,令人羡慕。

琉球贫穷,贪墨者亦索取不到什么,使臣本身的清廉不难做到,他人对此注意的不多。

人们的焦点是希望他们发挥文学特长,通过诗赋文章,将海外奇异风情描绘出来,以为颂圣和风雅的谈助。

文士的赠言反映社会对使臣的看法和希望。

使节们是怎样考虑友人的愿望?

想的和做的又如何呢?

二、使节关心的事情

使者所关注和进行的事情,依据他们的记录,笔者以为是在传播声教、了解琉球王室历史、调查琉球各项制度和民俗、留意于清廉名声、寄情于诗文创作五样事情上。

(一)传播“声教”。

诚如当时人的见解,出使琉球没有政治风险,但是册封本身是政治事务,总要把皇帝赋予的使命完成好,这关乎着朝廷在外国的形象,特别关涉到皇帝的威严,因此如何使册封顺利进行,并在这个过程中突出皇帝的神圣恩德惠及四裔,是重大的事情,乃是使者的中心关注点。

诏书、使者以及涉及到琉球封贡事务的人物和文书,无不讲到“声教”远被的话。

汪楫等出使,所賷奉的给琉球国王的康熙帝诏书云:

“朕躬膺天眷,统御万邦,声教诞敷遐迩……”。

康熙中副使林麟焻《玉岩诗集·

自序》中说,琉球贫穷而文化不发达,可是自从“被我皇上声教,后亦骎骎乎盛矣”。

康熙末从客翁长祚为协助其幕主徐葆光作《中山传信录》,于《后序》开笔即言:

“自古声教四讫,未有如我国朝之盛”。

张潮在王士祯撰《纪琉球入太学始末》的《题辞》中写道:

“国家声教覃敷,无远弗届,而琉球声慕文教,尤为最笃”。

皇帝讲“声教”,使者讲,人人讲,然而何谓“声教”?

词出于《尚书·

禹贡》: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意思是说大禹的声威文教,远达于境外,东渐入于海,西及于流沙,北方与南方的境外,在在闻听到了,因此都来朝见。

声教,就是皇帝因圣德而声威文教传播于境外,造成万邦来朝的盛世。

显然,这是颂圣观念的体现,也是册封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因素。

使臣怀着传播皇帝声教的使命感,出使前的准备,在琉球的活动,均着力于营造皇帝圣明的形象,而于册封、谕祭典礼的进行与反映,以及御赐宸翰二事上最为留心。

张学礼《使琉球记》说册封礼时,“倾国聚观,不啻数万,欢声若雷”。

汪楫更说册封典礼后出现祯祥:

“先是国久不雨,册封后大雨如注”。

并在《册封礼成即事》诗中咏及此事:

“夜雨廉纤快晓晴,相看搓手贺升平;

海风不动秋风劲,吹作嵩呼万岁声”。

李鼎元说谕祭之时,“球人观者,弥山匝地,男子跪于道左,女子聚立远观”,真是“通国臣民欢跃”。

汪楫出使前,特请向琉球颁赐御笔,康熙帝因书“中山世土”四字,赐予琉球国王。

雍正二年(1724年),因琉球贡使的到来,皇帝书写“辑瑞球阳”四字,赐给国王。

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因琉球国王遗使朝贺,赐予御书“永祚瀛堧”。

琉球为这些御书制成匾额,悬挂于王宫正殿,使臣对此,多留心记录。

林麟焻的《中山竹枝词》歌咏王宫,有句“奉神门内列鹓行,乞把天书镇大荒”。

即为御书而作的歌颂。

册封与谕祭,琉球国王的恭谨感激和臣民的欢呼雀跃,标志着清朝皇帝声教远播于化外,是天朝的盛事,亦是使臣的荣耀,当然成为他们最受关注的事情,这正是徐葆光《册封礼成恭纪四章》最后两句所说的:

“使臣将命无余事,载笔归来献至尊”。

关切声教,中心即在于讴歌君王。

中华思想文化向琉球的传播,琉球人对此的反映,是册封使所关注的声教的另一项内容。

具体地说,他们了解儒家思想在琉球的影响和表现,同时他们本身也进行儒学的宣传,促使琉球留学生进入太学。

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的孔庙,于康熙间设立在华人居住的久米村。

明代大量华人移居琉球,保持中华文明,成为中琉交往的使者和翻译,琉球国王和这些被称作“唐人”的华人后裔需要学习中华文化,万历间紫金大夫蔡坚绘制孔子像,率领缙绅祭祀于家中,康熙十三年(1674年)建成圣庙,春秋祭祀。

五十七年(1718年)建设明伦堂,聘请讲解师和训诂师,教授汉文和儒学。

明伦堂两廡收藏儒家经书、史籍,国王还让紫金大夫程顺则刊刻解释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演义》,在民间讲解。

册封使对圣庙与儒学均相当留意,实地考察,予以记载,并为之题写匾额。

就中,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载笔甚详,在卷五特立《圣庙》、《学》专条,记叙它们的建置沿革,甚至绘出《圣庙祭品图》、《启圣祠祭品图》,著录有关圣学的碑刻文字。

林麟焻在《中山竹枝词》中为圣庙作了描绘:

“庙门斜映虹桥路,海鸟高巢古柏枝。

自是岛夷知向学,三间瓦屋祀宣尼”。

使节对琉球人接受中华文化,感到欣喜,并通过友情交往,希望中华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扬。

如林麟焻见万松院僧人不羁作诗云“黄叶落三径,白云归数峰”,即作诗予以赞扬:

“淫屠亦有不羁人,只树萧萧绝世尘,唐体诗书风格好,白云黄叶争清新”。

与圣学相联系的是使臣促成琉球人的进入中国大学。

汪楫离开琉球的前夕,国王尚贞表示要世守忠诚,为此请求派人到太学读书,汪楫回京转奏尚贞的请求,得到康熙帝的批准,二十七年(1688年)琉球三名官生到北京,进入国子监读书,清朝配备专门教师,琉球学生得到优厚的待遇。

从此成了惯例,使节回国,多应琉球国王请求,代为奏请派遣留学生,因而不时有琉球学生的到来。

太学里教员精心指导,学生用心钻研,相处甚为和洽。

乾隆中教席潘相在《送郑绍衣、蔡汝显归国》七律云:

“客程此日辞天北,吾道从今渡海南”。

他感兴趣的还是儒教传播到琉球去。

使臣的致力招徕留学生,亦达到声教远被的实效。

册封使及其随员做了许多传播儒学的事情。

张学礼应国王尚质的邀请,为王宫正殿书写“东南屏藩”匾额,为国王家庙写“河带山砺”匾,又给三清殿写“苍生司命”,天妃庙写“中外慈母”等匾额。

“东南屏藩”云者,以琉球为中国东南屏障也;

“河带山砺”,祝愿琉球王室长存;

三清殿、天妃庙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和体现,并成为一部分琉球人的信仰,张学礼自然乐于为它们题写匾额。

其他使臣给王府、寺宇以及官员住宅书写匾额甚多,不必一一说明。

徐葆光受国王尚敬之请,书写以《孝经》为内容的屏风,尚敬因而作诗云:

“八分墨彩留屏障,展对如亲绛阙仙”。

徐氏传扬了孝道观念,还同国王建立友情。

他访问僧侣宗实,后者赠诗云:

“一天不碍华夷月,万里云中眼共明”。

因感情交流,突破了中琉界限。

李鼎元所做的事情更多,收王族成员和王妃侄儿四人为徒,讲授经义诗文,撰写中琉语文对照的文字学专著《球雅》,因此国王尚温特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予以赞扬:

“副使大人更为小邦广声教,辑《球雅》,国之略晓文字者,皆得就教尊前,执经问业,父师之恩,尤深感戴”.李鼎元临行之时,求他写匾联的琉球人之多,应接不暇,只得让从僧寄尘帮助书写。

传播中华文化,从客是幕主的好助手,如陈翼接受国王的邀请,教授王世子、王婿、法司公子琴曲,将中国的名曲“平沙落雁”、“关睢”、“高山”、“流水”传授给他们。

因他琴艺高超,请求的人“无虚日”。

医术高明的吴燕时,“切脉知生死,国中求治者,无不立愈”,他还接受几个徒弟,传授医道。

使臣在册封、谕祭、赐字、入学的实行过程中,在自身与琉球国王、官绅的各种交往中,传播了清朝皇帝的“圣德”,儒家典籍的要义,诗文的技能,医药的知识,以及华人的生活方式,促使中华文化远播绝域,正如尚温所说,“推广声教于琉球”。

(二)考证琉球王室世系。

使者多出身于翰林院,是些史臣,有职业嗜好,对琉球王室的历史,尤其是王室世系很想弄清楚,因之寻觅琉球典籍,访问官员与士绅,并参以实际观察,进行考订,写出作品。

汪楫,参与《明史》的修撰,认为明朝人从不怀疑琉球王室世系的变化,因而也不作了解,而他因为“备员史官,常思搜罗放轶,补旧乘之阙”,到达琉球,就询问国王世系的传承。

可见汪楫将澄清琉球王室史当作一件要事来考察。

但是他碰了钉子,因为王室的事情不能告人,人们也不知道,晓得一点的亦不敢讲,所谓“世系沿革,亦秘不告人,盖国有厉禁,一切不得轻泄也”。

他没有就此罢休,藉谕祭的机会,令从吏事先备好纸笔,在进入王室宗庙后抄录神主,从而有了第一手资料。

他又寻觅到琉球《世缵图》,上面的琉球文字虽不能识,然而同其他文献对照,亦有参考价值。

他利用在琉球所得到的材料,会同《明实录》记载,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写出《中山沿革志》一书,叙述琉球历代国王的简史、诸王的传承关系,以及同明清两代的邦交。

此书内容单纯,而书名并未明确表达出琉球世系的实际内涵。

及至三十年后徐葆光编写《中山传信录》,其第三卷题名《中山世系》,就明确无误了。

这是后人比前人应有的进步。

徐葆光也是在琉球着力寻找王室资料,见到尚象贤撰的《中山世鉴》的一部分,尚象贤是国王尚质之弟,为人聪明才俊,“穷搜博采,集成此书”。

徐氏也访求汪楫见到的《世缵图》,然而“不独民间无其书,即国库中亦无其图”,因而怀疑是否真有这种书。

看来琉球人对他保密,不予提供。

《世缵图》是确有其书,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里有著录:

“国人(指琉球人)所著,有《世缵图》,记中山历传世系,编辑姓名系(失)传”。

《中山世鉴》,在汪楫赴琉球时尚未问世,故汪氏不可能得到,徐氏见到了,而《世缵图》又不获睹,他们都有遗憾,盖因他们都虔诚于资料的搜求,均希望将中山王世系写得准确无误。

由于徐氏所得到的素材多于汪氏,他的中山世系就比汪氏的精确一些。

汪、徐二氏之作,将康熙朝及其以前的琉球诸王世系作了某些说明。

他们发现琉球历代国王并非出自一个家族,“所谓姓欢斯者无据,皆谓尚姓亦非也”。

可是他们仍因史料不足难于详考,同时中山王出于一系之说自明朝以来似成定论,他们也不愿多事,免得招致邦交上的麻烦。

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为后来官修《皇朝文献通考》、潘相撰《琉球入学见闻录》,叙述琉球王室世系提供了根据。

汪楫、徐葆光的关注琉球王室史,既是个人的兴致,也是考虑到同僚的要求。

(三)清廉自励

前面讲到却金亭与戴网巾的事,既关系到使臣自身廉洁,也涉及到能否约束从人,廉洁的使者需要在这两方面下工夫,清朝的使节大多致力于此,不负友人的期望。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琉球王尚敬奏疏称使节“入国以来,扰绥海邦,约束兵役,举国臣民无不感仰”。

可知琉球人对约束兵役一事是如何地看重。

李鼎元到琉球,询问通事郑煌如何才能将册封的事情办好,郑氏云:

“抚夷无他法,惟在积忠信以感之,因其势而利导之,否则有戴网巾之诮”。

意在提请使节留心约束从人,避免因小失大,在琉球留下笑话。

李氏亦颇有体会,深知“一事拂人情,千秋成话柄”,可不慎欤。

使臣一行,约三百人,在琉球期间,伙食完全由琉球供应,而谕祭暨册封大期的举行,中秋、重阳等节,辞行等事,国王要设宴招待使者七次,琉球因物质匮乏,不能开盛宴,遂不设席,而将宴会应有的花销,折合成金银赠送给使者。

张学礼到达琉球,鉴于其困穷,“一应供应,十减八九”。

例有七宴,概免其折席金银。

汪楫对琉球按例的馈赠,“概却不受,国人建却金亭志之”。

这里讲的文献记载说建立却金亭是不准确的,亭在明朝就建造了,此时应当是重修。

与汪楫同行的副使林麟焻,同样“却宴金厅费,琉球人德之”。

琉球国王赠送李鼎元和赵文楷各五千两银子,为他们谢绝。

比起正使自律来,管束随行人员可能更要困难,因为从人是有负担的,他们是“将本求利”,不让他们获利,难于做到,这就要看使臣的驭众本事了。

李鼎元是“天才奇伟的人”,在钤束从人方面颇有办法,一是防范于未然,二是临事勤于督察,认真管理。

他在福州出发以前,巡抚汪志伊提出准许船户携带货物的要求,原因是使节所乘坐的船,是由船户无偿修理的,只得让他们带货以作补偿。

李鼎元知道这是违反规则的,但具体情况不能不顾,于是限制货物数量和品种,他说过去使臣不能按时归来,原因之一是带的货多,琉球又穷,一时卖不出去,或收不到货款,故而延宕不归,所以“货虽准带,贵货宜禁,须令船户造册,具结呈验,庶前弊可杜”。

汪志伊赞同他的意见。

开船前,审查船户的货单,内有肉桂、黄连、麝香等名贵药材,李鼎元不许带往,批准带大黄、大枫子常用药,以便发卖,结果货价不足四万两银子,只及前次的价值三分之一,因此他“私心窃喜,船货无累,可望克期早归”。

到了琉球,令船户及时处理货物,因货少,到东风来临可以开船的日子,船户已结清账目,按时登舟,不误行期。

对船户如此,对其他从人同样严加管理,到了琉球,从人都居住在天使馆内,李鼎元规定,各依分工理事,要外出办公,领签出入馆门,无事不得出馆,否则罪罚管门人。

这样避免护航兵丁外出滋事。

使臣具有严于律己和驭下的观念,就容易做到自身和使团的廉洁无瑕。

(四)访察琉球国情。

古人出差、旅行,都要采风,使臣更有观风问俗的心理。

张学礼《中山纪略》最后的一句话是:

“予留日无多,见闻有限,略存其概,以俟后贤,广为考订,以备采风之助云耳”。

以备采风之用,其实他的著作就是采风得来的。

事实上,册封使返国,有不同形式的文字记录,或册封事务报告,或诗词歌咏,或行程日记,或研究性专著,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他们的调查访问,而其方法,不外三种,即咨询于琉球人;

实地考察;

搜求图籍。

比如徐葆光采访之勤,他的从客翁长祚以亲身经历称道其幕主,“披残碑于荒草,问故垒于空山,涉海探奇,停骖吮墨,详慎苦心,实所亲见”。

这里说的徐氏勤劬,主要在现场考察,而李鼎元的向琉球人作调查又有独特之处。

他要求琉球官方选择文理通畅,熟知掌故的人常来天使馆,“以资采访”,琉球王遂派杨文凤前来,而其人果然颇具琉球古今知识。

他要撰《球雅》一书,杨文凤和通中华语文的王室、妃族子弟,一面向李鼎元求教,一面帮助李氏完成其著作。

就是经过这样的苦心经营,册封使才有著述的面世。

册封使所作的调查,根据他们的作品的实况,可知他们在了解王室历史之外,着重于考察下述诸事:

琉球的地理方位,岛屿及港口,山河,灾害、物产(农产、水产),树木与花卉,贸易集市与货币,行政区划与行政机构,官制和官员来源,司法与刑法,社会治安,食物,宴请习俗,发型,服制,王宫,住宅,姓名,丧葬,娼妓,妇女与婚姻,家族与家庙,僧侣与寺庙,文字,著作,历史传说与人物故事,节令,娱乐,民间交往,唐营(唐荣,华人聚居地)、华裔及其职业,中华文化在琉球的表现,等等。

总起来说,对琉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社俗都要作或多或少的了解,以满足采风的欲望。

(五)创作诗文。

人们期待于使者对异域见闻写些游记,特别是吟诗作赋,供没有机会领略异国风光的人欣赏。

出使的人既然冒着海洋航行的风险,必然在诗词创作上有所冲动,尤其是幕友,并不因随从使节而有政治前途,他们所为何来?

大约就在猎奇创作上了。

比如王禹卿善为诗文,而为人“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乾隆中全魁出使,邀他入幕,友人因航海安全劝他不要去,他却高兴地随从全魁出海,航行中船翻了,幸好遇救,因而大喜,认为“此天所以成吾诗也”,于是勤力书写,汇成《海天游草》诗集,被桐城古文派大家姚鼐评为奇诗。

册封使同样要将海外见闻和感受抒发出来,康熙中副使林麟焻在册封典礼举行后的日子里,游历山川,“登临瞩望,振衣策马于山颠水涯,睹大海之紫澜,想蓬莱绛宫之明灭,一时花院苔龛,流连歌咏,或酒酣耳熟,落笔如风雨”,遂创作《中山竹枝词》五十首,另有一个诗集。

使者及其从客的诗词系身临异域的感情抒发,与无病呻吟者异趣。

林麟焻说他的诗作,将琉球“山川人物,飨礼宴游,冠佩之奇,龙鞮鞻之节口,与夫亭台之兀硉,树卉之菁葱,日月云霞之吐吞变幻,悉绘之于诗,一披览而外国风景宛然在目。

事属睹记,言非凿空”。

他自信能将亲眼所见的琉球风貌描绘出来,可能是好奇者所乐于知道的。

康熙末詹事府左中允汪士鋐说徐葆光的创作:

“挥笔赋诗,非以是侈其游眺,盖将归而著述,以为得之传闻,不如见者之为真也”。

可能说出了徐葆光的心声:

出使作诗词,要据见闻所得的真切素材,以便写出像样的著作。

他们写作的有颂赋,如汪楫的《谕祭中山王即事》、《册封礼成即事》,徐葆光的《谕祭中山王尚贞、尚益礼成恭记廿四韵》、《册封礼成恭记四章》等,而更多的是《竹枝词》,如刚刚说到的林麟焻作《中山竹枝词》,汪楫、徐葆光等人均有此作。

竹枝词这种体裁,所谓歌咏土俗琐事,实能记叙风俗。

如林麟焻的一首云:

“日斜烫市趁墟多,村妇青筐藉绿莎。

莫惜筹花无酒盏,小归买得小红螺”。

道出琉球女集的情景,原来琉球人的买和卖皆由妇女进行,故词中云村妇如何如何。

徐葆光的一首,为“小船矗起半天中,一尺穑悬五寸蓬。

渡海归人当有信,竿头昨夜是南风”。

并有注:

“渡海之家,例造小木船,桅帆毕具,立庭中,候风以卜归期。

自闽归国,皆以南风为候”。

所咏的是帆船模型,用以预测风向,决定航行的日期。

这对于岛国的人,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本文限于篇幅,仅举二例,即可知册封使所描绘的是琉球风俗民情。

寄尘和尚一日得诗四首,有句云“一舟剪径凭风信,五日飞帆驻月楂”。

又有句云“相看楼阁云中出,即是蓬莱岛上居”。

李鼎元说他写出“真境真情”。

而李鼎元的诗,被史家赞誉为“风骨高峻,奉使诸作,尤推豪健”。

可惜笔者未克获睹他的《师竹斋集》,不能与读者共赏他的出使诗作。

三、情趣解析

使臣及其从客所关注的事情已如上述,主导他们行事的动机是什么?

与使节的使命是何关系?

如何看待他们那些行为?

特别是用今人的观点可以作出何种评论?

首先,他们的诗文是猎奇心生的谈助?

抑或是反映出使意义及介绍琉球?

笔者认为是兼而有之,而以后一方面为主。

诗文的作者及其友人颇为担心人们对诗文创作主旨的误解,以为是消闲的无意境之作。

明代嘉靖间使臣陈侃在其《使琉球录》的序言中说,他的前辈出使外国,都有记录或诗赋,而他们不是以此“炫词华”,实是为记载人家的风情、人物,“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诹自不可少也”。

说明使者作诗文,并非为表现写作的才华,而是使命的需要,希望读者不要误解。

前述汪士鋐说徐葆光赋诗不是要表现他远游的机会和才华,也是要求人们不要产生误会。

张学礼返京复命,路过杭州,与表弟王言宴饮于西湖,王言好奇地说,听人讲琉球的马齿山、姑米山都是插在洪波中的,是那样的吗?

张学礼就把《使琉球记》给他看,王言因而知道使臣,“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栖迟偃仰,或工事鞅掌,信不诬也”。

而表兄“乘长风破万里浪,为国怀徕异域,奚啻天上星客”。

赞叹张学礼的书是其完成使命的记录,也是为人解惑之作,这是对使臣著述的高度评价。

林麟焻关于琉球的诗文,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读后,认为可以“广异闻,且以彰圣朝声教之远”,作者本人亦感到其著作虽不敢与《水经注》比美,然于记风俗的《荆楚岁时记》相仿佛,可供好奇者猎奇和后来的使者参考,因此决定将它印刷传播出去。

潘相在《琉球入学见闻录》中选辑了一些使者的诗赋,笔者在前面已经多次予以引用了。

潘相所以要选这类作品,乃因它们富有内容,能反映“其地其事其人”,“皆足志盛典,广和声”。

包括诗词歌赋在内的使者的作品,就笔者所见到的,是有猎奇成份,诸如女集、女子手背上的梅花针瘢痕、女子的衣裳、土妓等女性生活为多人所描写,相反男性生活特征则少见。

有些诗是使者闲得无聊,外出游览,访问僧侣,与其唱和,缺少内容。

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记录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关于琉球的,从自然地理、生产交换、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到王室历史、华人移民史,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方方面面,均有所道及:

关于中国的,则使臣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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