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背景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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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持否定态度.持这种意见的以复旦大学姜义华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
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
是旧俄国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政权万能论以及宗法式的情绪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脑侵袭的结果.（注:
杜立克:
《喀琅施塔得叛乱及其教训》,《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杜立克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是由于党的一些领导人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此外,也有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成绩有限,错误严重"
.
2.基本持肯定态度.这种观点以北京大学的谢有实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超越了客观历史阶段,而是战时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保全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保全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为恢复生产保全了前提条件.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注:
谢有实:
《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另外,许多人的文章也强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供应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从而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国家独立.
3.具体分析的态度.王斯德,叶书宗认为,否认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把它看成是造成当时种种灾难性后果的根源是离开了历史的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从1918年6月到1919年底,主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后期从1920年到1921年初,此时才把适用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措施,用来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以便"
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王斯德,叶书宗:
《也论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张培义指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不同阶段,因而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措施产生于战争环境,使国家能集中人力,物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另一方面由于领导人企图借助这些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后造成严重后果,引起人们强烈不满和生产力下降
红色高棉
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成功实践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重建柬共组织的这批人竟改变了柬埔寨的历史。
柬埔寨战后就存在共产党组织。
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法斗争中成长起来，1953年11月柬独立后大部分解散或转入地下。
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支部，它的领导人不是越南人，就是亲越派，因而难免一切都服从越南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他们一般出生农村富裕家庭，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回国后有待遇优厚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但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中学时期就参加反法斗争，在巴黎这个“激进思想摇篮”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加入法国共产党。
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太看得起“乡土派”。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柬独立开展反封建的革命。
1962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
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
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还算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但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
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乔森潘、胡荣和符宁以左派代表人物的身份活跃在政坛，因正直敢言受到民众爱戴。
1966年再度当选议员，并出任政府部长。
不久，他们也只得“失踪”进入丛林根据地。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
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
“红色高棉”原是西哈努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这时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词。
在内部柬共被称作“安卡”，也就是柬语“组织”的意思。
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
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
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
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
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
年底革命军就增至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
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
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5月5日柬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担任副首相。
民族团结政府得到民众衷心拥护，抵抗力量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
1971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
1973年8月美机停止轰炸。
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
金边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是因为抵抗部队还缺乏足够的进攻武器。
1975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
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
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
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让柬埔寨人民自豪的是，金边的解放比北越军队攻下西贡要早13天。
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
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
正在治疗病人的医院也不能
例外。
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
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
事实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
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
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
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
因此，在这年年初，波尔布特等人就决定，全国胜利后要取消城市。
到9月，全国城镇都完成了迁出人口的任务。
柬共认为这在世界上是个“创举”。
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
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
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
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大修水利，平整土地。
所有人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过时不候。
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
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寺庙用作仓库。
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
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
人们不能自由流动。
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
“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
“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又被称为“四一七分子”，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
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在柬越南人遭到驱逐和杀害。
在许多地方华侨也成为肉体消灭的对象，他们被集体杀戳之前可以在食堂里美餐一顿。
1976年1月柬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
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
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
柬共党内人人自危。
包括胡荣、符宁等在内的一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清洗。
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
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
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奇异的国家派有外交人员。
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
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红色高棉精心构筑理想的天堂，却给高棉民族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在其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700万人。
在十四年抗越战争中重整旗鼓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
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
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民柬执政时代结束。
在长期的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柬越曾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但也有一些积怨。
两国革命胜利后，越南企图通过越柬的“特殊关系”控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美梦。
1975年6月就乘解放越南南方之机出兵占领柬的威岛。
而红色高棉不屈服于越南的压力，利用民众根深蒂固的仇越反越情绪予以反击。
1977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不断。
年底因越军入侵鹦鹉觜地区，柬宣布与越断交，而越南则公开号召推翻柬共政权。
民柬自信能轻易击败越南的任何侵略，不料劫难正在降临。
仅仅两周时间，民柬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别说波尔布特没有想到，连越南人也深感意外。
除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
四下逃散的红色高棉官兵渐渐聚集起来。
他们整编军队，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
丛林游击战是艰苦的，但他们对此比建设国家更有经验。
1981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
越军旱季进攻，国民军雨季出击。
越军在边境围剿，国民军则分散进入内地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
民柬是抗越战争的主力。
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
他们承认由于过于理想化，在政策上犯有错误，并申辩说已着手改进，是越南入侵打断了这一过程。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
“为了民族和人民的神圣事业”，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
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
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
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
不过，这时的西哈努克和另一位抵抗派别领导人宋双都有自己领导的小股抗越部队。
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
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
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
柬抗越斗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979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越南侵柬，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维护民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绝承认金边当局。
1986年以后三方力量有了明显增强。
越南20万军队陷入柬埔寨战场的泥潭之中，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因侵柬战争和国际制裁，越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苏联逐渐改变支持越南侵柬政策。
这些因素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政治解决方案。
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
它拥有25个师，共7万人的军队，控制着近20％的国土。
它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经济自立，是一支谁也不敢轻视的力量。
战略失策和内部分裂导致衰亡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
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实施和平协定。
这是联合国战后最大一次维和行动。
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
它先是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而后拒绝裁减军队，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并多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人员的事件，最后是在大选前撤走驻各地的联络站。
红色高棉提出的理由不无道理，如金边当局仍控制实权和柬存在大量越南移民问题，但它不参加大选的决策却违背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这一战略失策使它声誉扫地。
除红色高棉外，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
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票45.47％，出人意料地战胜了金边当局的人民党。
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
大选后柬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
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
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
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
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
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的确，民柬军队能征惯战，政府军的围剿常常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
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
1996年8月他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
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
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
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
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
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
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组并入政府军队。
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
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
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
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保存组织力量，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无所适从。
1997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
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
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
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
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
毕姜、江裕朗等5位高级官员和马本、波尔布特遗孀梅松等人先后离开红色高棉。
最后是12月5日肯农等8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的回归。
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史的重要篇章。
外部（即外国）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似乎举足轻重。
如果没有美国干涉导致的柬民族矛盾激化，红色高棉不可能在短短五年内由弱变强，崛起为柬的主导力量。
如果没有越南军队的入侵，柬共也不会执政三年多就失去政权。
但另一方面，红色高棉的衰败和消亡，不能不说主要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
在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后，红色高棉狂热地推行一系列超越柬埔寨现实的极左政策，造成经济崩溃和人心散失，动摇了其政权基础。
在长达十四年的抗越斗争中，红色高棉积极捍卫民族利益，并且促进了柬问题的政治解决。
但在和平来临之际，它却迷信武力，一意孤行，拒绝参加联合国监督下的议会大选，置身于柬合法政治之外，而后不思变革，一误再误，在短短的五年中就落得个众叛亲离、曲终人散的悲惨结局。
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却走得如此之远?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
总路线提出后，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
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
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
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
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
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
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
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补充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
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
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
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
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
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
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
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后果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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