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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庆以后,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由于“政多私僻”,朝政不敢公开,便取消了这个制度。

开元五年,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这种制度,除朝内特殊机密外,允许谏官和史官参与皇帝与宰相议事会议。

玄宗特别重视县令的选择,他认为“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在开元四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有45人不合格,即被淘汰“放归学问”。

不仅如此,县令上任以前,玄宗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对于那些在职的地方官员,则进行严格考核,作为黜陟的根据。

所颁布的《整饬吏治诏》对改善地方政治,亦起有一定作用。

玄宗还把励行法治严明赏罚作为改善吏治的根本措施,“有善必赏,所以劝能;

有罪必罚,所以惩恶”。

开元二十四年以前,基本能贯彻这种精神。

同州刺史姜师度非常重视农业发展,任职期间,组织同州农民开朝邑、河西两县的通灵陂,“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种稻田20万亩,玄宗为他颁发《褒姜师度诏》,赐帛300匹,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

营州都督宋庆礼,组织兵民屯田80余所,数年之间“仓廪丰实,居人渐,殷”。

因此被擢任御史中丞。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之徒,则都严加制裁。

如刺史裴景先,私自聚敛5千匹绢,玄宗亲自下诏把他处死。

其次,打击豪强大族,励行均田制度,兴修农田水利。

8世纪初,大族豪强的土地兼并和政府繁多的捐税使均田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以至出现“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情况,而这些逃户,大多变成了豪强大族的“私属”。

由于纳赋者减少,引起内藏匮乏、水利失修、军备不整、国防空虚一系列连锁反应。

玄宗执政后,为消除财政危机,不得不和豪强大族进行斗争,从他们手里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以维护均田制。

为此,玄宗一贯支持官吏打击豪强。

李元任京兆尹时“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以害水田”。

元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

开元初年虽制裁了一些豪强大族,但从全国范围看,打击力度很不够,故开元九年至十二年,唐政府利用4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检田括户运动,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10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族、官僚等荫庇的劳动力;

把检括的籍外土地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客户;

对于帐外人口,则重新登记注册,就地入籍,免6年租庸调,只交户税。

括户运动的结果,增80万户“岁终征得户税钱数百万。

”

除此之外，玄宗很重视农业的发展,开元年间,全国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著名者有:

蔡州新息县的玉梁渠、蓟州三河县的孤山陂、晋州文水县的甘泉渠、灵长渠。

水利工程的建设,大大促进唐代农业的发展。

第三,上台之初提倡节约杜绝奢侈浪费，打击佛教势力,扩大中央政府的税源。

武周中宗以来,全国豪奢之风极盛，玄宗一上台就开始了对这种奢华的社会风气的打击，“开元始年，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若山积而焚之，示不复御用也”（唐。

刘餗《隋唐嘉话》）唐刘挚《朝野佥载》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

山林奇珍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遣，至于网罗杀获无数。

开元中禁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高僧不仅兼并土地,而且逃避税役。

左拾遗辛替否进谏指出“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税租庸者数十万,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

仓不停卒发之储,库不储一时之帛。

”玄宗执政后,开元初年即下诏裁汰天下僧尼,时各地还俗者1万2千余人;

玄宗还下令严禁新造佛寺,并禁铸佛像,禁抄佛经,严禁贵族官员与僧尼交际,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玄宗开元之初的政治改革对大唐王朝社会影响很是巨大：

首先，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国力的恢复为唐诗的创作、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

盛唐诗人与先前诗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其诗歌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发自心底的自豪感、对未来自信心，这一切首先来源于玄宗一朝政治经济改革带来的国力的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丰富

其次，人口数量的增长，受教育人数的增多

人口的持续增长，是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标志，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同样，人口的持续增长，受教育人数的增多也是文学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文学要进行传播必须要有主体、客体，也就是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这两者都是人，有着与当时文学形式相适应的人群。

玄宗当政之时的一系列政策对当时人口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就是淘汰僧尼为人口繁育有很大的贡献，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到了武后和中宗睿宗期间，“天下滥度僧尼、道士、女冠”成风，除了挥霍大量钱财外，对国家税收也有很大影响。

而佛教主张不拜君王，不生育子女，不侍奉父母，这就为对君主统治和人口的繁衍生育起到了很大的副面作用，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对人口的增长和国家的统治十分不利。

于是，玄宗执政后,开元初年即下诏裁汰天下僧尼,时各地还俗者1万2千余人;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及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玄宗又下敕令，男十五、女13以上，听婚嫁。

宽仁减刑，

对生育上的政策引导，对人口智商的提高

对教育的重视，每乡置一学校

年号

公元

君主庙号

户数

人口数

永徽三年

652

唐高宗

380万

神龙元年

705

唐中宗

615万

3714万有奇

开元十四年

726

唐玄宗

7069565

41419712

开元二十年

732

7881236

45431265

开元二十八年

740

8412871

48143609

天宝元年

742

8525763

48909800

天宝十三载

754

9069154

52880488

广德元年

763

唐代宗

290余万

1690余万

再次，玄宗众多的惠民政策，使人民对皇帝政府的信任度提升

文学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

这种密不可分和不可脱离不仅表现为文学的题材、文学的内容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生活在政治现实中也总有自己的政治态度;

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家的开明、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决定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状况。

政治家开明,政治环境宽松,文学就发展就繁荣,就会出现精品和传世之作,特别会出现深刻反映现实的具有历史画卷意义的巨著

对旧时文风的涤除，在文学艺术提倡上推陈出新

盛唐诗之所以能有卓越的成就，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作者能够在艺术上推陈出新。

创新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最只要的途径，文学也同样如此“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

文学传论》）。

盛唐文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学古却不泥古，盛唐诗人大都广泛吸纳前人的诗歌精华，熟读前人的文学作品，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却极少前人的前人诗作的翻版，这是后世诗人的“软肋”。

而盛唐诗风的巨大转变同玄宗的推崇有着极大的联系。

初唐,“（宋）之问、沈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新唐书·

宋之问传》沈期与宋之问二人均为侍臣,媚附权贵。

此二人作诗继承“宫体诗”讲究声律和对仗之特点,律体谨严精密,为盛唐律诗之形成和发展做出承前启后之贡献。

紧接着就是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这“文章四友”进一部发展了格律，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宫廷应制的体制，重技巧缺乏情思，藻丽有余而雄浑不足，尚未摆脱“粱陈宫掖之风”，明显的风骨不足。

而在玄宗政变夺权的过程中，这些身居要职的文人纷纷被贬，以及随之而来的玄宗上台后的改革，对其后的文坛文风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率“万骑”入宫诛韦后,其父李旦即帝位。

李隆基为太子,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资治通鉴》）。

李隆基处理政务,讲究实效,反对虚浮;

对于文风,“恶华好朴、去伪存真。

”徐松《登科记考》记载:

“皇太子下令曰:

‘夫讲谈之务,贵于名理,所以解疑辨惑。

……爰自近代,此道渐微。

问礼言诗,唯以篇章为主;

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

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

’”可见李隆基对其时浮华文风已深恶痛绝,力主根治。

李隆基于公元712年登基,称玄宗。

玄宗提倡儒学,压抑浮华。

开元六年二月下诏曰:

“我国家敦古质,断浮艳。

礼乐诗书,是宏文德。

绮罗珠翠,深革弊风。

必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

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作,而小能之是?

自今以后,不得更然。

”（徐松《登科记考》）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有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曰:

“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

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唐诗记事》唐玄宗一方面倡导“文章革旧新”,主张“恶华好朴,去伪存真”,促使盛唐诗歌风骨之形成;

另一方面又倡导继承齐梁以来新体诗重视声律之风尚。

上面所录唐玄宗之诗,其平仄“交错”、“相对”、“相黏”,其用韵严谨（得珍字）,其对仗工整,和五言律诗相比,仅少“尾联”而已。

可以断定,其时格律诗之固定形式尚未完全形成,但亦可以断定,格律诗之固定形式已经呼之欲出。

由此诗可以得出结论,唐玄宗不仅倡导诗之格律,而且身体力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正所谓“灵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

”更何况唐玄宗于开元年间,科考以律诗取士,格律诗已成为文人必然选用之形式。

科考以律诗取士,起初考试规定诗体必以五言（或七言）六韵或八韵之排律形式。

格律诗之固定形式形成之后,则规定以格律诗为标准。

严羽《沧浪诗话·

诗评》: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

’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皮日休《松林集序》曰:

“逮及吾唐开元之世,易其体为律焉。

始切于俪偶,拘于声势。

”此乃确论,唐玄宗规定科考以律诗取士,必然迫使文人采用并精通律诗。

《全唐诗·

序》曰:

“盖唐开国之初,即以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

”即使是“骨貌淑清,风神散朗”之孟浩然、“我本楚狂人”,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李白,亦无例外。

《本事诗高逸篇》有一段记述:

“上（指唐玄宗）知其（李白）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

……律度对属,无不精绝。

”

以开元十五年为起点,称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始备矣。

”开元之治,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杜甫有诗《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盛唐时期,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促使文化发达。

唐玄宗大力倡导、“以诗取士”,又为诗歌发展奠定基础。

大唐帝国充满活力,疆域辽阔,外交频繁,各种思想、文化、艺术交汇,儒、道、佛三教自由发展,诗人思想空前解放、创作领域空前广阔。

一大批诗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诸如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等,大多经历过困顿或流浪生活之磨炼,对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有切身之体验。

是以,他们对于大地山河、战场边塞、乡野农村、市井城镇、百姓生活、政治现状、阶级斗争、历史事件等,无不加以描写,寄情抒怀。

扩大诗之境界、丰富诗之内容、提高诗之地位,为诗注入新鲜活力、为诗形成严谨格律。

盛唐时期,涌现出李白、杜甫已及众多诗家,灿若繁星。

流派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创作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军旅诗派,各树一帜于诗坛,各领风骚千百年。

万千佳作,或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之浪漫气质;

或恬静优美、自然纪实、展现淳朴无华之现实画卷。

波涛壮阔之伟观,鲜明独特之风格。

或飘逸若仙、或宁静澹泊、或雄健悲凉、或豪迈奔放。

盛唐诗歌反映出盛唐蓬勃向上、昂扬奋进之时代精神与风貌。

社会之壮观气象渗透诗歌,诗歌之繁荣气象光照千秋,后人称之为“盛唐气象”。

高棅于《唐诗品汇·

序》论述: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二，思想上兼容并蓄，多家并重

道家道教思想的重视，既促进了其统治的稳定，也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

大唐一朝，皇帝为了神话其统治的正确性，都托言其为李耳后人，老子作为道家和道教的创始人和尊神太上老君，道教自然在有唐一代为近水楼台，占尽风光。

李世民走上皇帝的宝座也离不开道士王远知的帮助，而且其统治时期的大臣也有很多是道教信徒，于是李唐一朝对道教的青睐自然不言而明，太宗之时就有“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的诏书（唐大诏令集。

卷一百一十三）高宗李治时又进一步提高了道教的地位，把道教经典《老子》列为了科举考试的必修课，但是由于李治统治时间较短，武后当政的武周时期以及韦后篡权时期皆下令改释佛在道法之上，罢习老子《道德经》，道教地位成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权利沉浮的表征。

玄宗灭韦后之乱以后，既是出于政治需要从宗族利益出发，进一步提高了道教的地位，不但恢复科举中《老子》的修习，还在国子监设崇玄学，立玄学博士，而且还加升《庄子》《列子》《文子》为经，并且科举中开设了道举这一入仕方式。

开元十三年，玄宗在各个州府以及东西二京各设玄元皇帝庙一所，以开国的五位先祖陪祀老子像旁；

玄宗本人更是亲自受法箓，召见册封道士，诏道士女冠待之以宗亲之礼，并多次大加赏赐。

玄宗如此偏重倡导，诸多形式的运用，把有唐一代的崇道之风推向了顶峰。

唐代的道教的繁盛随着崛起的经济一同到来了……王公大臣纷纷“摒俗入道”：

《唐摭言》吉州刺史阎宷上言“请为道士”，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请为道士”，玄宗亲为赋诗并以太子以降百官为其送行。

除此以外，道士还有很多特殊的待遇，甚至在法律上玄宗还规定“道士女冠有犯法者，州县官吏一律不得擅行处罚，违者处罚”（唐会要卷五十），道士的地位变得十分特殊，道观的数量也增至1678所，道士也超过了1.5万人，且其中既有名流权贵也不乏许多淡然尘世超凡脱俗的才子佳人，这些入道之人不论是为了附庸风雅，抬高出生，还是为了登此终南捷径加官进爵或是甘心青灯黄卷淡水青山，淡入清虚，超脱尘俗。

道教的思想以及当世所特有的政治优势都为这些弃俗入道的文人们在道教的廊庑之中开拓了一片自由的空间，除了逍遥于山水更能徜徉于虚静旷达。

于清虚无为的道教教义庇护下，求得人性的平衡。

更重要的是道教的这种提倡，客观上为文人们张扬个性提供了思想的土壤，玄宗一朝，除了《老子》被列为必修外，主张“神游八极”的“逍遥游”的《庄子》也同样深深的影响了大唐的文人们，庄子那种乐天达人的精神也大大的冲击了传统社会对礼法名教的苛求，诗人们在道家道教思想的伞盖下得到了一片张扬个性的空间……

儒家

唐代虽然不像汉代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政治文化上以儒家为主导的地位的思想格局也从未改变，就如同南怀瑾的所说“儒家这个米铺才是用来过日子的”太宗曾令撰《五经正义》，尊孔子为先圣，修宣尼庙，且还称儒学为其治国之鸟翼、鱼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高宗之世也同样增删五经，追赠孔子为太师；

武则天时加封孔子为隆道公；

而到了玄宗一朝，对儒学的推崇更是如火如荼，在平定韦后之乱的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身为皇太子的李隆基释奠太学，半年后即将受禅登基的他又再次释奠于国学，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以四科弟子曾参从祀，列于二十二贤之上；

虽然李唐一直把道教定为国教，在面临儒学与佛道的冲突时，开元二年（714年），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以及登基继位之后，李隆基分别两次祭奠骊山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处，两次祭奠国学，开元十三年（725年）在到泰山封禅途中专程祭奠孔子，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并在孔子宅前写下了《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的经典诗作，表达了对先贤的崇敬之情孟子荀子拜祭

佛教

三，对文学教育的重视

1,两奠国学，封孔子，于骊山建坑儒祠

2，对文人的优待，1，治国方面对文人的器重，

开元时期，文士可以借助文学进入最高的权利阶层，成为皇帝的辅弼，可以兼济天下。

（《唐文学演变史》）。

玄宗几朝宰相都是文采极好之人，如张说、张九龄等更是一代宗师，正如后人评价“右玄宗开元中，宰相至十数人，皆文学之士也。

先是又有魏知古等。

古之词人之达，莫盛于此。

”（《诗薮。

外编》），随着开元时期兼济天下这个中国文人的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的实现，文人们的积极性就更加高涨。

妄求“致君尧舜上”，……且“开元以后，四海晏然。

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通典。

选举典》），玄宗朝的文化政策所引起的这种风尚，促成文学的繁荣鼎盛是可以预期的。

玄宗本人对文学的倡导对文人的喜爱也是十分明显的《唐语林。

卷二》：

长安春时，盛于赏游。

苏颋应制诗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

”玄宗览之嘉赏，遂以御花亲插颋巾上。

《旧唐书》卷一百二《马怀素传》“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

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

每次閤门，则令乘肩舆以进。

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

”（《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

马怀素传》同）这是开元初玄宗礼遇文臣诗人的一例

这种殊荣不仅仅对一个文人也对整个文人群体产生重大的影响

2对文人的宽厚包容非一般帝王所能企及，玄宗上台之初，李峤在中宗卒时曾密表请处置相王（李旦）诸子、睿宗继位以后，宫内获其表，侍臣或请诛之，玄宗虽然也认为“为臣则忠，贰乃无赦”但是“以其早负辞学，累居台辅，忍而不言，特掩其恶。

”仅仅给李峤“矜其老疾，俾遂馀生。

宜听随子虔州刺史畅赴任”的处罚

张鷟（zhuó

）

大诗人李白也是倍受玄宗礼遇，“李白天宝中召见金銮殿，元宗降辇步迎，如见园、绮。

草和蕃书，笔不停缀，帝嘉之。

七宝方丈，赐食于前，御手调羹。

遂入翰林，专掌密命。

”《唐书》（《广卓异记》八）。

《唐才子传》二。

案：

此本于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又参见李阳冰《草堂集序》。

而李白入仕以后所作颇有些过激，“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

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

召入，以水洒面”狂放至此，然而玄宗注重的是其“顷之成十余章”的文采因而“帝颇嘉之”。

直到李白狂放到杨玉环磨墨、高力士脱靴，对传统礼法极度漠视，仍然采取“赐金放还”的方式，不想伤害天下文人的进取之心

杜甫投诗沿恩匭，玄宗见了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贺知章年老归乡从道，玄宗命太子以下百官送行，并亲自写下了送别诗；

唐朝名士郑燮不仅擅长诗，而且书法和绘画。

郑虔因当世著书立说，被人告私撰国史，谪官十年。

玄宗爱其才，特置广文馆，授为博士。

开元十四年初，李邕坐账下狱当死，许州人孔璋久仰其名，乃上书愿以身代死，为李邕赎罪，玄宗因孔璋书且李邕“文堪经国”乃特赦其死罪改判。

玄宗对文人的优待在当世已经是众口所传，以致很多文学作品以及故事中都有相关的传说，

红叶赋诗

上官婉儿等，

对文集编撰的重视，

玄宗本人十分重视书籍的编纂。

《新唐书。

艺文志》《文府》条：

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

会诏促之，坚乃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余不能就而罢。

卜长福编《续文选》三十卷上献朝廷，得授“富阳尉”

对图书编著和书籍收藏的重视对唐诗的发展繁荣有着重大的贡献作用，任何时代,诗人的成长都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之上,否则是难以超越于前人的。

而要很好地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及艺术风格,就必须博览群书才行。

为此,玄宗在文化建设方面搞过许多项大工程。

就对诗人成长直接有益的工程而言,有一些重要的贡献如：

徐坚等敕撰《初学记》。

该书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

全书共30卷,分为23部,313个子目。

其体例先为“叙事”,次为“事对”,最后是诗文,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