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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河下梢、东临渤海、漕运码头——三者集结而形成的河海文化，造就了天津文化流动开放、多元结构、兼收并蓄的城市性格。
作为华北大都市，北方文化的粗犷质朴，燕赵文化的刚烈热情，都沉浸在津沽文化与天津人的气质之中，这是天津城市性格的主调。
从建卫之初到商业都市崛起的历史，天津城市性格又得益于军旅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相融，漕运文化与商埠文化之相生。
五方杂厝，促成南北文化交融；
众水凑集，造就雅俗文化共赏。
天津是擅长吸纳的都市，她汇九河精华，汲天地灵气，有容乃大，博采众长，兼赅南北，沟通中外，形成多元包容，遗存丰富，民俗浓郁，民风朴实的城市文化。
明清以来，苏皖、粤闽、沪杭等南方省市商贾纷纷辐辏天津，经商定居，“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繁如。
”居住津门的外省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设立多家会馆。
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在天津工商界都很有实力和影响。
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和风气习俗等的形成发展，都有直接影响。
“货真价值，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商风，对于造就天津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城市性格，亦不无影响。
自清代中叶后，天津商业贸易、手工业、制造业、餐饮业、文化艺术业等渐成规模，商业都市功能逐渐显现。
天津卫在全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已显示出称雄华北地区辐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之气势，几与京华比肩齐名。
俗语云：
“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
”1860年之后，在不断遭受外强侵入的背景上，九国租界，华洋杂处，中西碰撞，彼此相异的中西文化，却在天津这座都市奇迹般地交融相生。
租界内的教堂、洋行、商家、现代的城市管理、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
西方文化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
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二者又有交融。
在近代中国北方，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得领世界风气之先。
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
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
19世纪80年代前后，天津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心，通过移植西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现代军工厂、船坞、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洋学堂、报纸、公交、自来水等相继首创，使天津得领现代风气之先。
近百年来，天津张开双臂，敞亮胸怀，迎纳了大量的现代人才。
人口素质的提升，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特别是外贸的迅速扩展，为天津跃升为现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天津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
作为九国租界地和京畿门户，天津曾是清廷遗老遗少、下野政客隐居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
据统计，天津尚存小洋楼1000多幢，其中名人故居100多幢。
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不下数百人。
如清末代皇帝溥仪，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唐绍仪、顾维钧等，以及梁启超、吉鸿昌、张学良、张自忠、宋哲元、李叔同、曹禺、周学熙、严修、张伯苓等都在天津留有故居。
在天津五大道寓居的外国名人有：
美国31届总统胡佛，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美国将军史迪威、麦克鲁、鲍德温、包瑞克，德国名人德璀琳、汉纳根，开滦煤矿经理、英人纳森等。
名人旧居是天津建筑与文化的象征，具有历史文化和旅游观光双重资源而呈现出巨大价值。
二、天津简史
天津从千年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聚落，历经由“寨”→“镇”→“卫”→“州”→“市”的逐步升格，终于发展成为千万人口的直辖市，成为中国三北地区的经贸中心都市，这取决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在三叉河口汇聚为海河，横贯市区东流注入渤海。
河海相衔并毗邻北京，使天津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京畿门户。
朱棣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把国土分封给子孙，这叫“分藩”。
朱棣被封在北（今北京），称为燕王。
朱元璋临死时，并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这一辈，而把帝位传给孙子朱充炆（建文帝）。
朱允炆登基后，就设法削减藩王的兵力和权势，名为“削藩”。
燕王朱棣带头反对建文帝，用武力造反，所打旗号为“靖难”。
朱棣从北京出兵，在直沽渡河攻下沧州（直沽是天津的老名字，传说渡河点在今北大关），统领大军攻下首都南京，当了皇帝，就是明成祖、永乐皇帝。
定都北京时，朱棣想到：
天津（当时还叫直沽）是东通渤海、西连内河的军事要地，为了保卫京畿安全，必须派军队戍守，于是就设立了“天津卫”。
“卫”是警备小区的意思，每卫5600人。
“津”是渡口的意思——天子的津梁，即皇帝的渡口。
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
通过来往于三叉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
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
28％。
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
另外，一些居住在天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
在天津工商界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
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
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的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天津地处“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地区，通过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这五大水系，天津乃至天津居民与河北、山西、北京等北方省市保持着血脉相通的联系。
南来北往的交通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使天津成为受南方影响最大的北方大都市，因此天津人在北方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主调之外，还兼具南方人柔婉精明的性格特点。
元、明、清三代，天津作为京畿要冲、北方临海商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又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和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典型代表城市，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侵占殖民地和经济掠夺的产物。
对于天津的旧租界，常人有两种模湖认识：
一是认为只有天津有租界，至少天津租界出现最早；
二是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产生了八国租界。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11月29日，英领事划定上海英租界地，这是帝国主义在我国强划租界的开端。
天津是在咸丰十年（1860）9月11日签订《中英续增条约》时，规定“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准许英国人“在此居住贸易”，比上海晚了十多年。
第二天，法国与清廷也签订了“续增条约”：
“直隶之天津府，克日通商，与别口（按指其它口岸）无异。
”当年，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今承德道天津图书馆旧址附近）以南一带强占了英租界；
紫竹林村以北一带，划为法租界。
不久，美国又逼迫清廷在英租界之南划为美租界。
在晚清时，英法租界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张，美国则放弃了租界的管辖。
中日甲午战争（1895）之后，德国、日本在津又强划了租界。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四国，在海河东岸分别设立租界。
天津九国租界占地23000余亩，其面积是旧天津城的八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回徳租界和奥租界。
1924年收回俄租界。
1929年收回比租界。
抗战胜利后，收回英、法、日、意租界。
三、天津地名文化
地名是历史产物，是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活化石，也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
天津地名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源信息，有待于开发探研。
天津市共有各类地名约4万个，其中城市街巷名约占40％。
在形容城市建筑风貌时，人们喜欢用“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来加以概括；
在研究天津古今地名发展嬗变的沿革时，笔者概括一句话：
“街名是城市凝固的自传。
”
天津有一种“方位词”加“开”字的地名，如“南开”“北开”“老西开”“西广开”“东开”等，这在国内城镇地名中是极为少见的。
“南开”这个地名，最初是指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就是今天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
明朝时，这一带是一片水泊，草木丰茂，芦苇丛生。
明代天津八景之一的“南原樵影”，就指此地。
明永乐初年在此驻军，屯田垦种。
清康熙年间，开辟洼地为稻田。
清代“津门八景”的“定南禾风”，就是对当时南门外稻田风光的艺术化描写。
1901年，城垣拆除后，城内居民逐渐向南门外地区迁徙，此地逐渐被开拓为城区。
“南开”就泛指旧城以南的开洼地。
1903年，比利时商人在西门外广仁堂（天津最早的教养院）的南部，营建了电车公司。
1907年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迁到电车公司之南，遂改名为“南开学堂”。
电车公司和南开学堂是南开地区走向繁华的标志。
尤其是南开学堂，学校以地为名，但这个寻常的地名却因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声誉而名扬五洲。
“北开”最初是指天津城北门外的开阔地带，今指红桥区东部河北大街与北营门东马路交会处东南一带，东临北运河。
清光绪年间，周盛传因镇压捻军有功，受赐在此建造祠堂，即周公祠。
此后逐渐形成卖艺场地和旧货市场，黑白铁作坊也集中于此。
“老西开”原指位于天主教堂（今滨江道国际商场附近）以西一带的开阔地区，后泛指南京路与营口道交会口以西一带。
“西广开”地区，在清朝时是城南的旷野墓地，仅有清康熙、乾隆年间所建的育黎堂、掩骨会、白骨塔等几处建筑，当时人们习称此地为“白骨塔”。
1901年随着城里居民南迁，“南开”地区形成。
此地成为“南开”再向西扩展的开拓地。
随着民居建筑不断向西部开发拓展，西广开已成为南开区的区片名之一，泛指南大道以南，长江道以北，南开区片以西，墙子河以东的地域。
由“西广开”又派生了“广开大街”“广开新街”“广开后街”等地名。
天津有南开、西开和北开，惟独没有东开。
前些年曾有人询问笔者：
“天津为什么没有东开？
”当时笔者回答：
“东门外面对海河，没有开洼旷野，何来东开？
”其实，“东开”也是天津的老地名，位于河北区东南部，指现王串场一带广大地区。
清同治九年（1870年）《续天津县志·
郡城壕墙图》就明确标有“东开”之名。
因清末乃至解放之前，“东开”地处僻野，人迹罕至，其发展远不及“南开”“西开”等地，故“东开”之名渐渐隐没无闻了。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察分析，自然环境、人的素质、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制约地域文化的四个要素。
天津的自然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
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因而人们把海河视为天津的母亲河。
水文化在天津地名上也有所体现——天津早期名称是直沽寨、海津镇和天津卫。
“沽”“海”“津”三字都是“水”偏旁。
全市18个区县，有10个区县名中有带“水”偏旁的字——河西、河东、河北、塘沽、汉沽、大港、津南、武清、静海、宁河。
这些水气迷漫的地名反映了天津地势低洼、潮湿多水的特点。
天津有包括月牙河、西减河、东减河、洪泥河、卫津河等人工河渠在内的大小河流300余条，坑、塘、洼、淀星罗棋布。
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特点在天津地名中有典型反映。
天津带“沽”字的地名很多，有七十二沽之说。
凡是带“沽”字的村镇地名，几乎都坐落在海河水系地区，如塘沽、大沽、汉沽、葛沽、西沽、后沽、大直沽、小直沽、咸水沽、丁字沽、东泥沽、三叉沽等。
另外，天津别称——津沽、沽上；
海河又称沽水，是天津市的风景轴线。
以港、泊、洼、淀、沟、塘、湾、滩等为通名的地名亦为多见，如：
大港、双港、官港；
杨家泊、团泊洼、青泊洼；
贾口洼、唐家洼、卫南洼；
南淀、北淮淀、三角淀；
陈家沟、九道沟、南清沟；
北塘、西双塘、白塘口；
赵家湾、唐家湾、西大湾子；
柳滩、大滩等。
如此之多的带“水”偏旁字的地名，不正是天津低洼多水的地理特点的生动写照吗？
天津以“台”（高地）、“坨”（土堆）、“头”（河岸的末梢）等为地名的更为多见，例如芦台、侯台、八里台，王庆坨、西塘坨，西堤头、上河头等。
“台”“坨”“头”等字的形虽不直接从水，但作为地名用字的词义却与“水”密切关联。
如此众多的与水结缘的“台”“坨”“头”等地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津地势低洼，人们只能择高台而居的历史状况。
回顾民俗史，重温老地名，是步入新世纪的天津人乡土情结和历史情怀的体现。
对已在地图上消失的老地名，我们进行抢救式的整理研究，初衷有三：
一、抒发尊重历史、敬畏祖先和珍惜文化的情怀；
三、地名、方言、建筑，是文保大业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三、立此存照，使年轻朋友对天津老街老胡同老地名有概略了解，让后人对历史文化遗存不丢弃不遗忘。
四、“小洋楼”文化
俗话说“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一座历史名城诱人的魅力，首先来自其独有的建筑美。
风貌建筑是一座城市凝固的自传，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外现。
天津千百幢小洋楼，几乎囊括了西方近代建筑的所有样式——英国中古式、德国哥特式、法国罗曼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古典式、希腊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风格迥异，千姿万态，争奇斗妍。
因此，天津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馆”。
外地朋友首次来天津观光，从天津站下车，过了解放桥，鳞次栉比的外来建筑映入眼帘，令人应接不暇，恍如置身欧陆。
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被称为“小洋楼文化”，成为天津城市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洋楼，诞生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战大沽口的硝烟中。
是年，天津被开为商埠，英、法、美租界相继在天津海河西岸划定。
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分设于英法美三国租界的左右侧。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俄、意、奥三国即以海河东岸所占领地区辟为租界。
不久，比利时将俄租界以西大片土地辟为租界。
位于海河两岸的九国租界，分别按各自国家的建筑风格，建起一片一片的国中之国。
租界洋楼，既是旧中国饱受凌辱的实证，但也给我们留下大批建筑艺术的精华。
天津小洋楼大体可分三类：
办公类洋楼——集中在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的解放路两侧，多为各国开设的行政、金融、贸易、通讯机构。
商业类洋楼——集中在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原法租界劝业场和小白楼地区，商厦林立，巍峨壮观。
住宅类洋楼——集中在原英租界五大道和原意租界一带。
每当夜幕降临，充满异国情调的幢幢别墅，在昏灯朗月映照下，隐约闪现着岁月风霜和时代沧桑，引发徜徉游客的无穷遐想。
五大道小洋楼建筑群，从它诞生那天起，租界地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和静谧幽深的街区环境，对失意军阀、下野政客、豪商显贵、名流雅士及清廷遗老遗少等，具有绝大的吸引力。
他们纷纷来此筑宅建邸，安家落户。
其楼舍建筑格局和风格发生明显变化，就是将许多中国元素包容进去。
为数众多的中西合璧式样的建筑，令人耳目一新。
随着各国租界洋楼的拔地而起，天津的市政建筑和公用设施开始走向近代化——邮政、电报、电话、医院、公园、报纸、煤气、电力、自来水、电车体育场、游泳池、电影院等现代设施及文体场所纷纷涌现。
1860年开埠后的天津，在遭侵略受凌辱的同时，也揭开了向城市近代化艰难转型过渡的序幕。
小洋楼文化所展示的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租界在市政管理、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生活方式等显现出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事物，为封闭滞后的老城区如何向近代城市转化攀升，打开眼界，激活思想，提供样板，注入活力。
另外，小洋楼文化把西方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一股脑地带进天津，对天津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来的西方文化在与本土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和反复摩荡之中，逐渐适应，历经磨合，渐趋交融。
因此，小洋楼文化成为中国年轻一代向西方文化观摩学习的窗口。
近现代天津籍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艺家，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小洋楼里度过的。
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伴随着小洋楼文化的形成，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先后以天津为北方的中心次第展开，其势亦如大潮涌起。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天津近代工业体系、商贸格局、金融市场、市政管理和文化结构等五大体系相继形成，为天津城市近代化和跃升为中国北方商贸中心奠定了基础。
知古方鉴今，开掘为传承。
在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对天津小洋楼文化进行宏观审视，对其中蕴藏着近代史的丰富资料进一步挖掘整理；
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和事件进一步搜集考证；
对其历史作用、社会意义进行科学分析，给予客观评价。
小洋楼文化是租界文化的外现，其特点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五、天津的俗文化
如果说北京是精英文化，属京派；
上海是商业文化，属于海派；
而天津则是市民文化、通俗文化，属“津派”。
这种市民文化，并不是比主流低一些或者是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东西，而是主流文化的“泛化”，也就是说：
精英文化不能离开通俗文化的基础。
精英文化要想在老百姓心中生根发芽，必须经过亚文化的过滤、筛选和整合。
相声之所以在北京生，却在天津长，除了天津观众的热情好客之外，就是他们的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胸怀。
天津多元化的文化特征，决定了天津观众能接受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艺术形式，不论山西梆子还是河北梆子，不论是豫剧还是越剧，一句话，不管你是什么，只要好就行，在这里就认可。
天津被称为“曲艺发祥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曲艺之乡”。
天津曲艺曲种繁盛，流派纷呈，名家辈出。
除了当地独有的一些曲种，北方的大多曲种一流入天津，都很快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曲艺是植根于下层社会、具有鲜明市民色彩的民间艺术，天津之所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这与天津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的影响密切关联。
再如天津的特色食品：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在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干活——这就是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俗文化中有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幽默。
天津方言中有“哏”这个典型的天津词儿，是什么意思？
“哏”就是“好笑”，幽默诙谐。
其实它体现了天津人待人接物的一种化解意识，不和自己过不去，敢于拿自己找乐，善于把人生的严肃课题游戏化、谐趣化！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码头遗风，生存竞争激烈。
想在天津养家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想化解生活的压力，只能自己找乐儿。
走路跌倒了，又是跌倒在泥泞里，天津人不往别扭上想，“老头儿钻被窝”，哈哈一笑，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赶路是正事。
世代相传，天津人磨合了一种活法，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不说不笑不热闹，说说笑笑度时光。
俗语“卫嘴子”之说，是钦佩天津人能说，爱说，表达能力强。
天津人说话的确活泼幽默，善于挖掘语言潜能，说出话来，内容丰富，词语新颖，洋溢着达观聪睿和燕赵豪情。
天津人能说、幽默的三个成因：
商埠沟通和移民创业的需求，多元文化提供鲜活题材，戏曲相声的熏陶造就。
首先，天津人爱说话，是地理位置之使然。
九河下梢，交通枢纽；
漕运码头，河海相通；
移民城市，五方杂处。
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块，无论经商贸易，还是装船卸货，第一要务，就是用语言沟通。
——这是天津人能说会道的动因。
另外，天津是商埠码头，九国租界，多元文化。
当年，租界里住着末代皇帝、总统总理、部长督军、豪族贵戚、盐商巨贾、外国政要和高官寓公。
南北文化交汇，东西文化相生，上层雅文化与下层俗文化在这里融合。
于是，天津人经多识广，眼界开阔。
——这为天津人提供了能说会道的广阔的素材。
再次，受北方曲艺影响，天津人言辞犀利，一语中的；
语言得体，擅长交游；
幽默诙谐，富于创意。
在调侃中表情达意，议论抒情。
常能化干戈为玉帛，妙在以四两拨半斤！
——这为天津人锻炼了非凡的口才和表达方式。
当然，说“卫嘴子”，也并不都是赞扬，其中也包含某些批评。
例如：
口若悬河，纸上谈兵，天桥把式，光说不练——如马三立、王凤山相声《明天十点钟开始》塑造的不断立志，不断泄气的“你看我行吗？
”的那个人物形象。
天津人对自身，并不盲目矜持自夸，也敢于无情地解剖自身的缺陷和弊病，并给予辛辣嘲讽。
——这种清醒的不护短的求实精神，难能可贵！
幽默是睿智的标志，是热爱生活的体现。
幽默的作用——幽默是智者的通行证，凭借它可以出奇制胜，一笑泯恩仇，四两拨千斤；
幽默又是弱者的快活林，依赖它可使自身抚慰心灵的创伤，保持惬意乐观的心境。
幽默也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消除陌生与冷漠，使人们在会意的笑声中，达到心灵的沟通与拥抱。
天津人喜爱相声，天津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
天津相声的幽默和感染力还体现在它的语言特色上。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天津相声界能人辈出与天津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天津方言的滋润分不开。
马三立的相声扎根于津门，除贴近生活之外，还有天津地域文化的深厚背景。
天津人热爱生活，谈吐幽默，善于用笑声来调剂生活，有声、有色、有情。
马三立便是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和象征。
愈有地域性，也就愈有全国性。
因此，马三立不仅是天津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盐业、海运、漕运的发展，四海商贾、八方艺人云集津门，普天下的奇闻怪论、道听途说俯拾皆是，这就为鼓曲、诵说等民间文艺形式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其中演绎的传奇故事，全是有鼻子有眼的“真人真事”。
表演或诵唱起来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因而使天津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曲艺之乡。
代表人物就是马三立、骆玉笙。
天津有“戏剧码头”之称。
在这城中，名角会聚，好戏连台——这里是戏剧名流的必到之地，中国京剧的“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先后莅临，评剧名家白玉霜、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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