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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象数学，从渊源上讲，同道教有很深的联系。
朱震说：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儒林五·
朱震传》）指出《先天图》传自著名道士陈抟。
后来，邵雍著《皇极经世》，推衍宇宙变化，其思想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于道教典籍。
关于《皇极经世书”的思想来源，徐必达在《邵子全书》的附录中说：
“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汉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
”联系到朱震所述，穆修以上是种放，种放以上就是陈抟了。
邵雍所学虽与李之才的传授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够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并且能够广览博取，吸收别家之所成，故其成就多属自创。
邵雍虽然博学多才，通五经义奥，知古今之变，尤精《易》理，但终身没有做官。
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做官的机会，而是他自己不愿做官，他学成之后，一直在洛阳过着隐士生活。
初到洛阳时，生活十分清寒，其家“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囗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恰然有所甚乐。
道学传》）。
那正是王安石当政，朝中一批地位和名望很高的旧党大臣，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退居洛阳，这些人知道邵雍是一位贤者，对其十分雅敬，并与之结交。
嘉祐（公元1056—1063年）年间，朝廷下诏寻求隐士，当时的洛阳留守王拱辰积极推荐了邵雍，因授为将作监主簿，接着又举进士，补颖州团练推官。
对这些官职，他都不愿接受，后因固辞，不允，才勉强受命。
可是他竟“称疾”，不去上任。
邵雍有诗，写道：
“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而，装添旧物岂须春……”（引自《宋元学案·
百源学案》），说明他不愿意涉足政事，以免自寻烦恼，只求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实际上，邵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由于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其先天象数学自能独具一格，加之他在上流社会中表现出高雅风度，深为当时的儒者和文士们所推重，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后来，司马光等20多人为他筹措了一些钱，买了官地园宅让他居住。
其住宅契寄司马光名下，园囿契寄富弼名下，田庄契寄王郎中户名，在上述诸人的庇护之下，邵雍就免去了应交官府的赋税。
当时，他与司马光、富粥、吕公著、祖无择等一些旧党大官僚结为至友，相互往来甚密，常以诗酒唱和。
因此，邵雍名为隐士，实际上却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社会名流。
邵雍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计有《皇极经世书》和诗集《伊川击壤集》近百万言。
明代徐必达编有《渔樵问对》、《无名公传》（即《邵雍传》）和《洛阳怀古赋》等。
二、眼底海阔天空胸中春晴日午
这两句话，是清乾隆时期，学者王植在《皇极经世全书解》中对邵雍的评语。
结合前人所记述的其他有关史料来看，这一评价对邵雍是比较合适的。
程颐在《邵雍节先生墓志铭》中说：
“（邵雍）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
不事表衤暴，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汗，清明洞彻中外……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于人。
”（《明道文集》卷4）这是说，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贤者，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则，同而不汗。
他的头脑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时又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
《墓志铭》还说他为人豁达、开朗，“接人无贵贱”，不摆架子，平易近人。
《宋史·
道学传》称赞邵雍与人交谈时不讲他人的坏处，喜欢称道别人的长处，有人向其请教，则有问必答，从不盛气凌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
因此博得人们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欢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
人们认为，他的为人对洛阳一带的士风有着良好影响。
史书和墓志铭对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确实具有很多优良品德和作风。
邵雍初到洛阳时，家境十分清寒，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仍然自有乐趣。
只是因为他后来结交了一批达官贵人，受其资助，生活才变得优裕起来。
但司马光等20余人为他购置的园宅，规模并不很大，他“岁时耕稼，仅给衣食。
名其居日安乐窝。
道学传》）当然，既称“安乐窝”，可能收入不止仅给衣食，至少是比较优裕。
不过，这只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
邵雍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觉得十分满足，如他在《击壤集》的《后园即事》中说：
“太平身老复何优，景爱家园自在游，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休。
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
”因此将自己的园宅称为“安乐窝”，又自号“安乐先生”。
这说明他不但不以做官为荣，而且不谋取功利的态度。
这位安乐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闲自在，“旦则焚香燕坐，脯时酌酒三四瓯，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
”（同上）别有一番情趣。
于春秋时节，出游城中，风雨时不出门，出游时乘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喜欢到哪就到哪，行无定所，无拘无泥。
由于他在洛阳结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学者，并在这些人之中享有声誉，受到“雅敬”，当他乘坐的小车出现，“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无论童孺家仆，都欢喜地说：
“吾家先生至也。
”又据《宋人轶事》说：
邵雍每当“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
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
餍饫数日。
复游一家，月余乃归。
”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缘之美。
据说当时有十余家为他准备了像“安乐窝”一样的住所，随时接待他的到来，名曰“行窝”。
邵雍去世后，有人写挽词云：
“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自此以后，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爱的客人，他们对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从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乐观、随和，与世无争，不求荣利，安时顺处的人。
但若从更深层的情况来看他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却又另有情由。
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对历史、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万物都有更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他对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复杂性更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因此，对自己应该怎样立身处世，自有一套人生态度。
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能够安时顺处，自寻乐趣，是因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许多阴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为要的处世哲学。
关于这一层，可从《击攘集》的诗篇中看得明白。
如《安乐窝中吟》组诗中的第一首云：
“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
”第四首有云：
“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
”他的职分就是在安乐窝中写作《皇极经世》和看花、饮酒、赋诗。
于外一切，皆无兴趣。
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乐和狂放不羁，而是适可而止，很有节制。
在饮食方面，只是每日哺时（申时）饮酒三四瓯，微薰即止。
他说：
“酌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
”又有诗云：
“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安乐窝中吟》第十一首）。
“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技”（同上）。
朱熹对此有看法说：
“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离技’是也”。
有学生问朱熹：
“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
”朱熹说：
“因是，康节固有三诗称赞子房。
”这说明邵雍只是求乐，而不是享乐主义者，只是对人生采取达观态度，故而能够自待其乐。
他还有诗写道：
“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日无忧”，这也说明他为什么不重名位，能够清虚自守。
邵雍的处世态度的确受张良之影响，难怪朱熹说他“有个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语类》卷100）。
邵雍曾在《张子房吟》中称赞张良是一个“善始又善终”的人，这就是一证。
由于他既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又善于同一些上层人物融洽相处，当时的著名大臣有诗说：
“先生不是闭关人，高趣逍遥混世尘。
”（《邵子全书》卷20）。
这无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世态度。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虽然同旧党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也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应该把邵雍同旧党官僚相提并论。
邵雍为人宽厚，遇事不走极端。
如他重病时，敌视新法的程颐去看望他，问道：
“从此永诀，列有见告乎？
”邵雍“举两手”示意说：
“前面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著身外，况能使人行乎？
涑水学案》）又如，当旧党领袖司马光在邵壅面前称旧党骨干人物傅尧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邵雍不以为然，他说：
“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温，是为难耳。
”（同上）在他看来；
仅有清、直、勇三德并不难，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温”三德才是不容易的。
这个事实说明，邵雍并不赞成旧党的过激行为，这就是他对新旧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
过去一些论者把邵雍等同于一般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数之学巧绘宇宙图式
象数之学盛行于汉代，当时的易学家曾运用《周易》的数字模式去解释天地宇宙之构造及其演化现象。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王弼首创用“义理”解《易》的方法，此后象数之学渐不为学者所重视，后来，汉代的象数目籍也只有纬书《周易乾凿度》被保留下来，象数之学只在民间以神仙方术的形式进行传布，另外还有一些不名于世的隐士还续继研究，用秘密的方式流传下来。
到了五代末年和北宋初年，有道士陈抟以象数解《易》，后又以《先天图》的形式传至种放，又四传至邵雍。
然而，陈抟的象数学已不同于汉儒之象数学，他的象数学即所谓“先天学”。
因为宋儒称伏羲之“易”为“先天”，称文王之“易”为“后天”，研究伏羲之“易”之学谓之“先天学”。
所谓先天象数学，就是用象数推演方法去解释《周易》关于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学说。
象数学派是哲学史上出现的一个独特的哲学派流。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主要包含在他的《皇极经世书》中。
《皇极经世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体系也很庞大。
在这本书中，他力图构制一个说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并力求追寻出一个贯穿于整个体系的最高法则。
邵雍的学说虽然上有承传，但《皇极经世书》基本上是用自己创造的象数体系来概括宇宙之间的一切。
主要是由于他“探迹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宋史·
道学传·
邵雍传》）。
下面来介绍邵雍的宇宙万物演化图式。
周敦颐《太极图说》所建构的宇宙图式是从象学推演出来的，邵雍的宇宙图式则是兼用象学和数学推衍出来的，所以邵雍的图式较周敦颐的图式更为详细。
关于宇宙的本原问题，邵雍认为天地万物是由一个总体的“道”产生出来的。
道生一，一为太极；
一生二，二为两仪；
二生四，四为四象；
四生八，八为八卦；
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后天地之数备焉。
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演之以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
”（《皇极经世》卷上）
这里所说的一、二、四、八、六十四就是“数”，与数相对应者是“象”，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具体地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演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就是道生天地，“天为阴阳，地分刚柔，刚柔则二分为四。
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此天地之道；
动之始阳生，静之始阴生，此天地之用，刚柔为天地之用。
天生出太阳、少阳、大阴、少阴，即日、月、星、辰；
地生出太柔、少柔、太刚、少刚，即水、火、土、石。
”（同上）此处所讲的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是为天之四象，它们各自代表的具体物质就是水、火、土、石，《皇极经世》又说：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
地之大，刚柔尽之矣。
阴阳尽而四时（春、夏、秋、冬）成焉；
刚柔尽而四维（东西南北）成焉。
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
（《观物内篇》之一）“四时”指时间形式，“四维”指空间形式。
“四时”、“四维”是标志整个宇宙的总概念。
这里顺便指出，既然断言至大的天地以阴阳和刚柔尽其作用，又表现为“四时”“四维”的宇宙形式，毫无疑问，这个宇宙就是物质性的宇宙。
这可以看出，邵雍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
前面所讲的地之四象为水、火、土、石，也就是说，《皇极经世》是把水、火、土、石作为构成地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基本元素，这是为什么？
有人认为，邵雍以日、月、星、辰为天之四象，以水、火、土、石为地之四体，这是讲的天地之物象，而金、木、水、火、土谓之五行；
四象、四体乃先天所具有，五行为后天所生。
后天是先天所生，五行乃水、火、土、石所生，水火土石才是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因为金、本、水、火、土都包含于水、火、土、石之中。
这是因为，“金出于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后有金，有土而后有木。
”
有了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之后，天地之体就形成了。
有了天地之体，然后再经过变化，就生成了天地万物。
这个变化的顺序如下：
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寒暑昼夜交而天地之变尽之矣。
水为雨（水气所化），火为风（火气所化），土为露（土气所化），石为雷（石气所化），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矣。
（《观物内篇》）
接着又说：
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矣。
（同上）
这就是说，有了天地之体，然后产生昼夜寒暑；
然后有雨、风、露、雷；
有了寒暑昼夜，然后产生动物、植物。
经过上述变化，宇宙万物就产生出来了。
说到这里，要弄清一个问题，就是邵雍所讲的产生万物的“道”或“太极”的属性问题。
“道”（太极）是物质，还是精神？
我们认为，邵雍之作为宇宙本原的“道”、“太极”、“气”都是同等程度的范畴。
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
以天地观物，则万物为物；
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道之道尽之于天地类，天之道尽之于地矣；
天地之道尽之于物史；
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
（《观物内篇》之三）
作为天地之体的“道”，可以从天地万物与它的相互关系中看出其物质属性。
前面讲过，天地为阴阳二气所变，表现为“四时”、“四维”的空间形式，是物质性的，所以说，“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道之道尽于天，天之道尽于地，天地之道尽于物，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
十分明显，这里的“道”不是精神实体，而是与天地万物相统一的物质范畴。
在另外一处，邵雍说出了天地之本是气，认为天地为一气所生。
本，一气也。
生则为阳，消则为阴，故二者一而已矣。
天，以气为主，体为次。
地，以体为主，气为次。
（《观物外篇》上）
既然本为一气，就是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气，气表现为阴和阳，阴阳是二而一（统一于气）的，那么，太极生阴阳同气分阴阳这两种说法就是一回事了。
“天以气为主，体为次，地以作为主，气为次”的意思是：
天体是以气为主，其实体为次的物质（因为有形体的日月星辰，仅仅是无限的天体中的次要形式），地主要是由气凝聚而成的有形实体，其中的气态物质是次要的东西。
总而言之，这就是庄周说的：
“通天地一气耳”。
在邵雍看来，天和地的分别，只在于气的聚散不同。
如此看来，邵雍讲的道生天地或太极生两仪，实际上都是说的气生天地。
因此，我们认为，邵雍所说的“道”、“气”、“太极”，都是同等意义的范畴。
对上述说法，还可以从邵伯温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
夫太极者，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后，终天地而未尝终，始天地而未尝始，与天地万物圆融和会而未尝有先后始终也。
有太极，则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万物固已备矣。
非谓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
虽谓之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实一时具足。
……是故知太极者，有物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后未尝污损，自古及今，无时不成，无时不在。
（《宋元学案》卷10）
邵伯温是邵雍之子，象数学的正宗继承人，对其父的学说最了解，’也是最忠实的继承者，并对邵雍的著作有所发挥。
在前面引文中，将太极看做是与宇宙万物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东西，因为在天地产生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混沌未分的物质存在，它与天地万物园融和会而不可分别。
只有在它分化之后，才有了万物之别。
然而，这时的天地万物仍然统一于太极，并且各具太极之性。
“太极”与天地万物之别，只在于“太极”是根本、是总体，并且具有超时空的永恒性和绝对性，而天地万物则不具备这种特性。
由此看来，产生天地万物的“太极”只能是物质性的，不能说它是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了。
最后，邵雍讲到了人。
“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观物外篇下》）天、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和动植物产生之后，当然也产生了人。
人是什么？
邵雍认为，人也是万物之一，但他们是宇宙发展的最高级产物。
“人亦物也。
……人也者物之至者也；
圣人者人之至者也。
”（《观物内篇》）又说：
“万物之道尽于天矣，天之道尽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于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
”（同上）所以人为万物之灵。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在于人有灵于万物之感官，能收万物之声色气味，更重要的是人有思维，能通万物之情。
他还指出，万物都受性于天，但又各有其性：
在人，则为人之性；
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
在草木，则有草木之性。
”（《观物外篇上》）这就指出了物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并指出了人高于万物的区别之所在。
以上的观点，基本上是合理的，然而，当邵雍讲到人的社会性时，立即便离开了唯物主义而滑向了唯心论。
“天有阴阳，人有正邪；
正邪之由，系于上（君）之好也。
”（《观物内篇》），这就是说，人的正邪是由君上之爱好来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天之阴阳来决定的。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此外，邵雍又把人分为普通人和圣人，圣人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
其能以心代天意，日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焉；
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同上）这就把圣人神秘化了，显然是唯心主义论调了。
四、象教学派开山一代理学宗师
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邵雍的地位是很高的。
自儒家学派形成之后，其学说代有传人。
这个学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经受了无数次的考验，两宋理学（或称新儒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
在理学的创立阶段，邵雍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张、二程和司马光并称为道学的“六先生”。
上述诸人都是理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学说在理学阵营中各具特色，各成学派。
然而，诸人都以儒学为宗，为探讨、发挥“六经”、“四书”之义理，以振兴儒学为职志。
在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中，同其他几位理学开创人一样，也讲到太极、道、阴阳、理、气、天地、人、物、神、性、情、命等一系列范畴，用以说明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说明社会人生之义谛。
理学家们就是用这些基本范畴来建构自己的学说和思想体系的。
自北宋开始，至明、清七百余年之间，理学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备，然其基本框架结构则是“北宋五子”所创建。
自宋初开始，由于陈抟的倡导和传授，象数学便逐渐兴起，并且发展为独具风格的思想流派。
自邵雍开始，象数学又变成了理学家借以表达理学思想的一种重要形式，他是第一个用象数学理论和方法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理学家，是先天象数学的开创者。
《皇极经世书》的基本内容是用一种特殊方式解《易》的重要著作，其中也体现了《大学》、《中庸》、《春秋》等儒家经典的主要思想。
从表面上看，《皇极经世书》与《周易》不甚相干，其实这部书同《周易》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其中的太极、两仪、四象、阴阳、刚柔、八卦、六十四卦……等都是《周易》中的基本内容，也是《皇极经世书》中的基本范畴，只是由作者用了新的构思，并赋予新义。
这一层早被朱熹看透。
“某看康节《易》了，都看别人的不得。
”（《朱子语类》卷100）这里说的康节《易》，指的就是《皇极经世书》，“都看别人的不得”是朱熹对康节《易》的推崇。
自朱熹以后，理学家差不多都从邵雍那里借取了许多思想资料来丰富他们的理学思想。
就象数学派这个系统来看，自邵雍创立体系之后，他的儿子、门人都热心于象数学的研究，并且形成一个独具风格的学派，流传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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