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诗歌梦想母题和其精神路向精选资料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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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尝试通过对诗人内心世界梦想的梳理,探索诗人在这段动荡

年代的精神路向。

40年代初期,刚走出校园的穆旦内心保留着一份“异方的梦”。

这可能和诗人早期所受浪漫主义影响有关,或是年轻的诗人对于未来满怀着憧憬。

但现实太让人疲乏,周遭是“污秽”、

脏水洼”和“死耗子”,每天的生活是围绕日用品打转,“生活是疲惫的”,但是诗人还是坚定的说出了“我必须追求”。

在污浊的现实面前诗人喊出了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强音,诗人想去的地方,“大野里永远散发着日炙的气息,使季节滋长,那时候我得以自由,我要在蔚蓝的天空下酣睡”。

诗人“异方的梦”有时还指向“美丽的真理”,或者包容万象的“大海”（“表现了一切而又归于无有”,（见《海恋》）。

归纳起来,这些让诗人内心栖息的“异方的梦”,可以帮助诗人暂时躲避现实的苦闷,在诗人疲惫的时候,完成从现实的出逃。

然而个人的美好梦想太容易被残酷的现实轻易击碎,灵魂的

我将

疲倦终于席卷来了,“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承受哪个？

阴暗的生的命题……”（《蛇的诱惑》）,穆旦由一个理想主义者蜕变为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时候穆旦开始把目光从理想的乌托邦之乡转向生活在古老的华夏土地上的广大劳动人民,“人民”（有时候是“母亲”）成了穆旦投注自己梦想的对

象。

穆旦笔下的人民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们一代代默默在祖先耕种的土地上劳作,他们是坚忍的化身,“谁家的儿郎吓哭了,

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

一样地躺下,一样的打鼾”[1]。

人民的生活是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他们贫穷而无知的繁衍着生存着,“抗拒着荒凉,丛聚着”（见《小镇一日》）。

同时,人民的身上却有着书写历史的强

大本能,他们默默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见《赞美》）,穆旦坚

信,我们的民族因为这样朴实的人民而再次充满希望,“我要以

感激着“我们地母亲”,她带给我们的祥和的温暖,因为她,“从田野到田野,从屋顶到屋顶,一个绿色的秩序,我们底母亲,带来

自然底合音”（见《春底降临》）。

历史证明,人民最终取得了胜

利,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见

旗》）。

“人民”承担了穆旦在这个忧思多难时代的理想抱负。

穆旦从缅甸战场的鬼门关归来,身心剧变,具体情形可参考

易彬的《从“野人山”到“森林之魅”一穆旦精神历程

（1942—1945）考察》[2]。

由于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极度失望，穆旦放逐自己的梦想在上帝的怀抱里。

尤其在1942年8月之后,穆旦

摈弃了之前的轻浮的梦想,他感到之前自己是“幻想底乘客”（见《幻想底乘客》）。

穆旦的诗友王佐良曾谈到:

“穆旦对

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

”[3]穆旦诗歌中的上帝,虽然都是自我投射的对象,但却有明显的前后变化。

在前期诗作像《我向自己说》中,上帝是作者更高人格的化身,穆旦藉以上帝思考社会问题。

“我”对现实越

来越心灰意冷,但是面对“命定的绵羊的位置”,“我”还是要奋起反击,“我仅存的血正恶毒地澎湃”,这是一种反抗的精神。

从1943年《祈神二章》开始,穆旦真正的宗教情怀开始流露,上

帝成为解除现实痛苦的主神,“在我们的面前有一条道路……如

帝，“在一无所有里如今却见你隐现……你的笑刺痛过我的悲哀”（见《忆》）。

“上帝”成了穆旦心灵的避难所。

1940到1945年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作为个体的“人”,穆旦三次变更自己的梦想归宿地,由此可见诗人和现实之间是一种紧张的关系,那么诗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穆旦梦想的指归由“异方的梦”、“人民”到“上帝”,变换的过程看起来是在不断更替新的对象,梦想崩溃、替换的危机实则是穆旦内心的焦灼的体现,还原到历史本来层面,这是现实不断被解构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梦想不断建构、现实逐渐消解的过程中,还原穆旦当时的心境。

追求“异方的梦”的穆旦,对现实抱有幻想,他相信凭自己的满腔热血可以改变现实,但是个人对抗强大现实的失败,注定诗人要历经个体分裂的悲剧性的体验。

1940年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穆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梦想着“异方的风景”。

穆旦迫切想要改变现状,他在《玫瑰之歌》中诅咒“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

即使他的热情被消磨了,变为思想上的“一个老人”,

他依然关注着“我总念着我孩子们未来的命运”,（见《漫漫长

也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群社,但他是一个‘左派'

。

他有意识的学过俄文”[4]。

从这些史料中也可印证穆旦积极变革现实的心态;

而现实却是如此顽固不化的坚硬,穆旦慢慢体味到了

城市生命精神的空虚、匮乏、堕落,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我”想要寻找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但事实是“我”每天不得不徘徊在一堆日用品中间,心灵除了空虚还是空虚。

作为对现实感到失望的思想上“一个老人”,周遭的状况让人厌

恶,“那些淫荡的梦游人,庄严的幽灵,拖着僵尸在街上走

觉,以及寻找不到“我”的悲哀,“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穆旦30

又自认为天鹅,必须忍住厌恶之感来谋生活,处处忍让,把自己的

理想都磨完了,由幻想是花园而为一片荒原。

”[5]这是作者谈

还原作用》的一些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照见穆旦对现实由憧憬

到破产的情感经历。

救亡是40年代知识分子书写的主旋律,穆旦自觉描写背

负民族希望的“人民”形象,他对“人民”的审视是辩证的,他对现实表现更多的是承担。

1940年下半年,日军进攻越南,云南立即从之前的战时“大后方”变为前沿阵地,1941年皖南事变、香港沦陷和英国对滇缅公路的封锁,时局越来越紧迫。

据陈伯良

穆旦传》提供的资料,“（1941年）1月10日,也即开学不久,

他逐渐

穆旦和他的同事们――叙永分校的三十八位助教,曾联名提出要求增加津贴”[6]。

这表明穆旦开始投入到现实的斗争中放弃之前“小我”不切实际的幻想,把目光投向苦难土地上的广大人民。

穆旦在歌颂“人民”中并没有丧失理性的思考,穆旦笔下的“人民”是一个复杂的词语,他们是愚昧、惰性、历史的坚韧、刚强的血统等的化身,他们的身上不仅仅像同时代其他诗人歌唱的那样充满了光明的希望和力量,穆旦对于“人民”的思考,

更多的是他们身上浓重的民族苦难意识。

诗作《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描写北方的一个夜晚的小村庄,人们一代代默默的生息着,

一个哇哇啼哭的婴孩,“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人民的历史命运在苦难的重压下似乎没有光明的轮回着。

但是另一方面,人民的身上也渗透着历史的忍耐性,“在

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静静地，正承受雪花的飘落”。

这种充满苦难耐性的民族,正是充满希望的象征。

就像《赞

美》中,诗人所赞扬的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的潜在力量,因为他们

现的是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这其中渗透着穆旦浓烈的生命悲剧意识。

穆旦以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关照芸芸众生的时候,他发

在《鼠穴》中

现“人民”的身上有许多他无法接受的性格,比如民族的劣根性,

诗人尖锐的指出“我们是不败的英雄,有一条软

骨”,这样的人民在啃食着“所有的新芽和旧果”。

在《裂痕》

的结尾,诗人发出了绝望的呼告“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

变”。

由此可见,穆旦对“人民”的书写又是极为悲观的,在这种

希望和失望的张力之间,穆旦的内心在痛苦的挣扎、斗争着。

穆旦诗歌中“上帝”的身影是复杂的,信仰上帝是穆旦寻求精神突围的一个策略,直到穆旦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现实。

穆旦性格里非常爱国，“1942年2月……以一介文弱书生，出征缅甸

抗日战场。

”[7]鬼门关归来的穆旦,对于往昔与现实战斗的激情

不见了,胡康河谷（野人山）的惨烈回忆穆旦心灵的打击极大,我

说,“我要回去,回到我已迷失的故乡,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

面对豺狼虎豹的现实,唯一的声音是“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见《活下去》）。

在这之前,穆旦的诗歌中也有上帝的身

影,上帝仅仅作为诗人关照当下生存状态的一个视点、媒介,像

蛇的诱惑》,诗人模仿《圣经》“创世纪”篇章,写人在现世中

所经受的物质利益对人的灵魂的第二次诱惑。

但是1943年的《祈神二章》,却是诗人投入全部的宗教热情写成的长诗,在对神的祷

告声中,诗人痛苦的受难的心灵得以平息。

其实,信仰上帝不过是

在寻找灵魂

诗人“在信仰缺失的慌乱中的临时救济策略”[8],

归宿的过程中,诗人一直都是不断直面人生的困境

并且寻找突

在精神创伤

现实的直面,

围的方法,所以,“上帝”只是穆旦诗歌创作的背景。

过后的两年,就是1945年,诗人逐渐开始了对人生、尤其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更是带给诗人心灵“突围”现实的巨大勇气。

与之前不同的是,历经了生死考验的诗人,在直面现实的时候,大有一种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气质。

他对当下的时局采

取的是讽刺、嘲弄的态度,几乎不抱幻想,只是做尽可能深刻的揭

露。

最突出的就是《通货膨胀》,对国统区通货膨胀笼罩的戏谑、嘲讽。

穆旦的内心到这个阶段,基本上已经强大到可以直面惨淡的人生。

自此,穆旦完成了自己对现实的重建过程,穆旦由一个对现实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时代的孤独战斗者。

穆旦试图通过不断的建构自己的梦想,来达到和现实的沟通、和解,展现了作为诗人的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路向,并且穆旦把这种精神路向做了诗化的升华。

1945年后穆旦开始大量书写现实世界,他的诗歌逐渐转向深沉、稳重、成熟,抛弃对现实持有梦想,更多的开始干

预现实、直面现实,这种诗歌风格的转变我们通过对他的“梦想”母题的梳理,已经可以窥视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