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世界化到全球化探讨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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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族主义”一词所指的仅仅是这种反抗外部侵略行动中的民族意识，也许安德森所说无虚。

但是，如果说“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系列现代性观点的话，可能还是传统的理解更为靠谱一些。

因为，美洲所遭受的侵略和殖民恰是来自于民族国家的行动，是因为欧洲在此前已经建立起了民族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已经有了资本和市场经济，有了向外扩张的冲动，才在航海大发现中找到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供给地以及市场。

也就是说，在殖民地人民开始反抗侵略之前，侵略者已经拥有了民族意识。

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侵略者把民族主义输入到了美洲，即使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输出。

事实上，民族主义是发源于西欧的，理应视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是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生成的，或者说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民族国家兴亡的一项标志。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民族国家是一种族阈共同体，是工业社会的人群集合形态。

在前现代或前工业社会中，所存有的是家元共同体，现代化观点中的所谓农业社会的“民族”，其实是应准确地理解成“家”的，或者说，“族”与“家”只不过是规模上和人口数量上的区别，至多也仅仅血缘链条上的不同状态，就性质来说，是相同的。

所以，家元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在规模上被高度放大了的“家”，这个“家”中的所有人都有着同根的情结，具有自然属性的“血”是把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也许在现代视角中会将家元共同体说成民族，认为在那里也存有着民族主义，但那是错误的理解，正如人们从动物的行为中解读出了爱、恨、情、仇一样是似是而非的。

所以，美洲的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历史现象，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只不过它与欧洲原生地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而已。

欧洲的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是在历史演进的逻辑中生成的，而美洲的民族主义则是在民族国家的征服下产生的，而且，这种民族主义也必然会指向民族国家建立的要求。

不过，安德森是在研究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时追踪溯源而发现了美洲民族主义的生成在时间上要更早一些。

这是合乎实情的，美洲的民族主义确实与亚洲、非洲等广大地区后来兴起的民族主义走了同一路径。

也就是说，兴起于美洲的民族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对抗性因素出现的，所证明的是近代历史的一种矛盾特征，亚洲以及非洲也是在对抗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中生成了民族主义。

我们知道，在近代社会的早期，因为地理大发现，也因为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在20世纪后期人类进入世界化进程时，甚至有很多学者是把近代早期的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化误读为世界化的初始形态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殖民地的建立都是以征服的方式实行的，而且，这种征服并不但是工业品和资本的征服，而是伴随着暴力。

正是因为这种征服总是以暴力的方式实行，所以，激起了殖民地人们的反抗。

原先，在这些地区存有的是分散的家元共同体，缺乏凝聚共识和动员集体行动的思想和理论。

当资本主义世界化把暴力施加于这些地区时，为了在适当的范围内动员起反抗力量，为了团结那些分散的人们（群），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甚至理论。

这就是大致与美洲相同的各地区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虽然这种民族主义产生于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却不意味着它必然以现代形式出现。

一般说来，这种民族主义在反抗殖民征服的过程中并不是以欧洲地区的民族主义那种形式出现的，而主要是一种较为粗糙的民族意识，所发挥的是聚集起反抗力量的作用。

事实上，也能够在得到坚持并唤起了持续抗争斗争的过程中赢得民族独立的结果。

从美洲、亚洲、非洲等地的情况看，在获得了民族独立后，基本上都会对民族意识加以改造和重塑，建立起具有现代属性的民族主义，以使其适合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运行的需要。

所以，在反抗殖民统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主义基本上都是在民族解放的目标达成后而获得现代性的。

当然，也有少量的异例，那就是在民族独立后建立起了民族国家却没有实现意识向民族主义的转型，以至于反抗斗争中的民族意识因为缺乏现代性而成为封闭新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力量，或者说，成了裹在民族国家外层的厚厚茧壳，从而把新兴的民族国家导入困境。

其实，20世纪下半叶之所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各地出现了一波民族国家的对外开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走出狭隘民族主义阴影的努力。

因为，这些地区的很多国家都长期受到狭隘民族意识的困扰，尝尽了自我封闭的苦果，从而希望通过开放的途径去对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实行改造，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民族主义。

不过，很多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在它们准备改造其自身的民族主义时，也就是说，在它们准备形塑出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时，人类历史却开启了新的航程。

这样一来，作为工业化代名词的现代化受到了质疑，前进道路上的路标都被拆除了，并出现了在哲学以及文化诸领域被称作为“后现代”的思想运动。

虽然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与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运动之间并无能够得到认证的联系，但是，对工业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态度却是相似甚至相同的，无论是在批判、超越、解构等诸多词语中选择了哪一个，都包含着扬弃工业社会的各种建构物的要求。

不过，后现代主义者如果能够自觉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去完成自己的叙事文本的话，我们相信，在作为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后工业化进程之间是能够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的，也许能够建构起像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的那种“形”与“神”的关系。

那样的话，后工业化就是反映在历史表象上的社会转型形式，而后现代主义将成为一种包含在后工业化运动之中的“神髓”。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设想，到当前为止，并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求亲的举动。

如果说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社会运动的后工业化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那么，世界化与后工业化则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世界化与后工业化是同一场社会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

首先，世界化发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

其次，后工业化是通过世界化去开辟道路的；

第三，世界化是后工业化的空间形态，而后工业化则是世界化所指向的目标。

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场新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

如果说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化意味着农业社会的解体和工业社会的生成，那么，世界化和后工业化则把人类引向一个更为高级的历史阶段。

其实，后工业社会正在向我们招手。

吉登斯在工业化运动中看到了“脱域化”，即指出工业化运动是人们走出千年生活地域的行动，其实，脱域化的另一面也就是来自一个地域的力量对另一个地域的征服，总来说之，是走出了原先的地域。

从历史上看，在“脱域化”的过程中，人类找到了或者说发明了民族国家，从而使陌生人结成了共同体，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创建新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世界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受到侵蚀，走向消失已在所难免。

这是否意味着人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需要作出新的选择？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这将是共同体再造的新机遇。

鲍曼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拥有民族—国家这种资源的‘社会’能够权衡利弊，并为需要实施他们自由的社会成员提供保障。

不过，在我们快速世界化的世界中，情况不再是这样，因为权力正在脱离政治，并且，影响个体生活条件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不再仅仅受控于现代民主历史上被发现或被发明的担当集体行动的机构。

”也许人们还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乐意于探讨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并在各种方案中围绕选定哪一种而争执不下，但是，社会自身已经出现的新的变动，正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行进着，宣告人们当前很多无谓的争执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的历史进程果真在主观追求与客观进程渐行渐远之中展开的话，人类的境遇将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像鲍曼那样努力捕捉我们社会中出现新的变动的踪迹，并提醒人们予以注重，是非常有意义的做法。

我们相信鲍曼所描述的情况，那就是，在世界化运动中，“把希望和努力放在传统的、完全地域性的共同行动上，这似乎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最好移动行动发生的地方：

这种新地方的名字就是不存有的地方，不存有的土地，不存有的领土。

如果说传统的主权世界是有着固定边防线的民族国家的世界，那么，新的跨国的世界空间是‘完整而统一的’，换言之，它没有明显的边界，它充满了不固定的流动的意义，并徒然地寻求固定的位置。

新的力量恰恰存有于这样的世界。

”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体制以及运行机制都需要得到重新审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宣布某种既存的是“好的”或“坏的”。

世界化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或者干脆说，人类在世界化运动中将走向后工业社会，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作出积极准备，要使用我们的创造力去为新的制度安排作出各种各样的大胆构想。

总的说来，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化同步的，从逻辑上看，首先是因为少数民族国家建立了起来，然后实施了海外殖民和掠夺的战争，走上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路。

一些率先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成了后来国家建设的模板，特别是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所以，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能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之外或之前的另一场独立的民族化运动，而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现代化的产物，而资本主义世界化则是催化剂。

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20世纪后期的世界化运动是有启发意义的。

根据我们的判断，并不能单纯地把民族国家的去势看作是世界化的结果，而是理应在世界意识的生成、经济以及文化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交往跨界活动的日益增长和互动中去理解这场运动，任何盲目削弱民族国家的举动都不能视作为世界化的促动因素，反而极有可能不利于世界化。

同样，任由世界化肆意践踏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是不合适的，因为，那只能在当前的人文背景下增强民族意识，从而阻挠世界化的顺利实行。

二、世界化运动中的民族国家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的王权与神权冲突中，王室出于摆脱罗马教庭控制的要求，有意识地激发治下臣民的民族意识，从而使欧洲形成了以地理割据为特征的不同区域。

在走出中世纪后，近代国家的建立将此作为既成的事实接受了下来，从而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以民族国家的确立为标志。

在随后的岁月中，每当阶级矛盾出现激化的迹象时，各国的治理者也都会通过强化民族主义的方式而把国民的注意力引向外部。

在此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强化了民族国家意识及其民族主义。

近代民族国家的这个发展路径在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了复制。

一方面，欧洲建立起了民族国家榜样，使后发展国家能够效仿；

另一方面，欧洲率先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在海外征服运动中促成了广大后发展地区的民族意识觉醒，要求在民族意识的确立中聚集起抗击力量。

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后发展地区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世界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已经显现出了消极效应，也在事实上妨碍了世界性合作体系的确立，甚至行为意义上的跨界合作都会受到民族国家意识的干扰。

但是，在后发展国家中，指出这个点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后发展国家中弥漫着感性化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种情绪总是能够积聚起制造非理性暴力冲突的力量，如果有人对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了不认同的主张，其生存权利甚至都会受到威胁。

一方面是存有于公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则是治理者所掌握的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技巧变得更加娴熟，能够纵容民族主义并保证其有利于自己对整个社会的驾驭。

这必将对世界化运动形成极大的制约，会防碍世界化、后工业化的脚步。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模式依然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时，世界化也许会被用于增强某种既有的霸权，因为，“支配一个地区并不需要领土入侵，也不需要派兵占领和监管被征服的领土，以及设置永久性驻军和设立行政办公室。

同一在可用的新方法相比，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是笨拙、麻烦、令人讨厌和代价高昂的。

如今，真正的强国有水平避免这种过时的策略。

”在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当世界化被中心国家所利用的时候，就可能使国家本身变成一个廉价商标，虽然边缘国家、弱小国家等能够在强国、中心国家面前申明自己的主权，而在实际上，它的主权已经沦落为“股权”，甚至有可能不是控股权。

从主权的完整性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是受制于强国和受制于霸权的结果。

但是，在这之中却包含着某种哲学内涵，那就是国家与主权的分离，它意味着近代以来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运动发生了逆转，民族国家得以成立的主权正在脱离它。

这个趋势指向的方向肯定是国家主权将受到淡化的趋势。

虽然国家的主权在强国那里能够得到较好的维护，但强国在干预和扰乱他国主权的同时，却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淡漠主权的态度，比如，当一些国家把人权放置在高于国家主权的地位上，它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拥有主权的观点？

可能就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才能作出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类做法都是对主权意识的侵蚀，最终将使支配与依附的两极都失去主权意识。

这就是世界化运动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在使主权与国家逐渐分离的过程中让主权失去依托和失去承载物，并最终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今天，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模式的观点和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但是，能够相信，随着世界化运动的持续展开，其客观结果必将既有的世界体系观被抛弃，因而，由资本主义世界化所建构起来的这个世界也将被否定。

当然，从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看，也许国家在失去主权时会继续存有下去，但它已经不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我们正准备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新型社会治理框架。

这种国家因为主权的淡化而变得开放，在对外的向度中，因为抽象的主权已经为具体的利益所替代，因而不会再频繁地出现那些空洞无谓的争执，即使出现了矛盾和冲突时，也会主要反映在利益方面的争执上，是一些解决起来较为容易的问题；

在对内的向度中，因为主权的淡化甚至消失，使得与民族国家相关联的公民权也从人们的视线中移除，结果，国家变得具有包容性，至少，不再用公民权的标准把国民区分为不同的人群和加以区别对待，即不会把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国度的人区分为公民、持绿卡的人和墨西哥人，因而，也就不会有针对特定人群的歧视，进而，政治也就会变得更加开放。

也许这个时候会因公民的消失而使选举变得困难，那我们就干脆放弃选举吧！

如果你要坚持选举，那就让所有人都参与到这项游戏中来吧！

而不是在甄别出公民之后去决定谁有选举权和谁就被排除在选举游戏之外。

也许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来自于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各种游戏以及游戏场所都依然存有，似乎也在发挥着作用，但世界化已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那就是使既有的游戏以及与这种游戏相关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显得虚幻，最终移出我们的视野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总的说来，虽然世界化的影响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或者说民族国家的外在形象并没有发生改变，而在实际上，经济世界化已经使绝绝大多数国家受控于商业资本家，至少，我们原来所信奉的那些民族国家主权原则已经不见了。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坚信，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这些主权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独立自主，也被表述为民族的自决和自治。

不过，“近段时间以来，几乎没有民族—国家能够说是自治的，更不必说是自我维持和自给自足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或者文化上，莫不如此。

几乎没有现存国家能经得起严格的国家地位的考验。

”

即使人们陶醉于商业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带来的繁荣，但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放弃了对主权完整性的捍卫。

的确，主权完整性是一种已显过时了的陈旧观点，人们也没有必要纠缠不放，但人们需要自觉的是，当放弃了这个旧观点时，理应代之以什么样的新观点来迎接世界化和适合世界化？

这却是一个悬移不定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人类进入新世纪后，才会出现那么多从任何角度看都缺乏逻辑性的、相互矛盾的行动，无论是在依然屹立的民族国家的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中，都遍布着盲目的行动。

走出这种状态的唯一可行的道路，无疑是正视世界化的现实。

既然世界化已经在实质的方面肢解了民族国家，那么，承认事实比什么都重要。

也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能使人们摆脱旧观点的束缚，才能避免各种各样无谓的冲突。

当然，我们今天还处在世界化运动的初期，民族国家的开放性不足事实上是平等流动的障碍。

或者说，国家选择了一些人，让他们有权流动，而更多的人的流动权利则受到限制，“追求利润的旅行受到了鼓励，而追求生存的旅行受到了谴责。

”因而，存有着所谓“非法移民”的问题。

国家边界上的障碍，成了走私分子、“蛇头”获利的设置，或者说，国家边界已经变成专门为了让走私分子、“蛇头”获利而设。

当“非法移民”窒息或溺死于大洋中时，人们就开始谴责组织偷渡的“蛇头”，不过，人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是什么因素派生了“蛇头”？

那些让“蛇头”获利的设置难道不理应首先受到谴责吗？

如果世界化不是让国家边界向有限的和被选择的人开放，而是让一切特权都消失，那就理应把公平的尺度交给每一个人，特别是对于那些仅仅出于谋求生存机会的人，更理应提供必要的方便。

也许一个国家会考虑自己的承载水平，会宣称这种流动会使它的富裕生活受到破坏，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你的富裕生活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如果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通过掠夺他国、他地区的财富而建立起了今天的富裕生活，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遇到了生存问题时，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提供生存机会呢？

也许一个国家是通过自身良好的治理、国民的勤奋而创造了富裕生活，那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存有着如此众多的为获得生存机会而挣扎的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把那些人纳入到自己的良好治理之中，让他们在人人都懂得勤奋的氛围中学会勤奋。

所以，世界化决不应是特权和歧视的再生产，而应是走向全面开放社会的运动。

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对世界化的有效反应只能是世界性的。

并且，这种反应的命运取决于世界政治舞台（它有别于‘国际舞台’）的出现和巩固。

眼下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舞台。

现存的世界性选手不愿意搭建这样的舞台。

它们明确的或潜在的对手似乎既没有所需的水平，也没有必要的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使用的外交手段越来越陈旧，越来越无效。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重建和复兴同世界化时代相适合的公共舞台，而且，这种公共舞台的搭建必须绕过上述两种类型的选手。

”这显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旧的民族国家观点却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让人无法通过行动去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虽然在经济世界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而且各国的政治首脑也变得开明多了，愿意给予经济以更多的自由，但在世界政治方面，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改变，一些较有实力的国家反而是把世界化理解成强化国际霸权的机遇，牢牢地控制着国际舞台，而且在层层加码。

这显然是与政治世界化相背离的，是反世界化的行动。

鲍曼说，“世界正在忙着把民族等同于国家，把国家等同于主权，把主权等同于严格控制的边界……200年来，世界似乎致力于把控制人类运动视为国家力量的唯一特权，致力于建立各种关卡来防止其他的——不受控制的——人类运动，并在这些关卡配备了警惕的、装备良好的哨兵。

护照、签证、海关和移民控制，——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政府的发明。

”而世界化恰恰是要打破这些控制，因而也就把冲突推到了前沿地带。

在世界化的背景下，“内与外之间的神圣区分再也不存有了，即使它以前绘出了生存保障的领域，为日后的超越指明了路线。

我们都在‘内部’，没有什么被保留在了外面。

确切地说，过去在‘外面的’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进入了内部；

而且，他们在没有获得准许的情况下就定居在那里。

世界问题的区域性解决方案受到了怀疑，区域隔离的欺骗性被揭示了出来。

”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生存条件的改变，犹如我们没有为变化本身做好准备。

相反，我们在遇到所有新的问题时，总是在近代构筑起来的工具库中去实行选择，即使我们希望对工具加以改进，也仅仅使那些工具变长变短，或者满足于使其变得更加锋利、更加顺手一些，至于根本上的改变，却不愿意去做出尝试。

比如，在海关那里，努力加以改进的仅仅手续更为简便、通关更为方便，关于海关能否拆除的问题，从来也没有人想过。

再如，当经济主体越过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解决方案总是集中在利润汇出汇入或避免双重征税等问题上，至于跨国经营与那些在国内经营的企业间的性质不同，则被有意地忽略了。

在这里，我们想就跨国经营提出一个设想，既然企业已经走出了国界线，我们是否能够将其归入世界性企业的类别中？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否将课税纳入到比如一项世界和平与发展基金中，用来解决那些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恰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民族国家尚存，而世界化运动业已兴起，以至于地球上的事务和问题能够分成世界性的、地域性的和国内的，并根据这种区分而加以解决。

其中，在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处理不同类型的事务时，所需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也就能够由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来加以提供。

这样的话，大国、强国也就要承担起对世界事务的责任。

不过，恰恰在这个点上，肯定会首先遭到大国、强国的反对，因为，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中形成的思维以及国家对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模式，决定了大国、强国宁愿接受世界风险和世界性的危机也不会愿意放弃跨国企业为它们带来的利益。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即便是在中国采用一个极其保守的建立“亚投行”的做法，也会受到美国的反对甚至千方百计地阻挠。

三、在世界化运动中构想合作治理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民族与国家间能够相重合、相交叠的情况却很少，实际上，单一民族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

理应说，民族国家塑造了民族，而民族与国家之间又存有着区别，国家是通过地图来标识的，而民族则是用文化来标记自己的。

国家需要根据地图去安排所有的管理事项，而民族则无需管理。

民族也是作为共同体而存有的，也已经不再是农业社会的那种家元共同体，但是，把一个民族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则是文化的纽带，甚至很多民族还拥有共同的情感依皈——信仰。

这些方面甚至有着与家元共同体的相似性，以至于人们往往误以为民族产生于农业社会较早的历史阶段。

即使民族与国家间有着这些不同，但是，它们共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