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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将随着立法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清晰和完善。
网络使社会越来越演变为“透明社会”，公民却不应因个人信息泄露而成为“透明人”。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政府部门发挥领跑表率作用，企事业单位自觉依法行动，全体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保护伞，我们就能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撑起一片蓝天。
由“泄密门”重新审视网络实名制。
被称为互联网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用户资料泄露事件，引起了舆论关于互联网安全的担忧，“改密码改到手软”成了网络用户无奈的选择。
与此同时，来自韩国的一则新闻说，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12月29日在2012年业务计划中提出了检讨网络实名制的方案，为防个人信息泄露，韩国将从明年起在网络上限制使用个人身份证号码，这预示着韩国将很可能取消实名制。
网络信息“泄密门”频现，带来了信息社会如何确保个人信息与密码安全的追问。
其实不独中国，信息化发达的欧美国家，也都曾发生过银行、网站被黑客攻击，导致用户账号被盗、资料被泄露事件。
在韩国，今年7月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泄露事件，三大门户网站之一Nate和社交网站“赛我网”遭黑客攻击，3500万用户信息外泄。
11月，一电脑游戏公司的1300万玩家个人信息也因黑客攻击而外泄。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泄露是互联网时代的通病，如同汽车时代难以避免交通事故一样，很难防范。
也许是痛定思痛，从2007年就开始实行网络实名制的韩国，在“密码危机”面前居然选择了回到原点——取消实名制。
这无疑给眼下正在大力推行实名制的中国一个启示：
当信息安全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时，过快地启动网络实名制会否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
当然，这并不是说网络实名制没有必要，从长远看，实名制是大势所趋，虚拟世界不可能永远以匿名的状态存在。
但任何事都应当权衡利弊，网络实名制的推行也需有自己的前提和条件，那就是能足够保障网民的信息安全。
如果这个前提和条件还不够成熟，网络实名制不妨等一等、缓一缓，等一切“东风”俱备，再启动网络实名制也不迟。
要确保网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仅靠技术手段恐难以保障，韩国没有做到，我们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比他们做得好。
此次“泄密门”即发端于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CSDN，该网站用户的技术水准应当超出普通网站，却仍难幸免，这多少表明技术不可能永保无虞。
更何况连互联网技术最发达的美国，目前也难以找到堵塞漏洞、阻止“黑客”的良方，网络实名制也因此而不敢贸然推行。
如果说技术还可以通过升级而加以修补的话，那么应对网络信息泄露的制度防范，在当下的中国显得更加缺乏。
面对接二连三的“泄密门”，工信部也仅是予以谴责，同时要求网站修复安全漏洞，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启动问责程序。
原因即在于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太过空乏，“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等大而化之的内容，与网络应用的迅猛发展严重脱节，几千万用户信息的泄露，网站竟不用承担责任，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仿似“多米诺骨牌”的网络信息“泄密门”事件，给信息安全敲响了一记警钟，而韩国拟取消网络实名制的消息，又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网络实名制的启示：
网络要实名，一个首要前提就是确保用户信息的安全，切不可为了实名而实名。
实名制怎样才不会“挂空挡”，买手机卡、买火车票、上网吧、发快递……近年来，需要使用实名的地方越来越多。
然而，有媒体报道，一些实名制推行力度弱、范围窄，甚至“名存实亡”。
实名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方法，对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今年开始的火车票实名制，就有效打击了倒票黄牛，有利于保障乘客出行权。
在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蓬莱油田溢油事故、温州“７·
２３”动车事故、故宫瓷器损坏事故等一系列热点事件中，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质疑和批评不绝于耳。
信息公开，回应关切，体现的是一种服务精神。
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必须下定决心加强服务意识、制度建设和监督力量，让“阳光政府”的理念和目标真正落在每一个管理者的心上。
故宫深陷舆论漩涡应对危机最好的办法是公开坦承，处理类似事件，不要心存侥幸，而是要拿出坦承的态度，勇于承担。
如何整改，如何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回报国人的信任，如何采取更加积极稳妥的措施保护好国之瑰宝。
很多地方政府在处理危机时，往往倾向于回避矛盾，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这么做只能激发矛盾，引发群众不满，对解决事件并无帮助。
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完善相关制度，对民众关切的问题或者事件，要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对工作中的失误要主动承担责任，并拿出整改方案，以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是国家责任,继国内多家网站、多家银行发生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又有报道转网友爆料称，广东出入境政务服务网400万用户信息泄露，包括真实姓名，护照号码等资料。
对此，广东省公安厅通过微博予以证实，称网站存在技术漏洞，目前已经修补完毕。
个人信息被泄露传播给生活带来麻烦，这是人们经常会碰到的遭遇。
如此集中的信息泄露事件，再次证明个人隐私被侵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不是小打小闹，不是临时性、局部性，而是普遍泛滥，强烈冲击人们的生活。
涉事的单位和机构有的作出道歉说明，有的对真实性予以否认，泄露原因或是受到黑客攻击，或是存在技术漏洞，人们还有对通过买卖信息牟利的猜想。
保护个人隐私的道理被一次次重申，焦虑和担忧却在不断增长，这些令人骇然的事件告诉我们，必须直面个人隐私所遭遇的重大威胁和深层问题，“保护”必须在实践中破题。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采集时代。
社会的有序运行和有效管理，往往是通过各种信息采集来保证的。
参加招聘、买房、到医院看病，你都要填信息，可以说劳动关系的确立、消费行为的发生，乃至人口管理、资源分配、福利供给等等，信息采集十分细密，这既是现代化的一种标志，也是人被纳入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深刻证明。
与此对应的问题是，信息采集的边界不明，缺少规范，信息被无端泄露，对应的法律追究机制不明确。
那些掌握着庞大数量人群个人信息的部门和企业，不论有意无意，个人信息一旦成为“公共信息”，这些人变成了“透明人”，再真诚的道歉、再详细的说明都无法弥补信息被泄露的巨大代价。
公民个体的权利意识在凸显，但在国家意志与政策体系中，仍未被置于恰切位置。
从现实看，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还停留于各行各业内部的规范上，章法不一，标准模糊，许多年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曾委托专门机构形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但至今此项立法仍被束之高阁。
徒法不足以自行，但基本法律规范常年缺失，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使乱象得以滋长，最明显的证明是，无数信息泄露事件中，大量信托责任丧失的案例中，有几个是被依法追责严肃处理的？
个人信息对应的是隐私权，隐私权就是人权，对隐私权的保护应该要放在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层面来理解，应将个人信息的安全放在与公民财产权、名誉权同等重要的位置。
个人信息不是公共信息，公共信息要随手可及，方便人民快捷广泛地获取，但获取个人信息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每个人都可随随便便得到。
无论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单位和机构，不能只视公民提供信息为义务，忽视个人在信息安全享有的神圣权利。
但愿，这些事件能够引起充分重视，使持久积累的问题不再只被人们发发牢骚，不再被应该主责的部门和人员听听而已。
“被结婚”提公积金暴露两漏洞，这些天，网上个人信息大泄露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黄小姐的遭遇正好就是现实的例子：
平白无故“被结婚”，公积金不知不觉被提走，可谓祸从天降。
就黄小姐的遭遇——房产资料轻易地被泄露出去、公积金管理中心仅凭一张结婚证和房产资料就给对方提取公积金——暴露两漏洞：
公民信息保护不力、办理程序有瑕疵。
两问题叠加，使公积金盗窃行为得以发生。
个人信息保护，需要法律更给力。
在许多国家，对隐私、个人数据的保护都有专门的立法，而我国对相关行为缺乏刚性的法律规范，致使非法披露、出售、提供信息，或者以窃取、购买等方式非法获取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
办理程序漏洞则需要及时“打补丁”，不能听之任之。
慈善透明度得分低是一种鞭策公众的“不满意”所形成的外部压力，是倒逼公益慈善组织进行机制改进的重要推动力。
民政部下属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日前发布《2011年度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
全国1000家公益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平均得分是33分（按百分制计算）。
8%的受调查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状况表示满意，这一比例与2010年的9%相比，略有下降；
84%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这个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今年围绕慈善的一系列丑闻或争议，尽管不是、也不可能精准全面地映射出我国慈善业的全貌，但却足以叠加出一个令社会疑虑重重、担忧不已的群体印象。
客观地说，慈善领域不缺乏默默拓展的个体和组织，不缺乏艰难的正向性的努力，但是，始终处在焦点中的那些个案，无形中替公众作了信息选择，并深刻影响了公众对于慈善业的观感。
需要厘清的是，84%的受访者对“慈善透明度”表示不满意，是否意味着对于慈善业的一次集体心理否决？
是否会对慈善业产生负面影响？
就具体的个案看，公众取消对于某一慈善组织者的信任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慈善业的否认。
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慈善活动的火爆证明，人们对于慈善从来不缺乏热情，社会对于慈善业的需求有增无减。
只不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信心冲击后，公众对于“慈善透明度”有了更高的业务要求——受公众委托的受捐人，其运行程序、处置结果都应是更公益的而不是可能寻租的，更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在目睹一系列危机后，这种要求丝毫不过分。
同样是这份调查显示，对2010年也有考察的99家公益慈善组织跟踪监测显示，今年，这些组织的透明度明显提高了4个百分点。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公众的“不满意”所具有的建设性——“不满意”所形成的外部压力，是倒逼公益慈善组织进行机制改进的重要推动力。
这种正面互动从政府主导的机制改进中也有所体现。
本月中旬，民政部公布了酝酿两年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明年，民政部明年有望出台《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进一步从立法角度对慈善信息公开，进行刚性规范。
提升公众对于慈善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的最好办法，不是强行“摁住”公众的“不满意”，而是公开正视这些“不满意”，并有的放矢地从机制建设上下力气，不完善的加以完善，不合理的宁可重构。
分数低不要紧，要紧的是到底选择固步自封还是革故鼎新。
这不仅将决定下一次调查的分数，更将决定慈善业的前景。
“听证专业户”现象呼制度改进听证会的价值，在于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合理合法地举行听证会，不仅有助于主管部门更加广泛地了解各方利益诉求，提高价格决策的科学性，而且有助于打牢价格调整的民意基础，使之更容易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从听证制度被引进并在价格法中确立后，放眼各地，近年来的水价、气价、票价等各类听证会上，社会对听证制度的质疑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特别是听证代表怎样产生，尤其让人生疑，使公众屡有“被代表”和“逢听必涨”之感，这些问题一点点腐蚀着听证会的公信力。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听证专业户”的出现，应当成为改进听证制度的一个契机。
如何吸纳更多具有广泛性、公正性的代表参与到听证会中来，如何让听证代表真正反映老百姓的呼声，如何避免听证会沦为“走过场”和听证“表演”，决定了听证会的公信力，也决定了听证会能否实现其制度设计的初衷。
“听证专业户”的出现，损害的是听证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民意基础也因此大打折扣。
期待相关法规的完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自身工作的改进，以及相关社会监督机制的健全，能够使听证会在最大程度上广泛代表社会各界的声音，让听证会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发言会”、“信任会”和“明白会”。
“逢听必涨”：
“听证老太”不是托更让人担忧
原来胡丽天不是托儿！
从她的叙述中，让人看出她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一个知行合一的听证代表。
如果胡丽天所述为真，更让人感到黯然和担忧。
是什么成就了胡丽天？
除了她的积极之外，与无人可选有关。
值得追问的是，偌大的城市，报名人数寥寥可数，是市民参与意识薄弱，还是公众对听证会失去信任？
想必不是公民参与意识薄弱。
无须讳言，当前，公民的公共精神蓬勃而起。
从要求“三公”消费公开，到不断实践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
从参与听证会表达观点，到反对“被代表”、“被听证”……无一不说明了渴望表达、渴望参与、渴望监督，但一些名不副实的听证会一再浇灭听众的热情。
有市民表示，现行的“听证会”本来就是哄老百姓的摆设，所选“出席者”大多为内定的“自己人”。
如果听证会名副其实，公众意见得到真正尊重，他们还会抛弃听证会吗？
应该说，一个老人的热情，掩盖不了听证会被公众冷落的事实，更遮蔽不了听证会存在的问题。
简单地说，现有的听证会存在两大积弊。
听证会病了，“专业户”吃药？
公众的郁结在于听证会的不公开、不透明，民主决策程序有没有经过公平博弈。
真正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听证会程序有无瑕疵，在事关民生的价格等问题上，有没有充分履行告知的责任，听证会有没有构架起多方利益对话的公正平台。
事实上，各利益团体为了争夺话语权而达成涨价之目的，不仅会拉拢主导听证会的物价等部门，还会处心积虑将“自己人”乔装改扮成“市民代表”，而资格认定，乃至前期的成本核算等，往往又会被要求涨价方所掌控。
二是在听证代表筛选问题上，很多时候公众关注的是代表说了什么，而很少关心海选代表的环节——既然放任了“被代表”的可能，那么，听证会变成“涨价会”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老太太屡屡连任听证代表，不正是我们弃权的结果吗？
听证会病了，不能专业户吃药。
就算听证代表常换常新，但我们对于“注定”的听证结果，果真有回天之力吗？
胡丽天们频现，根本原因就是听证制度程序的失控，以及相关监督的缺失。
听证本是好东西，但一旦失去程序的公正，以及出现监督的漏洞，再好的管理制度也将失去效用，沦为外在的花架子。
目前听证会之所以被异化，不只是听证代表选择程序出了问题，而是相关部门的思路出了问题，他们几乎就把听证当做一种形式，一种涨价必走的形式，因此，恐怕也就不会立志让程序变得透明公正，让监督变得切实到位。
我倒以为，与其这样苟活着，还不如直接取消掉听证的程序，该涨就涨，想涨就涨，好过徒留一张破烂不堪、残缺不全的“遮羞布”在那饱受骂名，玷污了人家“听证”原有的美誉与公正。
建立信任才能告别“听证专业户”，缺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听证会与公众利益脱了节，怎能激起参与的兴趣？
报名抽签40多次，参与听证23次，涉及旅游、教育、交通等20多个单位和部门……近日，成都一位被称为“听证专业户”的退休老太，引来广泛关注。
诚如报道所言，“听证专业户”出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报名参加者太少。
占道停车收费听证，11个名额，7人报名；
高污染汽车限行听证，需4个代表，5人报名……如果总是这样的比例，不仅会让如胡老太这样的热心“粉丝”成为听证会常客，更可能给一些人“作弊”洞开方便之门。
即便“听证专业户”的产生符合程序，听证会组织者也需反思：
一个人是否在各种问题上都足以成为民意代表？
价值取向单一的几张熟脸能否起到价格博弈的作用？
“报名就能参加”的听证会该如何扩大参与面？
可惜的是，“听证专业户”被曝光至今，也未见相关部门有积极回应。
听证会是论证价格调整必要性、可行性的重要环节，也是消费者和经营者进行利益博弈的关键环节。
不管是水价、停车费，还是手机通讯费、暖气费，价格听证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
在一个“利益敏感”的时代，公众绝不会对自身的权利漠然置之。
听证会理应能获得广泛关注，吸引大量参与。
信息不对称，专业术语制造门槛，行业成本云山雾罩；
程序有瑕疵，几分钟发言难以充分表达，消费者否决权未能得到尊重……这样的听证会，无法成为公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平台，必然会开成“听涨会”甚至“涨价发布会”。
公众缺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听证会也就与公众利益脱节，怎能激起参与的兴趣？
近年来，从“逢听必涨”引来关注，到听证后降价反而成为一时焦点；
从北京水价听证会代表近九成赞成涨价，到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代表身份造假疑云，无不折射听证会制度效用的减弱。
不能达到“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的初衷，必然会折损制度公信力。
没有了“群众基础”，听证会难免由利益博弈的广场变成走走形式的秀场。
要杜绝“听证专业户”的产生，从根本上说需要重建公众对听证会的信任，扩大社会参与的基础。
当然，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
可以引入第三方的力量，由独立、权威、有公信力的机构对听证会全程进行监督，避免价格主管部门与垄断经营企业结成“利益同盟”；
可以要求听证前由审计部门对相关产品的成本进行全面审计，确保听证资料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可以加强消费者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建设，让听证会参与者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议价权。
甚至，可以考虑把听证会开到网上，通过网络公布相关资料、进行广泛讨论，降低参与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听证会不仅仅是利益博弈，更是一种公民参与。
如果因为种种利益纠葛而折损了这一形式的公信力，丢失的将不仅是维护公众利益的重要方法，更是公民参与的积极性——而这，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所在。
显然，正是由于财产不透明、不公开，使得一些腐败官员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谋私，为自己攫取财富，却置身于监督之外。
官员财产状况不明不利于公众对官员的监督，人们无从知道官员是否利用职权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这对反腐倡廉工作极为不利。
通过公开官员财产，实现对权力的监督，确保官员的廉洁，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全世界有97个国家应用这一制度，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也是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呼声。
“三公经费”公开应明确保密和公开的边界“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已成共识。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样的例外，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毋庸置疑，这些信息不能也不应公开。
然而，信息公开实践中，有些“秘密”似乎并没有什么道理。
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益秘密被掩映在了“国家秘密”的幕布后面。
从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来看，时间、类目、口径还未能统一，信息的公开与保密边界还比较模糊。
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严格标准、不经合理程序，那些“想公开的就公开，不想公开的就不公开”的部门和机构，会不会拿“秘密”当挡箭牌，让公开变成走过场？
这也是引起公众顾虑的重要原因。
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基础上，引导社会理解、认同合理合法的“不公开”，不仅会让认识更进步、心态更成熟，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
正因此，政府部门理应正视公众的敏感，回应顾虑背后的疑问。
在我们相继以中办国办文件推动信息公开、以最高法司法解释保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在“公开透明”渐成上下共识的时代潮流中，划定不公开的范围、标准和程序，对于规范“不公开行为”，至关重要。
哪些属于秘密？
谁来判定秘密？
该有什么程序？
这些明确了，那些不该例外的部门，也就难以用秘密把本该见光的信息锁在柜中。
从“以保密为主导的公开”变成“以公开为主导的保密”，政务公开才能掌握好公开与保密的天平。
我们需要更明确的标准，细化相关条例中的笼统规定，收紧相关法规中“其他事项”这样的口袋条款；
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机制，让“例外”的划定、鉴别和监管更公开合理，避免各个部门自定其秘密；
我们也需要更严格的规定，确保不公开的程序正义，打消公众对“自我豁免”的质疑。
实际上，向公众说明不公开的理由、标准和程序，本身也是一种公开。
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能对不公开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恐怕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
这样的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甚至比单纯的信息公开更能起到普及政治常识、争取社会信任的作用。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算起，政务公开刚刚开始三年。
在中央部委的公开元年，对“不公开”的讨论，于政府、于社会，都无疑是一堂很好的“公开课”。
在这样的讨论、修正和实践中，政务公开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
对三公经费就该锱铢必较2012年02月09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陆续召开两会,三公经费成为必谈话题,必审项目。
关于三公花销多少才算合理的问题,财政部刘尚希认为,三公经费并非越少越好。
但我觉得,在不影响、不削弱政府工作效率的前提下,三公经费确实越少越好。
一方面,三公经费来源于国家税收,节俭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公共财政投入民生领域；
另一方面,少花钱有助于减少三公消费中的腐败,树立廉洁的政府形象。
三公预算如何确定,这对各级政府是一道考题。
这道题涉及到政府形象、公信力与清正廉明,也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自然不能小视。
三公经费是政府运转必不可少的支出,任何一个国家都概莫能外。
当下群众对三公高度关注,意见较多,并非一概反对三公消费,而是因为一些地方三公经费不透明、不公开,三公成了不受约束,没有标准的无底洞。
合理的且能得到群众认可的三公经费,该是怎样一个标准?
我以为需要考量三个方面。
第一要公开、透明,让三公运行在玻璃缸内,看得见、好监督。
去年中央政府部门率先公开三公,但仍有许多地方将三公锁在“保险柜”内,今年须无一例外地全部公开。
从已公开的三公看,大都是粗线条,只有总额,没有细节,公众很难看懂,无从比较。
今年公开三公应更上一层楼,既公布总额,更要列出详细分类,且不能少了人均数额。
三公透明的目的有二,一是便于监督；
二是减少或杜绝腐败。
三公越透明,腐败就越少,没有铺张浪费或腐败的三公才真正称得上合理。
第二,要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与质量,减少或杜绝人浮于事。
众所周知,三公预算是为保障政府正常运转,但在少数地方,过于膨胀的三公经费不但未能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反而孳生了臃肿与浪费。
很显然,这种三公预算不仅不合理,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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