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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学校的课程,基本上在七艺范围之内,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
到公元6世纪左右,卡西奥多（480~575年）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夭文这“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并强调世俗文献对于基督徒也有重要意义。
“七艺”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
在中世纪,七艺中的各科所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
根据拉班（784?
~856年）的《牧师教育》,文法是“一门科学,使人学会解释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作品;
它是一种艺术,使人能正确地写作和说话,人文学科之本就在文法”。
当时的文法为拉丁文法,因为当时拉丁文既是教会宗教仪式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圣经》所用的语言。
修辞是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利用世俗谈话的艺术,是为了传授阐释教义和讲经布道的辩才。
逻辑“是理解的科学,它使我们能很好地思考、下定义、作解释和区别真假”,是为了提供从事神学论证和反驳异端学说的形式推理方法。
算术“是可以用数字测定的抽象广延的科学,是数的科学”,“数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对解释《圣经》的许多段落有莫大的价值”。
因此算术是用来解释《圣经》中数字的神秘意义。
几何“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形式”,“几何学在建筑教堂和神庙方面也有用途。
测杆、圆形、球形、半球形、四角形以及其它形体都运用了儿何学”。
不过当时讲授几何主要是根据《圣经》的叙述来描绘大地形状;
音乐“是关于音调中被感觉的音程的科学”,音乐的内容是礼拜圣诗,其曲词均用于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吟唱。
天文学则“是用来说明夭空中星体的法则”,教士要努力学会建立在探索自然现象基础之上的天文学知识。
其目的是用来推算教会的宗教节日。
“确定复活节、其它节日和圣日”,按教会传统来构设宇宙模式⑦。
当时七艺教学普遍使用的教材有伊西多的《词源》、卡西奥多的《神学与世俗学导论》等。
其中《词源》是一部二十卷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除了圣经教义和七艺的内容外,还包括医、法、年代学、教会、语言、人、兽、鸟、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公共建筑、农业、战争、船、房屋、衣服、食物、器皿、家俱等等。
七艺在修道院学校,因时代不同,各科受重视的程度也不一样。
早期一般注重文法、修辞。
尽管这些知识都不过是为教义的学习服务,但其中毕竟包括了一部分世俗知识,正是这种教会教育为欧洲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且“七艺”课程在后来的发展完善中也逐步形成了欧洲学校的传统课程体系。
至于当时的教学方法,由于书籍奇缺,教学多采用口授方式,教师念书中的文字,同时讲其大意。
学生逐句逐段记录,然后牢记笔记,教师也往往采用一问一答的问答式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尽管单调,并过于程式化,但在当时多少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抽象、概括能力。
（二）大教堂学校的出现
教会学校除了修道院学校外,还有一类在主教驻节的大教堂兴办的学校,称为大教堂学校,由于学校“直接由主教管理,并且由牧师会的一个成员负责,称为牧师崛,故又称“主教学校”。
大教堂学校创始于英格兰,大约在公元7世纪时,“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和约克已经有了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
这两者都是大教堂所附设的学校网。
歌咏学校创办之初,其任务是培养教会唱诗班歌手,以后逐渐演变成一般的初等学校。
文法学校不仅仅是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而且也招收富有人家的子弟。
约克郡的大教堂学校是当时英格兰最好的学校之一。
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阿尔琴（约735~804年）从小就进入这所大教堂学校学习,以后他自己又成了该校校长。
他称赞他的老师是“一个虔诚而聪慧的人”,他教授的学科有文法、修辞、法律、音乐、天文、算术、几何等。
显然,大教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仍不出七艺的范围,所采用的教材也是卡培拉、伊西多、卡西奥多等人的著作。
1091年,大教堂的《基本法规》规定了大教堂教会各级人员的职责,特别阐明了大教堂学校的教师、校长的职责。
“全体牧师的灵魂的教化和行为规范,由教长负责”。
“学校教师须得听课并确定课文,要掌握教会的印章,起草文书、契约,并将校阅者登记在册”。
。
尽管大教堂学校创始于英格兰,但到8世纪末9世纪初,西欧各大教堂均兴办了这种类型的文法学校和初等教育性质的歌咏学校。
在9世纪,法兰克至少有两个学校可以作为教会文化教育的典型。
一个在奥尔良,由狄奥都夫斯管理,一个在兰斯,这个学校在秃头查理时,有富尔克大主教、奥塞尔的里米·
哈克波尔德在这里执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大教堂学校培养的并不仅仅是修士和教士,也有世俗人家的子弟。
他们除了阅读《圣经》以及其它宗教经典外,偶尔也读罗马古典作家如维吉尔、西塞罗等的作品,从而在保存希腊、罗马文化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尽管这些教会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但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中世纪早期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
如法兰克都尔城主教格利哥里写了十卷本《法兰克人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又如爱因哈德（约770一530年）,19岁进入修道院,学习成绩优异,才智过人,刚满20岁就被推荐到查理大帝宫廷任职,著有《查理大帝传》。
不仅如此,教会学校成为了日后中世纪西欧大学的来源之一,并为中世纪中期西欧大学的兴起培养了一批教师。
（三）基督教与宫廷学校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除了教会直接支持创办学校外,一些统治者也曾以较大的热情提倡教育,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法兰克王查理（768~814年）和西萨克森王阿尔弗烈德（848一900年）。
以宫廷学校为基地,培养有文化的官员。
但是,在当时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西欧,这种“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法兰克王国发展到加洛林王朝时期,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出于政治目的,曾以较大的热情提倡教育。
公元787年,他颁布法令,致书各修道院院长,要求所有神职人员都要认真学习语言文字,以便能读懂圣经。
他要求所有修士们都要以极大的热情来从事学习,并且开展教育工作。
他希望所有为教会工作的人都能做到名副其实,虔诚博学,行为端庄,语言生动,以使一般教徒都能因牧师、修士们的宣教而得到教益。
公元789年,查理又颁布《通令》作为补充。
在这个《通令》中,他要求在每个修道院中以及各主教管区都要设立学校,使儿童学习识字、阅读。
这个文告,被后人视为中世纪教育的第一个总纲。
不仅如此,查理大帝执政期间,他曾微服出访,四处罗致教会学者,“他在其宫廷里聚集了从意大利、西班牙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等西欧各地的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想从兴办学校入手,来振兴帝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774年,他请来了比萨的语法学家彼得,781年,与英国教士阿尔琴邂逅时,又请他召集教会各类人才赴法兰克办校讲学。
阿尔琴通晓希腊文、拉丁文,精于文法和修辞学。
他应邀来到法兰克宫廷,始创宫廷学院,收徒授课,其宗旨是为了培养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帝国政权的人。
当时在宫廷学校受业的,除查理外,还有皇后、三位王子、两位公主、查理的姊妹、查理的女婿和三位堂兄弟、牧师以及当时已在宫廷供职的爱因哈德。
所教科目为文法、修辞、逻辑、天文学等“七艺”,文法中当然也包括一些与教会精神不相悖的诗作及教父著作。
根据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的记载,查理本人勤奋好学,他跟比萨的副主祭彼得学习文法,他“花费很多时间从阿尔琴那里学修辞学、辩论术,特别是天文学.他也学习算术,并且极其勤勉地细心观察星辰的运转.他还努力学习书写……”。
在教法上,阿尔琴往往采用间答式的教法,为此编写有对话体教材,其中著名的有他为查理的16岁儿子王平编写的教材,题目是《最显贵的皇家青年王平与学者阿尔比努斯（阿尔琴）的争论》。
阿尔琴不仅主持宫廷学校,而且帮助发展查理帝国的教育事业,努力建立修道院大教堂学校和教区其他学校。
在他的协助下,查理帝国境内的修道院、大教堂都附设了学校,其中以都尔、福尔达、哥比、北克、鄂连士、希尔索等尤为出名。
前往求学的孩子们,“名门巨第、中等人家和寒门小户出身的都有”。
阿尔琴对法兰克的教育所作出的贡献是显著的。
他帮助查理大帝为法兰克王国的教育打下了基础。
阿尔琴死后,他的事业由其弟子继承.其弟子毛路（776~856年）所主持的福尔达修道院学校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
到9世纪中叶,查理大帝的孙子西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也热心教育事业,支持各地修道院、教堂办学。
他请来拉特兰努、埃里金纳等知名学者,其中埃里金纳（800~877年）担任拉昂宫廷学校首席教授达25年之久。
中世纪早期,在西欧的国王中,另一位注重教育事业的人是西萨克森王阿尔弗烈德。
在他所参预翻译的大格利哥里的《牧师的关怀》（PastoralCare）一书的序言中,阿尔弗烈德就要求威尔弗斯主教注意青年的教育问题。
他写道:
“凡是具有自由身份的英格兰的青年,如若他们有足够的努力从事学习,则应令其入学,在他们的学业尚未臻于适合各种职务的程度时,不能中止学习,直至能较顺利地阅读英文著作为止;
对于那些还愿意进一步探造的青年,则要教以拉丁文,促使他们达到较高的水平.咐为了教育王家子孙,他仿照查理大帝创办宫廷学校.在这里学习的除了他自己的儿子、贵族子弟外,还有非贵族的子弟.他积极延揽人才,教授拉丁文、萨克森文的读和写以及七艺中的某些科目。
学校里除了重视《圣经》诗篇的学习外,特别重视萨克森的诗篇。
除教学外,也注意德行的培养。
从上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教育有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由于中古初期的学者教师基本上是教会的教士僧侣,其研究与教学也自然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无论是各地修道院、教堂学校还是世俗的宫廷学校,教师教授文法、修辞、逻辑、天文等“七艺”,都是以服务于教会为其宗旨,这也反映了教会在当时西欧的地位。
（四）基督教与西欧大学的兴起
西欧中世纪中期（n世纪末~巧世纪）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学的产生以及随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世俗行会学校、城市学校的出现,尽管打破了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但是也必须看到,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也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发展的结果,是中世纪教会达到繁荣和鼎盛之际的产物。
因此一般都和教会有着各种依附关系。
“大学”一词源自拉丁文中的Univesrtas,在中世纪欧洲本指有组织的协会或社团,与“行会”和“同乡会”同义。
由于这些由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教学社团”通过联盟形式而获得许多特权和豁免权,逐渐得到教会和世俗权力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承认,从而形成一种新型而独特的、以研究与教学为目的的精神实体“大学”。
大学最早建立于11世纪末12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13世纪以后,各国学者、僧俗封建主竞相建立大学。
13世纪和14世纪,新成立的大学据统计,意大利有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共15所。
到15世纪末,西欧各国的大学共有近80所。
欧洲第一所大学是11世纪末在意大利开始形成的波伦亚大学。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典型为12世纪初兴起的巴黎大学。
12世纪后期（1167年前后）,牛津大学建立,创建之初,按巴黎大学的模式设神学、法律、医学和艺术学院。
到13世纪中期,牛津大学成了继巴黎大学之后欧洲第二所闻名遐迩的正规大学。
纵观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方式,不难看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是在修道院学校或大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巴黎大学是在巴黎三所颇具规模的教会学校,即是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圣根尼威夫大教堂学校和圣维克多修会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剑桥大学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是1284年伊利主教雨果·
德·
鲍尔塞姆创办的。
从法律上讲,中世纪西欧大多数大学不是经由皇帝的救令、就是经由教皇的训令而创办或批准的,即使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这样一些比较古老的大学,也都试图通过从教皇那里寻求对其毕业生教学权利的明确承认,以加强他们的学术地位.
大学巧妙地利用国家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教会和国王、皇帝那里争得一定的自主权,包括免除赋税、兵役,迁校自由,大学教授享有参政权,审订教师资格权,以及一些大学如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等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有内部自治的权利。
与此同时,教皇、国王或皇帝也利用大学为其争夺权力服务。
大学一产生,教会也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这可以从巴黎大学得到说明。
巴黎圣母院大主教最初享有发放巴黎大学教师许可证和审核教师资格的权利,虽然经过巴黎大学师生的长期斗争,教师资格审核权始得由学校教授负责,但圣母院大主教仍享有教师资格任命权。
教会对巴黎大学的控制,还表现在派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会士去大学任教。
“早在1217年,第一批多明我修会会士就被派往巴黎大学和波隆那（波伦亚）大学。
1221年,他们又出现在牛津大学。
1229年,他们在由教皇和法兰西国王于图卢兹联合兴办的新型大学中分派负责神学系.”
当然,教会控制大学,关键是限制大学的教学内容.中世纪大学分为文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院。
教会把神学列为大学的课程。
早期巴黎大学四个学院中以索邦神学院名望最高。
由于罗马教皇的支持,使它成为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正统的神学教学中心。
到13世纪,大学课程的内容渐趋定型,教皇救令或大学法律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
如文学课程为“七艺”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普利士兴的文法等,神学课程为《圣经》和彼得伦巴德的《意见集》。
此外,对法学、医学课程也有规定。
在巴黎大学,在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上,大学师生与教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2世纪末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
到了13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巴黎、牛津、图卢兹和科伦都已经得到研究、注释和讨论’,L。
教会屡禁不止,于是不得不改变策略,变禁止为利用。
著名神学家,巴黎大学神学教授托马斯·
阿奎那（1225~1274年）改造亚里士多德哲学,他引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使经院哲学达到顶峰。
由于阿奎那没有排除在自然界和自然知识在论证神学间题中的作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专样毛丽娅试论基食教与西欧中世纪早中期的学校教育对理性给予了肯定,他认为理性和信仰可以同时存在,信仰超越理性,但并不违反理性。
1225年,教皇亚力山大四世“承认巴黎大学在基督教社会理智生活中的独一无二的最高地位是教廷的政策”,他声称:
“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会中,好象生命树在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在巴黎,因原罪而残废、因无知而盲瞎的人类,才通过神圣科学发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识,恢复了自己的视力和美貌。
”暑1254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正式列为巴黎大学的课程。
阿奎那以后,经院哲学走向衰落,唯名论以大学为讲坛,向唯实论展开斗争。
13、14世纪唯名伦的重要代表有罗吉尔·
培根（约1214一1292年）、约翰·
司各脱（一265~1308年）、威廉·
奥卡姆（约1285一1547年）。
其中罗吉尔·
培根是圣方济各会的会士,先后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和教书。
他极为重视经验知识,重视实验科学。
约翰·
司各脱也属于方济各会,他在牛津大学学习,以后又在牛津、巴黎、科伦等大学教书。
马克思说:
“他求助于上帝万能,即迫使神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
”巴黎大学于1399年禁止把奥卡姆的书当作教材。
1440年,教会谴责唯名论。
1473年,教会规定要巴黎大学教师宣誓教唯实论。
虽然早期大学并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有些大学甚至直接控制在教会手里,但是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兴起,毕竟是西欧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正如恩格斯所说:
“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得多了。
”大学的兴起,尽管与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各国世俗君主和贵族的关心和赞助有关系,但与此同时,大学的兴起,与教会学校的影响和教皇的支持与控制也紧密相联。
不少大学甚至直接脱胎于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学校和城市大教堂学校,教皇还划出一部分教产作为奖励基金。
根据皮哥斯F（·
J·
Pegues）推断,150。
年前后,在牛津大学的12。
名学生中,约有900人通过此种方式得到过学习费用。
135。
年至1450年间的图尔内教区的圣·
多纳森教团,在182名先后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士中,有40人曾得到教产补助。
尽管教产补助出于巩固教会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但教产补助客观上为不少学生提供了学习经费,无疑有助于大学的发展。
不能因其与基督教的密切联系而完全否定。
既要看到这一时期基督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必须看到,教会早期创办的学校毕竟是此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先驱,它为日后大学提供了一大批师资,中世纪前期一些著名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
而且从欧洲教育史上看,一些教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也与基督教会分不开。
如12世纪夏特教堂学校以索斯伯里的约翰为代表的一批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认为学校的首要目标应是道德教育,因此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大学指定学习的课程,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项制度,在西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因此,要研究西方的教育史,必然要涉及到基督教的历史。
况且,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欧教育从最初的完全垄断到逐渐丧失垄断地位,其本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欧由盛而衰的历史。
因为“已得到大学运动发展极大加强的西方社会的智力资源也不再有助于基督教思想的统一峪。
总之,在西欧中世纪早、中期,基督教对西欧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在欧洲教育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能因其与基督教的密切联系而完全否定。
因为“已得到大学运动发展极大加强的西方社会的智力资源也不再有助于基督教思想的统一”.
（五）城市学校
城市学校是在欧洲封建基督教会垄断一切文化教育的背景下萌生和成长起来的，它和大学在中世纪后期几乎同时出现，从性质上来看，他们都不同于以往的教会学校，都属于世俗学校。
从意义上来看，它和大学的出现一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打破了封建基督教会垄断一切文化教育的局面。
大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城市学校的教育属于大众教育，城市学校的兴起和发展对于普及大众教育，提高普通群众的文化知识具有更加普遍和广泛的影响。
（六）中世纪大学
西欧中世纪大学形成于公元11～12世纪,那时西欧封建制度正是发展的顶峰期。
王权强固,社会稳定,农业生产稳步上升,手工业逐渐成为专门的职业,商业者所定居的城市开始在西欧的一些地区出现。
新兴的城市市民阶层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提出了新的经济、政治要求,也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
追求新学问成为一种时尚。
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宫廷学校,传统的教育机构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新的教育机构和形式开始出现,中世纪大学便应运而生。
从性质上看,最初的中世纪大学是一种自治的教授和学习中心。
一般由一名或数名在某一领域有声望的学者和他们的追随者自行组织起来,形成类似于行会的团体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易。
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的是进行职业训练,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因此,大学教育分为文、法、神、医等专业学院来进行。
从组织上看,中世纪大学起初是由进行知识交易的人自行组合而成的团体,“universities”这个拉丁词的本意就是“组合”、“行会”、“团体”等。
14世纪以后,这个词专指由教师和学生结合成的团体——大学。
大学的师生来自欧洲各个国家,这使中世纪大学的人员构成,超越了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一定的国际性。
校内学生一般都有按籍贯组成的“同乡会”,每一同乡会都有自己的首领,其职责是代表本团体,维护本团体的权利,约束本团体成员的行为。
大学的教师一般按学科组成“教授会”,除交流学问外,也反映教师的利益和要求。
西欧中世纪大学具有浓厚的宗教性特征。
一般教会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教会的功绩,是教会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
但从本质上来说,中世纪大学是西欧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
当然,教会在中世纪大学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最初大学的形成都是在教会中,或是以教会的形式出现的,加之中世纪基督教垄断着整个社会的教育领导权,教会本身又具有着教育的性质,这些复杂的关系使得一开始中世纪大学与教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成就为世人所遗忘,西欧的文化教育水准大幅度下降。
“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1]可见,宗教性是中世纪大学最基本的特征,中世纪大学基本上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庸。
“大学虽然不是教会,但大学却继承和保留了教会的特点。
”[2]教会的这些特征都对中世纪大学产生了影响。
正如鲍尔生所说:
中世纪大学“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特别重视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
因为中世纪大学大都是在基督教会的土壤上蒙受教会的庇荫而成长起来的。
教会的教义成了它们教学的基本原则,教会的通用语言也是它们的语言。
大学的成员,无论教师或学生,多数都是享受`僧侣生活待遇’的在职人员或预备人员;
大学讲座多数都享有不必强迫居住寺院的僧侣的俸给。
”[3]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宗教性特征早已为现代大学所剔除,但是,现代西方国家学校教育中所存留的宗教教育也依然可以在这里找到历史的痕迹
二、骑士教育
什么是骑士呢?
可以这样概括:
他们是马背上的勇士,拥有重武器和厚厚的盔甲;
同时他们也是封地的持有者;
最重要的,他们还是一个“阶级的成员,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一种制度和一种精神的代表。
骑士的共同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军事方面,骑士是一个战士;
虽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但是重装骑兵。
其二,在经济政治方面,骑士是封君封臣制度的一部分;
在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之下,骑士作为封臣,从其封君那里领受土地并承担效忠封君、在封君需要时为之作战的义务。
其三,在社会关系方面,早期骑士因拥有昂贵的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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