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与就业难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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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的打工者认为，今年珠三角很多企业招不到工人，原因就在于“招人门槛太高，太多不必要的条件限制”。

工资待遇低、学历门槛高的不符合打工者期望，而门槛高的又难以跨越，“高不成低不就”成了打工者们心中最大的矛盾。

“用工荒”与“就业难”现象就这样持续并存，这既是农民工的困惑，也是企业的困惑，更是政府的困惑。

二、“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原因

（一）“用工荒”形成的原因

1、“大量招普工”却并不是“大量招长期普工”。

企业因季节性生产旺季来临而产生的短期用工焦虑，大量招工只是应对短期订单增加的权宜之计，“大量招普工”却并不是“大量招长期普工”。

由于很多招聘都是短期行为，为节省成本，企业希望低工资大量招入普工，这些直接造成了报酬不高的普通制衣工不安于现状，流动性大的特点。

新《劳动法》出台后，为节省成本，他们就更多考虑通过外包中介的形式来雇用员工。

由于不直接跟工人签订合同，放大了普通工人的流动性，进而整体营造出“用工荒”的社会表象。

然而，对于工作时间较长、拥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尽管稀缺，却仍未到“荒”的地步。

其实，任何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拥有一批具有一定年龄、经验的“老人”，企业对这部分员工往往都是提供行业内最好的待遇和环境，因此，这部分人很难进入人力市场，同行业也不大可能从人才市场中招到这些人，更不可能出现所谓“荒”的局面。

2、产业结构低端化，结构性用工“短缺”。

这次暂时性、结构性的“用工荒”暴露了珠三角产业结构仍然低端化。

从珠三角的实践看，缺工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据广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珠三角企业用工缺口约90万，其中普工缺口约为61.2万，约占缺工总量的68％，技工缺口仍处高位，占缺工总量的32％，缺工行业、企业比较集中，主要在制衣、制鞋、玩具、纺织、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劳动密集型领域。

东莞是我国、我省加工贸易大区，也是缺工大区，目前缺口约20万，而普通用工需求占80％。

这次暂时性、结构性的缺工现象，充分暴露了珠三角产业结构仍然低端化的弊端，体现了传统型、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经济增长仍倚重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2009年，珠三角人均GDP折合9855.2美元，逼近1万美元，表明珠三角已处于工业化后期，正在向现代化迈进，而与之相适应的是高端化、新型化、高新化的现代产业结构，随之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产业工人的要求更加专业化、高学历化。

但由于目前用工教育培训不及时，缺乏超前性，无法跟上变化了的产业发展要求，造成一些行业、企业用工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透过珠三角劳动力“短缺”的经济现象，传递出倒逼珠三角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重大信号。

就如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3月8日答记者问时说：

“近一段时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表述为‘招工难’更准确。

”

（二）“招工难”形成的原因

1、2009年底出口复苏持续强劲，珠三角再现高负荷生产是这次招工难出现的导火索。

一年前，2009年2月，广东省劳动部门公布的求人倍率为1∶0.8，意味着每一个求职者对应的只有0.8个岗位，将有20％的求职者难以找到工作。

2009年春节后，劳动部门透露970万外省农民工入粤，其中260万人无明确就业目标。

2009年9月22日央视报道，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用工缺口达25万人。

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6月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

经过一年的全球经济调整和政策的扶持，全球贸易需求的持续回暖给国内出口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集装箱的出货量的激增、海运航线价格的不断上调、BDI（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的企稳向好，这些反应全球贸易状况的指标全线飘红，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出口仍将向好。

一项调查显示，招工难在珠三角的东莞、深圳、广州等市已普遍存在。

在东莞，订单最多的已经排到今年的5月，超过一半的企业都存在缺工的情况。

在一些劳务市场，甚至取消了从前求职者10元的门票，还专门制作一个“普工招聘网”，“以前是企业选普工，如今是普工挑企业。

普工非常稀缺！

”某劳务市场负责人表示。

这种反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扭转。

就连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城市都面临用工缺口。

珠三角仅为招工难的一个缩影。

金融危机时，大量农民工几乎成了珠三角企业力挽狂澜最直接的牺牲品。

而今，经济回暖，企业急需用工，回家的农民工却不回来了。

何况这次企业虽大量复工，却临近春节。

企业的大量招工使农民工们看到自己的价值，回家过节的传统思想令他们更不想留在异地。

金融危机可以“甩”了他们，他们当然可以“甩”了经济回暖。

2、内陆省份加速发展，农民就近就业是重要原因。

这轮招工难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

由于这些企业的净利润大多只有3%到5%，招工难将导致用工成本提高，本来十分微薄的利润将被“吃掉”相当一部分，对这些企业和行业来说，大幅度地提高工资是不现实的，也就出现了十多年来，民工的工资基本未涨的现象。

另外一方面，4万亿和与此配套的更大数额的贷款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内地各省高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暂时留住了大量本该到珠三角和长三角打工的农民工。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内地红火的房地产建筑业吸住了农民工。

”现在内地建筑业月收入稳过2000元，而在东莞普工一月只有1400元左右。

一位来自内地的农民工李飞表示，“在老家，一个建筑小工每天也可以挣到60元到80元，比背井离乡打工挣的还要多。

“‘民工荒’从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区域经济在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不适症状。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的解读最近也广获认同。

不少专家表示，除了经济复苏的本质诱因，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导致的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促使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招工难现象突出。

而中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也对用工提出了超乎寻常的强烈需求。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西部地区已有河南、湖南、四川、湖北、安徽等5省迈入GDP“万亿俱乐部”，占到全国“万亿俱乐部”成员总数的近36%，而这几个省份，均为以往的劳动力输出大省。

去年刚迈入GDP“万亿俱乐部”的安徽省，2009年工业化率已由2008年的39.3%跃升到45%左右，这意味着其对工人的需求成倍增长。

2009年，国务院批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崛起、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11个区域振兴规划，几乎是此前4年的总和。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重要指向，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行业洗牌将在一系列推进措施下加速完成。

所有这些区域经济的起步与发展，都将进一步扩大用工需求。

3、打工成本的提升，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招工难的根本原因。

招工难看上去是由于工厂订单多了后出现的，但实际情况可能远没那么简单。

打工成本的提升，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招工难的根本原因。

不管是消费水平、物价水平、医疗、保险等生活成本早已经大幅增加了，但收入增加却实在很有限，生活成本的提升速度远远高于收入的增加。

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860元/月，而现在广州最低工资是包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三金’的。

860元在扣除‘三金’后，通常工人们到手只能拿到500—600多元。

加班挣的那点钱够不够自己消费的呢？

一项对珠三角五市1500余名农民工的最新调查表明，2009年加班费收入为0元者为839人，但工作时间为1至8小时者有640人，也就是说有199人有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没有增加。

另外，从2007年开始，农民工每月、每周、每天的工作时间均值都在增加。

但小时工资却在下降，从2007年的8.0258元/小时，降至2009年的6.9658元/小时。

“工资太低，企业不遵守劳动合同法，我的各项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外面打工还不如回家种地挣得多。

”一位多年外出务工人员如是说。

农民工一去不复返，在年前便有征兆。

以深圳为例，奥一网在春节前做了一个“深圳，我们分手吧”的专题，里面就有很多农民工网友留言表示，这次春节回家后将不再回深圳，离开深圳的原因有很多，事业不顺、生存压力大等，但90%以上的告别者都将离开深圳视为一种解脱。

有网友说：

诀别的根源在于这座城市安全感的缺失，“深圳的一切其实并不属于我，它们属于那个我没有读懂的现代化，属于那些不知道为谁而建的高楼大厦”。

因此，不管这些农民工是主动离开还是被抛弃，这都不是轻易做出的选择，其中的辛酸，也许只有农民工心里清楚。

其实，出现招工难的地区多是低工资地区，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薪酬甚至还没有二三线城市高，应该享有的公共福利和节假日得不到保障，而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维权意识的苏醒，他们当然会用脚投票——逃离低工资地区。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既为企业提供了大量普工资源，也为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定位划下了基线。

但这种市场化，一直存在过头的趋势，即只顾及一时一地的市场需求，不考虑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不在意劳动力商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属性。

劳动力商品的人文价值是不能随意贬低的，一旦劳动力特别不值钱形成定局，伤及的其实是人的尊严与社会文明；

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也只是有悖社会发展方向的反人性透支。

离乡背井的普通劳动者，所追求的幸福，只是在失去很多、牺牲很多以后，得到的一点低水平的底线幸福。

遗憾的是，这似乎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与艰辛劳动联在一起的，往往是最低工资，恶劣的劳动、生活环境，外加人格歧视。

虽然，许多单位在招工难高峰期都承诺工资提高10%至20%。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比例换为实际的数字就会发现，其实工资涨福并不高，只有100---200元的上调。

企业在玩数字游戏，希望通过“数字捉迷藏”游戏来招到够用的临时加班加点、毫无怨言、不提权利只讲义务的现代“包身工”。

然而，现代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是只想多赚点钱补贴家用，而是追求“人”更多权利和幸福。

相反，有相当的企业主依然继续沉湎在吝啬和保守状态，像“九斤老太”一般怀念先前的“低福利时代”、“包身工时代”。

显然，这不是与时俱进的观念，这不是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如此下去，招工难依旧会是这类企业的的一个常态，最终导致该企业有订单不敢接，利润下降，工资水平的下降，更多的工人从这些企业流失，结果是企业关门大吉。

其实，关于这一点，夏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包身工》里说的很清楚：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

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4、人口红利时代的即将终结是招工难的深层原因。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2003年，珠三角地区第一次出现了招工难，但在当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被归于农民工对于待遇的要求提升，以及“三农”政策带来农村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村劳动力不再热衷于外出打工等原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断经历着严重招工难的痛楚。

这种招工难已并非岁末年初的季节性偶然现象，而是成为一种常态和必然，且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目前来看，当时的种种迹象应该是“人口红利”衰退的先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将会是倒梯形的结构，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经济学家们表示，招工难持续加剧的背后是“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即将终结。

长期以来，业内对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基本判断是总量充足，只是存在结构性短缺。

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

目前普遍所说的农村大约有1/3劳动力剩余、绝对数约为1亿到1.5亿，但40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绝对数只有5212万。

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越来越慢，2013年前后将达‘零增长’。

而从2004年开始，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就已经开始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一报告建立的预测模型显示，最早在2009年，我国将出现劳动力整体供给不足。

中国计生委进行工作总结时的一句口号：

“计划生育三十年，人口减少三个亿”。

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计划生育的成功其实是把双刃剑：

中国在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亿张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亿劳动力。

事实上，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在发生改变，作为中国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出，近3年来全省输出民工数一直维持在1200万左右，但新增劳动力却持续降低，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放缓；

随着省内用工的快速增长，最快2013年，全省劳动力输出量将“封顶”，届时全国民工荒情形将更难改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尽享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巨大的“人口红利”举世瞩目。

早在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中，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另有32%的企业招到用工量的75%以上，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而且绝大部分缺的是毫无技术含量的普工。

而今年的新一轮招工难已经为“人口红利”行将枯竭敲响了警钟。

而因为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制造业生意人的恐慌，已影响到了城市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和质量。

故事开始越来越像那部荒诞喜剧《没有墨西哥人的日子》，和城市的扩张相比，随着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基层劳动力会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

表面上看，“用工荒”和“就业难”是悖论，而将两者联系起来剖析，实质上是人才结构、产业结构的问题。

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意味着传统的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增长方式急需改变，倒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警示我们需要合理均衡地分布地区产业要素，引导企业建立自己、全国的乃至全球价值链体系。

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上，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伴而生，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

农民工集中于生产制造环节;

大学生分布于相对中高端的设计、销售、服务环节等。

现代的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条，除了生产，还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市场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实现产品和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

而现在这条价值链出现了断节，正反映了许多国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出口依存度较高、靠订单存活，还处于靠赚资源和劳动力的差价生存的阶段，结构性缺工就在所难免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业经济学博士贡毅分析说，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上，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伴而生，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

农民工集中于生产制造环节；

大学生分布于相对中高端的设计、销售、服务环节等，相当于“制造业白领”。

如果企业只是盯着“制造”，对劳动力的需求，自然就会聚焦在“一线工人”上。

贡毅进一步分析说，在这条产业链上必须“为1注入6”。

“1”是制造业，“6”就是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市场销售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实现产品和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

而现在这条价值链出现了断节，“6”是许多国内企业所缺少的，缺乏核心技术、出口依存度较高、靠订单存活，还处于靠赚资源和劳动力的差价生存的阶段，结构性缺工就在所难免。

三、“两难”带给我们的启示

1、招工难是挑战更是机遇。

招工难预示着人口优势的丧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价农民工时代的终结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是市场的法则，是增长的危机，也是发展的必然；

是前行的挑战，也是转型的机遇。

招工难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内生动力。

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市场推力。

招工难对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坏事，而是一个上升拉力。

招工难大多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口较大的主要是普工，而且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多发生在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这预示着，人口优势的丧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价农民工时代的终结，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是市场的法则，也是经济的进步；

是增长的危机，也是发展的必然；

第一，招工难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内生动力。

转变增长方式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共识，对金融危机和庞大外储的热议更使人们意识到其紧迫性。

此时此刻出现的招工难充分显示，增长方式转变不仅仅是政府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也是要素市场提出的一个发展要求，它逼使增长方式进行转变。

用工成本上升的结果之一是迫使更多的企业眼睛向内看，这种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因是内生的，尽管过程是痛苦的，但客观上为合理减少贸易顺差做出了理性选择。

这里虽无数据支撑，但可以肯定的是，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多的是来自用工成本低廉，而较少的是来自产品质量，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竞争力是难以持续的。

用工成本的上升将会自动改变产品成本结构，而产品成本结构的改变将有利于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摆脱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路径依赖，有利于国际收支双顺差趋向于理性发展趋势。

第二，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市场推力。

工业化是增长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但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既互为条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

如果工业化速度较快，而城镇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城市病”，而“城市病”的牺牲品就是“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工。

由城镇化与现代化不协调导致的城市病现象被描述为“拉美化”。

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升将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的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社会融合，有助于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和克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失调，以促进城镇化的步伐跟上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促进由“国强民富”向“民富国强”转型。

第三，招工难对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坏事，而是一个上升拉力。

近期内，用工成本上涨显然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的门槛，对其造成的冲击较大。

但长期内，长痛不如短痛，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动调整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拉动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型。

此外，招工难作为一个拉力，可以促使企业主动转变观念，顺应潮流，服从市场，超越自我，迫使其从廉价成本型的产品竞争力向自主创新型企业竞争力转变，拉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表面上看，招工难和就业难是对悖论性存在，既然有招工难，就不该有就业难。

但剖析两者的背后成因，即可发现两者之间又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其根本症结都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产业链条的不完善导致低端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知识层次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不能与第一代农民工形成差异化的就业竞争，又不具备制造业的就业成本优势，于是就形成了这种奇异的一边是招工难、另一边是就业难的现象。

实际上这也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阵痛，表现在企业方面就是招工难，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就业难。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应该既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

让农民工就业集中于那些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让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于相对中高端的创意设计、销售、服务环节等；

而且还能促进经济结构由外向型向内需型的转变，内需增加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必然会相应地增加，可供大学生选择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

同时也可以解决那些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重走父辈、专门从事低端制造业的老路。

可是由于我们现在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难以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结构性缺工就在所难免；

而产业链的单一化又不能很好地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也就容易理解。

因而，出现招工难并不能说明就业难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低端制造业招工难的背后，就业难问题依然存在。

问题其实很明了，破解招工难和就业难的路径都指向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招工难在倒逼企业加快转型，不能仅满足于提高工资来吸引农民工，解决暂时的招工难；

同时，企业的升级换代又能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难的现实压力。

四、解决“两难”问题的措施

“民工两难”问题是市场自发力量和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这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群体无疑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要素市场力量。

对此，政府应采取市场的办法为其创造条件，做好服务和引导，而不应采取行政的措施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

换言之，政府的定位应是做好服务和引导工作，应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法则，顺应市场发展，推动市场成长。

第一、近期内，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

例如，在全国对用工市场实行价格跟踪监测制度和价格波动公开制度，在电视上打出公益性广告，如同道路电子牌，发出前方路况警示，以使行车人避开堵车路段，定期发布全国范围的普工工资水平指数，为农民工流动做出及时与合理的引导和服务。

再如，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做好向内看的转型服务工作，提供从金融市场到信息市场的良好服务等。

第二、中期内，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加大社保新政出台力度。

在所有劳动就业群体中，农民工是社保制度覆盖率最低的群体，参保率仅为17%左右，因此农民工群体也是其福利成本占比最低的群体（即裸工资）。

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不应成为减少其福利成本的一个借口或替代，相反，要继续做好农民工的各项社保制度改革与完善工作，扩大制度覆盖面，尽快将福利成本纳入到用工成本之中，并将其提高到一个适当的程度，促使企业从廉价用工成本型向产品自主创新型转变，以逐渐适应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的到来。

第三、长期内，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

未来几十年内，中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超乎寻常。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大影响，中国人口优势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逐渐丧失。

例如，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1.1%，仅次于发达国家的32.6%，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9%。

认真评估和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做好人口变化预测、积极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仅仅是应对未来企业发展的一个措施，也是保持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条件。

第四、解决农民工“两难“问题取决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的匹配程度。

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难以解决民工工资待遇低的问题，劳动密集型订单企业本身利润空间小，提薪压力大、动力不足；

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无法解决珠三角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