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清顾炎武录自《日知录导读》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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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的学术风貌，被后世叫做“经世济用”之学，这样一种学风，在清初由顾氏倡导，到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又被一些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只乾嘉的纯考据之学不如此），成为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的一种号召。
因此，后世考据家奉顾氏为创始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
（一）乾嘉考据脱离政治、逃避政治，而顾氏则热情拥抱其当前社会民生的每一桩现实；
（二）顾氏强调感性材料，引发出来的是大关节目上的大考证，而乾嘉学者逐渐流为琐节考证。
第四，在政体上，他坚决反对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这一点无疑是好的，同时代学者黄梨洲（宗羲）与他有相同的见解；
但顾氏为了抵制和修补中央集权，却不断提出“地方分权论”，而在当时，地方分到权又无法不落入缙绅的手中。
因此，顾氏的这一思想，其精华与糟粕的组合如何，是颇值得后进学者研究分析的。
顾氏平生的很多行迹，在同时代学者中也是罕见的，值得后人研究。
如他在33岁时英勇参加了苏州城的和昆山城的抗清起义；
如他在43岁与56岁曾两度入狱，一度在松江，一度在济南，前者是杀人案，后者是文字狱（即思想犯罪）；
再如他有很多经济活动，在山东章丘一次买田一千亩；
在山西雁门集资开垦荒地，兴办水利；
至于与傅山合伙创办票号，则是尚缺乏充分证据的事，但正如章太炎一再指出的，顾氏善于经营操持，以一位南方人在北方旅居25年，未见财力方面发生什么穷窘，这一点也颇值得留意。
顾氏善于交友。
他的朋友中，有秘密抗清的战友，有研讨学术的同道，有做诗的朋友，有私淑的弟子，有得力的亲戚。
青年时期的朋友，有归庄（玄恭）、吴炎、潘柽章以及万寿祺（年少）；
在山东的朋友，主要有张尔岐（稷若）、马驌（宛斯）；
在山西的朋友有傅山（青主）、戴廷栻（枫仲）；
在陕西的朋友有李颙（二曲）、李因笃（天生）和王宏撰（山史）；
在淮上的朋友有王略和张弨（力臣）；
在北京的亲戚有徐乾学和徐元文；
私淑弟子主要是潘耒（次畊）。
过去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开始往往先做他的《交游考》，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对顾氏，假如缘着他友朋的若干线索，是会追寻出很多很多东西来的。
到目前为止，其中未发之覆，尚不只一处两处。
他平生著述甚富。
其中具代表性的三种：
《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
《音学五书》是一部十分精辟的音韵学专著，对后世人更精密地阅读、理解先秦经典，开辟了重要的道路。
《日知录》是平生精读史书、融会贯通后，抽绎其心得体会写出来的若干条精彩札记。
《利病书》是一部自青年迄老年陆续抄集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料（最主要是明代）的丛辑，由于若干年中不断增补，有时不免显得丛剉；
但这是一部体现“经世济用”精神最显著的成品，被后世人使用的幅度也大。
其馀著作尚多，读者可参看王遽常《顾诗汇注》末附的《亭林著作目录》（该书页1325—1327）。
顾氏著作中有佚去者，有数种稿本互有出入者，有后人传抄不免鲁鱼亥豕者，甚至个别有伪托者，故认真料理顾氏全部遗著，至今还是一桩未开工的大工程。
二 关于《日知录》一书的写作和刻印情节，也应该在这里说一说。
大体看来，《日知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一面创设条目、一面不断增殖材料精化论点、一面又不断改写（由短段变长段、或由长段变短段）而成的。
《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有改定”；
这里未说明开始的年代。
《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137），是年为崇祯12年、公元1639年，顾氏27岁。
以此为发轫年代似乎稍嫌晚了一点，但也只好如此了。
大概从一开始，顾氏对《日知录》就已经有了三项内容的设计，即一、经义，二、治道，三、博闻。
所谓“经义”，就是以新义诠释古经；
所谓“治道”，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情况，以取得社会兴隆之法；
所谓“博闻”，就是一些非要害的辅助性知识，有时这类知识也颇有用场。
从一封顾氏给他三外甥徐元文的信里得知，写信当时，“经义”部分尚未做完，已经有十卷之数；
“治道”部分，尚须待《实录》读完才能动手（《诗文集》页196）。
这封信反映了《日知录》写作过程中草稿形式与印本形式间的若干差距。
试观原“经义”部分未做完已超十卷，而在8卷本中只占三卷，32卷本中只占七卷的情况看来，印本是精炼过、凝缩过的。
最初抛到公众面前的，是8卷本。
此本刻行于康熙9年（1695）顾氏58岁之时。
刻印甚精致，但内容则较最后成品为单薄，为简陋。
顾氏自己说“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诗文集》页70）。
顾氏是十分谦虚的，他总是说“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
后日之成，不足以自限”（《诗文集》页29）。
但有时，他也流露出自负的语句，“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
（《诗文集》页251）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我的私见，是指马端临。
马为南宋末之人，下距顾氏约二百八、九十年，粗言之则曰“二百年”。
顾氏这段话假如翻译成白话，那将是，“自从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后，还没有过这样水平的书。
”李慈铭老眼锐利，他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写道，“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
为什么说“出于?
?
之外”呢？
据私见所及，是指顾氏的形式更灵活了，《日知录》的框架小了，但内容更精深了。
康熙34年（公元1695），顾氏逝世后13年，他的私淑弟子潘耒在福建建阳刻成《日知录》32卷本行世。
25年前行世的8卷本，仅收录140条（我个人25年前说据闻为771条，实误，特此订正），现在增殖为1015条了。
后来的《日知录之馀》4卷，又增加了102条。
这102的数字，是否应该和1015条的数字加到一起呢？
经慎重考虑，是不应该。
理由是，假如我们拿初稿、二稿、三稿等平列在一起成为若干条的话，将产生严重的统计重复现象。
故我们仅考虑黄侃《校记》中增益的两条，获致结论说。
《日知录》成型条段，总不超出1020条之数。
顾氏写这么一千多条的目的何在呢？
顾氏自己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蒋山■残稿·
与人书》，见《诗文集》页104）在此，见出顾氏较黄梨州氏更为诡谲。
黄氏著《明夷待访录》，其《题辞》云，“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由此遭到多人的置疑，谓梨洲晚年有出仕满清之志。
顾氏虽知其一己在《日知录》中所论，“同于（梨洲）先生者十之六、七”。
（《诗文集》页246）但顾氏思想更为周密，他说，我的这些“道道”是仅仅提供复明运动成功后的人们参考的，不是提供当今康熙爷及其臣僚们参考的，所以“大胆怀疑”的酸溜溜的人们，就只能怀疑梨洲而不怀疑亭林了。
三 现在，我们应该触及到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
顾氏当年是存了什么心、立了什么意，要写出像现在模样的《日知录》来呢？
关于这个问题，不可能考证，因为顾氏未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只能进行揣度；
这揣度，又只可能是合乎事理逻辑的揣度，不然，便不可能取信于读者，或者说，不能把读者说服。
我现在说，当年顾氏存的心、立的意，是对传统史书所存在的局限和缺陷，企图进行弥补。
为此，我底下的一大片构思出来的话，只能从传统史书的局限和缺陷说起。
无容否认，历代史书是有局限和缺陷的。
这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史书，对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形貌来说，都是有距离的。
历代史书，总是一方面还原了一些真实形貌，另方面又疏漏了、乖离了一些真实形貌。
这就是后代史家需要不断加工的客观根据之所在。
以上所说的局限和缺陷，计包括实质性的局限和缺陷，又包括从形式方面产生的局限和缺陷。
前者指，在史料方面原本就存在着短缺，其中一些即便后人使尽生平气力也补不过来的。
在史论方面也往往存在偏见，有时偏见很多很重，当时的发议论者或者感到是公道的、合理的，可是后世人的观点不知不觉又变迁了许多、宏观了许多，感到原来的议论不够公道、不够合理，这就需要来重新论定。
形式方面带来的局限，就更明显了。
自然，任何形式问题说来说去，总不免与实质问题又纠缠到一起。
但为了保持逻辑脉络的清晰，不能不专就形式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来立论。
这里我们所指，是说任何史书总脱不掉要凭借一定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譬如像史学史中所经常罗列的什么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体，等等。
须知，古人创发这些“体”（即形式），都是煞费了苦心的，因而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不管古人煞费了多少心思，局限和缺陷又总是不可避免、不可排除的。
具体来说，譬如“编年体”，以很古老的《春秋》及与之相辅的《左传》、以及更晚出的《资治通鉴》来说，时间年月的眉目是比较清爽了（当然仍不排除有误差）；
但在人物形象和事件节奏方面，就每每露出不足。
《左传》的作者似乎有鉴及此，就进行事件的重点描写以资弥补，特别对于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鞌之战等），特意增加了超乎寻常的文字段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史书中对“纪事本末”体裁的客观需要了。
但反过来说，“纪事本末”体的局限就更大，把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写的像一座座孤岛，必须对编年体史书相当娴熟的人方可在脑际将这些事件串联在一起，而在寻常读者中能这么串联起来的人怕不是很多的。
因此，史实的总体观念从“本末”中怕还是不容易获取的。
再譬如“纪传体”这是“二十四史”（或云“二十五史”）的传统形式。
由太史公司马迁创发，后世史家源源相随。
但是，“纪传体”史书的局限和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本纪”，实际上是皇帝们统治时期的大事纪，在太史公笔下尚可游刃有馀，到后世史家手里，就成了干巴巴的政事排比堆了。
重大事纪，每每缺乏重点的纪述；
对重要帝王和大臣，也每每缺乏重点的描绘。
好皇帝和坏皇帝间无大差别，清官与贪官也只平列杂厕在一起。
有人会说，在“本纪”里找不到的，你到“列传”和“志”（“书”）中去找寻补充嘛。
但我们回答说，这种补充，有时可以找到，有时找不到。
并且一个人、一件事，假如我们把它的有关资料分为若干片断，按照写作人当时的心情和手法，这里塞一点，那里塞一点，组织到各不相谋的“纪”、“传”、“志”、“书”中去，这对后世读史人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说，除开一些特具考据癖的人之外，很少读者会做到这边查一查、那边对一对，最终把事情凑成一个完整的团块的。
这就是“纪传体”史书局限性之所在。
再说“通”体。
我所谓“通”体，是指以“三通”（《通典》、《通志》、《通考》为代表的、以“事项”作为划分标准的、上下古今通起来的大型史书。
所谓“事项”，是指譬如田土、赋役、财政、税收、兵务、漕运、边境少数民族等。
对这些大事项的编写，自然也脱不掉年月、人物、山川、州县等的叙述，但其总目标是写“事项”的。
专写“事项”，绝对有必要。
但往细处说，就不免粗了许多。
在情节方面，它不可能面面俱到。
由上所述，就必然追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上来，即逻辑的划分和分类的必要及其局限性问题。
具体地说，任何人进行任何种科学研究，都摆不脱对研究对象进行划分和分类的这道工序。
但从另方面说，任何的划分和分类又都是有局限的，宇宙事物就有那么一部分似乎可以划到这一类、又似乎可以划到那一类，但又划到这一类中不合适、划到那一类中又不合适的情节。
这应用到史学形式的问题上，像“编年体”、“纪传体”、“本末体”、“通”体，就都是划分和分类的后果。
这些划分和分类，缔造了很多方便。
但也遗留下了诸如上述的若干局限与缺陷。
有局限与缺陷，就需要弥补。
怎样弥补？
想来，这样问题在后世史家的脑际一定是多次盘算过的。
有些弥补方式，看起来已经不宜于采用，或者不宜于多次地采用了。
例如，重新写一部；
新的一部往往克服了某些旧的一部中的缺陷，但同时又往往丧失了旧的一部中的某些优越性。
观《新唐书》之于《旧唐书》、《新元史》之于《元史》，便可体会出来。
即便重写一部“通”体，也不是太需要了。
后来的皇家，集中一些编修们一部一部地泡制，效果也不见得好，只不过显示某位皇帝老子的稽古右文罢了。
为今之计，只有寻觅小专题去做。
顾炎武采用的，正是这个方法。
但采用这种方法也并不简单易行，因为这样做并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成绩的，这里必须独具只眼；
而这种独具只眼，又并不是凭白无故产生出来的，它是在饱读群书之后，经过审问、深思、明辨的精确化历程，才能获得的。
《日知录》作者顾炎武，正是在历炼了如上历程之后，才存心立意来写《日知录》的。
我设想，当年的顾氏是一定发现了如下的一些情况的。
第一、过去的史家和史书，还有许多不曾留意过、处理过的一大堆问题，需要后世的史家和史书重新拾起来料理。
第二、有许多问题，过去的史家和史书并不是不曾接触过，接触是接触了的，但一晃就过了。
特别在断代史中，更表现为各说各的，碰不到一块。
如宦官，唐说唐的宦官，宋说宋的宦官，明说明宦官，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宦官起一种什么样的总作用，有什么多样性，没有谁归纳、梳理。
再如中央政府首脑部，汉是一个样子，唐是一个样子，宋又是一个样子，明又是一个样子，万变不离其宗，专制主义一直在强化。
假如我们从史料堆中，把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这里一小堆，那里一小堆，凑成一块，联系起来看，那将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移行了。
连看法都会改变。
第三、过去的史家和史书中，不排除有错误。
有时，错误还很多，很大。
就像《史记》，一方面我们崇拜它，崇拜它在规模、体制和文笔方面的始创性；
但另一方面，《史记》的荒谬、舛误之处，又何只一处两处！
《史记》尚且如此，其他史书又遑足论！
因此，订正和矫正，就成为后世史家的先天责任之一。
清中叶考据之学兴盛，部分根源即在于此。
但要订正一件事，矫正一桩谬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掌握致命性的根据，要轻而易举翻前人旧案、后来成为笑柄者，大有其人其事的存在。
故获致新判断，其难度往往很大。
第四、在议论方面，可变率更大。
特别在社会意识方面，如什么习俗、流尚、风气这些方面，见仁见智，不同更甚。
有些后代的订正，不少是越订越正越准确，但也有不少后面的订正反不如被订正者之准确，也是经常遭遇到的。
我设想，在顾氏安心立意要写一部像《日知录》模样的书出来的过程中，如上的这些问题，一定会涌现在他的心头。
四 底下，我准备用举例来说明我如上的设想。
例一 货币是社会流通的媒介。
历史上除后来的纸币（皮币也包括在内）外，都利用金属，即黄金、白银和铜。
在上古、中古、近古的这几个段落中，各有偏重。
而在断代史的《食货志》一类的篇章里，则表现为零星点滴地说一点。
顾氏是很重视社会经济的，故对货币金属，感到有将有关资料综合起来予以纵观的必要。
他开始在《日知录》8卷本中就写了关于“银”和“铜”以及“钱”的条段，黄金尚未及写。
我们从后人补辑的《日知录之余》中见到，有关黄金顾氏写了好多条散落的短札记。
到32卷本中我们看到顾氏将《之馀》中的那些散落条段凝炼地写成“黄金”这一大条。
窃尝以为，“黄金”这条是《日知录》中质量很高的条段。
汉朝，特别是西汉，是使用黄金量最大的朝代。
主要用于赏赐。
自然，赏赐本身也是一种流通；
并且一旦赏赐到文武贵族手中也并不全部贮存在柜中不予动用，而是绝大部分投向了交换。
战国到西汉是上古期货币交换经济相当发达的年代，MaxWeber把这种历史段落叫“古代资本主义”。
马克思叫“古典经济”。
汉代用金数量之巨，值得惊讶。
一次在5千斤、7千斤、万斤之数。
从这里，就引发出问题。
譬如，有人引《尚书·
孔疏》的话说，古时金、银、铜、铁，统名曰“金”，西汉的“金”是不是铜？
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度讨论，仍无法否认西汉的大量黄金的存在。
再譬如，这么多黄金如何支付？
这个问题有人引《汉惠纪》颜《注》解决了，即以钱一万枚顶替黄金一斤。
用钱作为金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而汉朝的铸钱量一直是非常巨大的，不必担心无法支付。
两汉以后，黄金用量逐渐减少。
到元朝赏赐黄金仍有记载，但单位不以“斤”而以“两”计了。
这是为什么？
顾氏十分肯定北宋大臣杜镐答宋太宗赵光义的话，说后世佛事用金（偶像的铸造和镀饰）太多。
二十世纪的史家也衍用此说。
但后世富贵妇人装饰用黄金，恐亦是黄金占用的途径之一。
中古时期自然经济占主流，社会交换多以谷物布帛为手段。
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宋、金、元、明、清，白银成为重要的货币金属。
后来逐渐铸为银铤和银元。
经顾氏在《日知录》中写成条段以后，人们的看法较前系统化了，知道黄金和白银是分别在上古和近古被采用的主要货币金属；
而铜铸为钱，是社会上流通最广的基层辅币，铜特缺时以铁代铸。
至于这些货币隶属或金属货币，使用到人民缴纳国税的方面来，又引发了国家财经政策的重农和重商的讨论，也是历史上的一大问题。
由此可见，顾氏就这些做出总结，推向后代，引发出不少新课题的研究，这不就是对传统史书的一种弥补和推进吗？
例二 在机械动力大量出现之前，人们主要倚靠生物动力。
所谓生物动力，主要包括人力和畜力。
畜力的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等。
牛是古老的土著；
马、驴、骡、骆驼，则或早或晚自西部、北部边境以外或以内的少数民族传来，在中原文化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
作为一种新鲜品种或异样品种，在中原文献中每每留下痕迹。
顾氏对这些，都给予了充分的留意。
他更将此引伸到另一个特殊领域——战争。
古人车战，车用四马驾驶，车上立三人，中为御者，左为指挥员，右为辅佐人。
在平地作战，大体如此。
但晋国多山地，战车不利，晋人与赤狄交战，感受特深。
于是改用步卒单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过是总结了这一长期变革的阶段性标识而已。
马驴可以交配，成为混血种。
混血种较原血型后裔会具有某些优越性，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了。
雄驴雌马，所生为骡；
雄马雌驴，所生为■。
后世人逐渐认清骡能任重致远的特性，故逐渐被人们普遍饲养和役使，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动力源。
封建王朝，除皇廷有御马厩、监外，多在水草相宜处设养马苑、监。
但实际需要，特别是战争年代，还要大得多。
所以鼓励民间养马、或者将马驹派给民户养大，成为一种差役，或者成为优免差役的一种根据。
这样养马业，本是一种动物驯养业，后来却同国家和人民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挂起了钩来。
还有一些个别朝代，怕农民养马会有助于农民起义军的往来驰骤，遂禁民间养马。
顾氏有见于此，就在“小人所腓”、“骑”、“驴骡”、“马政”诸节札记中，对生物动力与战争技术以及民间徭役三事联系起来，做出一些迹近专题的研究小笔记，这对于后人的将史学向前推进，是很有助益的。
例三 政府结构，是史学中的重要课题。
民间结构如何？
基层结构如何？
层层结构直到极权者——皇帝，其关系又如何？
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人要写的《中国官制史》的当然内容。
“三通”书中，已经涉及到了。
但说法或多或少显得“形而上”，那就是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注重“一”与“二”中间的关系和衍化，不重视比较和联系。
顾氏已至十七、八世纪，时代新了，感到联系的必要，就把官制史爬梳爬梳，理顺一番。
顾氏一领先，乾嘉学者步趋其后，于是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三百年来之学，不过地理、官制，其馀甚痟。
其实，就是地理、官制，也还有不少遗留的问题。
并且，顾氏研究官制，还有一个思想问题贯穿其中，也就是说，顾氏是反对中央集权的过甚的，是主张地方分权的，因此，他更有必要从层层官制中觅取中央集权不能过甚、部分权力必须下放地方的有说服力的根据。
顾氏的研究是由下到上。
他对“社”、“亭”、“三老”，就很有兴趣。
“社”在上古，原是宗族祭祀的民间组织，在悠长的历史时间中，逐渐带有基层行政的意味。
西汉之初，抓“乡三老”抓的很紧，且各有分工，主教化者，主赋税者，主治安者。
后来三老中一人可选拔到县，与县官共议政事，成为跟县议员差不多的身份。
顾氏的意思是叫最高统治者把这些“小官”重视起来，他说“小官多者其世盛”，这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继之，他研究“县”一级。
秦、汉初定郡、县，郡、县首长，权力规定的很牢固，曰“令”，曰“长”，户口万户以上县曰“令”，不足万户之县曰“长”。
可是到唐末，特别到宋，就加一“知”字、或“权知”字样，其中寓有“临时特派”、“试用”、“不固定”等意思。
自然，宋初要立意革除五代割据之弊，中央特派遴选人员到基层，一要稳定原割据势力的情绪，二要稳定中央官下放基层者的情绪，故加用“权知”、“试摄”等词汇。
于是“知县”、“知州”、“知府”等字样，就一直衍用下来。
官制史中最关紧要的一层，是“省”一级，因为它是中央直辖的层次。
秦、汉置郡，郡有郡守、郡尉、监郡等。
可是中央又不放心这些守、尉、监，于是加派“刺史”。
到东汉末、魏、晋之后，经济上自然经济占主导，社会上世家大族占主导，相应的在政治制度上从刺史”、“州牧”到什么“开府仪同三司”等这些“土皇帝”式的“省”级官，就越来越坐大了。
隋朝统一南北，加强集权，罢“郡”，缩小“州”的范围，用“府”、“州”、“县”这三个档次来相当于当前的“地”“县”二级。
其中，令我们后代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顾氏对中央政府结构，如所谓“五府、六部、十三科道”之类，所言不多。
仅在明末吏部抽签问题上进行了一下讽刺而已。
总起来看，在官制史方面，顾氏于客观地研究爬梳之处，其个人的主观倾向性，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他重古略今。
他重地方轻中央。
在“重古略今”这一点上，还需要使用近代观念来进行某些诠释。
顾氏自然完全不懂得当代的社会发展史，但他在朦胧中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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