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思索应用日语商务日语本科学位论文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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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3日
目录
毕业设计任务书…………………………………………………1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2
答辩申请书……………………………………………………3-4
正文……………………………………………………………5-17
答辩委员会表决意见……………………………………………18
答辩过程记录表…………………………………………………19
课题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
1、课题（论文）提纲
1.引言
2.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背景
3.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
2.1货币体系方面的原因
2.2生产体系方面的原因
3.宏观经济政策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
4.日本泡沫经济给中国的启示
二、内容摘要
由于日本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基础研究的薄弱导致其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信息业升级失败,这使得其在贸易顺差快速扩大下所产生的过剩流动性失去产业投资渠道,最终必然涌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造成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所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过是经济泡沫产生和破裂的加速器而已.所以我们要从中反思，让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三、参考文献
[1]李维钢.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现代日本经济.2001.
（2）
[2]于宗先王金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王雪峰.泡沫经济下的房地产和金融业.15周年评述[期刊论文]
[4]鹿朋.产业升级视角下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2008（4）
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
00000
中文摘要：
关键词：
日本；
泡沫经济；
金融危机；
产业升级；
货币政策；
贸易收支；
资产价格
0.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至2008年10月，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持续升值20%以上。
与此同时，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最低时的998.23点上升到2007年10月份6124.04的最高点，而房地产价格也快速增长。
为此，国内外经济学界开始关注中国资产价格泡沫问题。
同样在日本，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速度加快，之后以土地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也持续上涨。
日经225股票指数在1989年底达到顶峰的38915点，是1985年9月的3.1倍，土地价格的上涨在1990年9月到达顶峰，是1985年9月土地价格水平的4倍。
199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经225股票指数到1992年下跌了60%，土地价格水平到1999年比顶峰时期下降了80%左右。
随后，日本陷入十年的经济衰退之中。
仅从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的联系来看，中国所经历的资产价格泡沫与日本80年代很相似，因此，经济学界更多地将中国经济泡沫的情况与日本80年代相比，希望能从中获得启示，以避免中国重蹈历史覆辙。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对中国资产价格泡沫进行热烈讨论之际，一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让中国资产价格泡沫随之破灭。
上证指数和深圳综指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0月的短短一年时间，跌幅高达7096。
股票泡沫破灭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也急剧下滑，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似乎并不遥远。
那么，在新的国际金融形势下，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会不会重演日本当年的故事呢?
我们又该如何去做?
1.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背景
当生产分工从国内走向国外，国际生产体系便开始形成。
同时，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由此便产生了与贸易相关的充当计价、结算等功能的国际货币选择问题。
根据货币搜寻理论，具有经济规模大、经济发展稳定等特征的国家货币是充当国际货币角色的次优选择，而处于国际生产体系中心国的国家货币正符合条件。
同时，为了保持各国在生产分工中依赖的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就会选择钉住该体系中心国家货币的做法。
事实上，最优货币区理论也探讨了一个紧密的国际生产体系需要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问题。
因此，作为一个国际生产体系，理论上应该有个与之相配合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就应由生产体系中心国来充当。
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在全球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制造中心依次出现了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的转移，而在前两次全球产业转移和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时候，均有相应国际货币体系与之配合。
1850－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和技术水平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而被称为第一代世界制造中心。
此时，英国首先推出金本位制。
1870年至1914年，英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平均占国民收入的5.2%，最高时达9%，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和债权国家（对外净资产占GDF的1／4），全球贸易结算货币的60%为英镑。
由于体系内国家在黄金储备和经济政治实力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使得各国货币在地位上具有非对称性，这就为处于中心地位的英国在国际支付中使用英镑替代黄金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期，美国通过对英国机器和生产技术的引进、创新来发展工业，并发明了自己的蒸汽动力设备并成功地运用到运输、机器制造业中。
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汽车、家电、钢铁、石化等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替代了传统纺织、采矿业等，成为美国支柱产业。
两次世界大战让远离战场的美国制造业实力急剧膨胀。
到1948年，美国工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比重从1938年的34.9%增加到1945年的53.9%，出口贸易额占资本主义世界比重从1937年的14.2%增加到1945年的32.9%，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4.5%。
至此，美国成为第二代世界制造业中心。
二战后美国推动成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
毋庸置疑，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与金本位制体系的维持机制不完全相同，但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与战前英镑的地位很相似。
二战后，在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日本成功的产业政策推动其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
20世纪50年代，日本以纺织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发展很快，之后，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成本提高，日本开始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诸国。
由于应用研究发达，在引进美国的基础研究后，快速吸收和创新，日本国内很快实现了以汽车、机械制造为主的重工业产业升级，由此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亚洲产业转移模式，而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了产业转移源。
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产业－－半导体产业上超过美国，从而成为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
然而，在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后，与之前英美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不同的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生产体系与以亚洲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错配。
虽然日本在亚洲生产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日本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然后向世界，尤其是美国出口产品，但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其他国家同日本以及日本同美国所发生的贸易均采用美元结算，日元所占比重很小。
其实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尽管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当前美元仍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5%、国际外汇交易的40%、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
造成日本在全球产业转移下出现生产体系中心国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的原因有多方面。
除了日本当时对日元国际化认识不足外，还有，东亚国家“高储蓄两难”问题的存在，使得亚洲虽然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但由于亚洲自身的内需不大，因而与生产体系对应的市场却依赖于美国，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选择钉住美元成为一个必然理性选择。
这种错配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麦金农提出的所谓“日元升值综合症”。
这个“综合症”就表现为，在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下，当以日美贸易失衡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出现时，日元对美元升值便成了纠正这种失衡的机制，而一旦日元升值，就会给日本经济、亚洲产业转移“雁型模式”等方面带来种种影响，也成为日本80年代泡沫经济产生的重要因素。
2.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
2.1货币体系方面的原因
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后，在全球产业转移下实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的升级，反映在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上。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纺织品出口占较大比重，而1970年开始，汽车开始进入前五大出口产品，并在1980年后出口量成为第一。
这种变化正与日本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相对应。
日本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幅增长，带来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迅速扩大。
1980年到1985年间，日本贸易收支顺差增长呈直线上升趋势。
尤其是在1980～1984.年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至461.5亿美元。
因此，日本贸易收支顺差的过快增长引发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失衡主要表现为日美之间的贸易失衡。
前已述及，日本在亚洲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与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不对称，从而出现两个体系错配问题。
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日美贸易失衡强制纠正机制。
到1985年，贸易失衡使得日元对美元升值变得无法避免，事实上，1985年2月，日元升值就已经开始，而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不过是加快这一升值进程而已。
2.2生产体系方面的原因
在日元升值的同时，日本的产业升级开始出现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发达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趋势。
然而，由于外部和自身两方面原因，日本在这个产业升级趋势中没有把握住机会，以致在从制造业向信息业的升级中归于失败。
其一，全球产业转移下，日本的基础研究常常来源于美国，由于日本应用研究很发达，在对来自美国的基础研究进行吸收、消化和创新之后，日本往往成为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中的强劲对手。
而在信息业，美国为了保持其发展优势，不再向日本提供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导致日本在信息产业逐步落后于美国。
其二，信息产业是高风险行业，其发展有赖于创业投资等对高风险信息技术业的金融支持，由于日本以主银行制为主的金融体制本身具有的缺陷，使得日本创业投资发展比较落后，不足以支撑日本发展高风险的信息产业。
“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带来了国际热钱的流入，再加上日本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便利了国际投机资本的进出，日本流动性过剩局面开始加剧。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升级失败，过多的资金无法寻找产业投资的出路，最终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扬。
当日本的企业发现产业升级失败导致实业投资渠道不通畅，而资本投资甚至投机能够带来更大收益时，更多的资金开始转向股票、房地产市场，由此带来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至此，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就变得无法避免。
1986年，日本出现了史称“日元升值萧条”的短暂经济衰退，日本开始担心日元进一步升值会导致出口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日本对货币升值与贸易出口的认识存在一定的错误。
货币升值对一国出口的影响，应该从出口增长的原因来考察。
一般而言，出口的增加有两个原因，其一，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出口产品生产成本降低从而具有比较优势，因而产品出口增加和贸易顺差扩大。
这种情况下，对于由本国货币升值导致的产品出口价格上涨，如果该国货币升值的幅度不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对产品出口影响并不大。
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引起中间品贸易增长加快，一国出口到世界的产品常常包含从世界进口生产该产品的中间投入品，此时的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并不显著（2004）。
其二，如果该国的出口增加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由于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通过诸如补贴、出口退税等措施来刺激出口导致的贸易收支顺差扩大，那么，货币升值必然会带来出口的下降。
日本并没有认识到当时制造业出口的扩大是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所致，这种情况下，只要日元升值的幅度被日本劳动生产率更大幅度提高所抵消，那么日元升值对贸易收支顺差并不构成很大负面影响。
对日元升值从而影响出口和经济的错误认识和担心导致日本在日元升值的同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
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连续五次降低利率，贴现率从5%降低到历史最低点2.5%。
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大量过剩资金，加速了经济泡沫的膨胀。
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国、西德等相继提高利率，日本也准备升息。
但日本政府担心提高利率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推动日元升值并引起经济衰退。
并且当时日本正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以较低的利率来增加国内投资，缩小经常项目顺差。
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直到1989年5月才提高利率，此时距离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已经27个月。
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日本流动性过剩，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使得1985年到1989年间日本资产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
1989年，日本政府感到压力，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
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提至6%）。
同时，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
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随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
货币政策突然收缩，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是深层次原因，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充当了经济泡沫膨胀和破裂的“加速器”。
反观德国，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的同时，由于德国对美国的贸易失衡也比较严重，德国马克也出现大幅升值，但并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经济泡沫，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生产体系相对应，德国马克处于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这就很好地为德国解决“货币升值综合症”提供了空间。
然而，在针对日本的泡沫经济思考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时，我们还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泡沫经济之后留下的是十年经济萧条，而诸如美国铁路投资泡沫和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却并未对美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反而留下了一定的果实呢?
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掀起建设铁路的狂潮。
但铁路投资泡沫破灭后给美国留下了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的铁路体系，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
20世纪末，网景的上市带来了互联网泡沫，由于网络股泡沫带来光纤电缆公司的过度投资，五六年的时间内，共有约1万亿美元的投资用于铺设各种光缆。
所以美国网络股泡沫破裂后，留下了高科技产业和光纤高速公路等电信基础设施。
正如丹尼尔一格罗斯（2007）在《大泡沫》一书中认为的，美国每一次经济泡沫的发生反倒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就日本泡沫经济而言，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错配让日本在出现经济失衡之后，采取日元升值的办法，这改变了日本制造业原本存在的比较优势，促使日本国内制造业为了寻求低工资而向亚洲加速转移。
日本从制造业向信息业的产业升级失败以及经济泡沫掩盖了产业转移的问题，最终使得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才发现产业已经严重空心化，结果是，与美国铁路投资泡沫和互联网泡沫不同的是，经济泡沫之后，日本实体产业不复存在。
无论是美国泡沫之后留下的铁路和网络基础设施，还是日本泡沫之后产业空心化最后什么也没留下，这两种情况对经济泡沫出现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一，经济泡沫之下如果没有“实体”存在（这个“实体”可以理解为产业或者基础设施等），那么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只会助长经济泡沫的产生。
如果要紧缩经济泡沫，则需要尽早判断出是否有“实体”存在，这样可及时做出决策。
但日本当年没有判断出来，只是放松银根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抵制“广场协议”带来的可能影响，其结果可想而知。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当一国处于一个重要地位时，提升产业升级和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技术进步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同时，政府必须认清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把握本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
日本从制造业向信息业的升级失败又说明金融体制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升级没有完成，而同时由于国际上生产要素价格出现变化引起本国产业过快向国外转移，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就会出现，此时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应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其安排应该有其特殊性，既要认识到产业转移的趋势又要能平滑产业转移，因而货币政策既不能紧缩又不能扩张。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如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会更为重要。
第二，对于经济泡沫之下有“实体”存在的情况，此时为防止经济泡沫破裂对宏观经济影响过大，宏观经济政策或许不必考虑经济泡沫问题，而最主要是关注其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
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作为进入国际分工的切入点并在全面推进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思想下，制造业快速崛起，使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制造中心。
但是中国却面临着与日本同样的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的困境。
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亚洲生产体系不断发展，而中国正在成为这个亚洲生产体系中产品内分工的一个中心国家，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生产加工和组装成成品后出口，而此时的市场仍然是欧美市场。
由于市场依赖于美国，麦金农（2005）的“亚洲美元本位”制度依然运转，因而，目前中国的生产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错配问题正如日本当年。
而由于目前中国货币国际化程度还不如80年代的日元，所以，错配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同时，这种错配给中国同样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综合症”。
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其中中国机械电子类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大幅上升，导致1996年后，中国贸易收支顺差增加速度很快，与80年代初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速度非常接近。
当2000年以来中美贸易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焦点时，人民币升值就变得不可避免。
与日本类似，随之而来的流动性过剩、实体经济经营环境的恶化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的最终诞生。
所以，从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
此时，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经济泡沫做出政策反应的话，判断中国经济泡沫之下有没有“实体”存在就变得至关重要。
如果中国的资产市场牛市是因为技术进步、新产业等的出现，那么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泡沫，政策的重点只需关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即可。
如果中国的经济泡沫发生从来不是由于出现了新技术，仅仅是因为全球产业转移下生产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错配所带来的，那么，为了防止泡沫破灭之后的糟糕后果，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有所作为。
如今，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而破裂，正由于中国面临两大体系错配问题，中国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也正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特点，中国在这场危机中难以独善其身。
在这样一个生产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错配的问题下，面对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国应该如何做出战略选择呢?
第一.当前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我们需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改变，从而解决错配的问题。
尽管短期内很难彻底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亚洲的“人民币区”，实现与欧元区和以美洲为主的“美元区”的三足鼎立或许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架构的一个不错选择。
当前，人民币升值增强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次贷危机也令国际社会对美元失望，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呼声高涨。
此时，正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
第二，将扩大内需确立为中长期战略。
亚洲美元本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体系在亚洲，而出口市场在美国，而亚洲的高储蓄正在带来不利的影响。
扩大中国内需，逐步实现生产与消费市场的统一，减少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一方面可以减少次贷危机带来中国出口疲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法，另一方面，也为解决中国的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问题提供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维钢.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J].现代日本经济.2001.
（2）.
[2]于宗先王金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王雪峰.泡沫经济下的房地产和金融业[J].15周年评述.2007.
[4]鹿朋.产业升级视角下日本泡沫经济的反思[M].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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