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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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doc

近年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至少有一个重要贡献,即突破了“冲击——反应”模式。

人们开始寻求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以至有人提出要找到一个历史线索,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来解释中国近代发生的事情。

寻找中国内部能动因素,也就突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以及“西欧中心主义”。

无疑会给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带来有益的结果。

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包括经济上工业化。

政治的民主化、新的国家家庭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建立等诸方面。

一篇短文不能不限定自己的范围,本文限于讨论经济方面。

19世纪后半期中国新式工业的创建,可说是中国工业化的萌动时期。

正是这种萌动,导致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迈入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这种萌动以及当时的所谓西学,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结果。

但不完全是这样。

它的出现和发展,同样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而辛亥革命以后的道路,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西欧中心主义),而要走它时代的道路;这是晚近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成果。

熊彼特把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英国产业革命结束在1842年,而把自此至1897年作为“蒸汽和钢铁时代”。

这两个年份恰巧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左右;利用这种巧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产业萌发时期的特征:

这时期,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

然而,纺织工业后来却成为中国唯一略有发展的工业。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机船矿路”路线失败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化步履蹒跚的原因。

当时“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两者都是追赶时代的工业。

以造枪而论,1830年以后,西方就通用前膛来复线枪了,上海江南制造局于1867年才仿制这种枪,晚于西方37年。

1865年以后,西方已用后膛枪,江南局于1884年仿造林明敦式后膛枪,晚于西方20年。

1880年以后,西方已用连发式毛瑟枪,江南局于1893年试制成每分钟22――25发的快利枪,晚13年。

1890年以后,西方已用小口径步枪,湖北枪炮厂于1896年造成10响小口径毛瑟枪,晚6年。

亦步亦趋,差强人意。

同时,江南制造局还生产了大量各式机床和各种作业机,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机械师和技术工人,翻译出版了不少科学技术书籍,为以后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外国资本在中国建厂比中国人自建近代化工厂早15年,但外国资本不开设专业机器厂,因为向中国输进兵器和机器是洋行的一大业务,他们不必自我“替代”。

他们自然也毋需培养技术人材,而是培养买办。

在这里,资本输出没有给中国带来“模仿效应”,更谈不上“技术转移”。

再看船。

福州造船厂自1869年起在法国人主持下造了15艘轮船,都是木壳船。

1874年外国技师撤退,全由中国人主持,才开.始追赶。

1877年首次造成威远号铁胁船,比英国首造瓦立耳号铁胁船晚16年。

1883年首造开济号铁胁巡洋舰,比英国首造愕拍尔号铁胁巡洋舰晚8年。

1888年首造龙威号钢甲船,比所仿制的法国柯袭德号晚3年。

福州船政学堂和选派出洋留学生培养的造船、驾驶人材比江南制造局尤有成绩。

[!

--empirenews.page--]和机器不同,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有耶松、祥生大船厂,与中国的福州、江南船厂竞争。

八十年代,这些中外船厂都有造2000吨级轮船的能力,20世纪初升到万吨级。

但是,它们造船的路线不同。

外国厂造船,照例是从国外进口轮机、锅炉等,在上海配造船体。

这是因为,在中国制造轮机成本要加倍,并且,进口机件原是外商企业的本业。

中国人的打算完全不同。

从四十年代了拱臣造轮船模型起,1862年华衡芳等为曾国藩造黄鹊号,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造小火轮,就都是自造轮机,以使“洋人之智巧中国人亦能为之”。

左宗棠在1866年创办福州政局时就说:

“轮船一局,实为习造轮机而设”。

福州局于1870年开始造单膨胀蒸汽轮机,1876年开始造复式轮机(康邦机),在当时已是新式的了。

中国的机器厂和船厂虽做出努力,但是,由于缺乏基础工业,所需钢材、钢配件、铜料以至船用木料都需依赖进口,制造成本要比购买外国成品高得多。

造机不如买机,造船不如买船。

加以在官僚体制下,管理腐败,不能正常生产,甲午战争后即陷于停滞。

追赶路线终于败于进口路线。

当时所谓“矿”,主要是煤矿;“路”指铁路。

第一个用新法开采的矿是1878年投产的台湾基隆煤矿,而最成功的是1881年投产的开平煤矿,它生产日盛,已在北方市场上排除了进口洋煤,盈利甚丰。

到1900年中国已有约30个机械开采的煤矿,都是中国人自办,大部分是民营。

铁路是外国人首办的,即18%年的吴淤铁路。

但那是一条长仅18公里的2.5英尺轨距的轻磅轨小铁路,不供货运,一年后拆除。

第一条实用铁路是1880年李鸿章修建的唐山至骨各庄铁路,同时由青各庄车厂造出第一台D-3-0型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

截至1900年,中国人已修建了1066公里的铁路,都是用4英尺8英寸半标准轨距和85磅标准钢轨,具有近代化功能。

在中国机械采矿和修建铁路22-25年之后,出现了外国资本的煤矿和铁路,并立即打败了中国资本。

这是因为,西方(这时包括日本)是通过一场西方称为“让与权之战”(Battleforconcession)取得采矿权和铁路权的,以武力为后盾。

从经济上说,外国投资的矿,大都是中国资本已经开采略有成效的矿,外人加人资本,并取得管理权。

采矿是风险事业,这种办法最为得计。

最早是1900年.的开平煤矿和1902年的抚顺烟台煤矿,前者是由英军占领矿区,然后强迫中国人将开平“卖”给英国公司;后者则俄国只派出40名俄国兵,就完成了与中国矿主的“合作”。

到1911年,中国机械采煤已有500万吨,其中440万吨是开平、抚顺等外国资本控制的七大矿生产的。

同年,中国已有9292公里铁路,其中3718公里是外国资本修建的,3300公里是外国贷款修建的。

外国人修建铁路理所当然用进口的钢轨和机件,而在1900年以前中国自建铁路时,就在“机”“船”之外更突出了缺乏钢铁问题。

西方资本不在中国设钢铁厂,道理很简单,他们是钢铁输出国,1881-1891年输华的钢铁增长了10倍。

直到1919年,缺铁资源的日本才在鞍山制铁,那已是中国自办近代钢铁事业30年以后的事了。

1889年,在山峦起伏的贵州省首先出现了高炉和贝色麻炉,即青骤铁厂。

该厂不用洋技师,日出生铁20吨;创办人潘露竟因此积劳致死,该厂也夭折。

首先出钢的是1891年江南制造局的马丁炉,继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局钢厂和汉阳铁厂。

天津厂毁于八国联军炮火,汉阳厂则发展成为当时东亚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

--empirenews.page--]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历时9载,耗资500万两,誉少毁多。

但他是一心一意要在中国创办钢铁事业,走先炼钢、后修路的路线。

1889年他给李鸿章的电报说:

“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间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

”这使我们想起前述熊彼特的“钢铁时代”,张之洞可谓不自觉地捉捕到时代脉搏。

李鸿章却无此感,他复电说:

炼钢“岂能各省同开”,又说:

日本铁路日增,“唯钢轨等项仍购西洋”。

的确,日本的八幡制铁所1901年才出铁,比汉阳晚7年。

1910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产)汉阳厂产生铁11.9万吨,钢5万吨,钢轨2.8万吨;这点产量在世界上无足挂齿,但已相当于当年进口钢铁的4/5,以后一个时期并超过进口量。

但是,汉阳厂并未能成为进口替代工业,由于逐步被日本贷款控制,它的产品须低价供给八幡制铁所,为日本的工业化服务。

最后,汉阳厂亏累不堪,全面停顿。

上述这些新工业的出现当然是西方冲击的反应。

但就每项工业的产生说,都不是来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国人[1][2][3]下一页努力的结果,尽管是失败的结果。

就当时“求强””求富”的思想和“机船矿路”路线来说,也不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它们的形成,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之解放”(梁启超语),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潮。

不过我不拟在这方面多作探讨,而转到另一个具体内部因素,即传统经济中手工业的发展。

二西欧的工业化,有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代(1500-1750年)。

实际上,那时的工场手工业并非十分普遍,但马克思称之为“时代”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指出其重要意义。

在这种经济中,尽管生产力还是手工的,生产关系则已是资本主义的了。

那时的西欧,和19世纪的中国一样,所谓近代化,就是破除封建障碍,实现资本主义化。

西欧经济力量的膨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资本价值观念的确立,都出现在这个时代。

非洲、印度的征服,澳洲、美洲殖民地的开拓,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手工工厂和农场发展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的近代理论就是这时出现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时,蒸汽机尚未在实用上推广。

中国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这是中国工业化迟缓的一个原因。

但中国也自16世纪就有手工工厂出现,只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才有了较大发展,这一点,迄今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鸦片战争后,洋货人侵,中国传统手工业受到摧残,但不象通常想象那样都成了机器大工业的牺牲品。

我们考察了40个传统手工行业(不包括艺术品行业),发现受摧残的主要是手纺纱、土钢、上针、瑞布、上烛、制靛、刨烟丝、木版印刷八个行业,其余都能维持,多数并有发展,尤其是向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发展。

到20世纪初期,这些传统行业中都有工场手工业形式了,并且,机器大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手工工厂发展最快的时期,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

[!

--empirenews.page--]鸦片战争后,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工业,如火柴、制洋皂、制西药、铅石印刷、搪瓷、织袜、毛巾、油漆、化装品等。

它们都是原来中国没有的,堪称近代工业;但引进后,却是改用手工生产,大部分是手工工厂。

又因外贸出口,出现了一批新的加工工业,如肠衣、猪繁、地毯、花边、草帽、发网等;它们或是手工工厂,或是散工制。

这样,我估算在1920年左右,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的产值,比之官办的、民办的和外国资本经营的机器大工业的产值加起来,还稍大一些。

因而,它们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办工业,都是从国外引进整套设备。

但是,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仍是先用中国式的泥坞手工操作,然后机械化;上海第一家外商船厂伯维公司也是这样。

第一家官办工厂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初建也是手工工厂,以后添置机器;其后上海的洋炮局也是这样。

早期的民营机器厂,大半是从打铁作坊发展而来,一些有名的大厂如周恒顺等,也是这样。

它们先添置一两台手摇或足踏机床,经营有利,再添设蒸汽动力。

在其他行业中,如由手摇丝车到足踏丝车、汽喉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由手摇轧花车到足踏车、足踏皮辊车再到蒸汽动力齿轮轧花车;由木槽楔人油榨到人力螺丝油榨、再到蒸汽动力压力油榨;由畜力石磨到火轮石磨、再到电力钢磨;由投梭织机到手拉织机、足踏铁轮织机再到电力织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1886年设立的宁波通久轧花厂,有40台足踏轧花机,1888年添装了蒸汽动力,积累资本,购进纺纱机,1896年成为有17000锭的通久源纱厂。

不过,在纺纱业中,这只是特例。

而在矿业中,就变成通例了。

绝大部分机械化的煤矿都是由手工煤窑转化而来,它们先是添置蒸汽动力吸水机,积累资本,再添置上井口卷扬机,采掘仍用手工。

金属矿也是这样,先添置几架蒸汽动力的铁杆捣石机,积累资金,再添置新式冶炉,采掘仍用手工。

出口主导型的缎丝工业也有类似情况。

早在19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人、法国人即在上海创办过机器丝厂,都因与内地原料市场脱节而失败。

广东陈启源,立足于本土,利用岭南多造蚕的优势,经过短期汽喉手工工厂的过渡,建立小型为主的机器丝厂,到19世纪末发展到百余家。

浙江商人,利用湖丝的传统市场,从改良土丝人手(左旋丝),在上海建立大型机器丝厂,也获得了立足点。

而其进一步发展,是无锡商人利用当地桑茧业优势,在20世纪初完成的。

无锡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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