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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杂技大世界
（三）杂技团体
（四）吴桥杂技学校
五、吴桥杂技发展对未来的影响与作用
一、古老的杂技艺术
杂技是一种神奇而绝妙的艺术。
她从远古走来，却一直迈着年青的，轻快的脚步。
她有着和人类发展历程相近的年轮，却依然有着旺盛的不竭的生命力。
杂技从她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以他独有艺术魅力，敲击着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一根和艺术相通联的神经，让每一个观者在杂技艺术中去感受人类自己的生活生存能力，从杂技艺人的表演中去感受人类自己自身内在的神奇与潜在能力。
我在我的一篇论文中这样界定杂技艺术：
杂技是一种深刻的艺术。
我在最近日写的电视剧《闯江湖》中，以剧中人物的语言说：
“杂技是人可为，而常人不可为。
这说明什么？
说明杂技表演中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敢干向自己挑战，敢于向一切不可能挑战的精神。
”
杂技艺术所表现的除了外在的艺术的美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内在的东西，那就是对人自身的挑战。
（一）杂技艺术溯源
远古时期，人类从蛮荒时代走出的同时，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只属于人类自己的艺术。
而在这些艺术里，最古老的，伴随着人类一同成长的艺术，就应该是杂技了。
人类的劳动技能，是人类生存第一要素，使用这些技能那是生存。
展演这些技能，那就是带有艺术含义的活动了。
所以说，杂技这种以人体自身技能表演为特征的艺术，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
这种古老艺术的产生、发展到成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由古老的娱乐形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逐渐成为完美技艺的杂技节目，从单纯的力或技的游戏，发展成能扣人心弦、精巧绝美、变幻莫测的高超的杂技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升华演进过程。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原始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也为了保护自己不受野兽的袭击和伤害，学会使用器物，并且要不断提高投掷物器的力量和技能，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并可捕获更多的飞禽走兽作为食物。
学会攀缘的技能，才能得到高树上的果实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而且在猛兽侵袭的危急时刻，能及时爬到树上保护自己免受袭击和伤害。
在投掷器物中有一种叫“飞去来器”，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例证。
这种器具，最初是半月形的，可以在掷出去后，投不中目标，又飞回到猎人手中。
后来在艺人手中发展有十字形、米字形的，具说就是原始部落人用于猎取鸟兽的工具。
时光流淌到现代，据说，在非洲、澳大利亚的某些部落还在使用它。
（图1-1、2、3飞去来器相关图片）
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在河北省所处的古冀州一带流行着一种民间游戏：
人们带着有角的面具互相比武斗力。
这种活动既是表演又是竞技，当时民间称之为“角抵”，又叫“蚩尤戏”。
汉代史学家根据历史传说记述：
“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为蚩尤戏”（南北朝任[左白右方]《述异记》）
黄帝与“蚩尤之战”是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这一场远古时期的战争成了中国艺术起源的共同源头。
就是因为在中国，所有的艺术起源都来自百戏。
而百戏就是杂技的最初称谓。
黄帝击杀蚩尤之后，便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
为庆祝胜利举行了庆祝活动，摩拟战争场面，有的士兵装扮成蚩尤的形象，戴上假面具，头上有角，两两相互抵御，载歌载舞很是精彩，博得了乡民的喜爱。
古冀州一带人民，每逢喜庆的日子，便摹仿这种形式，戴上面具，亦歌亦舞。
天长日久便形成一种游戏流传开来，当时民间称之谓“角抵戏”。
这种活动，既是表演，又是竞技，是杂技的雏型。
西汉的学者任在《述异记》中还有更生动的描写：
“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
蚩尤戏、百戏都曾在冀州一带盛行一时。
（图1-6、7秦代梳篦、角抵图）
杂技艺术产生后，很快就得到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与时代的变化紧密相联。
《周礼》上记载，周代宫廷有专门职责掌管动物的人员。
所谓“掌养鸟而阜繁教扰之”、“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就是指驯化动物，“教扰”就是通过教导、逗引、刺激动物，使它们听从指挥。
最有成就的当数驯马了，从那时起，马就成了人类活动的一大帮手，后来的马戏，自是这一成果的再发展。
著名的“鸡鸣狗盗”的故事，间接说明了口技的出现。
汉代是文化比较倡盛的时代。
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一四O年即位后，尊儒术、兴水利、重农业，政权比较稳固。
他又屡征匈奴，沟通西域，开辟了有史以来的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这些交流中，杂技作为联络和招待各国使臣的工具，自然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提倡，因此杂技得到了发展。
为适应杂技发展的需要，在古都长安出现了大型杂技演出场所----平乐观。
元封三年（公元前一O八年），正是张骞出使西域回来之后，各国使节纷纷来汉进贡。
汉武帝以盛大的宴会隆重地招待这些客人，并举行了中国艺人和西方艺人同台演出的百戏大会演。
这次汇演是在长安的“平乐观”举行的，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杂技表演，也是第一次中西合璧的百戏大汇演。
（图:
1-89、10、11）
图：
1-12、13、14、15、16、汉代画像石、砖）
到了宋代，艺人们脱离了宫廷的管制，流落到民间。
从而使民间杂技日渐活跃而繁荣起来。
由于艺人众多，出现了瓦舍、勾栏、撂地等演出形式。
瓦舍，是一种临时集凑起来的表演场所，并不固定。
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搭起大棚，拉起围子，就叫瓦舍。
在瓦舍中布置些临时栏杆、绳网等，把演员和观众分隔开来，就叫勾栏，一座勾栏相当一个小型原始剧场。
（图：
1-21、22宋瓷枕、宋马戏班画）
清代盛行的行香走会也是一个汇聚杂技表演的活动。
一些利于行走间表演的节目被发明创造出来。
比如《马叉》、《中幡》、《狮子舞》等。
今天舞台上所表演的杂技节目，其表演程序、应用道具和技巧结构，大部分是明清时代定形下来的，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民间杂技活动的普及与发展程度。
民间杂技活动的另一个证明是各商埠水陆码头形成专门的杂技活动表演区域——江湖杂八地。
那时的南京夫子庙，从孔庙起，一直到贡院，一段路尽是卖艺场所。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还描写了瘦西湖畔的情景：
杂耍之技，来自四方，集于堤上。
清代杂技的发展，有一个更大的贡献是对世界的传播，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号称法国魔术之父的罗伯特呼定，就擅长中国戏法《九连环》，他们称之为“中国环”。
说明至少在那个时期，已有中国艺人将戏法传到法国。
（二）吴桥杂技的产生与发展
在吴桥，有这样一首歌谣：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这首歌谣，形象地说出吴桥杂技发展的情形。
吴桥杂技，是伴随着中国杂技的产生而产生。
吴桥古属冀州，“蚩尤戏”，“角抵戏”同样在这儿盛行。
远古的轩辕黄帝三战蚩尤的故事，在吴桥有一个与杂技相关的传说，这对论证吴桥杂技起源的远古渊源提供了佐证。
传说在黄帝时代，黄帝带兵在古冀州一带与蚩尤相斗，黄帝派了一个传令兵去传令。
传令兵遇风雪迷失了方向，没有完成使命。
传令兵误了使命，回去要砍头的，不敢回去复命，便远走高飞另寻生路。
传令兵在逃生路上乞讨很艰难，便以自身的技艺为资进行表演，以此吸引人们来观看再行乞讨。
黄帝因派去的传令兵没有完成任务，战斗打了败仗，便大发雷霆之怒，派人去抓传令兵。
派出去的人抓不着传令兵，也不敢回来，慢慢地也走了这个道。
人们从打拳、翻跟斗开始，越玩越精，最后成了一种专门的活路。
因卖艺之时，都是饿着肚子的。
所以时至今日，艺人们进行练功和卖艺时师傅都要求空腹，据说就是从这来的。
一九五七年在吴桥境内小马厂村，发现的一座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中，墓壁上就绘有“蝎子爬”、“倒立”、“肚顶”、“马戏”等杂技表演形象。
据考证，该墓为当时的北方望族，封氏家族之墓。
该家族生活定居在吴桥和景县境内，在吴桥和景县境内，至今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封氏墓群。
1-30、31、32封氏墓图、古墓壁画图、墓中陶俑照片图）
宋代，杂技脱离了宫廷，走向民间。
从此，杂技就一直在民间以自然的形式流传。
吴桥民间杂技团经常使用的“圈棚”，就是从那时的勾栏沿袭下来的。
“勾栏”和后来的圈棚，只能容纳一小部分技艺较高的艺人，而众多的艺人只能在街头巷尾、村头、路边“撂地”演出。
他们漂泊不定，生活比较艰苦。
吴桥的大部分艺人当属于这种方式卖艺，在当时是称为“路岐人”，即所谓“村落百戏”艺人。
宋《梦集录》记载：
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
这种一家一户上场演出的谋生方式在宋代已经比较普遍，这种形式被吴桥艺人称为“撂明地”，从宋代起一直沿续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33撂地演出图）
明永乐二年（公元１４０４年）至明朝万历年间，是吴桥杂技活动的一个繁盛时期。
主要标志是在这一时期，在宁津、吴桥二县交界处，杂技艺人集中、交通方便的黄镇，形成了一个杂技行业的庙会———黄镇九月庙会。
会期自旧历九月初五起，历时一个月。
这是一个杂技艺术和杂技相关动物道具等用品及杂技人员交流的庙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
杂技九月庙会的兴起，是吴桥杂技兴盛的结果，证明了在当时的吴桥，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杂技文化活动市场。
反过来，九月庙会活动，又进一步促进吴桥杂技的发展和传播。
1-35县志记载图）
黄镇杂技庙会一直兴旺了约５００年，直至１９３７年日本人入侵之后，由于战争和日本人的管制，延续了５００年的黄镇九月庙会便逐步萎缩，约在１９４１年消亡了。
但是它在吴桥杂技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
明代，吴桥驯马术已有了很大发展，套路很多，技艺娴熟，动作敏捷勇猛，动人心魄。
明代万历年间吴桥籍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范景文在故乡看过一次马戏，他在《游南园记》一文中，对故乡精彩的马戏表演作过真切而生动的描写，是吴桥马戏技艺的印证。
《游南园记》被收入吴桥县志，使今人可以看到对当年马戏表演的描述。
清朝末年，吴桥杂技艺人开始大批的走出国门。
由于在更大更广阔的范围活动，给了吴桥杂技一个极大的发展机会，吴桥产生了一大批的名人名班，代表了当时中国杂技的水平，并对世界杂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些吴桥艺人，除一些人或组成较大的团（班）常年在欧美国家、印度、日本等地活动，或参加当地的团体。
在国内，也有一些艺人，仍以“磨杆”、“撂地”为主。
农闲的日子里，三五成群外出卖艺，在全国各地演出，农忙时回家种地，沿袭着半农半艺的传统，挣钱养家糊口。
在建国之初的１９５２年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县艺人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杂技艺人为主体的“吴桥县群众艺术联合会”。
杂技艺人社会地位提高了，生活有了保障，吴桥杂技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４年，先后建立了６１个马戏、杂技团，２７２个杂技小组。
经登记的职业、半职业杂技艺人３６５１人。
二、神奇的杂技之乡——吴桥
（一）吴桥地域与吴桥杂技
县志记载：
“吴桥原名吴桥镇，该名始见于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因东晋燕地慕容垂受封于吴，并筑桥于此而得名。
金世宗二年（1162年）始于吴桥镇置县，遂名吴桥县”。
吴桥，现有28万人口、600平方公里土地。
因为这里有很多杂技文化遗存，这里涌现了很多杂技名人名班，这个神奇的河北东南部边远小县，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杂技之乡”。
这里被人们视为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中国被视为“杂技王国”，中国杂技被称为“东方艺术的明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小县所传承的杂技、与这里的杂技所创造的辉煌。
从小马厂村出土发现的南北朝东魏时期（公元534-550年）的古墓杂技壁画，到今日繁盛的吴桥杂技。
从古老的蝎子爬、肚顶、倒立、马术等杂技形象，到创立了走遍世界的优秀节目。
说明了吴桥杂技在一个漫长时期内的发展与进步。
吴桥位于古冀州南部，古黄河故道下游，属退海地带，地势低洼。
土地易涝且多盐碱地，“每遇秋涝，汪洋无际”（县志语）。
去年辛苦事西畴，水旱萦心望有秋。
城南赤地城北涝，多少迁移在外州。
土地的负瘠且收成没有保障，使得吴桥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减弱，转而去求取其他方式，以此为生存之计。
而在这些生存之计当中，是以杂技活动为这里百姓的首选。
所以，在远古时期留下的杂技之种子，能够在这儿生生不息，其地域环境是重要因素。
杂技在吴桥民间，在自然状态下传播与传承，关乎民众生存所需是第一要素。
吴桥人在极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只好在春冬两闲时外出卖艺，打跟头、耍刀枪、变戏法、玩猴子、驯巴狗，游走奔波，糊口营生。
（二）吴桥杂技与吴桥民生
杂技，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成了人们生存手段的一部分。
几乎是学了练了，就要出去作艺，换来收入，以为生存。
在地理环境上，京杭大运河贯通吴桥南北，交通便利。
沿运河的村、镇、城市的繁华，使得吴桥人只要走出去，沿运河（艺人锣歌语，运河两岸度春秋）就有施展手艺之地，艺人们的习惯称谓是“出生意”。
吴桥艺人大多都能上朔三代或四代人从事过杂技演出活动，说明吴桥杂技的家族传承的特点，少量的是拜师学艺或跟亲属学艺。
由于生活所需，吴桥农村学习杂技的人很多。
据老艺人回忆，小时候村里学杂技的人很多，早早晚晚的时候，地里、庭院里净是练功的，一到农闲的时候拖儿带女的几乎都走了，一些村子，全村走的剩不下几个人。
大多数的艺人所图的就是省下家中的口粮，也不论技艺好坏。
吴桥艺人学、演“生意”时，在卖“口”中，经常说唱这样一段锣歌也表达了此种情形：
天苍苍，地茫茫，蝗遮日，碱荒荒，
蛇蝎豺狼齐当道，财主狗官连裤裆，
天地之间无所求，无所求，拜吕祖，
学套把戏走江湖。
穷，是众多吴桥人认为促使他们最终参与到杂技艺人行列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杂技大师孙福有（1983－1945）其早年走入艺人行列，据他自己跟人叙述的原因就是家贫。
孙福有幼年丧父，母亲带他艰难度日，从小看村里人习练杂技，便自己也学，无人为师，便依样学习，他自己在麦秸垛上练翻跟斗，后来看见人们练“马叉”，觉得“马叉”易学，就自己练“马叉”。
一次，母亲让他去买饣果子，买了五根，他偷吃了两根，母亲使用擀面杖追着打他，孙福有一跺脚，离家出走，立志要挣大钱回来。
他随一个杂技小班出外卖艺。
在卖艺过程中学习、发展，后来组建了中国第一大马戏团。
著名杂技班“北京班”的领班人史德俊，幼年时，父亲将他和他弟弟送去学艺，只为家里少两张嘴。
史德俊兄弟二人被师傅带往欧州，为师傅卖艺十余年之久，他的弟弟因演出劳累病死在意大利。
从这些人的经历，可以了解到吴桥人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把从事杂技行当做为改善他们生活境地的主要途径。
艺人边玉明的父母疼惜子女，本不愿边玉明去跟人学艺，因师傅可以给付二百块大洋的安家费，边玉明的父母可以用这二百块大洋购置些田产，可以送边玉明的弟弟去读书，而同意边玉明去跟人学艺。
大部分农民家庭或为了减缓生存中的口粮压力，或为了摆脱贫穷生活，或为了当一个“有钱人”而学习杂技，加入了艺人行列，使得吴桥的艺人队伍得以发展，这应是吴桥杂技在民间兴起的主要原因。
（三）吴桥杂技与吴桥民风
吴桥县志载：
吴桥“人性质厚，气勇尚义，号为强忮，习枪战斗”。
“有击筑、吹吁等燕赵之风”，“多慷慨悲歌之士”。
所以对展示人自身本领的杂技，有不同别处的文化认同和喜好，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吴桥所处之地沧州，乃是中国最著名的武术之乡，历史上也是苦海沿边之地，素有尚武之风。
沧州，古有“远恶郡州”之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武建泱泱”之誉。
历代薪火相传，武风沿袭不衰，明时有“小梁山”之号。
吴桥人民向来具有的勇敢勤劳，行侠好义，擅长武术的传统，以及逞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性格，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受着更广大的环境文化所影响的。
吴桥人民，凭着一身技艺一身胆，走上了闯江湖耍杂技的求生之路，艺人的锣歌子唱道：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
南北二京都不收，运河两岸度春秋。
财主种有千顷地，老子玩耍不侍侯。
这歌谣反映了当时吴桥人的流浪生活和为人性格。
他们就是在这种漂泊不定，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中，传播和发展着吴桥杂技。
吴桥从事杂技活动的人员甚为众多。
茶余饭后，劳动间隙，人们常以杂技为戏，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宅旁庭院，处处可见一溜跟头一溜顶演练杂技的场景。
就这样，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一代代沿袭下来。
这种情形说明，吴桥民风中对杂技的喜爱应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四）“没有吴桥不成班”
“没有吴桥不成班”是杂技界广泛流传的一句话。
意思是：
没有吴桥杂技艺人就组不成杂技班。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吴桥从业者人员众多，自然各班子里有吴桥人；
二是吴桥艺人的技艺好，没有吴桥人难撑起一个班子。
“没有吴桥不成班”是一个事实。
吴桥不仅有很悠久的杂技历史，有很多的杂技文化遗存，这里还曾涌现了很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杂技名人名班。
这些名人名班的出现，表明了吴桥对中国杂技的巨大贡献。
吴桥，是中华杂技艺术家的摇篮。
吴桥人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用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杂技事业，以非凡的毅力和对杂技事业执着投入，促使杂技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得以繁盛。
在近代，他们的道路越走越宽，队伍更加壮大，杂技事业更加繁荣，众多的吴桥杂技艺人活动在各地。
有的自组班团，有的与各地人合作，共同作艺。
他们的超群技艺、非凡胆识，以及其热心杂技事业艰苦创业的精神，有口皆碑。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吴桥杂技的发展，也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有许多的吴桥艺人开始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演出。
他们或结伴，或子侄、门徒相携，带着简单的道具，牵领着动物，凭着自身的功夫、本领出国演出。
他们将千锤百炼的传统的吴桥杂技，尤其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中国戏法，向全世界传播，因而在世界上造成很大影响。
他们中很多都成为世界闻名的杂技大家，如中华国术马戏团的创始人孙福有，被法国“明日”与“未来”杂技节主席莫克莱尔先生称为“世界近代马戏之父”；
享誉欧美的中国“北京皇家班”———“北京班”；
范洪训率领的在南亚国家活动的“文武技术团”；
获埃塞俄比亚皇帝金奖的姚振奎等。
孙福有，中国近代史上的杂技名师，清末他在俄罗斯加入俄罗斯马戏团演艺，约在１９２１年回国创立自己的班底———孙家班。
１９２９年，以“孙家班”人员为基础创建“中华国术马戏团”赴南亚诸国演出，历时数年。
当时其团规模在一百二十余人，马２４匹、大象９头、老虎４只、狮子、狗熊各一只，拥有４辆大卡车、４辆摩托车、两部发电机及可容纳３０００观众的大盖棚以及动物棚、演员棚等。
“中华国术马戏团”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马戏团之一。
“北京班”是杂技艺人孙凤山创建的。
“北京班”的前身是孙凤山与其兄孙凤林合作创建的“孙凤林班”。
孙凤林班成立于清末，曾在欧洲、美洲各国演出多年。
１９２０年，孙凤林退出，孙凤山便重新组建“北京班”到欧洲国家演出，后又到美洲国家演出。
美国旧金山的华侨日报曾评述“孙凤山君等来埠演出，技艺精湛，为国争光”。
欧美国家的一流剧院都曾打破对中国的歧视，特别邀请“北京班”去演出，被誉为是“中国北京皇家杂技班”。
除了国外活动的名班名人，在国内也有数不胜数的名门名班。
如子弟遍及中国北方的魔术名门———穆家门；
由国外回来的在上海大世界享有盛誉的张献树父子四人“四大金刚”；
2-33四大金刚）以上海大世界为据点，数次出国演出，形成很大声威的是潘德林创建“潘家童子团”，又称“潘家班”；
2-34、35）活跃在台湾的“大中华特技团”。
在众多的吴桥名人名家中，天桥八大怪之一的“狗熊程”，也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狗熊程，也被人称“程傻子”。
程家人五代耍熊，在杂技界享有盛名。
程家人初到北京时表演的节目除驯熊外还有许多节目，如《顶碗》、《滚杯》、《叼花》、《水流星》、《三把刀》、《大叶子》、《脑蛋子》及“抹子活儿”和“落活儿”（即魔术类节目）。
早年程家的杂技节目出名，常常进皇宫和一些王府走堂会，后来程家的驯熊节目新鲜，狗熊能表演耍钢叉、翻跟头、直立行走、与人摔跤等节目，人们看了叫奇。
在天桥，各色人物混杂，人们称名道姓愿把其特点呼出，好记好懂，便给程傻子起了个“狗熊程”的名字。
“狗熊程”技艺怪绝，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
程家后代，第四代程小林、程幼林加入中国杂技团，他们继承祖上传统。
程家现已是五代耍熊，成为杂技界一段美传。
卸索大王———王玉林。
王玉林以奇绝的卸索技艺著称于中国杂技界，曾率领他的妻子、亲属及徒弟组成“北京大马戏”杂技班，长期在北京天桥驻扎演出。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玉林被选为代表，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是吴桥杂技艺人充实了国内各大杂技团，支撑着中国杂技的存在，促进了中国杂技的发展。
有数以千计的吴桥杂技艺人，遍布全国各省市的杂技团。
在中国不管什么级别的杂技团，都会找到吴桥籍的艺人。
新中国，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杂技作为一门艺术，跻身于艺术之林，并受到人们的喜爱。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国于1950年6月成立了中国杂技团。
中国杂技团的成立，对各省市组建杂技艺术团体起到了带动作用。
从50年代初开始，全国有许多省、市、自治区陆续组建起自己的杂技团。
这些杂技团的组建，都与吴桥人有着难解之缘，都有吴桥人的参与和付出的辛劳。
“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
”这一并不夸张的说法的形成，就是因为有众多的吴桥杂技艺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参加了各地的杂技艺术团体。
全国县级以上的杂技团体有70多个，里面都有吴桥人。
有的随整个团体被输送出去支援兄弟地区建团，有的是被作为业务骨干和精英成批选调，有的是自行参加或被直接招聘，还有些在国外从艺的吴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纷纷回到祖国怀抱。
凭着他们高超的技艺和从国外带来的许多新节目，加入了各杂技艺术团体。
自建国以来，吴桥直接或间接地向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杂技团输送了1600多名杂技人才，这些人组成了各省市杂技团的业务中坚。
他们有的担任了团长、演出队长、艺术指导或教师；
有的被选为“杂协”理事、“文联”委员。
在全国各团体中，中国杂技团成立时，首批调入的40多名杂技精英中，便有吴桥人张国深、张国栋兄弟，程少林、程小林和程幼林一家，还有范立俭、张华等。
后来，又有孙吉星、孙振学、董凤武、蔡纯山等相继加入，最多时吴桥人有20多位。
这些吴桥人不仅技艺精湛，而且个个都有自己的绝活。
而沧州地区杂技团就是由吴桥人董兴龙领导的吴桥县马戏第十一分团、吴桥人伦金兰领导的吴桥县共和马戏第七团合并组建，1956年创建伊始，几乎全是吴桥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杂技团是由支援青海省组建杂技团的原吴桥县共和马戏第十团发展而来的。
天津杂技团里工作过的吴桥籍演员有60多名。
齐齐哈尔马戏团是新中国诞生后，我国建立的第一个马戏团。
这个马戏团的吴桥人主要的有赵凤岐一家，张殿明一家，范洪训一家，蔡纯栋一家，姚树岐一家，马胜阁一家和崔凤章一家，共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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