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观察家年会主题演讲中国坐标实录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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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
讲十分钟，我想讲两个看法，一个看法就是从金融危机以后，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变化挺大的，我们有两项资源比较多，国内资源配置属于过剩的资源，我觉得一个过剩资源就是资金的过剩，这里包括我们的外汇储备过剩，人民币现在实际上流动性也是很充裕的，某种意义上人民币也是严重过剩的阶段。
资金过剩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产能过剩，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跟国内比起来也是处在过剩状态。
这两种资源在我们国家目前来看，资源利用效率是很低的。
比如外汇储备，我们现在外汇储备23000多亿，全世界已经超过日本一倍以上，相当于全世界其他从第二到第四外汇储备总额还要多一点。
这么多外汇，买美国国债是零点几的回报。
国内人民币也是一样，储蓄率高，很多银行贷存比达不到警戒线，中国警戒线是75%。
我们一些银行连75%都没到，所以有很多的人民币的可使用资金，这些目前的人民币的效率使用也是很低的，回报率也很低。
所以怎么把资金的效率提高，怎么把我们国家的过剩产能不要让它闲下来，也可以发挥潜在作用，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
我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他非常需要我们所过剩的资源。
因为有一个统计数字，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量减少了1/4，也就是说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的资金发达国家自己现在自顾不暇了。
那么正常的经济发展需要资金越来越多的，现在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反而少了，而我们恰恰有很多闲置资金，这是我觉得中国资金可以有需求。
同时中国的产能也有需求，中国产能总体来说科技水平不太高，可是这种水平的生产能力，恰恰是很多国家需要的。
所以我就想，我们中国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政策调整、制度建设，能够鼓励资金的资源、过剩产能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
这样我觉得整个资金和产能的回报会提高，回报提高了，这个社会财富增加了，那么我们和相应的发展中国家共同来分享财富。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共享发展的计划。
这个计划要本质上说，就是中国能够提供资金、产能资源，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地理资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等等组合起来，当然也并不排除发达国家其他的资源。
我觉得这如果把资源配置渠打通，利用效用就可以提高，社会财富就可以增加很多，参与这样的资源配置各方都可以分享新增财富。
我觉得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很有利的。
所以我提出这么一个想法。
现在来看，这个想法在我们中国来看，还有几项制度性的障碍解决不了，这个制度性障碍妨碍这种资源配置的组合。
所以经过我的一点研究，很不完全，但我提出可以有四项政策可以研究，我们有改进的空间。
第一项就外汇管理局的外汇目前别人使用外汇都是需要人民币买，人民币一买，汇率风险就转移到购买方了，现在的情况要十年、十五年长期项目没有人承担汇率风险。
因为这个原因，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能做人民币调期，外汇和商业银行和人民比调期，或者相互存款，能够打通资金外汇需求方和国家外汇储备的渠道，我觉得这个政策如果能够做一点调整改进，一定会提高我们现在外汇的使用效率。
第二个想法，现在很多国家，希望你给我人民币贷款，因为我要买的是中国人民币的产能，因为你要是说用人民币先去买外汇，再把外汇给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拿外汇再来买中国的商品、设备、服务，最后中国企业收到以后还要再换成人民币，两次汇兑，成本是相当高的，大该得有1点多到2%左右。
如果某些项目允许我们把人民币直接贷给有关方面，这些方面本来用人民币买你的商品的，就减少两次汇率成本，如果打通这个渠道，允许人民币直接贷给境外企业，我想我们的人民币的使用效率会提高，也会降低汇率交换成本，能够提高商业回报，这是第二个考虑。
第三个考虑，我们现在保险公司都是由中国出口保险公司一家来做的，他们把保险保了以后还要分包给境外的保险公司，但国内很多商业保险公司愿意参加，现在还不允许，我认为现在很多商业保险公司资金偿付能力是有条件参加出口项目的保险的，但目前还不允许。
不允许的话，一个是说中信保可以和外国保险公司来分保，但不能和中国保险公司分保，这是显然制度上有一定的不合理的地方，对中国保险公司也不利，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也不利，无形之中对怎么保费降低也不利。
所以如果能允许中国商业保险公司也能够进入出口类似项目的保险的话，我相信对对这样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营业税，营业税的问题是我们在93年设计我们现行税制的时候已有的问题，当时的问题负面作用影响还不大。
但经过差不多15年以上，营业税的弊端对很多经济影响负面作用越来越有发展的趋势。
其中商品要是出口，可以退增值税，但是我们劳务出口，比如银行把钱贷出去获得利息，或者保险公司提供担保获得保费，劳务性的出口仍然是征税的。
所以这样的制度对我们劳务本身的所谓第三产业发展、劳务出口肯定是不利的限制。
所以如果我们在劳务出口的问题上对营业税也采取和商品出口增值税一样的原则，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刚才我说中国的过剩资源能够和其他国家资源组合起来，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增长，然后所有的参与各方都根据各自提供的资源分享财富，我相信一定有很大好处的。
这四个问题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如果能够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有所推进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资金的利用效率、产能利用效率一定比现在提高，国民财富还会增加。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许老师的发言，他讲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时候，看的是全球经济的大的棋盘，为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开了很好的头。
下面有请第二位演讲嘉宾，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他的题目是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王建：
观察家论坛，我就把我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观察讲讲。
现在我看很多提法，后危机时代，我们不太同意这个提法，因为是后危机是危机过去了，次贷危机过去了，好象不能这么说，我认为是危机的后一段可能比较准确，因为危机没有过去。
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引起这次危机的傍大的有毒金融资产，基本上没有得到处理，这个事情永远过不去。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场危机可以说是一场资本主义新的危机形态，我们看到日本金融泡沫破裂，但当时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
美国不仅企业资产负债表有问题，家庭居民资产负债表也有问题，到现在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基本没有被纠正。
比如美国有1.4万亿商业地产，从07年到现在价格跌了40%，去年为什么有140家美国银行倒闭，主要是中小银行，就是因为这些银行向商业机构发放商业地产。
地产泡沫破了，这些企业就还不了钱了，所以这些银行倒闭了。
到现在处理了多少呢？
去年到期的商业地产规模大概是4000亿美元，还有1万亿美元没有得到处理，这1万亿美元大概是在未来两年到期，这个到期的时候，如果商业地产价格回升不了怎么办。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美国去年有280万家庭房子被收走了，去年年底美国失业率已经上到10%，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失业大军，收入或者减少了或者只拿政府救济，他们的房贷就还不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什么时候能获得纠正呢？
那就是大大的问号。
现在美国只是把危机向后推，比如把衍生金融合约冻结起来，比如用改变会计准则的办法把烂资产掩盖起来，但总有曝光的一天，曝光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最近我看了穆迪公司的一个报告，他说美国企业破产高潮就是2010年底出现，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大量商业贷款估计是还不了的，一大批企业要倒闭。
如果说这场危机没有过去，我们下面的一个结论是世界经济必然有二次探底，我在很多报纸上反复讲这个观点。
危机绝没有过去，去年能回升是因为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这些临时措施到2011年以后要到期、重新被提出来，那些有毒资产该清偿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场新的金融危机。
在2011年露头，在2012、2013年达到顶风，曝光。
所以第二次冲击的规模恐怕比上一次危机来的还要猛烈、规模还要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说一波过去之后的短时间的平静，更大的海啸还在后面。
这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去年中国经济能走出来，主要是用庞大的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来对冲了出口需求的萎缩，这个法子好处就是说在去年保证中国经济在世界当中我们是率先实现了“V”型反转，但毛病就是在一个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会更加导致我们的生产过剩。
这一轮投下去的产能什么时候出来呢？
就是2012年、2013年，差不多十二五中期，这个时期恰恰是我讲的世界经济二次探底，次贷危机形成第二次冲击波。
所以我说，我们在十二五中期，很可能看到内外的冲击，我们的刺激政策不能轻易的推出来，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要找到新的中国内省需求的突破口，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在全球危机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站稳脚跟。
另外我还要讲到，我们看到了外部环境对中国的不利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这场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绝佳机会，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自己一天天好起来。
比如现在讲中国的汽车产量，去年是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前几年美国汽车产量一年是1850万台，人家怎么掉下来了？
比我们少了？
是因为次贷危机让过去买车的人没有能力买了，所以我们上来了。
好多都是这样，比如中国去年IBO超过500亿美元，美国才200多亿美元，我们又超过美国全球第一大的IBO，但我们看看历史记录是多少，好多都是因为这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相对来说，中国经济保持了增长显示出我们的国立盖过他们。
但有一点，实实在在的我们盖过他们的，在0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是我自己计算的，中国自己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是全球第一大。
如果要算工业净产值呢？
我估计在去年我们也是超过了美国，根据我的估算，我们比美国可能大于几千亿美元。
工业总产值超过了世界的大国，这在前面看美国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892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美国在欧洲眼里还是流放罪犯的地方，但美国在那时候工业总产值先超过英国。
所以中国现在也是处在重要的历史拐点时刻，这个历史拐点就是中国第一次超过了工业生产规模上超过了世界第一大国。
在我们看得到的叫2020年的坐标，我觉得2020年坐标还不行，但我相信，2030年，中国GDP肯定要超过美国的。
我们往后十年看，我们今后十年应该朝向是什么目标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走向亚洲，中国现在正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首先走向亚洲。
现在我们跟东盟已经搞了“10+1”一自由贸易区，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是产业链金融贸易更好的向亚洲地区覆盖，逐渐的的奠定中国走向世界的基础，谢谢。
感谢王建老师的演讲，我们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建老师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就是中国参加博弈经济大循环。
接下来我们要请第三位演讲嘉宾，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另一半人口红利。
蔡昉：
谢谢大家，因为我不懂国际经济，所以我谈中国，谈202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实现了我们自己前所未有的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增长都高于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多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改革开放成果，因为第一，很多项重大改革只有一次性效益，比如家庭承包制改革示范效果就是一次性，80年代中期就结束了。
第二说任何改革开放制度变迁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都会通过具体的源泉、具体的引擎真正的释放出来。
因此来说我们还要去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
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结果，其中一个相当多的人同意是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意思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这个人口转变带来了比较好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这个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两条，第一劳动力需求供给，第二高储蓄率。
因此有了这两条促成了经济增长额外的源泉，我们叫做人口红利。
我自己和同事也做过一些分析，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或者具体的说，代理指标是人口抚养比，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多少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这个指标在过去一直是下降的，我们的研究结果就是说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这是我们所说的过去的人口红利。
相当多的人，包括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也预测了，说中国的人口转变再继续，这个继续如果说过去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总量不断增加，比例不断提高的话，那可能未来人口的转变的结果就是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预测的话，大概在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不再下降，就停止下降，从那以后人口抚养比上升。
也就是说未来从2013年以后会不会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115个百分点，这提出了没有我们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情况下，人均抚养比，我们的人均增长速度怎么保持，可持续性来自何种源泉。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理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时期，消耗掉过剩劳动力，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比如用技术替代人工，用资本替代劳动，这不是坏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也不意味着一定会消失经济增长源泉，要看新的增长源泉。
除此之外我写过一些文章，说我们有两种人口红利，或者我们分别叫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现象，就是说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多，导致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
这部分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我们还会产生，如果治理允许的话，还会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继续利用人口转变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
比如说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有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储蓄率。
如果我们有好的健康的保障，有好的教育水平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把劳动年龄、退休年龄往后推延，继续保持劳动力充足。
何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改进等等有很多潜力挖掘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这是指人口转变到特定阶段仍然可以有人口红利。
但我今天想说，既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第一次人口红利其实我们也只用了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还应该有一半的潜力可供我们挖掘。
我们知道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我们直接看到就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形成了中国的民工潮，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
这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推进，这是来自于劳动力的流动和他们流动的越来越稳定、持久、固定化。
这些东西都为我们创造了是具体的人口红利的表现，他们收入增长之后，他们消费的扩大、他们进城以后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的增加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加等等各方面因素，这是具体的人口红利如何实现的。
我们也知道，中国城市化在过去30年里，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2%，不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而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每年是3.2%，过去20年里是每年29%，过去10年又是3.2%，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速度呢？
我们比较一下，说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经验，把世界所有国家、年份的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列出来的话，在中国现在大概有45%的城市化率阶段上。
我们按世界标准说，我们年平均城市化率增长速度应该是0.8%到1.6%，也就是说过去是超常规的城市化速度，这个速度我们未来不一定能保持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城市不增加了，今天能增加是因为农村劳动年龄不断补充，到了2015年前后，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也不再增加，城市化的速度不会发展那么快，但城市化仍然有潜力，即使不能保证3%、2%的增长速度，即使不是1%的增长速度，我们仍然也有城市化潜力。
因为到目前为止46%城市化率是用统计上的常住人口达到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进城工作超过6个月就记录下来。
如果真正城市化率是46%，那和非农人口化率比较，只有33%，也就是说中间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
如果把33%真正变成46%的话，我们城市化速度可以实现城市化真正的要求。
为什么？
农民工尽管进城了、常住了，如果他没有成为市民，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贡献几乎为零，他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的需求的贡献也非常小，被大大低估，他转变生活方式，消费拉动成本也没有发挥出来，对劳动力素质贡献也没有发挥出来。
因此另一半人口红利在哪呢？
在于把进城的农民工和没有进城的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化，当他作为劳动力作为城里打工，转变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做贡献，这两者之间至少有相当大的潜力是可以开发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因此这是我说的另一半的人口红利，何况我们相信，不可能未来是零的城市化率，我们仍然会继续增长。
除此之外，深度城市化，把农民工变成市民的人口红利的挖掘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我们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等，都可以开发现行的人口红利，继续开发，仍然是属于一半的人口红利的部分。
那一半即使开发完了，我们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那是需要另一些制度安排可以获得的。
因此我们说，至少在2020年以前，我们仍然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之后也许还有机会。
感谢蔡昉先生的演讲，尽管他讲的是中国国内的人口红利问题，但是他讲这个问题对我们来描绘2020年中国经济的坐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好是金融危机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拉动中国经济基本有两个列车，一个是城市化的列车，一个是全球化的列车，我们看到这个全球化列车晚点了。
他给我们讲的这些观点是真的我们深思的，我希望可以吸引我们改革，能让我们更好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先生，他的题目是2010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张宇燕：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论坛，只有十分钟时间，我就和题目，叫2020中国坐标，谈一点看法。
主持人说我讲讲2010年中国的全球经济形势面临的不确定因素。
刚才我听几位发言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就稍微做一点调整，围绕这个主题，全球化几个关键次，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2020，还有一个中国坐标。
什么叫全球化，刚才何帆讲了全球化列车晚点了，什么是全球化，这个概念一旦提出来，让我们马上回答还不是很容易，尽管我们天天在谈全球化。
有一位记者写到，什么是全球化呢？
全球化就是一位英国的王妃和埃及男友乘坐一辆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旧的车，被一群骑着日本的摩托车用的药是的意大利人追踪。
说这就叫全球化，用戴安娜事件说出了全球化的特征，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各国相互依存度迅速提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觉得这个概述非常妙，当然可以具体谈贸易、金融等。
那么金融、资本流动、劳动力、技术扩散，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全球化，使得我们大家梆在一起，相互依存。
2009年，这年将被历史铭记，因为是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一次负增长，根据各方面预测，大约是-1%的增长速度，这是二战以后从来没有出现的。
这个事情使得人类开始反思，全球化的列车晚点或者放慢了速度，为什么放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第二个主题词，2020年，我想我们是站在2010年的时间点上讨论未来十年的发展，未来十年发展是从今天开始的，今天是什么世界呢？
我想仍然是全球化世界，尽管它晚点，尽管它有时候会停下来，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度不断的上升，这一点我想这个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说到经济复苏，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基本上同意各位发言人的判断，特别是王建教授的判断，就是对后危机时代的提法，他有一些疑虑，我也有一些疑虑，我们到今天是否走出了危机，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仔细讲，大概至少有八个不确定性因素。
第一个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金融体系本身仍然是非常脆弱的。
第二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复苏迹象，但很难判断整个世界进入了复苏阶段，我们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贸易在复苏，08年的时候全球出口是16万亿美元，09年降到12万亿美元，即使现在看到贸易增长，是在由16万亿降到12万亿这个水平上的增长，所以不能过于乐观。
投资，2007年最高1.9万亿美元，跌到去年1.2万亿美元以下，所以国际投资即使是复苏，你可以看到反弹势头很猛，但有它的问题。
再有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这是非常让人不安的指标，尽管是滞后指标，但10%左右的美国、欧洲失业率，而且失业率不仅仅是高，而且美国战后第一次出现什么呢？
出现一以上的失业人口，归纳为持久性失业，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这也是给经济长期的复苏投下了阴影。
再有是消费，我们知道走出经济衰退，说到底还是要投资，投资在发达国家消费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消费现在增长速度缓慢，也和整个储蓄率的增长有关，消费也是一个问题，包括产能过剩也是一样。
中国有产能过剩问题，发达国家，美国资本生产能力的使用率现在是71%，欧盟是70.7%，都是70%上下的水平，这是历史上高点83%甚至85%有相当大的差距。
再有不确定性因素，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目的看已经到了劲头，利率不可能降到负的，财政赤字也是规模巨大，以至于欧洲一些国家财政资信被降级，引起整个世界的反映。
像希腊财政政府的信用被降级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都跟着波动。
而希腊GDP只占整个欧盟GDP的2%多，量很小，一出事世界马上跟着变动。
最后一个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这个事情争议非常大，也有人提出来，气象学家预测十天以后的问度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成功的，问他们自己十天以后的天气多少度他很难说，但他们预测100年以后的气候非常准，争议很大。
不管怎样，气候本身，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成为重大的国际的议题，减排、绿色能源等等，这些产业是否将来能够成为带动人类走出这次经济衰退的主导产业，我们还没有太大把握，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走出来，但不确定性还是摆在这。
第三个关健词中国坐标，谈到中国坐标最少有两维，一个是横轴、一个是纵轴，既然谈到中国坐标又是未来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综合国力，一个是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用这两个坐标测量出中国在未来十年大致的位置。
因为时间关系我最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中国综合国力在未来十年我认为比较乐观的。
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我想是这样，总的判断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未来十年主要表现在中国在国际议题上的发言权，特别是否决权越来越大，否决的领域、范围也越来越大。
这个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很多事情要解决必须把中国找来，中国如果不参与这个事情办不成，所以未来十年看中国坐标的话，就是否决权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广。
与此同时，中国行使否决权的成本也在提高，你可以不合作，但一旦不合作，整个世界可能对你另眼看待，你的形象等等一系列都要受到影响。
所以一方面中国作用越来越大，否决权越来越广，另一方面成本也越来越高。
当然这里谈到坐标也得谈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我大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过后，世界总体上经济政治格局，仍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制，还是要回去，回到原来的危机前的体制，但重大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否决权加大，回到那里也不是简单的回去，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回去之后中国的作用会体现出来。
至于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增长速度也会很快，但这里我引用一句扎卡利亚（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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