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治从留学英国到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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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程序复杂吗？
包括您是怎样出去的？
徐利治（以下简称“徐”）：
通常是教育机构中的人员可以申请。
申请程序并不是很复杂，而且没有笔试，只要参加面试与专家的推荐。
我那年一共批准了12个人，名额没有满。
当我知道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的时候，天津与北平都解放了，北平已经进入军管时期。
后来北京市军管会领导经过研究，同意我到英国学习，但要求不要暴露我的地下党员身份。
这样在1949年的7月底我就出去了。
访：
推荐您的专家是谁？
徐：
推荐我的一位是正在北平的许宝騄先生，另一位是正在南京的陈省身先生。
许宝騄先生是主要推荐人。
我本打算请华罗庚先生推荐，但由于他在美国，没能给我推荐。
此外，还需要有一份关于英语水平的推荐书。
我找了清华外语系的老主任陈福田先生帮忙。
他在我的英文水平推荐书上签了字。
实际上，我的英文并不行。
不过这就算过关了。
您还记得许宝騄先生写的推荐书的内容吗？
由于我此前曾将在美国发表的论文送给许宝騄先生，他大致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与我的研究能力。
他的推荐书很简短，其中有说我具有研究能力，很热诚等词句。
那时清华还有其他人申请到这种奖学金吗？
有。
当时在清华同我一起申请到这种奖学金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叫王传纶，是法学院经济学系陈岱孙先生的研究生，比我高两班；
另外一个是从燕大转到清华做讲师的李有义。
李有义是研究西藏问题专家。
他没有去成。
因为北平被军管以后，需要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就留他任军事参谋。
我1949年7月从北平出发，王传纶从上海出发。
我们在香港见面。
当时的12个人中，学习数学专业的只有我一个。
到了英国后，新中国便成立了。
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与美国不同，比较实际。
它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进行贸易的大市场。
它同印度最先承认了中国。
因而我们到英国后还受欢迎。
在英国学习后，我们这批人中的大多数都回来了。
1.2在阿伯丁大学
您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后，是先到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ofAberdeen）学习。
您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
到哪一所大学主要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按照个人的研究方向所指定的。
申请出去的时候，我填了关于自己所做的研究的信息。
英国文化委员会将我们的材料收集齐以后，还请一些专家审查，时间大概是两个月。
因为我早期在美国《杜克数学杂志》与《美国数学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多维的拉普拉斯的渐近积分公式的推广》[]与《一族双重积分的估计法》[]是关于多维渐近积分研究的。
研究一元到多元的情况是我最早，后来我的成果还常被国外学者引用。
那时阿伯丁大学的莱特教授在整函数渐近展开方面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且对于多维渐近积分颇有研究。
因而，我与他所从事的研究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英国文化委员会就针对性地推荐我到阿伯丁大学随莱特教授学习。
您去阿伯丁大学之前，对它的情况了解吗？
到阿伯丁大学之后的情况又如何？
对阿伯丁大学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我知道许宝騄先生是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就去向他咨询。
但他对这所大学的情况也不熟悉。
到阿伯丁大学以后，我发现这所大学并不大，但它已经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
这所大学由马里夏尔学院（MarshallCollege）与国王学院（King’sCollege）组成。
我在国王学院学习。
您还记得见到莱特教授时的情景吗？
我见到莱特教授后，送给他我以前发表的论文。
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
他是这个学院的院长，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
他和哈代（GodferyHaroldHardy,1877—1947）合写过一本数论方面的著作《数论导引》[]。
这本书是这个领域很好的教科书。
国内有中译本。
搞数论的人基本上都知道这本书。
您有没有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学位的计划？
阿伯丁大学没有正规的研究生院，不过一些名教授也带研究生。
我本人并没有攻读学位的计划，而莱特教授希望我直接攻读科学博士学位（Sc.D）。
获得这个学位一般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我想英国文化委员会只给我一年的奖学金。
若给第二年的话，属于延长。
根据其章程，不太可能给第三年的奖学金。
况且我不但有老母亲，而且也结婚了。
那时莱特教授也跟我讲过，英国科学界重视研究成果的程度高于学位。
因此我就更不愿意再攻读学位了。
阿伯丁大学的学术氛围如何？
我感觉这所大学的学术氛围不浓厚，通常连进行学术讨论的人都没有。
我原本还打算听一些研究生的课程，但没有人正式给研究生开课。
学校正式开设的课程，都是针对大学生的。
虽然有一些讨论班，但是不正规，也不定期，有可能两、三周举行一次。
而且图书设备有限，名家甚少。
不过，在我学习的一年中，阿伯丁大学也邀请了两位名家演讲。
一个是弗雷歇（MauriceRené
Fré
chet,1878—1973），一个是怀特海（J.H.C.Whitehead）。
弗雷歇是法国人，是泛函分析的奠基人之一。
怀特海是英国人，是张素诚的博士导师，对拓扑学有贡献。
1.3转入剑桥
后来您为什么转到剑桥学习？
您对剑桥的印象如何？
在阿伯丁大学将近一年期满的时候，我就想到别的地方再学习，于是就选择了剑桥。
后来英国文化委员会同意了我的申请。
莱特教授有些失望。
剑桥比较正规，有十九个学院。
我去的是麦达伦学院（MagdaleneCollege）。
所谓的学院是生活单位，并非学术单位。
学术性的活动主要是全校性的讨论班。
讨论班的门类很多。
因为每一个重要学者都组织讨论班，有的教授也组织讨论班。
我在剑桥的导师是积分方程、泛函分析专家斯米吉斯。
剑桥的学术氛围是否比阿伯丁大学好多了？
的确这样。
剑桥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几乎每周都有学术报告，而且基本上都是请名人作学术讲演。
记得那时做过数学方面报告的有罗谷辛斯基（WernerRogosinski，1894—？
）。
他是波兰人，为研究傅立叶分析的名家。
我在联大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
我到英国时，华罗庚先生在美国。
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建议我跟他学习。
但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在阿伯丁大学。
另一个在剑桥作过讲演的是奈望林纳（RolfHermanNevanlinna，1895—1980）。
他是瑞典人，为半纯函数与亚纯函数理论的奠基人。
后来国际数学界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奖。
还有一个作过讲演的是维纳（NorbertWiener，1894—1964）。
他于1935至1936年间曾到清华访问，是控制论的创始人，是广义陶贝尔分析的奠基人。
我感觉他们的讲演对于扩大眼界很有益处。
您的导师斯米吉斯主持讨论班吗？
主持。
我曾参加过他主持的讨论班。
斯米吉斯并不是一个教授，而是一个Reader（高级讲师）。
他的名气与上述讲演人是无法相比的。
不过，因为他在剑桥的为人与人缘非常好，大家都很尊敬他。
2回到清华与院系调整
您是1945年在联大毕业后留任清华数学系助教的，1948年被破格提升为教员，而通常在清华由助教晋升为教员需要5至7年的时间。
1951年您从剑桥回到清华后即被聘为副教授。
您从教员提升为副教授时值新中国成立最初，这是否也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一定的关联？
应该有。
我于1951年9月初回到清华。
在离开英国的前一个月，我已经收到清华数学系主任段学复先生寄给我的聘书。
当时清华规定，凡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学者，无论获得博士学位与否，都可被聘请为副教授。
北大亦是如此。
我想这是新中国成立最初，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务实的一个侧面。
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中国大学教育变革中的一件大事。
在调整中，北大数学系与清华数学系及燕大数学系合组为北大数学力学系。
随之，清华数学系的大部分教师都调入北大。
丁石孙先生说，当时清华一些教授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有的教授还为此专门写过报告，但没有成功。
您能否谈谈院系调整的背景？
我1951年回来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做了一个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
许多大学的教授与副教授都去了。
我与清华的其他一些教师也去听了这个报告。
周总理讲了四个半到五个小时。
因为大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听了报告以后很高兴。
同年冬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便开始搞了起来。
清华的中老年教师都要检查思想，做自我检讨。
在我看来，这场运动搞得是有些偏左的。
比如，华罗庚先生的几次检查都通不过。
这使得他很不高兴，甚至闹情绪，以致连饭都吃不下。
由于我曾到英国留学，说我个人主义。
这都是上纲上线的，都被批判了的。
我们都要做自我检讨。
检讨之后，大家通过，才算了事。
后来怎么样？
1952年暑假前开始搞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中央的政策。
中央认为苏联的教育制度是先进的。
中国的旧大学是从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来的，受欧美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严重，有些东西，如教育体制，非改不可。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许多方面确实是非常先进的。
中央政府有全盘向苏联学习的决心。
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先生对此大力支持。
教育部的另一位副部长钱俊瑞，还做过一个院系调整的动员报告。
地点就在后来教育部的所在地大木仓胡同。
我与清华的一些教师也到那里听了这场报告。
他讲，向苏联学习，不要问哪个好，哪个坏，要全部照搬，只要是苏联做的，就不要对其进行分析评论，把它们先搬过来再说。
在这种主导思想之下，大家有意见也不好说了，只好保留。
院系调整就是仿照苏联的教育体制的产物。
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进一步培养专业人才，把许多大学的专业变得非常专业化，甚至成立电机工程学院、汽车学院等各种具体的学院，来为苏联的建设服务，以培养高效率的专业人才。
我们国家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的指导方针直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极力倡导综合性大学要与理工科大学分家。
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之下，北大保留了其综合性大学的性质，而清华则变成了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因此，清华数学系被撤消，主要教师都被并到北大，老教师中只留下了赵访熊教授，在清华搞个数学教研组。
3到东北人大数学系
3.1报名
当时您到北大报到了吗？
1952年秋天我已经到北大报到。
北大数学系还召开了欢迎会，来欢迎我们这些老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与副教授。
后来您为什么放弃北大的优越教学条件，而选择到东北人大去创建一个数学系？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的以培养党政干部、行政干部为主的东北行政学院要变为东北人大，需要北大与清华等国内重点大学支援。
因为我们这些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大部分教师都抱有拥护党与为人民服务的热诚，而且虽然东北相对于北京来说算是边远，但它是工业重心、且便于向苏联学习数学的前沿（东北靠近苏联），与其他边远地区相比是一个好地方，所以我与原清华数学系的许多教师都积极报名。
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看到这个名单后，直接点名要我和王湘浩等到东北支援东北人大。
那时我也年轻，才32岁。
我想何不到那里好好地开拓一个新天地呢！
当时是自愿报名吗？
是自愿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做事的风格是，即使是动员你做事的时候，也首先让你自愿报名。
如果组织的期望与个人的行动一致的话，那自然是最好的。
3.2筹设之初
北大数学系与清华数学系去东北人大创建数学系的一共有几个人？
五个人。
北大的有王湘浩、谢邦杰，清华的有我、江泽坚、孙恩厚。
我们五个人到那以后便成为骨干。
筹设之初，除了您们之外，有无其他教师？
除了我们五名骨干教师之外，东北人大还给我们配备了由东北师范大学及其他大学等报名到东北的九名教师。
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连中学数学教师的水平都没有。
有些程度好一些，但也不能胜任大学数学系一年级的课程。
这些教师中，还包括两名教过大学工科微积分的老先生。
那时东北人大数学系共14个人。
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这五名从北京去的教师。
王湘浩担任数学系主任，我任数学系副主任兼数学分析教研组主任。
后来我太忙了，只任系副主任。
数学分析教研组主任改由江泽坚担任。
筹设之初的学生来源如何？
到了东北人大以后，我们便接收了东北工学院数学系两个班的学生。
东北工学院的数学系在刚解放的时候就成立了，并邀请申又枨先生任系主任。
院系调整后，东北工学院本着数学系应该交给综合性大学来办的思想，将数学系已有的一、二年级两个班的学生转到东北人大数学系。
开课后，原东北工学院数学系一、二年级的学生分别升入二、三年级。
同时，我们在长春还招收了一年级的新生。
这样在东北人大数学系创建之初，就有了一、二、三年级的学生。
3.3规划
访：
东北人大数学系成立后，作为系副主任，您的办学思想对于该系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您最初是想将这个数学系建设成什么样子？
徐：
在学习苏联数学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吸纳联大数学系之办学经验，将这个数学系办成一所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国内重要的高等数学教育机构。
联大数学系的办学思想具有浓重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
不但鼓励学生的自由发展，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提倡学生的独立钻研与自我奋斗的精神价值，而且鼓励教师及学生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
而这些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是矛盾的。
那时国家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下培养学生的方针，向苏联学习，照搬苏联，强调开展教研室活动和教师备课等。
这些观点、思想与联大等旧式大学的那一套不同。
我们在创建东北人大数学系的时候，对于这些并不十分赞成。
这种矛盾在当时的东北人大数学系有无表现？
这主要表现在我和江泽坚同王湘浩之间关于大学是否应该搞科研的问题的争论上。
我们到东北人大之前，由于已经受到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有些偏左。
这点在王湘浩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王湘浩一再表示，要为人民服务，要认真搞教学，不要搞科研，搞科研是个人主义。
其实，王湘浩自己的研究能力很好。
他在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格伦瓦尔德（Grunwald）定理》，补充了格伦瓦尔德定理的条件。
由于他的贡献，国际数学界将其改进后的定理命名为“格伦瓦尔德-王”定理。
但我与江泽坚均认为一定要做科学研究工作。
后来有无引发更加激烈的争论？
没有。
东北人大数学系刚刚草创，课程、教材，以及学生管理等诸多方面均须从头准备与计划，需要在培养学生方面花费大量时间。
而且毕竟我们都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在具体行为上还是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来适应当时的环境。
因而虽然在思想上与王湘浩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我们在行动上还是一致的。
换言之，您与江泽坚做了让步。
不过，两年后情况有所变化。
那是1954年的时候，教育部开始规定大学本科生必须撰写毕业论文，有创见的还要发表。
这样一来，王湘浩接受了我和江泽坚的意见。
于是我们开始兴办数学资料室，补充数学图书、杂志。
因为这些是进行数学研究与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不可或缺的资源。
其实，在我们到东北人大的时候，教育部的曾昭抡副部长说，既然清华已经成为多科性的工科大学，不再做数学研究了，应该将数学图书、杂志支援给新办的东北人大数学系。
周培源先生也同意教育部的观点。
那时钱伟长先生在清华任副校长，负责图书管理工作，并不同意教育部的决定。
他认为清华虽然变成多科性的工科大学，但也要搞数学研究，不能放走数学图书杂志。
我曾两次到清华交涉此事，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只好自力更生。
那时教育部给我们拨了一笔钱。
我们就用这笔钱来抓紧购买急需的图书杂志。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通过国外的渠道在欧洲的旧书市场买到一套德国著名的数学杂志Annalen。
我们知道，除了图书、杂志之外，师资与课程及教材建设对于一个教育机构的发展亦不容忽视。
东北人大数学系在这些方面有无具体的规划？
很难讲到具体的规划，但在这些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不妨先谈谈师资建设。
我们注意培养与引进师资。
上文提到，我们到东北人大时，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九名教师，但他们的整体水平不高，而数学系除了为本系学生开课以外，还要为物理系与化学系等开设公共数学课程。
我们这五名骨干教师根本不能应付这么多的数学课程。
因此，我们赶快培养青年师资。
那时我们强调老教师带年轻助教的做法。
我同王湘浩和江泽坚每个人都带一、二个年轻助教，指导他们读一些书，并做定期（一、二个月）检查。
但没有解决基本问题。
东北人大数学系师资力量明显加强是在1954年留下数学系的第一届的优秀毕业生李荣华、伍卓群等人以后。
我们不但送他们到北大进修，而且随着对科学研究的提倡，鼓励他们也进行数学研究。
这样他们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不久便成为骨干教师。
东北人大数学系成立后，我们建立了泛函分析、代数、计算数学，以及拓扑学等专业。
我负责计算数学专业，主要搞函数逼近论。
江泽坚负责泛函分析，王湘浩负责代数。
在拓扑学方面力量很弱，我们引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数学所”）的孙以丰。
当时孙以丰的一个舅舅（或叔父）在台湾，数学所总是让他检讨思想，要求他交代与台湾亲属的关系，因而他在那里很不得志。
他对我们讲，在关肇直领导之下，大约开了他将近100次会。
但他无论如何也交待不出来，要他证明“有关系”这个命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若让他证明“没有关系”，则更加困难。
因而他对关肇直很有意见，表示坚决要离开数学所。
我听说这件事后，就和王湘浩商量是否将孙以丰挖过来。
王湘浩表示同意。
但数学所要求我们为他们输送一名优秀毕业生。
当时东北人大数学系有一名学生叫董韫美，成绩很好。
他的毕业论文是跟我做的。
我们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将他分配到数学所。
后来董韫美被选为计算机科学方向的学部委员。
孙以丰到了东北人大数学系之后培养了一些拓扑学方面的人才。
一个叫干丹岩，后来到了浙江大学。
另一个比他低几班，叫何伯和。
在课程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我们在课程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的最初目的是将一些课开出来。
当时国内培养人才的模式是向苏联学习的。
我们掌握了翻译为中文的苏联培养数学人才的要求、提纲等的复印材料。
例如，培养目标是数学家，课程是什么，等等。
其中有许多课程，如，测度论、勒贝格积分论，泛函分析等都是我们在旧大学没学过的。
不过，我们这些人的基础还是可以的。
我与江泽坚、王湘浩等主要骨干教师就现学、现教，很快就把一些基础课开出来了。
而且还把大学一、二年级的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函数论等，以及一些选修课程担任起来。
当时，江泽坚还开设了“希尔伯特空间理论”课程。
因为巴拿赫空间与希尔伯特空间互相联系，我就配合他讲授“巴拿赫空间引论”。
之所以开这些课，一方面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许宝騄先生的影响。
您到东北人大数学系后，“只要每次到北京出差或开会时，也总要去看望许先生并且往往能长谈一二小时。
”[]想必许先生的谈话对您产生了影响？
对。
许宝騄先生是我在联大时期的老师。
许先生跟我谈到，大学毕业生如果不知道哈代的贡献，不算作有损失，若不知道希尔伯特的工作，则就有损失了。
意思就是说，如希尔伯特空间这样重要的数学知识，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是非学不可的。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
回到东北人大后，我就和王湘浩、江泽坚谈许先生的观点。
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很正确。
于是我们赶紧把它开出来，尽管以前没有学过这门课程。
这样我们就一边学，一边教。
通过教，不但学到了知识，也为我们进行数学研究积累了本钱。
因而我对于“教学相长”深有体会。
那在教材方面呢？
在东北人大数学系建系之初，由于“照搬苏联”之风严重，我们在教学上都是用已经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书。
1953年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记得1953年的暑假，我与王湘浩到青岛开会。
听说教育部的副部长曾昭抡也在青岛。
王湘浩建议我同他一道去拜访曾昭抡，并向他征询关于“教改”的意见。
曾昭抡对我们讲，向苏联学习不要照搬。
在教材方面，虽然苏联教材有很多优点，但不见得完全适合中国的大学教育，你们要自己编写教材。
回到东北人大数学系以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应该将自己消化了的认为好的教材加以重新编写。
于是我们从此开始进行教材的编写工作。
至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编出了好几部教材，例如，王湘浩与谢邦杰著的《高等代数》（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王柔怀与伍卓群编写的《常微分方程讲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江泽坚编写的《数学分析》（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
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年），以及我自己编写的《数学分析的方法及例题选讲》（商务印书馆，1955年；
以下简称《选讲》）等。
这些后来都成为全国大学通用的数学教材。
《选讲》后来发行到5万册，成为全国的畅销书。
丘成桐说他曾演算过这本书上的题目。
后来吉林大学数学系出过的一套数学分析教材，一直到80年代修订再版了几次。
您能否谈谈东北人大数学系在科研方面的一些具体举措？
在1954年的时候，我提议组织一个数学研究小组。
在得到王湘浩的支持后，我在数学系本科四年级挑选了十余名好学生，并指导他们做一些数学研究课题。
后来这十余名学生毕业后，有八人成为数学博士生导师。
当时，我们还经常搞数学晚会。
在晚会上，讲18、19世纪国外的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思想、贡献、成就，以及数学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
那时，我与王湘浩及其他教师都积极准备报告。
这对于巩固学生专业思想与学习数学的兴趣很起作用。
1956年12月7日的《光明日报》还以《培养青年教师要大胆放手——访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为题，报道了东北人大数学系培养青年教师的两个经验。
一个是让青年教师开课，另一个是帮助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其中第二个经验主要是讲对于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
这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老教师指导下做一些题目较小的数学研究工作。
另一种是要求青年教师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
这首先是由老教师指导这些青年教师，然后再通过他们指导学生。
[]
这相当于老教师在指导两部分学生写毕业论文。
此外，东北人大数学系还设立了数学讨论班，让每个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的进修方向参加一个讨论班。
每个讨论班都有一个老教师负责指导，进行的步骤是先系统地读文献，然后分专题进行研究。
参加数学讨论班的青年教师，必须读完指定的文献，写出书面材料在讨论班里报告、讨论。
当时东北人大支持吗？
当时匡亚明校长是支持的。
而且应该指出，东北人大数学系的科研工作搞得很有起色与匡亚明校长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955年匡亚明到东北人大任校长后创办了《东北人民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
《学报》的自然科学版的第一、二期共刊登了十余篇基本上都有新观点或新结果的数学论文。
那时国内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开始复苏，经过政治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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