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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
1物理
“金克木”的缘由
——铜仁与桐梓的纠结
刘新华
1926年至1935年间，贵州省是周西成创建的桐梓系军阀的天下，但在王家烈统治贵州期间，铜仁人在贵州的军政界颇据要职，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军阀骨干深为不满。
由于铜仁的“铜”是金旁，桐梓的“桐”是木旁，便有了“金克木”一说。
“金克木”的舆论流传开后，桐梓系担心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对铜仁人的不满便向担忧和恐惧升级。
要说起“金克木”的缘由，首先得从桐梓系军阀的形成说起。
桐梓系军阀首领周西成在1912年随新军席正铭围攻兴义军阀和滇军把守的铜仁城时，还仅仅只是一名副目,这是新军最小编制“棚”的副职。
“棚”相当于一个班，每棚正兵四名、副兵八名，正副目各一名。
然而周西成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相当于副班长的副目做起，靠着枪杆起家，最后统治全省，形成了“有官皆桐梓”的独立王国。
1918年春，由桐梓人黄道彬任营长，周西成任营附长的第六团三营，在旅长熊其勋被杀后开进铜仁，归入卢焘的黔军第一混成旅第十团二营。
1920年，黄道彬调任黔军总司令部中校副官，周西成由第1混成旅第10团第2营营附长升为营长。
周西成升营长后，调整内部人事，将其同乡毛光翔任营附长、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分别任第六、七、八连连长，为以后的第25军及桐梓系军阀打下基础。
1922年，周自任旅长。
6月，投奔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石委任周为讨贼军第一路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1923年，周西成升为师长，并在四川涪陵召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军官开会，排定属下4个旅的继承序位为“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才，号用侬，接替病故的刘楷森任旅长）”，以防自己不测后桐梓系在继承上发生内讧。
短短的六年间，周西成的部队在贵州迅速异军突起，1925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9月，其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周兼任军长，独揽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1929年周西成死后，按周生前为预防桐梓系内讧而立下的接班人顺序，由毛光翔任25军军长兼贵州省省主席。
但蒋介石为了分化贵州的军事势力，终于在1932年2月5日让王家烈独揽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王家烈也算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有点像民间传说中的薛仁贵。
王家烈于1893年生于桐梓县新站小水的一个贫寒之家，年轻时，曾靠帮人背运盐巴维生。
王家烈帮人背运盐巴的生涯是众所周知的，为此王家烈还得了一个“盐巴老二”的浑名，用现在的话解释，就是“背盐巴的棒棒”的意思。
同时，王家烈不仅力气大，食量也大，就是当了省长，也还是用大碗装饭，说用小碗你们难得给我添饭，所以我说他有点像民间传说中的薛仁贵。
但是，在《万氏族谱》中记载谱主万淑芬时，却有这样鲜为人知的记载：
“其夫君王家烈，少曾为万家帮运背盐巴。
”想不到当时的待业青年王家烈，竟然曾经是万淑芬家的打工仔。
万淑芬虽然出生在铜仁偏僻的农村小江口板栗园，但万家门前一幅“一门二令尹
三代五公侯”的对联，已足以说明这颇具气派的乡间宅院决非寻常百姓家。
万家的老祖宗姬高，原是周文王的第十五个儿子，因辅佐周武王姬发讨伐商纣有功，封地于毕，以国为姓为“毕”。
毕氏世居毕地，繁衍了十五代后，因在晋国做官毕金于周惠王庚申岁（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帮助晋国灭掉了魏国，晋献公指万水赐姓为“万”，方才以“万”姓和“魏姓”繁衍至今。
万淑芬的祖父万希文，生了万开信和万开桓两个儿子。
万淑芬的伯父万开信，原是铜仁府学的优廩生，曾任湖北按察司正七品的经历和沔阳州正六品的州同。
民国成立后，任贵州临时省议会议员并连任第一届正式省议会议员。
万淑芬的父亲万开桓也曾是国子监的太学生。
万淑芬从小就在这世代书香的家庭中耳濡目染，因而还在做姑娘时，就在小小的铜仁城中颇有名气。
王家烈于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从戎后曾驻防铜仁，在铜仁任连长时，因仰慕万淑芬的芳名，托当地绅士、清末举人翁小南等多次为其作伐，最后终于谈成了婚姻。
当年家中的一个背盐巴的棒棒，竟然成了自己的女婿，这是万开桓始料不及的。
然而，当1926年腊月二十三日万开桓去世后，灵柩由板栗园乡下抬到文笔洞野鸡山万家坟地下葬，因刚刚成为万家女婿的王家烈这时已经升为师长，并驻扎在铜仁，所以，当万开桓的灵柩穿城而过时，铜仁城的文武官员俱来送葬，王家烈的部队还鸣炮致敬，使其后事办得风风光光、“极备哀荣”。
万淑芬不仅仪表清秀，而且自幼攻读经史，能诗能文，善于辞令，虽为女流却爱读兵书，颇有见识。
同王家烈结婚后，常常参与军旅出谋划策，深为王家烈所倚重，所以一直负责王家烈的外交事务。
王家烈虽是25军军长兼贵州省省主席，重大事务却多由万淑芬作主，大权实际掌握在万淑芬手中。
据王家烈回忆：
“由于我治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时人对我的统治，有这样一副讽刺的对联：
‘王（家烈）纲坠地，万（淑芬）恶滔天’。
无论具体事实如何，总是反映出当时政治腐败的一斑。
”
这万淑芬又特重亲情乡情，援引了不少铜仁的亲朋好友出任要职。
“如万稚新（名宗震，字稚新，万开信的三子、万淑芬的堂兄）为省府秘书长，万载之（名宗坤
字载之，万淑芬的大哥）为军部经理处长，万式俊（万淑芬的堂兄万宗泰的长子，字用章）为县长，万式炯为团长（万宗泰的次子，字敬章，即后来的万军长），万式楷（万载之的长子）为营长，万家的人当官的不在少数。
旅长蒋德铭和军部军械处长黄集成也是铜仁人。
这些人以万淑芬为中心，形成铜仁派。
由于铜仁派多占据要津，打破了贵州当时“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的格局，引起了桐梓系的不满，两派产生矛盾，桐梓系的元老黄道彬等，常发出‘金克木’的慨叹”。
黄道彬原为周西成的顶头上司、他的“金克木”的感叹很快便得到了当时桐梓系军阀的普遍认同。
“金克木”在贵州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策动的未遂政变。
更导致了两个月后的一场更大的战争、桐梓系军阀内讧的王家烈与犹国才之间的战争。
末代“贵州王”——王家烈掠影
刘隆民
辛亥革命之后，贵州进入了地方军阀割据时期。
从1911年刘显世登台开始，到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夺去军政两权结束，历经24年。
在这段历史中，兴义系的刘显世、袁祖铭、彭汉章和桐梓系的周西城、毛光翔、王家烈，先后出任贵州军政首脑，叱咤贵州政坛，独霸一方，偏安西南。
虽然1926年贵州当局已宣称拥护国民政府，军队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但实质没有改变，依然拥兵自重，对中央当局采取敷衍的态度，更拒绝中央的势力进入贵州。
可以说，从刘显世到王家烈，这些一时权倾贵州的霸主，都是名符其实的“贵州王”。
其中的王家烈，是贵州最后一个地方军阀，是一个备尝酸辣苦甜的末代“贵州王”。
从桐梓走出来的大个子
王家烈，字绍武，生于1893年，是桐梓县新站小水慈井台人。
其父王大章是秀才，母亲赵氏，兄妹五人。
全家全靠王大章教私塾维生，别无其他收入。
王家烈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只留下几亩薄田，家境极其贫困。
王家烈长相特别，面方嘴大。
他可把捏成拳头的手放进口中，人们都喊他叫“王大岔”。
他也很吃得，三碗不过冈，及至当了省主席以后，他总是交待添饭的人“添满点，免得紧倒添。
”他出生前，因其母梦见一颗星宿落入井中，故得乳名“王海”，又因为行二，因此家乡的人在他晚年时，都亲切地喊他“海二公”。
他的个子也很高大，走到哪里，都有如鹤立鸡群，一看就非等闲之辈，非当官不可。
王家烈的青少年时代是很苦的，也因此使他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桐梓精英。
他先是跟父亲在塾馆读“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父亲去世后，他离家就读于县城西街不要钱的向家义学。
在此，他不仅培育了自己的文化素养，还结识了周西成、毛光翔、江国璠、何知重等“同学少年”。
向家义学的这些莘莘学子，经过金戈铁马的锤炼，后来都成为了贵州政坛的要人。
从向家义学结业以后，据说他还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
为了生存，王家烈只好到松坎去背盐巴，当盐巴老二，找点钱买米糊口。
贵州人吃的盐，从来都靠从四川运到赤水河沿岸，再发至各县。
松坎位于川黔要冲，是一个盐的集散地。
从松坎背100斤盐巴到桐梓县城，可得两块川板大洋。
年轻的王家烈，个子髙，力气大，比别人多背一半，也比别人多得一半钱。
他从小水到松坎背150斤盐巴到县城，绕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往返120里，飞起脚一天跑完，得三块川板银元的“脚力钱”。
沿途要上下石牛栏、闷头箐、祖师观、楚米铺，中间只吃几个从家里带来的苞谷团充饥。
他发迹以后，知晓他这段艰苦历程的人，都饱含况味地说他是“背过盐巴的省主席”。
穷困总是伴着羞辱，王家烈也不例外。
他十九岁时，娶赵家姑娘为妻。
一贫如洗的王家烈，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着当新郎，只好向别人暂借。
这在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但那时在穷人中却并不新鲜。
只是借衣服给王家烈的老板，过分缺德，当王家烈穿着借来的衣服去迎亲时，这位老板却当众逼他还衣服，让王家烈尴尬得无地自容。
不久，他去石场坝赶场，脚下的草鞋鼻子把别人的油箩带翻，油流得满地都是。
因为穷，赔不起人家，被当街吊打。
一个姓何的富人见此，替他赔了油钱，这才了事。
他当省主席以后，为了报答这位姓何的恩人，给了何氏一顶乌纱帽。
但何氏不愿当官，不久就辞官回故里了。
在家乡的各种遭遇，让年轻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不能继续在乡下搓泥巴果果，一定要离乡别井，闯出一条路来，改换门庭，以雪奇耻大辱。
他先到遵义，学着经商，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弄得债台高筑。
此路不通，他又把从父亲那里和向家义学学来的知识当本钱，在龙坑一个姓姚的人家去教私塾。
据说在此期间，他还用锅烟抹了脸，像李逵一样地去抢过人。
此事败露以后，姓姚的东家还打了他一嘴巴，然后扫地出门。
后来他当了省主席，派人来接姚东家去贵阳玩，吓得姚东家赶忙给家里交待后事：
“当年我打过他的嘴巴，此去怕是有去无回，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抬回来葬在祖坟山上。
”谁知到了贵阳，王家烈以德报怨，把他当作上宾款待，还说：
“没有你那一嘴巴，我哪有今天！
”虽是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家烈为人念旧，知恩图报。
种田不行，考科举不行，背盐巴不行，行商不行，教书不行，打家劫舍也不行，走投无路的王家烈，只好做个丘八，吃粮当兵，投军图存。
在他21岁时，也就是1914年，他在遵义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团，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征程。
跟随周西成南征北战
王家烈入伍以后，正值兴义系军阀王文华在军中设模范营，培养军事骨干。
王文华抽调各团小有文化的兵士，到模范营中轮流受训，在提高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之后，分到各团任下级军官。
王家烈读过私塾和义学，有幸被抽调到模范营接受培训。
不久，他又进入了贵州讲武堂。
这些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对他日后由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中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
在他入伍不到两年时即1916年，就在戴戡的率领下参加护国战争。
他所在的部队，在松坎与綦江之间与北洋军恶战。
这场战斗，贫富悬殊很大。
北洋军身穿呢子军服，脚踏皮靴，有点像电影《列宁在1917年》中的沙俄军队。
护国军却衣着寒酸，脚穿草鞋，谈不上军容，有如长征中的红军。
但护国军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正义之师，他们喊着“发洋财”（“洋”指北洋军，“财”指北洋军士兵都有很多“袁大头”）的口号，激战五天五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这是王家烈第一次参战，是他在几十年血雨腥风中横刀立马的开端。
据说他在这初试锋芒在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表现极为勇敢。
护国战争胜利以后，王家烈所在部队，随戴戡入川混战。
他同周西成一道，在成都皇城激战十三昼夜。
戴戡被迫退出皇城自杀身亡后，他与五百黔籍兵勇在周西成的率领下，像叫花子一样地回到贵阳。
不久，所部又奉命进驻正安、铜仁。
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周西成在铜仁办了个特殊的“学习班”，王家烈有幸进入此班学习。
王家烈曾进过“贵州讲武堂”，但此堂只办了一期就换主易名了，待王家烈毕业时，讲武堂已变为“贵州讲武学校”。
周西成在铜仁办的这个班，完全按“贵州讲武堂”的课程讲授，王家烈真正成为了这个不是讲武堂的讲武堂学生。
当然，此时的王家烈，已经不再是普通一兵，而是一连之长了。
王家烈入伍的第二年即1915年，就与周西成在同一个营，周西成是营副，他是排长。
直到周西成殒命镇宁，他都是周西成的一员猛将，并在南征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受命见贺龙，设宴诛二匪，轻取南川县，涪陵刼弹药；
消灭王华裔、板桥杀“二余”，血战凉亭坳、重兵守黔东。
由于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其官阶也升到旅长、“会剿”总指挥。
遗憾的是，他个人在这烽火岁月中的诸多往事，没有记录下来，少有人知晓。
即使在杨隆昌、胡大宇先生的《周西成与桐梓系军政集团史话》这样资料详实的专著中，王家烈这段军旅生活的细节，也只有一些影子。
李祖铭先生在写《黔军史》时同王家烈接触很密，他对我说，王家烈记忆力惊人，他对多年来每次战斗的来龙去脉、人员调配乃至不打眼的山川地名，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来如数家珍，简直是一部桐梓系军阀驰骋疆场的活档案。
李祖铭先生说，如果王家烈有机会用文字把这段军旅生活记录下来，绝对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抖。
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王家烈只留下《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和《回忆我驻湘西和回黔主政后与何键的关系》两篇文章，概述了这段军阀混战的部分历史。
他的《征尘诗抄》，我在读大学时曾有幸拜读，其中虽有相当篇幅再现这段生活，但此诗稿早已遗失。
研究桐梓系军阀的专家，虽写有不少这一时期的文章，但又都着笔在周西成身上。
王家烈的这段军旅生活，只留下模糊的概貌，其战斗身影已湮没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
值得一说的是，在这段金戈铁马的征程中，他在铜仁讨了花容月貌的才女万淑芬为妾。
正是这个内助，帮助他运筹帷幄，从一个方面成就了他的事业。
纵观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他与铜仁的确很有缘分。
他不仅率部三进三出铜仁，还在铜仁受伤挂彩，当上“贵州王”以后，他又不顾桐梓系的传统，重用铜仁精英。
铜仁这个风花雪月之地，既让桐梓系的第三号人物江国璠在此陷入桃花窝，受到惩处，也给王家烈予厚爱，让他一生都有浓厚的锦江“铜”味。
1925年周西成执掌黔政以后，王家烈与毛光翔成了周西成的左右膀。
在此期间，在以下三个方面，突出地显现了王家烈的事迹。
一是他在辅佐周西成王朝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周西成倚重。
由于毛光翔，能力有限，虽然是排序上的第二把手，却是个不太扶得起的太子。
1927年周西成应邀援滇，派毛光翔为总司令，一是报滇军祸黔的仇恨，二是想扶毛光翔去当个“云南王”。
谁知部队到了安顺，就停下来了。
因为毛光翔娶了几位老婆都未生男孩，毛母怕这一去凶多吉少，要他在出征前再娶一妾。
毛居然遵了母命，驻下军来度蜜月。
据说他还像和坤那样，按八卦安床位，请算命先生确定行房时间。
由于毛“受母命纳妾”，贻误了战机，令周西成未能如愿而摇头不已。
为让他扩大视野，周西成派他出国考察，他却借机在广州、香港大饱艳福，一步都未跨出国门，这也让周西成很失望。
也因为这些事，周西成从心里对王家烈更为倚重。
当蒋介石命令贵州协同制裁杨森时，周西成便把前敌总指挥这一重任交给了王家烈。
二是在周、李大战中，英勇奋战。
1928年，在蒋介石的阴谋支持下，李晓炎率兵进攻周西成。
周西成令王家烈率部赴黔东，截堵李晓炎。
李晓炎兵围铜仁老城，王家烈动员民众，坚守铜仁老城28天，使李晓炎的部队尸横遍野，遭到惨败。
李晓炎贼心不死，再攻铜仁，与周西成的部队大战于凉亭坳，四天四夜，枪声不绝，双方死伤数千人。
王家烈也在此战中，打仗不怕死，勇敢无畏，把李晓炎赶出了贵州。
王家烈在此战中因中流弹身负重伤，为周西成王朝献出了他的热血。
三是为保卫桐梓系江山，他以大局为重，支持了桐梓系的承传安排。
李晓炎惨败之后，逃往云南。
后在龙云的支持下，1929年龙云、李晓炎联军进攻周西成。
由于遭副官暗算，周西成死于镇宁鸡公背，命归黄泉。
龙、李联军占领惊惶不安的贵阳，李晓炎终于当上了贵州省主席。
周西成殒命，但部队尚存。
毛光翔和王家烈，分别从黔西和铜仁率领他们的部队赶到遵义，与从贵阳逃出来的桐梓系官员会合，商议对策。
在这个遵义的“流亡政府”中，以熊逸宾为首的人，主张军、政分治，王家烈对此坚决反对，维护了桐梓系军政合一的传统。
同时，为了桐梓系的团结，尽管他实力雄厚，但在这紧要关头，还是以大局为重，拥戴毛光翔独统贵州军政。
他在遵义开了誓师大会，喊着赶走滇军、打倒李晓炎，为主帅复仇的口号，率部反攻贵阳。
王部渡过鸟江，打过沙子哨，到了鸭江寨。
这时，滇军因内乱突然受命撤走，王家烈收复了贵阳。
李晓炎当了十八天省主席后，狼狈逃走。
在王家烈的拥戴下，毛光翔按序接班，当上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王家烈也升为了25军副军长。
王家烈从普通一兵，经过15年的南征北战，当上了副军长，出类拔萃。
有人说他是英雄，这可能有失偏颇，因为他虽然勇武过人，但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信仰。
他也不是枭雄，因为他性格耿直忠厚，不玩弄阴谋诡计。
当然，他也不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因为他凌驾于千军万之上。
应该说，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王家烈。
“四面楚歌中的“贵州王”
毛光翔上台，王家烈内心是不服气的。
他认为毛光翔的实力和功劳，都不及他。
毛光翔对此也很明白，执掌贵州大印以后，也不让王家烈染指军政，把他调离贵阳，去黔东、黔南收拾赖心辉，借此削弱王家烈的实力。
这一切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用对王家烈封官许愿的办法，扩大毛、王矛盾，最后终于导致王家烈于1932年拥兵入筑，逼迫毛光翔交出贵州大印，当上“贵州王”。
吴道安先生说王家烈一上台，便同时娶了孙、梁两个女人，在老东门修建“虎峰别墅”，过起了“贵州王”的生活来。
其实不然，他的这个“贵州王”当得并不轻松。
上台难，执政更难，他将面临的是“末代王朝”的艰难与尴尬。
王家烈此时39岁，接近不惑之年，正是一个人的黄金年代。
可惜他不具备周西成军政双全的优势，在桐梓系中有君临天下的霸气，也没有毛光翔临危接班，一致对外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两个月便可以让贵州安定下来的运气。
从他坐上贵州第一把交椅的那天起，他就成了众矢之的，进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首先是狼烟四起。
毛光翔没有太大的野心，又是一个不太喜欢战争的人，下台以后就准备在赤水享天福，不问世事。
但他的一班旧臣，尤其是犹国材、蒋在珍等人，却不满王家烈拥兵夺权，便鼓动起桐梓系的部分将领，在遵义开了个“讨王会议”，并于王家烈当上“贵州王”半年时，同室操戈，举兵攻下贵阳，把王家烈赶到黔东一带。
虽然由于讨王阵营贻误战机，王家烈卷土重来，反攻得手，重回贵阳，但桐梓系争权夺利、分崩离析的局面已非常突出，这让王家烈极为头痛。
其次是“政不出门”。
王、犹之战虽然平息，但黔军各地的军阀却各自为政。
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蒋在珍占领乌江以北，侯之担雄霸黔北，车鸣翼盘踞黔东，只剩下黔南十几个县是王家烈的势力范围。
他只能在这些地方行使权力，其他各地的官员任免、行政管理都由当地军队主持。
尤其是他们的所有税收均不上缴，致使王家烈的财政入不敷出，连省府官员的薪水都不断拖欠。
第三是左右不是人。
贵州是内陆省份，只有与周边的川、滇、湘、桂等省搞好关系，才不孤立，也才能与外面的世界联系。
鉴此，王家烈派出代表，到川、滇、湘、桂联络，以修好四邻。
他的想法很好，但由于王家烈派出到各省交好的人不适当，致使处处碰壁。
对此，王家烈在解放以后还自责当时用人不当，费了力，别人却不领情。
第四是上下不讨好。
为了运出“特货”（鸦片），换取货币，购买军火，王家烈与广东、广西订了个“粤桂黔三省合作联盟”。
此事被蒋介石侦知，对王家烈联桂反蒋，很气愤。
反之，当王家烈同意宋思一来贵州办中央军校分校时，李宗仁又认为王家烈联蒋反桂，很生气。
王又只好拒绝宋思一来黔办分校，这让蒋介石更加愤怒。
尤其是交通部长王伯群文选要从重庆经遵义来贵州视察交通状况，王家烈怕王文华在遵义出事，为了安全，便电请王文华绕道广西来黔。
当王乘船返回南京时，所携带的毒品被查收，并因此丢了乌纱帽。
王伯群便怪罪王家烈，并在蒋介石处说了许多王家烈的坏话。
从此以后，王家烈就很难接近中央。
在这样一种四面楚歌、上下皆敌的环境中，王家烈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对贵州的建设，既无暇顾及，也没有经济力量。
尤其是他在位期间，大小战斗连年不断，实在不可能静下心来理政。
据吴道安先生说，有政务上的事请示他，他总是站着随便说几句话，以后再也不问，可见他无心于此。
他虽然在1934年4月时，提出了四条整顿庶政的方针，即“缩编军队，以节库帑”；
“整顿团务，以清匪患”；
“澄清吏治，以肃官方”；
“整理交通，以资开发”，但第一、二条都是空话，只在任免官员上，打破了过去只用桐梓人的传统，也能避亲，比如他就认为他的亲哥不宜当官，只写了个条子，让他到各县去玩。
在整理交通上，他下了力气，有所贡献。
一是修建了贵州第一个飞机场即清镇机场。
在此之前，贵阳团坡的跑马场曾当作过飞机场，后巢也有过飞机场，但都不是正式的飞机场。
当时这两个地方，根本不能叫机场，比如在场内立一根木柱，柱顶扯块白布，看白布飘的方向和高低，以此来确定风向和风力。
又如在地上铺上白布，用它来指引飞机降落。
王家烈用了两年时间修建的清镇机场，是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机场标准的。
蒋介石几次来贵阳，飞机都是降落在清镇机场。
同时，他还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修了贵阳团坡机场、都匀机场、榕江机场、独山机场和毕节机场，并开辟了贵阳到重庆的航班，每周两班，当日往返。
在贵州历史上，这是第一条航线。
二是修筑公路780公里。
据桐梓系研究专家杨隆昌、胡大宇两先生统计，王家烈所修的公路包括：
修文到狗场的15公里、定番（惠水）公路50公里、清毕公路213公里、桐崇公路85公里。
这些公路，尽管质量不高，但对改善贵州的交通条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尤其是连接四川的公路，对几年后的抗日战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在公路的养护管理上，出台了新的规定。
在此之前，贵州公路的收费，是往返一次，收大洋一元，很不合理。
王家烈时期颁布了《贵州省公路征收全省长途公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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