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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差别只存在于道德表现,而绝不存在于人格和天赋权利方面。

即便在道德上一部分人类优越于一部分人类,也绝不是以民族、宗教、人种、地域这样的群属概念来笼统区分,而只存在于个体人类的比较。

而今天的宣传,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永恒的“受压迫者”的形象,而且把犹太人想象成一个在智力等方面先天优越于其他人类的特殊人群;

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为“救赎人类”而作出了“特殊牺牲”、肩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优选民,而且把种族成分极其迥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想象成了一个共同民族。

法国思想家罗杰·

格鲁迪(RogerGaraudy)在其《以色列问题》一书中,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三个方面,清楚地论证了:

从来不存在一个犹太民族。

1976年的阿尔巴版等多次重大考古发掘清楚地证明:

被犹太人奉为先民的希伯来人,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迁居迦南地区的游牧民阿拉米人。

而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群构成,由当时“不同种族组成、最为复杂的”游牧部落。

就其语言而非血统来说,阿米尔人就是当时的闪族人,即今天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土生犹太人的共同先民。

希伯来人形成于这一人种成分极其复杂部落的基础之上,而并未曾在游牧民阿米尔人进入迦南之前形成一个特定的民族。

在“出埃及”时期,来自埃及的所谓“希伯来人”,是一个处于反对派地位、由各种族构成的人群集合,是一个受到法老统治歧视的社会阶层,而非某一特定民族。

这一人群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手段渗入迦南的希伯来各部落居民中,逐渐在文化和婚姻上与当地居民完成了融合。

及至公元70年,发生巴库巴(伊拉克)骚乱之后,罗马人驱逐了信奉犹太教的古以色列人。

这些被驱逐的古以色列难民进入迦南地区,游说一些当地居民信仰了犹太教。

“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之少,可以说不值一提,但他们如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虔诚热情地让人们信奉他们的宗教。

”(约瑟夫o里奈赫发表于1919年3月30日的《论坛报》)这样,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他们促使众多的闪族人(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埃及人以及罗马人信奉了统一的犹太教。

再后来,犹太人的传教活动扩大到亚洲、北非、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法国)。

正如图尔迪·

格利格里在其所著的年鉴中所指出的那样:

皈信犹太教的罗马人和高卢人,是犹太人口中的大多数。

同样,1492年之后,在被信奉天主教的皇帝费尔南德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中,也有相当数量是皈信了犹太教的西班牙人。

他们流落到意大利、法国、东方土耳其的艾资米尔地区。

而绝大部分俄国的、波兰的以及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则都来源于哈扎尔人,即俄国南部的塔塔尔人。

这部分犹太人在法国查理大帝时期皈信了犹太教。

在欧洲及其它地区,犹太教的传教活动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信奉犹太教的南部阿拉伯人,曾在公元6世纪曾建立过犹太国家;

在俄国的东南部,公元8至10世纪曾建立过以土耳其人、芬兰乌格尔族人、斯拉夫人为基础的土耳其犹太“哈扎尔”国;

埃塞俄比亚及其周围一些地区的犹太人则纯系土著黑人……从任何一次犹太人的聚会上,都可以看到:

犹太人具有不同种族特点的各种面孔和肤色。

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约瑟夫·

里奈赫从以上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明确结论是:

既然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犹太种族,当然也就没有犹太民族,只有一个犹太教。

来自人种学的结论更加肯定。

法国人类学家马克西姆·

罗德松的研究表明:

“对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证实: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数是阿拉伯化了的原迦南土著居民)的血液中,古希伯来人的血缘成分的比例,比大多数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血液中的比例大得多。

”而托马斯·

克尔纳在其《阿拉伯人》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人类学者认为:

“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东欧犹太人,在血统上与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联系。

除了上述《以色列问题》一书的论证外,新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作者施罗默·

桑德(以色列历史学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揭开了“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理论的成因及其意图:

大多数犹太人的故籍遍及中东和东欧诸国,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发生于一种新杜撰的历史下。

而其背景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

“在现代,为了筹划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须为之准备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们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上存在着关联……是记忆的代言者们的努力工作发明了它。

“记忆的代言者们”是谁?

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

他们虚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这一“漫长叙事”的意图是什么?

罗杰·

格鲁迪和施罗默·

桑德两位作者说得很透彻:

他们捏造族谱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相信:

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子孙;

而这个种族,正是上帝特许给他们迦南领地的主人--他们曾经是这块土地的最早所有者、也是最终的唯一拥有者。

依靠神话般的种族延续性的历史叙事,来实现“返回”“祖先土地”的渴望。

有趣的是,恰恰正是这些“在血统上与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联系”的东欧犹太人,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

恰恰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虚构了“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血统学说,并仰赖这种血统种族的力量,来实现在巴勒斯坦“复国”的大业。

这就是“民族叙事”最有意思的逻辑圆圈。

假如把世界上信仰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上百种民族,说成是具有共同祖先、共同血缘、共同神话和英雄人物的同一个“佛族”或“穆斯林族”,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同样的条件下,“犹太民族”却被严肃地虚构成功了。

无论这种虚构多么一本正经,也无论今天的宣传多么强大,都不可能永久地遮掩历史的真实--曾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相信“犹太人是一个种族”:

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纳粹分子们和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

前者宣传犹太人是一个“通过血液毒害其它民族”的卑劣种族,目的是利用犹太人来转移视线,打败他们的主要敌人--工人的革命运动,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

后者则为了让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相信他们对迦南之地--巴勒斯坦的独享权,建立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以色列。

因此,这两者不仅在目的诉求上相通,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另一个有关犹太人的重要历史常识:

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的密切合作。

今天的以色列国在对华宣传中的常用句式之一是:

“以色列与中国一样,都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如前以色列驻华大使南月明在为《以色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中国和以色列虽有很大的差异,但亦具有共同的特点,两国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

前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接受媒体访谈时说:

“中以关系非常特殊,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来第三个像中国和以色列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

现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与以色列两个国家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这一宣传句式含混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现代以色列国家与古以色列国。

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不同的以色列国,与商周王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可比性可言。

无论商周还是秦汉,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是政权更迭、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基本文化渊源、主体民族构成,还是大致疆域边界……在构成共同国家的全部要素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而今天的以色列国,除了从《旧约》传说中借取一个“以色列国”的名字,以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获得逻辑上的“合法性”之外,在上述的所有方面,都与古代的以色列国之间不存在一致性和连续性。

古以色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问题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复杂。

研究“古以色列国”这个课题,摆在一切非犹太教信徒历史学家面前的资料,屈指可数。

无论考古发掘,还是文字记载,除了圣经《旧约》,提及“以色列”这个名词的史料极其有限。

现有的资料中,“以色列”一词唯一一次出现在记载法老马尔纳卜特凯旋的华表上,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25年。

赞颂胜利的华表上,提到了法老马尔纳卜特攻占了迦南(巴勒斯坦)城市,毁灭了以色列,它的居民也不复存在了。

--仅此而已,再无其它。

此外,188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相反的证据:

在法老阿米诺菲瑟(公元前1375-1358年)的首都塔尔阿马那遗址中,相继发掘出法老与其派驻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的部属之间的通信档案。

这些通信充篇皆是当时迦南城市的兴衰和相互之间的斗争的记述,但却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

根据历史学家所提供的研究结果,结论很清楚:

即使有一个“古以色列国”曾经真实存在于迦南地区,并于公元前1225年之前被灭亡--那只是一个距今超过3200多年的古国。

同时,正如本文上一节所述,而建立这个古代以色列国的民众,与今天源自东欧诸族、罗马、高卢、西班牙、俄国哈扎尔人、甚至埃塞俄比亚黑人的现代犹太人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呢?

再来看犹太教圣经《旧约》中对“以色列”的记载:

大卫是犹太部落的首领,当艾卜沙鲁姆在阿姆民特王子叔毕的鼓动下造反时,他派了一个叫戛特伊塔依的腓力斯人统率他的三分之一军队,经约旦东部前去镇压。

他没有作任何努力就使迦南人犹太化了。

但他建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血统的民众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大卫王国。

大卫的母系祖先罗得是穆阿伯人--因此当他处于困境时,嘱托穆阿伯国王保护他的亲属。

他与一个赫梯妇女结婚,生了后来继承他王位的所罗门。

所罗门不仅保持了国家的多民族性,而且有所发展。

所罗门国王死后,大卫王国分裂为南部的犹太国和北部的以色列。

公元前721年,亚述人入侵以色列;

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占领了犹太国并流放了达官显贵们。

波斯国王居鲁士占领巴比伦时,允许流放者返回犹太国。

但不少人宁愿留在巴比伦也不愿返回犹太国。

从此,希伯来人相继处于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直到公元前2世纪,发生了马卡比人领导的暴动,反抗亚历山大的色路斯德人继承人--“安蒂奥克斯”。

马可卡比人经过20年的奋战,建立了哈斯姆尼王朝,后因内讧而崩溃。

公元前63年,庞贝占领了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在黑洛多特王朝时期变成了一个附庸国,而后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

期间有过两次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都相继失败了。

一次在公元70年,一次在公元132年--此次由巴尔库克赫领导的起义被镇压之后,所罗门建立的圣殿惨遭兵燹。

犹太人从此流落地中海沿岸各地,以色列人的社会在巴勒斯坦不复存在。

此即《旧约》中的“古以色列国”文本。

同时,这也是今天的以色列国用以宣传和教育的国家历史版本。

依据《旧约》,在对外宣传和学校教材中,“古以色列国”与今天的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历史距离,又拉近了1350多年。

但其中的逻辑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

梳理分析《旧约》中的古以色列国历史,大致可以罗列出这样几个历史事件:

1,约书亚时期(公元前13世纪),各部落占领迦南;

2,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

3,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及重返的时期;

4,公元63年和公元135年反抗罗马人的起义。

--但是,除了这几个历史事件之外,迦南地区的其它历史到哪里去了:

从公元前3000年到希伯来人“进入”迦南(6世纪的犹太教神学家们撰写历史时,出于政治需要,把“入侵”改写为“进入”)之间的近2000年;

从公元135年巴尔库克赫领导起义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建立之间的近2000年--在这近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迦南这片土地上竟然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也没有任何人群居住、经营?

显然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对宗教经典和历史的一种暴力拆解和选择性使用。

因为,若不忽略掉迦南(巴勒斯坦)的4000年历史,不把迦南的5000年文明史简化为几个历史事件,就无法论证所谓“犹太民族”的先民希伯来人是迦南地区的第一代居民,就无法证实迦南之地是“犹太民族”的祖先土地,现代以色列国与古以色列国的承续关系无处落脚,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体系遂不攻自破。

但历史脉络是清晰的:

早在公元前2000年(800年之后,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当游牧人部落逐水草而来到迦南地区时,他们就惊讶地发现:

早已定居于此的迦南土著人,已经拥有相当高的文明:

使用铁器,有了拼音文字。

在今天以色列的对外宣传和学校教材中这样写道:

“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被阿拉伯帝国占领,阿拉伯人从此成为该地居民的绝大多数。

”--事实如何?

格鲁迪在《以色列问题》一书中指出:

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人”(ThePalestinians),不单纯是阿拉伯人的后代(阿拉伯人在7世纪进入巴勒斯坦时人数很少),更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迦南土著居民(也包括部分土著犹太人)。

土著居民通过通婚或宗教的方式,选择了使用阿拉伯语。

因此,评估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一历史事件,应当看到:

其中文化因素大于民族因素。

理解这一结论也不困难,只需回顾几个简单的历史事实:

1,直到今天生活在巴勒斯坦、操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贝都因游牧人,早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就已经随第一波游牧部落迁徙浪潮而落居巴勒斯坦;

2,给巴勒斯坦命名“Palestine”(意即“腓力斯人的土地”)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与贝都因人同一时期从爱琴海迁来的“海上民族”腓力斯人(ThePhilistines);

3,阿拉伯帝国的崛起,是在不足百年时间里迅速扩张为一个地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人口总数会有多少,足以遍布于如此广袤的疆域、以至改变了其中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构成?

我们再来看看被忽略掉的后一个2000年--即135年起义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间的2000年期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居民情况:

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之后,高呼着“杀死一个犹太人,净化你的灵魂”的口号把犹太人烧死在犹太教堂里;

1187年,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后,允许犹太人返回圣城;

根据托莱德的犹太人本杰明留下的记载,当他于1170年来到耶路撒冷朝圣时,发现在整个巴勒斯坦仅有1440个犹太人;

1267年,纳胡马尼迪在耶路撒冷只见到了两户犹太人家;

到了1845年,巴勒斯坦总人口为35万人,而犹太人仅为1.2万;

1882年,发端于俄国、绵延至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迫害运动,导致了犹太人涌进巴勒斯坦的又一次潮流;

但直到“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犹太复国主义为其“重返”理论进行了20年的宣传动员之后,也就是犹太人逃离俄国、波兰、罗马尼亚的第一次移民浪潮之后,据美国1922年12月31日所发表的居民统计资料:

在当时的757,000人巴勒斯坦居民中,阿拉伯人为663,000人(其中穆斯林590,000人,基督教徒73,000人),犹太人为83,000人--阿拉伯人口占总人口的88%,犹太人占11%。

从以上资料中可知,在被刻意忽略了的后一个2000年里,巴勒斯坦居民的主体成分构成为:

至少5000年前就生息于此的土著居民迦南人;

为这一地区命名的腓力斯人;

以及继巴比伦、哈斯姆尼、埃及之后占领和统治这一地区的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

--如果要强调“第一居民”的地位、追求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应当是那些有史以来世居于兹的土著居民迦南人最有资格,而不是“希伯来-犹太人”。

以上,就是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渊源,就是现代以色列与古以色列之间的全部关系,也就是宣传中“以色列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国家”这一口头禅的全部历史依据。

但是,这里尚未涉及另一个更为实质的问题:

即犹太教经典《旧约》中上帝呼吁建立的“以色列国”,与现代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们和现代以色列开国元勋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本文下一节将要学习、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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