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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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王朝的第一个君主禹，是黄帝的后裔，原是夏后氏部落的一个酋长。

　　夏后氏是河套地区的戎人部落，后来沿黄河南下，活跃于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

当龙山文化之末的虞舜集团控制中原时期，禹以率众治理洪水有功，被各部落推举为舜的继承人。

可是禹继位之后，即培植自己的儿子启的力量，独断专行，不再顾及氏族内部的民主传统。

禹死之后，启公然杀害了由各部落推选出的禹的接班人伯益，用武力夺取并控制了黄河中游各地的领导地位，从此完全废除了远古社会数千年传统的部落联盟首领"

禅让"

的民主选举制度，开创了王位世袭制的"

家天下"

的局面。

公元前21世纪，夏朝正式以奴隶制的面貌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国的社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奴隶制经济时期。

　　夏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各遗址出土的农具主要是石器，其中石铲、石镰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骨铲、蚌铲和蚌镰等。

木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是日常使用的农业工具。

主要农作物仍然是新石器时代盛产的粟、黍一类和某些栽培的蔬菜瓜果。

　　这时，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称为六畜。

由于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龙山文化兴起的饮酒之风更为普遍，在一般的平民墓葬中，也常见用觚、爵等酒器随葬。

　　在夏代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领域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

不仅手工业已基本上与农业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玉石器制作、骨角器制作、制革乃至木器加工都已出现专业化分工，手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了行业性的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商品交换。

　　各地的制陶业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

陶窑在郑州洛达庙、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等遗址都有发现。

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烧制白灰的窑址。

出土丰富的陶器中，有作炊器的鼎、鬲、折沿深腹罐和侈口圆腹罐等；

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缽、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罐；

酒器则有盉、觚、爵等。

　　青铜器冶铸技术是一门新兴的专业技术。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有爵、铃、戈、镞、戚、刀、锛、凿、锥、鱼钩等等，尚未出现较大的青铜容器。

虽然产品还不多，形制也很简单，但已确切表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充分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陶范、坩锅和铜渣，东下冯遗址则出土了铸铜器的石范。

当时的铜爵胎壁较薄，表面较粗，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中国早期铜器比较简单粗糙的特点。

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相对复杂一些。

这些情况表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

　　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各遗址出土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钺和一些小型装饰品，其中主要是墓葬中的随葬品。

　　二里头发现的一件柄形玉装饰品，上面雕刻着上、中、下三组规整的兽面纹，其间饰有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纹样与后来在青铜器上常见的一致，工艺水平很高。

还有一件兽面铜牌，上面用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颇具艺术价值。

　　陶寺和东下冯分别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石磬，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带有明显的原始性，但这种石磬的出现，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制作骨角器，已经成为夏代一项单独的手工业。

二里头遗址发现一批切割的骨料、半成品，还有制作精良的簪、锥、凿、铲、针、匕、镞、鱼叉等骨角器，同时发现了磨制骨角器的工具砺石等。

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刻花骨器。

　　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骨、角、蚌为原料制成的人们喜爱的装饰品。

　　夏代的木器制作技术空前发达，木器工业成为手工业部门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

在著名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遗址陶寺，从规模宏大的墓地中发掘出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其中数十件木制家具、盛食器皿和为生产工具、兵器安装的柄、杆非常引人瞩目，不少木器表面有绘画的彩色图案，十分精美艳丽。

这批木器包括案、斗、俎、匣、仓和觚、杯、盘、豆等，彩绘木案都旋转墓主人的棺前，案上摆放着斝、觚、杯等器皿。

有几件大小不一的鼍鼓，用黄、白、黑、兰诸色描绘出美丽的图案，鼓面是用鳄鱼皮蒙制的。

这批鼍鼓与大型石馨共出，反映了奴隶制王朝初期的贵族礼仪，并与古代宗教有密切关系。

类似的鼍鼓，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也有发现，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寺遗址的鼍鼓，为探索中原地区与泰山周围奴隶制国家的交往提供了重要资料。

（2）夏代经济的特点

　　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经济相比，夏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①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手工业内部出现了明确的行业分工和专业技术分工。

在此基础上，手工业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商品，并为私人所占有；

②铜器已在黄河流域普遍发现，但尚处于只能制作小件器物的工艺水平上，局部地区出现了合范技术；

③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已逐步总结出适应农业经济的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从而指导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夏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比新石器时期更快，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①在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多次洪水泛滥成灾，禹在各部落的推戴下，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

尽力乎沟洫"

，变水害为水利。

在夏代，由禹、启所代表的王室统一部署水利灌溉工程，使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幅度地增长；

　　②由于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夏人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为后人广为传颂的《夏时》、《夏小正》等历法，以当时可能具有的季节气候和其它物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③夏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

　　不仅由于奴隶的密集型劳动使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造，而且集中了各地的先进手工业技术，改进了传统工具的质量，出现了一些更有效的新式农具，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④在一定范围内，新兴的奴隶主贵族统一管理的集权政治，使原来分散在各个部落的富有生产经验的人有了集中交流农业先进技术的条件。

各地原始部落所独创的先进经验在夏王朝统治的疆域内得以迅速推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夏朝的经济发展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地飞跃，黄河流域在中华大地率先进入了古代文明社会，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都市和九州行政区划，水陆交通更为便利，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从而转变成用于交换的商品，出现了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2.商代的经济状况

　　夏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逐渐强盛起来，迅速向黄河中游及环渤海湾地区扩展其势力。

商族本来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远祖叫契，据传说是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的后裔。

契协助夏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地。

　　后来契的孙子相土又为夏王朝建功立业，同时发展了商族的经济与文化。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商从夏朝的属国变为夏朝的强大对手，终于在公元前17世纪时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地域更为辽阔的商朝。

商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汤，在消灭了以夏桀为首的夏代奴隶主贵族集团之后，又屡伐周围的一些小国，平定海内，建都于河南省黄河南岸的重要城市毫。

　　商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且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兴旺，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商代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甲骨文、青铜器和城市，构成了商代文明最突出的特征。

作为奴隶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商代的经济制度已基本完备，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1）商代的土地制度

　　在夏代，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度还没有完全解体。

到了商代，这种土地制度转化成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度。

　　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一部分土地由商王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

封邑"

，供臣下享用。

商王自己直接掌握着许多土地做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发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

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制度是井田制。

　　井田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洫灌溉系统把土地大体划分成方块田，在甲骨卜辞中刻写成田、■、■、■等形。

这些象形字是当时井田制的客观反映。

井田中的每一块都代表着一定的面积，是便于管理奴隶在田间耕作的基本单位。

由于灌溉技术的发展，井田制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的产量，也利于抛荒休耕的管理。

　　在商王的最高权力统治下，井田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分配，奴隶和土地都是奴隶主个人的财富。

在甲骨卜辞中，留下了不少从商王到各级贵族、王室小臣乃至贵族妇女监督奴隶大众耕作的记录。

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集团，还不断驱使奴隶大众到荒僻的地方开垦土地，扩大井田的面积，增加他们无偿占有的农作物的产量。

　　由于商朝的疆域十分辽阔，实际上商王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土地和山林川泽，一些邦国所占有的土地也并非皆为商王所授。

商王仅是土地所有者在权力上的象征。

在各个方国内，邦伯、师长、百执事等驱使奴隶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

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卜辞中屡见获人、获众、获羌、执讯的记载；

也有部分奴隶是自由民破产或交换得到的。

　　自商代开始，民与众就是奴隶和下层劳动者的同义语。

《尚书.盘庚》中有"

予岂汝威！

用奉畜汝众。

……汝其作我畜民"

的记载。

这些奴隶，可以被奴隶主任意打骂、买卖甚至杀戮，甲骨文中有大量杀戮奴隶以及用奴隶作人殉的记录，各地的考古发现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

因为奴隶同牲畜、生产工具一样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杀死也不算犯罪，所以建立在奴隶与奴隶主互相对立这种人身关系上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对奴隶的监督劳动。

这种监督劳动在商代达到了最高峰。

　　人殉制度下杀害的奴隶数量很大，甚至动辄数十、数百，显示出商王朝的统治集团对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奴隶并不重视。

这与农业生产中抛荒休耕方法及许多地区仍旧实行放火烧荒的落后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这种生产方式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是有限的。

　　商代的平民也有自己少量的土地，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

他们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经济环境中生活，节衣缩食，辛勤劳动，在艰难中勉强度日。

这些自耕农还利用农闲季节从事一些小规模地手工业劳动，做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以获得生活必需品。

平民的土地在奴隶制度下是不稳定的财产，经常在战争、疫病、自然灾害或其它意外事故影响下发生变化。

　　所以，商代由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按照等级占有公田，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成为商代奴隶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制度。

（2）商代的财政制度

　　商代的财政制度，就是诸侯百姓对商王的贡纳制度和商王对国有资产的分配。

诸侯百姓的财富则直接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奴隶劳动的剥削。

商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是从夏代私有制迅速发展和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由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主宰的国家。

商代的奴隶主集团借助于国家的意志和力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也就获得了镇压和剥削奴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

商王朝随着国家财富的聚敛积累，逐渐组成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同时形成了力量强大的军队。

国家要维持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就必须不断加紧对各地奴隶主百姓索取贡纳，包括物资产品和货币，而大大小小的贵族便变本加厉地把这一切转嫁到奴隶头上，强迫奴隶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商代的贵族，不管是朝中的百官还是各地的诸侯，都占有土地和奴隶。

　　这些土地和奴隶又都是以商王的名义封赐的。

所以他们必须对商王负担一定的义务，除了督察奴隶为王室耕种、带领属下的士卒为商王征伐外，最重要的就是经常向商王交纳他们土地上出产的各种物品，以及奉献手工业奴隶生产的各种产品，并适时贡纳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宝。

这种贡纳制度，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萌芽，也是在货币制度尚不健全时的一种实物赋税方式。

后来，当西周的财政金融制度初步确立之后，这种各地向王室贡纳实物赋税的方式仍占有重要地位，并沿续相当长的时间。

在商代的财政制度方面，货币在流通领域始终未占有主导地位。

　　（3）商代的经济生产

　　①农业。

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农业，在井田制的农业经济中，主要生产方式是较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

自由民虽然人数不少，但由于受到土地、农具的限制，又要随时受到国家的调遣和征发，并且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私田经营收获很少，生产力仍相当低下。

　　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之后，开始懂得轮流休耕方法，一块土地耕种一年，然后休耕一二年以保持地力，再继续耕种。

从此耜耕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自从定都在殷，人们得以有较长的时期不必大规模地迁徙了。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述和考古发现可知，商代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小米）、黍（粘黄米）、稷（黄米）、麦、稻等，此外还种植较多的桑、麻和一些瓜果蔬菜。

　　粮食产量的增加，有可能大量地酿酒，这就使得从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饮酒风气，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追求享受的盛事。

许多商代的遗址都曾出土各种各样的酒器，品种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夏代。

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当时的酿酒作坊，屋内堆积着大量烧过的灰烬和陶容器，还有很多桃、李、枣等酿酒原料的果核及重8.5公斤人工培植的酵母，作坊附近还发掘出两眼水井和一批汲水的器具。

　　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王室财富的盈亏，所以商王和宗室贵族都十分重视农业。

甲骨文中经常记载着商王和宗室贵族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贞卜、祈祷的活动。

各代商王还多次亲自外出巡视，或传呼其臣下督促查看各地农业生产情况。

卜辞中多次出现求禾、求黍、求麦、求雨、省黍、观籍、■田、相田的记录，可见农业生产这种重要的部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庄园是商代农业经济的基础结构。

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庄园分布十分密集，这是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结果。

河南省内乡县黄龙庙冈的商代遗址，是商代晚期的一处庄园，座落在汉水支流湍河西岸的平坦岗地上。

在庄园遗址中发掘出七座较完整的房屋，还清理了18个储存谷物的窖穴及灰坑。

庄园中的房子有些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的建筑风格。

出土的遗物中除了数十件陶器外，还有石器、骨器、蚌器和铜器等，共100多件。

　　当时的生产工具完全使用石斧、石镰、石刀、蚌镰和骨锥等；

狩猎用的箭镞也完全是石制或骨制的，可见生产力仍比较低下。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代畜牧业也在家畜饲养的基础上日渐繁盛。

马、牛、羊、狗、猪的数量比夏代有了巨大的增长，各地遗址和墓葬中普遍发现了马、牛和羊、狗的骨骸。

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采集和渔猎只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活动。

只是在一些偏僻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氏族部落主要依靠渔猎生产来维持生活。

　　②手工业。

商代的手工业是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

陶器制造、青铜器冶铸、丝麻纺织、骨角器制作、玉石雕琢、竹木器和漆器的生产、土木营建技术等等都比夏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尤其是青铜器铸造技术，成为世界古代文化中的卓越成就。

　　商代的制陶业很发达，除了大量生产一般的灰色陶器外，也生产一些红陶、黑陶和少量精美的白陶。

不少遗址中都发现了质地坚硬细腻、刻纹美观规整的白陶容器，这些质量很高的白陶和青铜器同样贵重。

　　长江流域和华南普遍生产一种压印各种花纹图案的硬质陶器和涂有一层石灰釉的釉陶，这种釉陶是青瓷的前身，亦称原始瓷器。

　　殷墟出土的白陶，有壶、簋、豆、瓿、斝、尊、罍、带盖罐和觶等。

南方流行的硬陶，表面大都拍印几何形图案来装饰，考古界称其为印纹硬陶。

　　这种陶器是由含铁量较高的陶土烧制的，胎质细腻，扣之清脆有声，硬度为历来陶器之冠，主要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西、福建、浙江居多，不仅是商代制陶业的一大创造，也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这种陶器分布地域十分辽阔，各处遗存的内涵及表现的经济生产水平也不完全一致。

　　商代王室的制陶作坊规模很大，也有一些贵族的私家制陶作坊主要从事制作商品陶器。

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掘的一处商代的作坊，有14座陶窑，清理出大约几十万件陶器的残片，其品种主要是盆、甑之类。

这种大规模的、品种单调的生产，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奴隶主贵族本身的需要，而是有相当多的产品是向外出售的商品。

另外，质量很高的白陶器和釉陶器，并非到处都可以生产，能够制作这些陶器的作坊，也就成了向外推销产品的基地。

在江西吴城遗址发现的制陶基地，一些陶窑内堆积着许多釉陶罐、尊和印纹硬陶器皿。

这种地域性的土特产品，成为当时交换的重要货物。

　　商代手工业生产领域中，最突出的成就是青铜铸造。

在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工匠们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

王都和各地贵族统治的大邑中都设有不同规模、各种专业分工的青铜器作坊，能制造出各种精美的青铜器皿及实用的生产工具、武器。

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作坊，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余万平方米的。

作坊遗址内大都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锅块、木炭、铜锭、铜渣、小件青铜器，以及与铸造有关的其它遗存。

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商代王室与诸侯所用的青铜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

尤其是南方，各地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遗址附近的含铜矿脉。

如江苏镇江附近商墓遗物和窖藏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有明显的不同。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郑州北郊紫荆山，以及安阳殷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各个时期的铸铜作坊。

这些作坊遗址的现象表明，当时的青铜器制造工业中已出现了专业技术的分工。

殷墟出土的著名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1.37米，重875公斤，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杰作，反映了商代能工巧匠的很高水平。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铸造工艺的难度很大。

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如果没有专业技术的分工是很难想象的。

　　商代的青铜制造业主要从事兵器和礼器的生产，同时也制作一些如铜镜、酒器、装饰品等供贵族和平民使用的生活用品。

此外，还以部分青铜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如斧、锛、凿、刀、锯、锥、钻等等。

这些青铜工具的应用，对土地森林的开发，对木器、石器和骨角器等产品的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过，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原料来之不易，冶炼和铸造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青铜工具的生产还不多，青铜农具则更少。

奴隶主宁肯让奴隶们使用木、石、骨、角、蚌制作的工具和农具，也不愿意发展青铜工具。

　　纺织业是商代手工业生产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与农业经济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养蚕业和纺织业。

甲骨文中已多次发现桑、丝、帛、屯（一段卷起的纺织品）等字。

商代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玉蚕，青铜器上也有蚕的纹饰。

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商代的丝麻织物很难发现实物遗存，但上述情况已清楚表明当时纺织业发展的程度。

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些中小型墓葬中，有一些规模较大、有棺有椁的墓，在棺椁上面常发现有蓆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覆盖的痕迹。

由于养蚕业在商代比较盛行，宫廷中设有女官来专门管理养蚕业。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几种纺织品残片，其中一种平纹组织的麻布据测定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产品，同以后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墓葬中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可见商代的丝麻纺织技术是相当高的，纺织业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甲骨文和古老的文献《夏小正》都有关于夏、商时期采桑养蚕的记载。

　　《夏小正》中记载说：

三月援桑始蚕；

甲骨文则记载着祭祀蚕神的礼仪和祭品。

随着交换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丝织品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和交换的媒介。

有些精美高级的丝织品成为贵族珍爱的东西，殷墟商王之妻妇好墓出土青铜器上的丝织品印痕中，有机织纹罗和朱砂涂染制品，在民间都很难见到。

　　骨器制作，与石器制造一样，是人类一种最古老的手工业劳动。

在金属工具和器物还很稀少的商代，制骨业比夏代以前更为发达。

规模较大的制骨作坊，成为奴隶集中劳动的重要部门，工艺技术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

　　郑州紫荆山北的商代铸铜作坊附近有一处制骨作坊。

在一座房基旁的窖穴中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磨制加工骨器的砺石等遗物。

骨料上都带有锯割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簪的半成品和成品。

引人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了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竟然占了总数的一半。

这个现象表明，商代的奴隶制度是很严酷的，人牲、人殉和以人骨为制器原料，都说明了奴隶命运的悲惨。

　　在安阳殷墟的北辛庄，有一处规模很大的制骨作坊。

室内地面上发现了很多骨器，屋外有一个骨料坑，坑内堆有骨料、骨器的半成品和成品，还发现一些制作加工骨器的青铜刀、锯、钻和砺石等。

作坊25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骨料和半成品多达5110件。

骨料主要是牛、猪、马、羊、狗等家畜的肢骨，半成品和成品以笄、笄帽和锥的数量最多。

　　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骨器560多件，有小刻刀、勺、匕、梳、镞、笄及虎、青蛙、人形骨雕等，以笄的数量最多。

墓中所出的3件象牙杯是罕见的瑰宝，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因材设计，工艺十分巧妙。

其中一对象牙杯■身雕成夔形，通体雕刻四段花纹，并镶嵌着绿松石片；

另一件带流杯，■耳雕刻成虎形，通体雕刻极其精细的鸟、饕餮和夔纹，并衬以雷纹，技巧之高超令人称绝。

　　制骨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