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杨遇春胡家位邓子超在庐山保卫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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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
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
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
在‘斩草除根'
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
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
以下是毛泽东选集里的语句:
孤岛”庐山系列之四
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
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于少数。
”
庐山成为抗日孤岛，其间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山上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杨遇春。
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庐山抗战，杨遇春至少到今天为止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他就象一枚巨大的焰火弹，在暗夜里被发射到庐山之巅，光彩炫目，转瞬间又沉入黑色无边的巨史深处……
那一刻，历史在杨遇春身上纠缠反复，裸露出发展的无常。
杨遇春的选择
1938年7月的杨遇春原本是要去第三战区任职的。
那时的中国抗日锋火四起，而第三战区做为“失陷的前线”，正是战事如火如荼。
可是途经汉口时，他被薛岳留了下来。
彼时的薛岳，刚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鄱阳湖西岸及南浔线的防御。
而接下来的九江失守，张发奎去职，使得整个长江南岸的防务实际上都落在了薛岳的身上。
保安3团和11团上庐山后，深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薛岳一直在谋求加强对两支非正规军的领导。
可是游击战法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将领来说都是个新的课题。
正在这时，途经汉口的杨遇春因为“擅长游击战术”而进入了薛岳的视线。
薛岳让杨遇春担任庐山守军的总指挥。
而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也正在响应蒋委员长打游击的号召成立“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他要给“总指挥”熊滨配个真正能打仗的副手———这位总指挥是他的侄子。
正好薛岳送来了杨遇春，于是他又锦上添花地给杨遇春安了个“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头衔。
8月11日，杨遇春临危受命上了庐山，与他同来的有原庐山管理局秘书甘豫立，警察署长刘汉东及全体庐山警察。
第一个“下马威”
杨遇春在山上的作为在我看来非常地低调而成熟。
杨遇春上山之初就提出让难民转移。
平时只有四五千居民的庐山，此时却聚集了三四万难民。
这不仅不利于打仗，而且会加剧粮食等各种物资供应的困难。
于是杨遇春一上山就制订了“疏散难民政策”，下令居民及难民疏散。
杨遇春的这“第一号令”却遭到山上“老九会”的阻挠。
“老九会”由九个老年人组织，他们不但年事很高，而且有相当地位，山上居民大多看他们的行动。
疏散受到抵制后，杨遇春毅然派人将九个老人一起拘捕，送往江西省政府发落。
第二天，疏散令生效，不到一周，疏散了三万多人。
同时，杨遇春还呈请省政府拨款十万元救济，成立了“庐山难民疏散站”，总站设在牯岭，并在沿途的庐山垅、隘口、德安等地设立分站，为难民提供食宿，并派政工人员把老弱难胞护送到南昌。
由于组织得力和办法得当，难民们得以转赴安全地带。
庐山从此进入战时状态。
这是杨遇春上庐山后的第一个下马威。
虽然我没有看到明确的记载，但能在“夏都”威镇一方，“老九会”中肯定有些“皇亲国戚”，此事的处理充分也体现了杨遇春“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杨遇春的作为
护送3万多上山避难的难民突围下山后，杨遇春将剩下的几千山民组织起来，成立“卫庐社”。
“卫庐社”下设少儿组、妇女组、青壮组。
少儿组协助站岗放哨、维持秩序、侦察汉奸；
妇女组负责洗涤补缀，协助看护伤员；
青壮组授以战斗常识，负责运送弹药、粮食，协助战地救护。
他还组织了守军“侠士队”，多次偷偷下山斩杀铁杆汉奸，将汉奸的头颅悬挂在通衢要道，并四处张贴惩奸告示，给汉奸以极大的震慑，为孤军坚守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庐山孤军能坚守近九个月，杨遇春在军事上的贡献肯定不小。
从当时中日双方军力对比来看，中国军队的战术素养以及武器装备要远远落后于鬼子兵，甚至于有人做过双比———在抗战初期，一个鬼子兵基本上可以抵得上十个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战斗力。
由薛岳组织的“万家岭大捷”的双方伤亡数量对比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得出来。
薛岳调集大批军队围歼日军106师团，双方兵力对比超过10：
1。
最后伤亡敌军近8000人，而我军在如此优势之下依然伤亡3万余人。
何况薛岳手上有国民党的王牌部队74军，而106师团在日军中则是出了名的战斗力差。
难怪岗村宁次曾经放出话来，小小庐山几天就能攻下来。
起初的几天，岗村宁次并没有把庐山孤军放在眼里，再加上山下还有很多中国军队在跟他撕杀，于是庐山并没有在几天之内攻下，等到杨遇春上山，在山上建好各种守山工事之后，庐山就更难打了。
今天我们看到庐山上残留的守山工事依然坚固。
当时的明碉暗堡，纵横遍布，火力配置齐备，防守十分严密。
经过军事专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工事的设立非常高明，其射击角度非常合理，隐蔽性也非常强。
这里面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杨遇春的功劳。
杨遇春一上山就划分了两个保安团的防务，一直分路坚守。
守山虽然困难，但是原本再坚守一段时间还是有希望的。
当时鬼子之所以能攻破防线，第一是有汉奸引路。
第二是因为下雨造成山体滑坡，形成了一条新的上山小路。
日本鬼子攻破守军防线后，杨遇春去电第九战区长官部，请示是固守还是撤退。
得到长官部的命令后，方才领命撤退离山。
即便是撤，杨遇春依然很镇定地兵分两路，一路由实战经验稍逊的胡家位率领，走没有发现敌踪的黄土岭一线，而自己则同邓子超一起，率第3团从正面强突。
至于后来胡家位遇伏，部队损失惨重，那只能说明鬼子的确狡猾。
因为根据叶在增的回忆，当时杨遇春的妻子和姐姐、姐夫也在山上，而且在最后突围时还跟杨遇春失散了。
可见当时的杨遇春的确是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了。
杨遇春身世之谜
杨遇春是个很复杂的人物。
1933年6月22日《中央日报》第三张第一版曾发表一篇福州通讯，标题是《赤匪先锋师师长杨遇春投诚国军》，详细记载：
驻防闽北赣东交界建宁黎川两县间之伪红军少年先锋师师长杨遇春，因感觉险恶狡诈，幡然悔悟，特杀死该师政治委员，向驻防泰宁我军第五十六师桂振远旅长投诚，经桂旅长送至建瓯师部，由刘和鼎师长亲加讯问，杨历述闽赣边境匪情极为详尽，刘师长察其尚系诚意，且少年有为，逾格矜全，委为师部参议，仍发往泰宁，赞助桂旅长剿匪，以观后效。
杨遇春是个沾满战友鲜血的中共叛徒，又是个颇有作战经验的人，他立即划分了两团防务。
保安三团负责庐山西部土坝岭、汉阳峰、铁船峰等处，团部设大林路。
十一团团部设庐山图书馆。
山上寺庙的和尚对抗日驻军非常支持，黄龙寺主持青松和尚对驻军更是关心，嘘寒问暖。
保安十一团防守山的东部芦林、女儿城、五老峰、三叠泉等处。
这时难民已基本疏散完毕，日军还没有攻占庐山迹象，山上较为稳定。
做为庐山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杨遇春上山之前和下山之后的经历自然也在我的查寻范围之内。
在最初的查寻中，我查到了一位“杨遇春”。
他1949年9月17日在宁夏中卫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北独立第2军参谋长，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我看来，这大约算是国民党将领的“正途”了，于是想当然地如此认为了很长时间。
直到无意中发，此杨遇春是山西阳曲人，与彼杨遇春的原籍不符，才开始重新查寻。
可是，接下来查到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
杨遇春：
江西瑞金人，生卒年月不详。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
他很能打仗，擅长游击战术，曾任红十二军101团团长、江西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35师师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其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杨遇春回家奔丧后，因感自身难保而投靠国民党。
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江西抗日游击总部副总指挥、第一集团军直辖第2挺进纵队司令等职。
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高潮是1933年，王明掌权的时候。
此时的中央苏区内部斗争非常激烈，“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样极左的口号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执行，虽然在短期内使“扩红”与“筹款”得到了发展，但也迅速激化了“红”“白”之间的矛盾。
再加上反“围剿”等军事困难，这个时期也成了红军叛将出现较多的时期之一。
那位著名的参加了百色起义的叛将龚楚（当时邓小平是百色起义后成立的红七军的政治委员，而龚楚是参谋长）也是这个时期出走的。
巧合的是，他还曾是杨遇春的老领导（龚楚任12军34师师长时，杨是该师101团团长）。
龚楚叛离红军后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1949年5月龚楚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1月上旬率其残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
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薛与楚是乐昌同乡）投诚。
龚楚满口答应，滞留香港，做起了寓公。
此后他改名经商，直到1990年9月，在得到当地统战部门许可下，龚楚与夫人在侄孙的陪同下，回到家乡。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终年95岁。
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
身为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在九十年代乐昌就从他那里引入了4亿多元的资金。
而杨遇春，在撤离庐山之后就仿佛“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有史料记载过他。
关于他的结局有一种最“离谱”的说法：
他加入了军统，退归台湾，终生与共产党为敌。
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保安11团团长胡家位，解放后当上了政协委员；
而3团团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邓子超则在“镇反”中于1951年秋在赣州被处决。
作为杨遇春的孙女,我想我有必要申明一点,那就是为何不能够把当年他们所做的事实说出来,为何爷爷杨遇春会叛变,红军当年杀了我们家一百多口人命,老老小小,一百多口冤魂,为何不敢说出来.当年的惨案现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我小的时候听爷爷讲过,当时我的二伯母（杨遇春侄媳妇）还怀有身孕,当时所谓的红军先是强奸了我的伯母,然后活活的给逼死,还有杨姓里的族人,血流成河,爷爷在为他们卖命,可是当年所谓的红军又是如何对待我们家的.全家100多口人,只留下我的大伯还有爷爷,大伯是因为出外求学才幸免以难.历史造成了许多悲哀,但是也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说话,只说好的不敢说坏的.我为爷爷鸣不平
熊式辉外甥胡家位和庐山保卫战
抗战初期，一九三八年七月，日军攻陷赣北重镇九江后，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后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头号战犯），部署赣北战略计划。
其中，攻占避暑胜地庐山，是其作战计划之一。
庐山保卫战参战部队是当时国民政府江西保安部队第三团和第十一团近三千名官兵。
他们孤军奋战防守庐山的壮举传遍全国。
当时的《新华日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援助庐山孤军》的社论，声援庐山守军部队。
庐山中国守军在长达近九个月的保卫战中，共进行了二百多场战斗，痛歼大量日寇。
当年，日酋冈村宁次曾派庐山守军指挥官之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校友——守军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的昔日部下，携信上山劝降，胡严辞拒绝，并当众处决了前来劝降卖国贼。
熊式辉是南昌安义县人，1931年来到南昌，担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参谋长。
同年12月，蒋介石委任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并在1938年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部主任委员，此前还担任了江西保安司令，集江西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蒋经国留学回来，曾被蒋介石安排在熊式辉的手下培养。
熊式辉自任江西教育经费委员会主任，并在1940年创建了江西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国立中正大学；
还设立了江西广播电台，修通了浙赣线路，续修中断70年的《江西通志》。
193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熊式辉还先后完成了东湖堤岸、环湖路、阳明路、叠山路、象山路、榕门路、永叔路、民德路的修建等。
庐山保卫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当年庐山牯岭居民甚至生活在庐山的二百多位外国侨民也投入了支援中国守军保卫庐山打击日寇的行动。
胡家位--庐山保卫战总指挥,熊式辉的外甥.
日军曾动用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守军阵地。
冈村宁次见久攻不下，便派部队增援。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日军沿一条山流登山，摸至庐山小天池附近中国守军背后，采取两面夹击战术，攻击守军部队。
中国守军英勇顽强宁死不屈。
他们与日军搏斗，用炸药与日军同归于尽，打尽最后一颗子弹，热血洒在了这座千古名山之上。
最终因寡不敌众，庐山中国守军突围下山，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
庐山保卫战期间，中国守军部队设巧计痛歼日军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在闻知五百名攻山日军驻扎在庐山脚下一村庄后，从庐山撤退下来的中国守军部队选出三百名身强力壮的官兵，趁黑夜日军睡觉之际，摸进营房，刀光闪处，三百多名日军官兵在睡梦中成为刀下鬼。
其中包括日军一名大佐，二名中佐，中国守军仅伤亡四十七人。
夜袭战让日军心胆俱寒。
时光飞转。
如今庐山一些著名景点如仙人洞附近还遗留着当年庐山守军修建的碉堡，而当年守军为保卫庐山誓死抗日的题字亦清晰如初。
惟桑与梓，必恭敬止，之义，愿此志与名山同垂不朽云尔。
我的爷爷杨遇春
寒烟潇雨
fengpiaoliu@chinaren
遇春先生,别号柳青,民前二年三月一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武阳乡,其父碧秋公,在乡创设螺石小学,螺峰书院,作育学子,嘉惠士林,望重桑梓,母赖太夫人,系出名门,相夫课子,里人称颂,遇春先生幼承庭训,稍长入雩水旧制中学,卒业后考入江西省立农专，肄业一年,慕军旅生涯，投入陆军第四军随营学校，毕业后，任独立第七师排长，民二十二年春，在福建泰宁率部反委以闽粤赣三省总中将薪顾问，旋调南昌行营中将薪参议，足谋多中。
二四年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结业后任军委会中将待遇参议。
七七变起，首都江堰陷敌，奉派第十九集团军游击副总指挥，旋改为江南挺进军总指挥部，并代总指挥职务，在苏浙皖边区建立基地，力抗强敌，二十七年秋，部队改编，奉调为江西全省游击副总指挥兼第九战区庐山地区指挥，仅以赣保两个团，固守庐山，血战达十一月之久，达到使命，响世中外，称庐山孤军也，旋兼任赣九区行政专员及区保安司令，民国三十年春，奉召赴渝，指示相助戴笠参军工作，兼任江西省缉私处处长，三十三年调任军委会别动军第二纵队指挥官，迄后胜利复员，所部改编为交警第二总队，仍任总队长。
三十六年春，调任第二绥靖区第二处处长，翌年华北危急，奉调交警第三旅旅长，率部转战于北宁路，塘沽一带，后奉令转进，调防浙赣路，兼任护路司令，三十八年夏转战福建泉州，兼任该地区戒严司令，十月奉令率部至金门改编，编后来台。
任国防部少将参议，四十年八月，奉调总政战部第六组少将组长，四十四年调任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总队长，五十三年升任警务处副处长，后升任警政署副署长，以迄六十六年五月届龄退休。
总观遇春先生一生，多在军旅，提师奋战，功在国家，及能获颂云麾四等勋章，干城，光华甲等奖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多座，晚年转警，襄助署长四任之久，筹谋羽赞，历功至伟，乃能获颂一等一，二，三，级警察，奖章多座，至其平居处事待人，自有口碑，勿须琐述也。
遇春先生夫人余梦鸣女士系南昌贵族千金，贤良淑德，曾在战争年代救死扶伤，受之惠泽之人遍天下，后迁移至台思儿忧郁而终。
遇春先生后续夫人谢曼平女士，抗日时结离为一贤淑之内助，先生抱病时，百端侍奉，尤为难得，共有子六人，女三人，均忆成家立业，积善之家，兰之竟秀，理所固然耳，今先生骤归道山，哲人日远，典型在昔，惟未睹国家强盛统一，不无遗憾。
杨芳芳与她的爷爷——杨遇春将军
在梦的边沿
有一滴清醒的眼泪
透视着相思的异域
泪，终于清醒的坠落
一滴一滴破碎梦境
悬隔整整半个多世纪
……
海峡，在梦的边沿，五十多年的乡音深情的呼唤如梦的岁月，如风梳理梦里的惆怅，相思是梦里边沿那海月，好一大片相思很透明，渗透一半天上一半心里……
今夜，依旧寒冷的冬雨，我写着这篇伤感的随笔，其初衷是缘于网友寒烟潇雨君，她看了我的拙文《海峡，在梦的边沿》后的留言，“看到这篇文章，想起了我的父亲他也很可怜，一辈子只能遥着海岸看自己的父母，从小寄人篱下。
”我心中一阵唏嘘，一阵颤动，这几天思绪总是游离在岁月的边缘，与历史交心谈判；
总是纠魂缠灵的感悟生与死、怨与恨、爱与仇。
我又在意想，是有怎样一种苦难与沧桑忧郁的人，才会这样深沉的说出内藏心底的话语？
“我父亲从来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天伦之乐。
六十古来稀，无缘见父母，是谁的错又是谁种的果”我心在怔动，有一种说不出的历史情素。
寒烟潇雨君的父亲是谁？
是什么样家庭？
她的亲人一定在海峡的那边，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窗外，雨细打树叶，夜在城光的阴霾里滑动着，沉重的键盘，在疲倦的历史的脊梁上“啪啪”敲打着，如同敲打在我的心骨。
“我的爷爷杨遇春,是一位将军,参加过百色起义,独守过庐山,曾是红军的师长,但是因某种历史的原因,爷爷一气之下投靠了国民党……”当荧屏上一字字的显现这触及心灵的符号，我凝然了，“我与我父亲只是一个符号，一段留下历史痕迹的符号。
”那严肃，悲哀、冰冷的符号深深的刺痛着我的眼睛。
这是怎样的符号，如此沉重，我突然感觉到心莫名的难受。
周围的世界因心而不安，仿佛敲打键盘的每一点声响都会瞬间震毁夜的神经。
“我能与你直接对话么……”对方没有回应，也许，有些话不便说，还有些政治的原因。
毕竟是陌生的彼此。
杨遇春将军？
好熟悉的名字，对于喜好研究二战史料的我并不陌生，毛泽东在他的文集注解中“孤岛抗战”曾提到过他，但真正对他的历史和家族史故事的了解，还无从考查。
这一类的抗日战历例使我想起了“庐山战役”，孤岛抗日的名将杨遇春将军，关于他的戎马生涯悖有议争，根史料披露，杨遇春将军曾是红军将领后脱离了革命，作为国民党将领指挥了著名的庐山战役而名成后世。
由红军将领变为国民党名将，这种传奇历史背后，我想一定有它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
第二天，我打开寒烟潇雨君的博客，在她情感日记类，找到了一篇《家族史之，我的父亲》和《我为爷爷鸣不平》。
“父亲的命从小很苦很苦.我的爷爷杨遇春,是一位将军,参加过百色起义,独守过庐山,曾是红军的师长,但是因为红军灭了我们家一百多口人,爷爷一气之下投靠了国民党,后来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哦，心在唏嘘叹息中，无言，却是一种释怀……
近期网上关于抗战、关于杨遇春将军传奇历史说法很多，历史学家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这样写的：
他就象一枚巨大的焰火弹，在暗夜里被发射到庐山之巅，光彩炫目，转瞬间又沉入黑色无边的巨史深处。
庐山成为抗日孤岛，其间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山上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杨遇春将军。
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庐山抗战，杨遇春至少到今天为止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保卫战中，杨遇春将军带领两个团阻击日寇坚守庐山达11个月之久，可以想像战斗当时是何等的悲壮哦……
我是含着眼泪，读完这段带血的，沉积于历史最深处的文字，深深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历史沉重的本身，而是这些悲壮文字背后苍白茫然的现实与未来。
开博以来，竞会有如此一篇让我感动，感动得流泪的文章，血性男儿的我，久久不能让心平息下来，我真想替它承受一些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真难以相信自己的一篇拙文，竞会引出这样段感动自身、触及灵魂的网文经历。
只有在很深很深的夜里，在实际的白天与历史的夜晚之间，情切至深的用心去叩听历史的壁音，那些罅隙间不和谐的节奏，每一字符都带着追忆揪心的沉重，潜入无边的沉思里。
我才会发现，穿越时空那已远去而真实的回响里，历史在叹息，而最终斑驳的，已成为随风飘逝的记忆。
可是，接下来查到的史料让我1909年出生。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很能打仗，擅长游击战术。
曾任红十二军101团团长、江西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35师师长等职。
正是这种历史的哑语与现实的沉默激发我的好奇，这海峡之间的远隔相思。
我常常困惑于历史，那带血的文字，有时也很滑稽，好可怜。
是啊，战场上白刃相见的仇人，某一天历史会安排在宴席上主宾相惜，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
是啊，曾经是开国功臣一夜成了“走资派”；
曾经是“叛徒特务”转眼成了海外侨商；
这一反一正，挥霍多少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零落了多少个人的不幸与家庭的离合，凝固的岁月在悲哀。
1933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
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错误执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样极左的口号，中央苏区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虽然在短期内使“扩红”与“筹款”得到了发展，但也迅速激化了“红”“白”之间的矛盾。
那位著名的参加了百色起义的红军将领龚楚（当时邓小平是百色起义后的红七军政治委员，龚楚是参谋长）也是这个时期出走的。
又是第二天，我上寒烟潇雨君的博客，她把刚撰完的文章《我的爷爷——杨遇春》放在首页上。
界面包装看上去刚刚更新，灰色色调版面衬托着一张祭奠杨遇春将军的照片，肃静和祥。
我此时崇敬的心轻轻向他走近，好像走近活的历史一样，默默地问候老人。
那从历史的硝烟中，从我从未去过的彼岸，海峡那梦的边沿走来的老人。
您就是当年金戈铁马，横关拦峡，坚守庐山十一个月之久的大将军么？
您就是那位即是红军师长又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有着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么？
思绪再次停滞了，默默的哀伤在历史真实的间隔里凝固……
历史会怎么评价将军？
在祖国还未统一的今天，人们又会怎么看待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呢？
我常常好奇的想，寒烟潇雨君的爷爷如果没有“反水”没有投靠国民政府，那该多好哦，那他的儿孙现在也不是这样子；
在国仇与家仇之间，当时她爷爷是怎么想的？
……我同时也想，这就是历史，至于怎样看待历史，理解历史，历史自有评说！
作为个体的人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又能承受什么呢？
脆弱的人性哦，我常常为人性悲哀，权利与欲望这生存的法则为什么不多一点人爱，少一点兽性呢？
和睦与善良、理解与宽容为什么只是在事后去追索呢？
难道永远是一段理不清的民族情结？
这情结里有多少历史的怨恨、家族离别、个人的生死，难道英雄创造的历史，非要英雄去承受历史的遗憾么？
民心所向、潮流所趋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吗？
难道历史的真伪变迁总是让个人与家庭去无辜的承受社会的苦难么？
难道这种不幸反过来又要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承受吗？
难道遗憾与离别永远只是人类文学回味的主题么？
我不想用这文字去问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有一点历史是不会否定的，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虽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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