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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事皆应。
”
这则谶言诗以隐晦的拟人式手法在中国传统的灾异祯祥的天命观念支配下预测了整个五代史的发展。
《礼记·
中庸》云：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本着天人感应的信仰，谶言的出现似乎是天命的暗示，这类谶言诗往往对帝王心态产生深远影响，并有意通过谶言诗解读“天命”。
《蜀梼杌校笺》引《洛中记异录》：
“王建属兔，于天佑丁卯岁僭居帝位，乃有兔子上金床之谶。
遂金饰所坐。
复谓左右曰：
‘朕承唐以金德王，坐此床，天下孰敢不宾者乎？
’”王建主动迎合、不断完善并丰富诗的附加意义，类同心理学所说的自验预言，指某事实正好如一个人预想或预言那样，但这并不一定是由于个人的先见，而是因为实现自验预言的人按照使这些结果尽可能完善的方式而行动的缘故。
在有目的的情境中，谶言诗之所以成“谶”，完全是个人对自己或别人对自己所预期，而自己刻意或无意去努力，而在自己以后行为结果中应验，从而使谶言诗更趋可信。
《诗话总龟》引《谈苑》：
“南将亡数年前，升元寺殿基掘得石记，视之诗也。
辞曰：
‘若问江南事，江南事不凭。
抱鸡升宝位，走犬出金陵。
子建居南极，安仁秉夜灯。
东陵娇小女，骑虎渡湖冰。
’王师甲戌渡江，李煜以丁酉年生；
曹彬为大将，列栅城南，乃子建也，潘美为副将，城险恐有伏兵，命卒纵火，乃安仁也；
钱俶以戊寅年入朝，尽献浙西之地，骑虎之谓也。
此则言“江南事”，用“河图洛书”衍变而来的“石记”形式传达谶言，全诗密布典故与暗喻，终不许一语道破。
“鸡”、“犬”、“虎”分指李煜、甲戌年、戊寅年，乃用互扣法，以干支生肖相互影射；
曹彬、潘美为平南唐的宋将，曹彬约束宋兵不得毁焚江宁，引证曹植《美女篇》：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潘美焚寨烧城，暗合潘岳《西政赋》：
“瞰康园之孤坟，悲平后之专絜。
……投宫火而焦糜，从灰熛而俱灭。
”则乃用典法，用子建、安仁扣“曹”、“潘”两姓。
《古今类事》引《洞微志》：
“杨勋者，前蜀后主乾德中，世号杨仆射。
为后主召群仙于薰风殿。
刑部侍郎潘娇奏其妖怪，帝命武士于西市戮之，随刃化为草，人未至所法处。
仆射吟诗曰：
‘圣主何曾识仲都，可怜社稷在须臾。
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楂泛五湖。
’其年冬，后主失国，果如其言。
与其说是谶言诗，不如视之为讽刺诗。
借助拥有仙道法力的杨勋之言，用会意之法，即先由猜者去领会诗面暗示的含义，然后在相关猜射范围内悟出预言的内容，实多附会之意。
二宿命型谶言诗
宿命型谶言诗是诗人创作或吟诵某诗，其后，其诗整篇或断章、甚至字词的意义一语成谶，预示诗人的某种归宿或命运走向。
这类谶言诗多发生在颇具灵异色彩的传奇故事中，多带有感恩、复仇、遇仙等封建迷信意味。
《古今类事》引《诗话》：
（《诗话总龟》引《摭拾》，文字略同）“（及归朝后，李后主）又尝乘醉大书诸牖曰：
‘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
’醒而见之，大毁。
未几果下世。
……其兆先谶于言辞之云。
陆游《老学庵笔记》：
“李后主《落花诗》云：
‘莺狂应有限，蝶舞已无多’，未几亡国。
……谶言诗盖有之矣。
身陷囹圄，非死即辱，后主心态可叹矣。
此诗成谶，与古人的语言禁忌观念有关，这种观念本质涉及到语言禁忌的问题。
禁忌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凝结着人类原始的心理和幻想，语言禁忌建立在语言神秘感、语言魔力信仰的基础上，是一种潜藏在民俗文化之中的古老巫术思维。
当写诗之人有意或无意识地制造出谶言诗时，言语便赋予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诅咒力量，达到毁伤的目的，诗便在古老的巫术思想指导下成为一种咒语，令人恐悚。
《古今类事》引《脞说》：
“范仁恕，字超光，卢质辟为同州录事参军，经蒲津浮梁，有钓师鬻一大鱼，鳞鬣颇异，乃市而放入河流。
一夕，梦铎舍中厅西俱变为水，有朱衣人自水中出，捧诗一首以献，云：
‘感公脱蒲津之厄，惟公富贵寿考固已前定，更不敢言，今报公它日之事。
’诗云：
‘栏马遇孙阳，超光力自强。
北林花正发，西江彩笺香。
万汇须经手，千年事更长。
感君施大惠，从此佐吾皇。
’后果为先主辟入蜀。
孟氏据两川，自御史中丞拜左仆射平章事，凡十六年在位，援太子太保致仕，寿八十七岁。
诗中直截点明主人翁的名（字），以“北林花正发，西江彩笺香”（从北方同州到西鄙蜀州）的现在－将来的发展趋势，“万汇须经手”暗示其未来职业（御史中丞拜左仆射平章事、太子太保致仕），并表明了政治立场，视王蜀为正统。
受到传统阴阳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宿命论的认识在普通民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凡事皆如天定，人力不可违抗，“富贵寿考固已前定”。
《蜀本分门古今类事序》：
“凡前定兴衰、穷达、贵贱、贫富、死生、寿夭，与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吟一咏，分已定于前，而形于梦，兆于卜，见于相，见应于谶验者，莫不录之。
”一切事物的兴衰成败似皆有定数、命中注定，并通过一定的预兆中显示出来，抹煞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另一方面，虽有定数，谶言由天及人，中国传统奉行“诸善奉行、诸恶莫作”的行为准则，思想模式导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传统心理结构。
《古今类事》引《名贤小说》：
“王处厚，字元美，华阳人也。
举进士于孟氏广政丁卯岁，下第无聊，乃出西郊净众佛刹。
见一僧老而癯，揖与语，曰：
‘吾本太中人，姓王名缄，字固言，及进士第，至于今，合得五百九十四甲子，一千一百八十八浃辰。
时壮室有二，今计齿一百三十年矣。
遭乱为僧，游荡至此。
’会语久之，别去，又曰：
‘秀才成在明年。
’处厚归，复访之，已绝迹矣。
是岁冬，忽闻扣门，乃其僧也，曰：
‘吾欲游峨嵋，思一会别。
’乃引处厚游寺北社豳公庙。
俄有数吏由庙出，降阶列，僧曰：
‘新官在此，便可公参。
’吏再拜，处厚悸悚，因问来春之事。
僧为一札以授之，曰：
‘春试毕开之。
’有十六字，曰：
‘周士同成，二王殊名，主居一焉，百日为程。
’及放榜，处厚果第一，王慎言为榜眼，八王为周之八士也。
处厚心恶百日之语，日出西郊，游古陌，吟诗曰：
‘虽（一本作“谁”）言今古事难穷，大抵荣枯总是空。
算得生前随梦蝶，争如云外指冥鸿。
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
惆怅荒原懒回首，暮林萧索（一本作“索”）起悲风。
’及暮还家，暴卒。
同年见处厚蓝袍槐简投刺云：
‘新授司命主簿’。
自登第及死正百日。
此不谓之前定可乎？
暗示（suggestion）指向对方表达一种非强迫性的意见，能使对方在不加怀疑的心态下接受，并在行动上实践；
自我暗示（self-suggestion）则是主客体合而为一，施受都来自自己的内心。
其中，引起正面后果的属于积极的自我暗示，引起不良后果的属于消极的自我暗示，后者在历史上如“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都是此类。
王处厚在强烈的自我的消极暗示下自我涉入，即对某一种事情或某一种态度立场很感关切，将诗句跟自己对号入座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这种自我的消极暗示，产生焦虑，当事人长期处在由紧张、不安、焦急、忧虑、恐惧等感觉交织成的情绪状态，知觉上处于一种反常状态，认识上的失衡而将本来不具威胁性的事物误解为可怕对象，惶惶不可终日，在过度焦虑中，健康受到极大损伤，终合“暴卒”。
三灾难型谶言诗
古人认为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天人感应，预言能如诺亚方舟能给人们以警醒。
灾难型预言就是谶言诗对某种即将发生的灾难的事先警报。
《蜀梼杌校笺》引《录异记》：
“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成都卖药，言人灾祸。
蜀王建迎进宫，尽礼事之，……后坚辞归山，问其后事，于壁间题曰：
‘莫教牵动青猪脚，动即炎炎不可扑。
鸷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
’至已亥年（永平五年）起师，东取秦凤诸州，报捷之际，宫内延火，应是珍宝帑藏，并为煨烬矣。
乃知太岁已亥是为青猪，焚爇之期也。
后三年岁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为鸷兽，土色黄，是以言鸷兽两头黄，此言不差毫发。
谶纬的思维方式自汉代谶纬神学大倡其道后深深渗透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
谶言诗将天意、神命、冥定的预言赋予诗的形式，通过假托诗所做出的对社会的发展动向、人事的祸福吉凶的先兆性预言。
上天若不满人事，“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不知自省，乃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
而伤败乃至。
”蜀宫之火与王建驾崩即被附会为“天人感应”的附会。
《古今类事》引《该闻录》：
“伪蜀少主，季年游豫无度。
时徐贵妃姊妹皆有文辞，善应制，各赋诗留题丈人观。
及晨登上清宫，遣内人悉衣羽服，黄罗裙帔画云鹤、金逍遥冠，前后妓从，动箫韶，奏《甘州曲》，盖王少主意在秦庭也。
登山将半，少主甚悦，命止乐，自制词云：
‘画罗衫子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
柳眉桃脸不胜春。
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流落在风尘。
’（案：
全唐诗录之：
“画罗裙，能解束，称腰身。
薄媚足精神，可惜沦落在风尘。
”）明年魏王继岌平蜀，少主入洛，后内人果半落民间。
又引《翰苑名谈》：
“江南李后主常一日幸后湖，开宴赏荷花。
忽作古诗云：
‘蓼稍蘸水火不灭，水鸟惊鱼银梭投。
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敷清流。
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
全唐诗卷八云李璟作，“稍”作“花”）当时识者咸谓吴宫中而有佳人头，非吉兆也。
是年王师吊伐，城将破。
或梦丱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簛簛物散落如豆，著地皆人头，问其故，曰：
‘此当死于难者。
’”
王衍贪图逸乐，居安不思危，李煜柔弱寡断，潜意识暗显危机感。
潜意识的某种预测，会以梦、呓语等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
荒淫混乱为日久矣，推之诗谶，岂归偶然？
四巧合型谶言诗
巧合型谶言诗是指诗中的字词章句中，有与现实或后世名物有所雷同者。
上述形势型、宿命型、灾难型谶言诗，亦应属巧合，不过前三类更多隐喻、拟人、劝诫的意味，故本文不归为一门。
《蜀梼杌》卷下：
“蜀未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会学士幸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
‘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
’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
其符合如此。
”（《宋史·
蜀世家》、《十国春秋·
后蜀后主本纪》、《诗话总龟》引《谈苑》均作“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古今类事》引《国史补》、《茅亭客话》作“天垂余庆，地接长春。
”《蜀梼杌校笺》引《洛中记异录》则作“天降余庆，圣祚长春。
”）
《楹联丛话》以为孟蜀桃符为联语之始，此联屡见诸本。
谶言诗的观念建立在对于语言文字先兆作用信仰和巫术潜意识的基础之上的，认为语言和文字具有一种预示事物的发展与结局的神秘力量。
与阴阳五行相配置的系统化的“天人”学说，作为附会天意、索解人事的神秘主义哲学的一种，亦不废“符命”与“天谴”来印证天人感应，“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以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将人事与天命、自然现象结合起来，天之所言，必有所端倪呈现世间，事实上是抹煞了必然和偶然之间的本质差别。
《十国春秋·
卢延让传》载：
“初延让献高祖诗有云：
‘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
’至是高祖与同平章事潘峭夜论边事，旋命宫门爇栗，已而爆栗毁坐间绣褥。
又高祖性猜疑，常于炉间置金鼎，令二妃亲侍茗汤。
是夜宫猫相逐，误覆其鼎，高祖良久曰：
‘栗爆毡破，猫触鼎翻，忆得卢延让卷中有此语。
乃知先辈裁诗，信无虚境。
’……复以诗语巧合擢用。
同书《韦庄传》载：
“武成三年，（韦庄）卒于花林坊，葬白沙之阳。
是岁，庄日诵杜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之诗，吟讽不辍，人以为诗谶焉。
卢延让因其体验细微的诗句恰巧印证了王建所遇之时事而“以诗语巧合擢用”；
韦庄因日吟杜甫《南郊》诗，身葬“白沙”一地，诗中字句由虚转实，人谓“诗谶”。
根据诗句中的某些词句与涵义上的某种莫须有或极为牵强附会的关联，错误地将偶然性以偏概全地夸大成一种普遍规律并加以神秘化，足见谶言诗穿凿附会之本质。
流至五代，诗发展到颠峰繁荣状态，出现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趋势。
政局的沧海横流，皇帝的走马换位，强藩的巧取豪夺，暮霭沉沉的时局使人们的情怀转向萧索冷落，以一种“以无为为穷极”的消极的态度来对抗，神秘主义思想开始抬头，给谶言诗的孳生提供沃土。
诗歌本身长于隐晦曲折或含射象征某类事象，谶言诗运用特殊的语言文字符号，用模糊、含蓄、隐蔽的表现手法及谐音、双关、隐喻等修辞手段，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将预测的结果镶嵌在诗中，似乎冥冥中自有天定，造成一种神秘感。
“诗者，妙观逸相，岂限绳墨哉？
”（《王直方诗话》）诗人借物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诗中难免流露出对于某事的渴望或规避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而在传统的神秘主义哲学笼罩下，解诗者捕风捉影，习惯以“谶”解释诗中的暗喻、寄寓、象征等艺术手法，曲解诗者的本意；
或近乎拆字游戏，用谐音、象征、比附相释，渗透着阴阳五行的神学说教，牵强附会、凭臆私决。
其实谶言诗的产生，基本无出于两大类型：
统治者刻意制造谶言来验证天命性和民众对于无法解释的生命与现象而产生的种种歪解。
谶言诗本身是虚幻的、消极的、唯心色彩浓重的封建糟粕，多在于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忌讳犯禁等诸多封建宿命论的观点，多为后人附会甚至伪造，“条畅增益以表神怪”，在原有基础上刻意加工附会，显示其神秘，“后人诈记，以明效验”，虚假性自不待言，应予以批判和扬弃，这是对待谶言诗这种文化现象的基本态度。
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谶言诗是神秘文化主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的产物，是以神学的观念来关照、阐释诗歌的。
剥离其神秘主义的外衣，扫清谶言诗的迷雾，作为文学与神秘文化的结合体，谶言诗依然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原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6期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4月全文转载
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
黄大宏
以孤文著称于世者者，白行简即是一例，其以一篇《李娃传》成为唐传奇兴盛时期的代表作家。
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最重要时期的代表，在此领域内，白行简、元稹、蒋防、李公佐、沈即济等人的贡献与地位当与诗中的李杜元白相埒而不遑多让。
但中国古代小说作家的声望远逊于诗文大家，事迹留存既少且多窜误，钩沉考索至为不易，其传、谱难作，已是学人通识。
而白行简为白居易弟，此点又在幸与不幸之间。
其事迹多赖居易文字得以保留，可为一幸；
然其人行止历来多附于居易诸年谱、传略之中，其事迹的隐现又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实，是又为一不幸。
笔者为研究唐传奇，尝倾力于白行简研究，穷搜剔抉，积数年所撰《白行简年谱》为其专谱之始。
但谱文简略，有关考证未及展开，故特撰本文，对其名字出处与命意、小字问题、初应进士试及登第时间、仕历、以东川幕使蒲及诗文作年等事略作考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名字出处及命意、小字问题
行简嫡亲昆仲四人，依次为幼文、居易、行简、幼美。
幼文、幼美于世无闻，且早卒，唯居易、行简以文名为世所知。
但四人命名之例并不统一，以居易、行简二人为一体例，其名、字均出于《四书》。
“行简”二字出《论语·
雍也》第六，文曰：
“子曰：
‘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问子桑伯子。
子曰：
‘可也，简。
”仲弓曰：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
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
’子曰：
‘雍之言然。
’”孔子赞仲弓有人君之度，仲弓问桑伯子如何，孔子态度则有所保留，因其“简”而只言“可也“。
朱子注曰：
“简者，不烦之谓。
”而“可”之意，朱子注为“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此未尽之意即为仲弓的阐发，其意仍如朱子所言“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
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大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
”所谓大简即如《孔子家语》所记伯子不衣冠而处，同人道与牛马之举。
仲弓的回答与孔子达成默契，故孔子言然。
程子深得其理，指出：
“仲弓因言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
内存乎简而简，则为忽略，可谓得其旨矣。
”此节意在强调为政者当注重内心与行为的谐调统一，行简之名有取于此，而与居易名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居易”与“乐天”四字则出《中庸》第十四章，“行简”二字实亦在其中，“在上位，不陵下；
在下位，不援上。
正已而不求人，则无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按《朱子集注》曰：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
俟命，不愿乎外也。
徼，求也。
幸，谓所不当得而得者。
”所谓“素位而行”，在朱子看来就是固守本位，安心于现在所拥有的地位，行当行之事，无生贪嗔之心，是君子的风范。
实亦重在内心的平静与外行之雍然，与“居敬而行简”是同理；
而“行简”也是对“小人行险以徼幸”的克制,如能做到不“怨天尤人”，自是“乐天”而知命了。
宋尤袤《全唐诗话》与计有功《唐诗纪事》均载传为唐宣宗吊居易诗一首，有“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句。
“浮云不系”当谓不以名利介怀，“造化无为”则称其立世尚自然而不强以人力。
此盖棺之评与其命名原旨妙合，且移与行简亦无不可。
行简字知退。
《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五下》卷75下称“字退之”，独异于《旧唐书·
白居易传》卷166附行简传、《新唐书·
白居易传》卷119附行简传、《唐诗纪事》白行简条及《全唐文》卷692白行简条等记载，居易《祭弟文》卷69曰：
“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灵。
”知因“退之”连文而误。
清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23膳部郎中白行简条沿其误。
“知退”二字则用《大学·
治国平天下章》意，“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
”按《朱子集注》云：
“若此者，知所爱恶矣，而未能尽爱恶之道，盖君子而未仁也。
”见不善而“知退”，退而能远，自是善补过的君子。
心中无求自当识退避之道。
由此观之，居易自谓其家世尚儒学，应不诬。
又据《唐诗纪事》，白行简有小字阿怜，“行简，……小字阿怜。
”顾学颉校点之《白居易集》于《湖亭招行简宿》（卷17）“水槛虚凉风月好，夜深唯共阿连来”下注云：
“阿连，原本误阿怜，用谢灵运呼其弟惠连事。
”依其说，则典出《宋书·
谢灵运传》卷67：
“灵运……谓方明曰：
‘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
’”顾说多为人所从，但实有可辨。
居易平生仰慕灵运，诗中用此典以爱称其弟不误，但此问题并不简单。
首先，“连”字并非“怜”字误。
“怜”字属来母［l］，真［en］韵；
“连”字属来母［l］，元［an］韵，同为一先韵，双声韵近，表意虽然不同，但依声则可换用。
查居易诗中凡用两字处，处于韵脚者均用“怜”，在句中则用“连”，未见例外，故可视为居易的用字习惯，并无误的问题。
另外，居易此称亦非仅指行简而言。
《白居易集》卷23有《梦行简》一诗，“天气妍和水色鲜，闲吟独步小桥边。
池塘草绿无佳句，虚卧春窗梦阿怜”，乃出灵运见惠连而作“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事，此“阿怜”指行简无疑。
但《白居易集》卷36《和敏中［洛下即事］》有“昨日池塘春草生，阿连新有好诗成”句，时为武宗会昌元年辛酉（841），行简已卒，敏中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此处“阿连”指敏中无疑。
又《白居易集》卷32《将归渭村，先寄舍弟》也有“为报阿连寒食下，与吾酿酒扫柴扉”句，此“阿连”也是指某从弟而言。
故居易在嫡庶兄弟中虽与行简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明确用灵运与惠连关系比附自家兄弟间情谊的诗作亦非止与行简一人有关，此绝非行简独有小字明矣。
另据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3云：
“华阴县东七级赵村，村路因水啮成谷，梁之。
村人日行车过桥，桥根坏，坠车焉，村人不复收。
积三年，村正尝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啾啾曰：
‘射着我阿连头。
’村正上县回，寻之，见败车轮六、七片，有血，正衔其箭。
”由此可见，昵称弟兄为“阿连”是唐人风习，属泛称而非特指某人，居易此语显然于此称谓习惯有关。
二初应进士举及登第时间
行简于科场素有文名，《旧唐书·
白居易传》卷166附行简传（以下简称《旧》传）曰：
“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
”又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云：
“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
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试者宗此五人。
”其文集虽佚，但今存诗、赋确为应试及课业文字，但行简应进士举之详情迄今未明，历来有贞元十九年与元和二年两说。
贞元间及第之说有《全唐文》卷692白行简条云：
“贞元末进士。
”《旧》传：
“贞元末登进士第。
”同。
《新》传只云：
“擢进士。
”而未详其时。
元和二年说见《唐诗纪事》白行简条：
“元和二年登第。
”徐松《登科记考》卷17元和二年条记载尤详：
“进士二十八人，《文苑英华》载《舞中成八卦赋》，……又有《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为此年试题。
”今据考索，行简确于元和二年及第，但曾于贞元十六年初应举，不第。
贞元十九年之说事属乌有。
按元和二年登第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而关于其曾在贞元十六年初应举一说则尚未见诸言论，而证成此说的关键性文献依据是《白居易集》卷40的《祭乌江十五兄文》。
此文作于贞元十七年七月，叙云：
“维贞元十七年，……自居易与兄、高九、行简，……同参选于京都，俱署吏于西京，……友于四人，同年成名。
”居易著文极重记实，其记事多与史无舛，故于此事，其“同年成名”四字颇堪玩味。
居易于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十九年中拔萃，元和元年中制科乙等，行简可与居易同年成名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元和元年自不可能，则只有贞元十六年与十九年可供简择。
但贞元十九年之举在十八年举行，且居易是在西京长安应试，并非东都；
且十九年并无举事，《旧唐书·
德宗本纪下》卷13载：
“（贞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以关辅饥，罢吏部选、礼部贡举。
”《唐会要》卷76贡举中条载：
“（贞元）十九年敕：
礼部举人，自春以来，久愆时雨，念其旅食京邑，资用屡空，其礼部举人，今年宜权停。
”同书卷75选部下则谓：
“十九年七月敕：
以关辅饥，罢今岁吏部选集。
”均可关合。
可见，贞元十九年说不确，故只贞元十六年有可能。
此点前贤未及，故详加申论。
《祭乌江十五兄文》所谓“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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