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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
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
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
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
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
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
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
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
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
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
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
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
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
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
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
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
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
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
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
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
b
¹
b×
a。
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
哥德尔定理认为：
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
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
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
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
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
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
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批判与反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
远在四十年代，卡尔·
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
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
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
“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
”“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
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
”（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
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
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
“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
”（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
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
“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
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
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
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
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
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
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
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
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
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
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
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
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
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
“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
”（,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
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
”（“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
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
”（
The
Pursuit
Truth,
Cambridge,
1990,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
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
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
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
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
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
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
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
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
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
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
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
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
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
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
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
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
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
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
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
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
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
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
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
批判的重点大抵在：
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
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
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
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
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
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
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
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
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
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
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
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
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
贲》：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孔颖达疏：
“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
”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
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
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
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
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
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
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
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
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
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
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
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
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
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
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
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
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
”（现代中文译本《旧约·
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
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
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
而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
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
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
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
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
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
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
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
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
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
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
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
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
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
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
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
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
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
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
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之外而否认之，此事发生颇晚。
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
柏拉图的知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
求知与求善相统一。
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
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
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诚的教徒。
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
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时代。
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
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知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
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
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
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
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艺、宗教分开。
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受到两方面的推动。
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分离，而实证论者也多重视这种分离。
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认为形上学陈述没有意义，价值只是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
石里克认为，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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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
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
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
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
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
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
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
此外，与后现代思潮有关。
R.罗蒂称：
“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
”（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1991,
p.
.）
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
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
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
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
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
（x）（Gx
É
Qx）
，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
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
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
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
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
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
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
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
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
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
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
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
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
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
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
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
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
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
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
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
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
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
方法：
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
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
”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
“这是什么？
”他（她）能立即说出：
“这是圆的。
”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
四，出示圆形，问：
“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
”他（她）回答：
“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
”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
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
语言在，逻辑性便在。
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
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
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
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
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
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
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
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
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
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
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
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
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
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
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
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
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
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
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
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
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
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
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
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
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
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
“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
”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
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
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
“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
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
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
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
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
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
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
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
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
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
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
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
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
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
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
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
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
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
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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