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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狐狸洞的婚礼》好象是2003年国内翻译的优秀短篇小说集，感觉不错。
其中有个故事是写日本的一个少妇，回忆家庭生活琐事，特别写到了海边游玩的记忆，最近看一些日本人提到海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大概也算一个小小的反映；
还有三岛由纪夫16岁写的家族故事小说，真是天才；
还有一些巴基斯坦和非洲短篇小说，写得都很不俗。
你猜我在想什么？
黑粲
几乎每个说自己是学习心理学的人都会碰到这样一个人，初次见面，这个人总是问：
“你猜我在想什么？
”每当这个时候，我突然对自己的专业选择体验到一种宿命与轮回的召唤。
听我的父亲讲，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爷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爱赌博，不好劳作，却有一种本事：
替受到惊吓的小孩子捉鬼去魅。
过去受到惊吓的孩子，常常被领到他的面前，他可以用当地人不懂的闽南话，大声叱责看不见的鬼魅，最后“呸”的一声，就把鬼赶跑了。
心理学是什么？
巫术，萨满，算命，扶箕，研究一切神秘的东西？
按照英文psychology的希腊词根psych是“心灵”的意思，心理学应该是研究心灵的学问。
1854年，德国人开始通过物理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试图“对主观进行客观地研究”，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是现代心理学的开始，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先生曾经接触过最初的心理学知识。
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行为主义流行的时代，心理学被简化成研究行为（behavior）学问，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Waston，）认为，所谓心灵，思想，情绪，意识等词汇都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见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在“刺激——反应”链条中的外显行为。
如此机械的观点最终承受不了人类对自身无穷的好奇与追问，到了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终于承认心理学研究的是“行为与意识（mind）”的科学。
一直以来，在大众视野里，心理学总是在误解中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领域。
它仿佛拥有众多的私生子，却找不到嫡系，任何事物只要足够神奇复杂，“心理学”就是最好的后缀，于是我们慢慢有了政治心理学，商业心理学，领导心理学，修辞心理学，爱情心理学，笔迹心理学，送礼心理学，星座心理学，侃价心理学。
。
这个单子可以开出很长。
其折射出来的问题就是心理学作为一种在科学和人文中间的暧昧学科，一直在寻找自己在实验室之外的应用空间，人们对生活和自身日益增长的好奇心与有限的知识供给之间的矛盾让年轻的现代心理学忧心忡忡，理查德•格里格（RichardGerrig）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的《心理学与生活》（Psychologyandlife）正是解决这种知识焦虑的有效尝试。
《心理学与生活》是一本充满“问题意识”的教材。
在美国大学心理系本科中颇为风行，至今已经出版了第16版，大陆的简体中文版采用的是最新版本，在中文世界中，台湾在出版了繁体中文版。
作者之一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曾经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查看他的简历和著作目录，不难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位“教科书学者”，更是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其专长在社会心理学，其中大量的研究都有很强的现实应用价值，比如监狱管理，暴力行为，法律等领域的心理学问题，这也是本书“问题意识”鲜明的重要渊源；
理查德•格里格教授是一位语言心理学家，目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供职，语言是人类特殊的能力，对它的研究几乎涉及认知心理学的每个关键词。
因此，本书在编撰组合上是相当全面均衡，也是展示现代心理学宏观面貌的最佳入门读物。
理查德•格里格先生曾经在美国心理学会2001年年会上发表题为《公共服务中的心理学》（PsychologyinPublicService）演讲，申明要提升心理学家对自己专业的自豪感，鼓励所有的心理学研究应该从各个方面提高个人，社团，社会和美国的生活质量，并且为美国各级学校提供标准的心理学教材。
事实上，翻开任何一本英文心理学教科书，结构都是相似的，无非是学科历史，生理，感觉，知觉，意识，认知，语言，情绪，动机，发展，社会，临床应用，一路关键词像拷贝模板一样地下来。
主要的区别，也是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两点：
知识新鲜程度和提问的角度。
对照英文教材与国内比较流行的心理学教材，如《普通心理学》（孟昭兰，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现代心理学》（张春兴，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结构上是互通的，然而我们更需要的是不断升级的知识和提问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发行是为被大众传媒略微妖魔化的心理学在“抓鬼去魅”。
其次，在标题的设计充分显示了作者强烈的致用思路，比如“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你的脑？
”实际上谈论的是大脑可塑性问题，“闲着棒子，宠坏了孩子？
”话题涉及行为主义关于惩罚与奖励的研究，“记忆研究怎样帮助你准备考试？
”就是直接将心理学最大的课题“记忆”摆到桌面上来。
近年来，心理学书籍在国内的翻译出版逐渐升温。
从80年代开始，早期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中的《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西方心理学史》（格林）等以“文化”心理学和学科历史为主导的著作，逐渐转向到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浙江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各个领域系列专著，机械工业出版社，轻工业出版社的咨询、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学教材系列，中文世界对心理学的了解更加具体细微，更加全面。
《心理学与生活》领衔翻译的是北京大学心理系王垒教授，曾经受教于《普通心理学》作者孟昭兰教授，编译教材仿佛是衣钵相授，18位翻译者也都是国内心理学各个领域的当任之选。
“述而不作”的翻译仅仅是个开始，听到常常在耳畔响起的：
”，心理学的普及在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眼光重新面对自己文化中的星象卜筮，人情世故，语言传统，寻找一些问题的资源。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女人。
《李欧梵季进对话录》
RE:
关于现代性的参考材料之一
以下为上帖附件中的内容。
现代性：
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陈晓明
内容提要：
“现代性”在近几年突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论题，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
很显然，这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应对当今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挑战。
处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艺术，在反抗现代性的同时又在实质上建构了现代性，它在加深现代性的鸿沟的同时，又建立了各种重新联系的感觉的和情感的纽带。
当代中国文学从后现代的理论高地退却后，也不得不从“现代性”论述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这里，也许可以给予当代文学研究提示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以及更为复杂的美学内涵。
当然，这一切都要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审慎地展开探讨。
关键词：
现代性、后现代、断裂、审美、差异政治学。
“现代性”何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这难道仅仅是疲于奔命的当代文学研究被理论界无事生非的喧嚣拖着走的又一次恶作剧吗？
有时候，抓住机遇与误入歧途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评价；
而凑热闹与开拓创新也没有明显的界线。
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分歧的时代呢？
在这样的时代，正如上世纪初绝望而狂妄的斯宾格勒所说的那样，有力量的领着命运走，没有力量的被命运拖着走。
在当今时代，不用说民族－国家的命运，就是文学研究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缺乏原创性，在80年代，因为搭上思想解放运动的便车，当代文学显示出无穷的活力。
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整合性功能趋于衰弱，当代文学界也在寻求新的方案，方法论（新三论）的短暂热闹之后，“向内转”回到文学本体的呼唤确实抓住了当时的理论需求。
更靠近创作实践的现代主义论述，一直是依靠“实现现代化”这个时代诉求，才勉强成为最有活力的文学创新的理论动力。
然而，现代主义论述显得虚伪和做作，它植根于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才获得合法性，以至于它一开始就没有自身真实的理论论述起点，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论述并没有扎下根，这并不是说它只是依赖主导意识形态的氛围，或者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挪用，而在于它并没有深入西方理论与当代创作实践更为内在的关系中展开论述，从而确认自身的理论出发点。
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论述在经历多种多样的怀疑中兴起，对后现代主义最严重的质疑就在于现代主义还没有站住脚，何以有后现代主义的立足之地？
而从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直接类比中，更是给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予以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恰恰是扎根于中国当代现实的土壤，扎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
它没有依赖现代化之类的时代意识形态，而是出自理论的自身的起点，出自对80年代后期乃至于90年代初期中国特殊的现实确认自身的理论起点。
不是出于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出自理论创新和文学创新的需要，出自摆脱既定的权威规范另辟蹊径的需要。
还有什么样的理论论述有如此切实的现实性呢？
如此真实的本土化的基础呢？
如此真实的文学内在性的需要呢？
没有，后现代主义论述真正是中国理论界面对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文学创作实践做出的抉择，这是第一次真正自觉的抉择。
然而，这种理论的自觉也许过分了，后现代的论述进入了理想化的层面，它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实验色彩，后现代论述是把当代文学创新实践拔高到一个理想化的高度――这个高度的实验特征使得它又带有前所未有的难度。
这使随后的文学实践不可能超越这个难度。
登峰造极之后必然是下降，先锋派的实验难以为继，却让理论叙述陷入尴尬。
后现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人们钉在时间的路标上――它是脱离中国当下现实的未来的幻想。
现代性的时间之箭早已把后现代射向了远方，落点却不甚了了，也没有人认真对待。
这个错位并不在于后现代理论本身，而是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持有的误解。
后现代的论述者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就先锋派的实验文学展开论述；
但没有任何理论叙述表明，后现代主义仅限于此。
当随后的对大众文化的叙述也具有后现代性时，这种错位就显得相当滑稽，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可以归为后现代，那后现代成为什么东西真是一项疑问。
但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后现代在哲学理论层面带有先锋派的痕迹，而在社会学方面却更倾向于世俗化；
在艺术方面（特别是行为艺术之类）已经消除了任何界线，更不用说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分野。
尤其是在文化研究的塑造下，任何社会现实可能都可以读解出后现代的含义。
这些文化门类的分别多少还以掩盖意义的相互矛盾，就在文学内部，短短数年的变化，就使后现代叙述陷入窘境，这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
先锋派开创的那个形式主义的道路迅速就半途而废，在这一层面上叙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何以自谋出路呢？
看看随后的文学现实，“晚生代”还勉强可以找到一些与原来的后现代叙述相承的东西，再随后的“美女作家群”，70年代的职业写手，“晚生代”趋于成熟的作品，更不用说那些时尚杂志上到处涌现的“白领文学”，“中产阶级”读物等等……，这一切，都使后现代叙述的那个不断变革创新，并且始终前进的历史，突然迷失了方向，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片无边的舞台，它不是后现代又是什么呢？
我们搜肠刮肚，还能找出什么惊人之论予以命名或加以阐释呢？
“现代性”――还有什么比这个术语更模糊莫衷一是，更有和稀泥的本领呢？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更富有建设性的姿态来理解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也可以更审慎的态度去发掘它的丰富的内涵，赋予它以真实而充分的活力。
一、
后现代变成了“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显然是近年来学术界热门的一个概念。
但现代性的确切定义却并不清晰，至于它内在的复杂含义，它所折射的张力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清理。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
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影响下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
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把现代性定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
也就是以启蒙精神为基础，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
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也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
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
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现代性”在近几年突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论题，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
这确实有点蹊跷，城头变幻王旗，只把新桃换旧符。
后现代似乎已经变成陈词滥调，后现代论述持续了二十多年，从最新奇的指认，到殊死的反对。
不只是兴奋劲已经过去，而是猛然间发现，大家都“后现代”了。
这也许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当年左派们围追堵截后现代，不想猎人们变成了自己的猎物，左派的理论家们也纷纷变成了后现代。
左派们都是后现代的批判者，他们起劲而沉迷于其中的批判，足以把他们塑造成后现代主义者。
杰姆逊在中国的被误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列奥塔后来一再辩解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他要“重写”现代性，目的就是要抵制来自这一所谓的“后现代性”的书写。
他的这一辩解有谁注意到呢？
有谁会给他正名呢？
列奥塔一直是作为后现代理论家的形象矗立在当代理论高原上。
只有杰姆逊一锤子就把他打中：
列奥塔骨子里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真不知道这是在褒奖还是贬损。
很显然，现代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左派理论家们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微妙之处也许正在这里，后现代一直是左派批判的对象，或者说是一种批判性的论述。
但问题就在于，并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和更有影响力的后现代的正面倡导性论述，声势浩大的其实是批判性论述。
当左派的那些批判性论述变成了后现代的主流理论时，这个后果不是皇袍加冕，而更象是篡位。
可以数过去，杰姆逊、列奥塔、赛义德、霍尔、德里克、安德森、泰勒、德里克、伊格尔顿、鲍德里亚、鲍曼、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个名单几乎可以把所有著名的左派理论家加上去。
难怪人们把后现代论述看成是左派的论述，再也没有什么张冠李戴比这项桂冠的交接更具有弄假成真的奇妙。
后现代这个蛋糕被左派理论家做成了巨无霸，那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吃不了兜着走。
当左派的所有的言辞都变成了后现代时，危险的时刻也就降临了。
修正主义已经病入膏肓，这不是因为人们的观念立场变了，而是所有的知识话语变了。
后现代论述不知不觉已经听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原汁原味了，这让坚定的共产国际战士们大惊失色。
只要看看近年来，杰姆逊、安德森等人，对左派阵营多么不满就可以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后现代论述越来越具有梦幻色彩，自从与文化研究结盟，它干脆就是当代思想的催眠术，哪里还有多少战斗性可言。
只有后殖民理论，挥舞着“差异政治”的利剑，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游刃有余。
后现代的当代性论述显然很难强化批判性，反倒更容易演变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津津乐道。
左派理论家都有一支犀利的笔，文采飞扬，随心所欲。
看看杰姆逊对当代后现代文化的分析阐释，谁会注意到这是在严厉批判呢？
精彩纷呈的迷幻般的后现代文化图景，杰姆逊被捧为后现代理论大师一点都不冤枉。
当后现代变成一种主流论述，后现代的知识普遍化了，批判性变成了叙述，变成了学理式的探讨，这对于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却是走到了穷途末路――没有了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发动机，左派理论还能走多远？
“现代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浮出水面，这是一艘被打捞起来的“泰坦尼克号”，满目沧桑，历史丰厚，装上后现代的发动机，挂着现代性的旗帜，又可以来一次豪华旅行。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种族、性别和身份，应有尽有，关键是具有历史感。
回到了历史中的左派论述，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堡垒。
其实质当然还是后现代，不过却是后－后现代了，回到了现代性历史中的后现代，抹平了所有的矛盾和困窘，一切似曾相识，却又大异其趣。
想不到是现代性挽救了后现代，一字的改动就可以重新开启一个知识创新的时代，这真是后现代时代的神奇。
这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时代，现代性的葫芦里，原来卖的是后现代的药。
这真让人疑心，当今时兴的“现代性论述”到底是后现代的残羹，还是一剂补药呢？
不管怎么样，现代性几乎让后现代起死回生了。
就这样，“现代性”反倒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杰姆逊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
杰姆逊当然还要明知故问：
那为什么不干脆用“后现代”这个概念。
这个问题杰姆逊自己早已有看法。
按杰姆逊的说法，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
现代性之成为热门话题，当然不只是左派以及后现代理论家应急摆脱窘境的意外收获，它可以从更具建设性的和积极主动的方面来看，那就是后殖民理论对后现代论域的拓展，应对全球化的当代现实。
现代性论述看上去是回溯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代现实，也就是面对现实问题来挖历史的根。
90年代全球化趋势迅猛加剧，全球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国际化资本的急剧聚集，以及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跨国企业在最近10年的增长惊人。
同时，为了寻求全球市场，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介入的力度大大提升。
发展中国家由于对资本和技术的强烈渴望，对进出口贸易互惠条件的寻求，为解决国内由于人口持续高增长形成的就业压力困境，以及国内金融体系的严重危机，这些都不得通过开放市场，引入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来缓解矛盾压力。
然而，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也从跨国资本和技术中获得发展的动力。
全球化趋势在90年代向着发展中国家渗透，这使后殖民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历史的清理再次提醒人们，历史并未终结，这个未曾终结的历史并不是关于它后来的命运，而是它此前的状况，已死的历史在叙述中不断复活，这就足够了。
现代性论述不断翻检资本主义的老帐，这是一次债务清理，现在的全球化则要为历史买单。
资本主义启蒙的历史，不再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传播，不再是民主与科学彰显的历史，而是充满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蹂躏的血腥事件。
与对现代性的历史反思相一致，后殖民论述对现今全球化现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恐惧。
现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本质上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侵略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现在是跨国资本与高新技术在冲锋陷阵。
后殖民理论率先在文学批评领域小试牛刀，随后与社会学结盟，创造出一门跨学科的超级学科――文化研究，其触角遍及纯学术领域、通俗文化和大众传媒，任何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无不可以进入研究的视野。
而从文学批评承继来的风格，则使得这些文化分析具有迷幻般的魅力。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底蕴与后殖民的立场，使得当今的文化研究本质上更像是一门“差异文化政治学”。
科尔内尔．韦斯特数年前就指出：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以多样性和异样性的名义与攻击单一性和一致性；
依据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去摈弃抽象性、笼统性和普遍性；
通过突出偶然的、临时的、变数的、试探性的、活动的和变化的性质来进行历史化、具体化和多元化。
……由它产生的文化政治具有新颖性的是：
差异构成的方式和成分，在描述过程中差异所给予的分量以及诸如灭绝主义（exterminism）、帝国、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民族、自然和地区这些处在这一历史时刻的突出问题，是对先前的文化批判形式存在的某种中断做出反应的。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学给当代的全球化现状作出诊断并开出药方，这种诊断一方面依赖对现代性历史的评判；
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经验进行的理论推导。
差异政治学立足于多样性、异样性和特殊性，当然坚决批判全球化一体化。
正如现代性被定义为无限前进的合目的性的历史进程一样，全球化也被描述为市场的一体化（即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市场的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取消和对多样化的弱小文化的同化。
现代性与全球化在当代的时空里相遇，它们重叠在一起，并且等待差异文化政治学的诊断。
这项诊断在奇特的悖论逻辑中展开并获得圆满的解决：
这就是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
当代现代性的论说者，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上给出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可选择的现代性只是一种理论的诡辩，如果它在历史实践中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也只是变了形的现代性，而不是真正多样性的现代性。
杰姆逊对此表示的谴责论调，仔细辨析却更象是对左派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悼。
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导源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身份差异政治这个想象的标志，却被当作返回历史实践本源中去的论据，它怂恿着人们现实地创造“特殊性”，直到这个特殊性破裂为止。
现代性产生了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过去被认为是向着某种共同的历史终极目标前进，现在则被认为是依据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
从历史实践的结果来看，确实可以看到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与周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
其最基本的可选择方案，无非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方案，而且是更激进的方案。
当然，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那些福利国家已经尽可能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
例如，北欧和德国，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确实给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是，当今时兴的现代性的多样化以及可选择的方案，并不是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分法的意义上做出的描述，而是基于民族－国家认同所做出的文化多元和差异基础上的论述。
现代性的可选择性被打上民族—国家的标签，并且是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展开全球化文化／政治角逐。
二、审美的现代性意义
现代性问题是被全球化与后殖民论述劫持到文化研究领域，它使面对当前文化状况的文化研究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感，同时也给现代性问题自身打上鲜明了政治烙印。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文学研究，当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障碍。
关于文学的现代主义研究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热门的学科分支。
很显然，重新捡起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是简单退回到文学的现代主义老路上去，实际上，现今兴起的现代性问题，与现代主义并不能等同，现代主义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现代性则包含远为复杂文学的含义。
至于这个概念要在文学学科中显灵，要在文学批评中回光返照，那它能显示出的理论光芒也只能集中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的现代性美学问题这二个方面。
文化研究不用说，运用现代性概念正是得心应手，顺理成章；
而文学研究领域则要重起炉灶，重新展开理论规划。
如果简单套用现代性的那些观念结论，那无疑使文学研究本末倒置。
因此，问题只能归结为“审美的现代性意义”。
确实，在这里，很有必要重温一下现代性的美学问题。
审美的现代性是指自有现代性以来的人类审美活动的表现出的现代性意义；
它包含在现代性的实践活动和反思体系中出现的美学现象。
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的美学意义则显得过于宏大，它牵涉到庞大而长久的现代文学艺术及各种美学活动的历史。
如果我们抽象地从总体的理论角度来理解，我们当然可以从对现代性的一般理解中去推导现代性的美学意义，现代美学作为现代性的有机部分，它无疑具有现代性的普遍意义；
但现代美学，却又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它始终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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