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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征?
”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
殷武》所记的：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pó
u荆之旅。
”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
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
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
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
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
城垣外陡内陂bēi，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
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
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
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
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
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
其中有一件青铜钺yuè
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
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
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
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è
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zú
（《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
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
一组为鬲lì
、盆、簋guǐ、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
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
）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
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
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
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
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
《孟子》载：
“夏曰校”、“殷曰序”，《汉书·
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
“序”和“庠”都是学校。
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
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
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楚世家》：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yù
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
”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
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
）的封号，臣属于周。
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
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
《裴解》引刘向《别录》记：
“鬻子，名熊，封于楚。
”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
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
《左传·
僖xī公二十六年》戴：
“夔kuí
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
”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
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
如《楚宝》戴：
“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
‘噫，老矣。
’鬻曰：
‘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
’文王善之，遂以为师。
”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
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史记·
楚世家》。
）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
《汉书·
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
“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
”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
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
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
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
）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
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
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
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
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
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
）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
“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jù
南方的泱yāng泱大国。
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
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
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
《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
另外，《史记·
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
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
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
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
武王徒郢yǐng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
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
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
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ｈｕī山之间（《墨子·
非攻下》：
“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
”），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
昭公十二年》：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
”）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
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
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
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jí
矢shǐ以共御王事。
”《左传·
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
“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蚡fé
n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
筚路，杜注：
“柴车。
”孔疏：
“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
”蓝缕，杜注：
“敝bì
衣”。
《方言》说：
“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
”“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
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
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
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
僖xī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
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
苞茅，杜注：
“包（苞），裹束也。
茅，菁ｊīｎｇ茅也。
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
”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莤sù
，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guī，而灌[凶匕]酒，是为莤，象神歆xīn之也。
”莤，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
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
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
地理志》等就有“包匦guǐ菁茅”的记载。
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
《周礼·
天官》说：
“祭祀供萧茅。
”《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说：
“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
”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
晋语八》：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jué
，设望表，与鲜卑守燎lià
o，故不与盟。
”韦昭注：
“置，立也。
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
”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
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
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
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
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
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
“熊”从“酓”（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酓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酓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酓肯”、“酓[于/心]”等。
），“酓”即“莤”，莤，像神饮酒；
“酓”像人饮酒，是“莤”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酓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酓、熊通假，后来一律把“酓”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
）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
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
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
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
“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
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
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zè
n周公，周公奔楚”（《史记·
鲁周公世家》。
）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
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
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
“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jí
、王孙牟、燮xiè
父、禽父并事康王。
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喾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
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
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孤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
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
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
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
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
右尹子革告诉他：
“齐，王舅也；
晋及鲁、卫，王母弟也。
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
”（《左传·
昭公十二年》。
）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
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
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
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
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chɑng?
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
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
“弘鲁召（昭）王，广笞chī荆楚，唯狩南行。
”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
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sì
”。
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
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
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
宣公二年》：
“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
这次失败归咎jiù
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
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
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
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
“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
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
屈原在《天问》中写道：
“昭后成游，南土爰yuá
n底。
厥利惟何?
逢彼白雉zhì
?
”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
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cù
，而原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lá
i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
这样就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
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掠夺人口和财富。
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
周边各部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
据《国语·
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称为“宗周”。
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
）附近。
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号。
）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
正当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yǎn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
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
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
东夷传》、《博物志》所记。
）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842年）。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文载：
裘qiú
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yù
”的格局开始瓦解。
）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
北方的玁狁Xiǎnyǔn、西方的犬戎ró
ng、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
匈奴传》说：
“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
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
靡mǐ室靡家，猃允Xiǎnyǔn之故。
岂不日戒，猃允孔棘。
”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
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
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
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
如《韩诗外传》说：
“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
”《史记·
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yì
的射技也不及熊渠。
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
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
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ｈｕī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
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
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
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
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
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chuí
。
它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
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
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楚。
《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地区。
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
），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区域的越人。
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
《括地志》说：
“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
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市境。
此鄂，当指东鄂。
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至鄂州的。
）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
在鄂境内，今大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
熊渠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è
è
，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
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shì
”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亶dǎn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
）句亶，裴骃yīn）。
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
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
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蒍wěi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蒍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
楚世家》说：
“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
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
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
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
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
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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