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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古典的语言来说，就是现实制度的“竞争”必然导致其“最优均衡”。
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是这种趋同论最直接的宣言，“终结”一词恰恰准确地反映出其“静态”本质。
“趋同”首先是指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各种制度都向资本主义趋同。
其次，由于美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的新经济时代所展现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强劲创新能力，趋同论也有了进一步的明确目标，即美国模式。
紧随福山之后，美国公司法学者（Hansmann&
Kraakman，2001）在微观企业治理层面上也明确提出“公司法历史的终结”，即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各国公司治理实践和公司法正在向美国标准模式收敛。
此外，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可谓是“趋同论”在宏观政策层次的体现。
与全方位发展的制度“趋同”论针锋相对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ofCapitalism/DiversityofCapitalism）观点，这业已形成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比较”（ComparativeCapitalisms）研究领域。
其早期思想传统来自于历史制度主义，在基础方法论上保持了对主流新古典的批判。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主流的理性选择思想和分析工具也逐步融合进来。
这多种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和方法从多个层次对制度展开了分析研究，共同对“趋同”论提出了挑战。
二、多样的方法和多样的制度
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围绕着“制度互补性”等核心理念而展开制度分析和国际比较，其研究目标在于理解制度的不同，并解释制度对于增长、效率和创新等方面经济表现的影响。
该领域出现了多种理论和方法，所总结制度模式也各不相同。
主要包括“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或CIA）、“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ofCapitalism或VoC）、“调节学派”（RegulationSchool）、“生产社会体系”（SocialSystemofProduction或SSP）、“生产创新社会体系”（SocialSystemofInnovationandProduction或SSIP）等。
这些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可以视为沿着新、旧两种制度分析思路展开。
在旧制度主义方面，调节学派、生产社会体系（SSP、SSIP）等流派主要秉承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思想传统，强调制度历史动态演化方面。
而在新制度主义方面，比较制度分析（CIA）、资本主义多样性（VoC）学派则更符合主流标准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ChoiceInstitutionalism），也被称为“理性功能主义”（Rationalist-Functionalist，Streeck,2010）或者“均衡功能主义”（Equilibrium—Functionalist，Deeg&
Jackson,2006）。
历史制度主义。
旧历史制度学派以凡伯伦、康芒斯等人为代表，其核心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动态过程，人在此过程中行为受习惯、法律等各种制度约束，而不是简单的经济人理性。
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对主流经济学脱离历史的抽象演绎和静态的均衡分析方法持批判态度，主张对制度进行历史归纳和动态演化分析。
正是这种思想方法决定了该学派对制度异质特性的关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比较的思想渊源。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康芒斯就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
其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坚持资本主义多样性观点，并对各种演化思想渊源进行了探究。
他认为市场、企业、家族、国家等多重层次结构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而这些制度体系在各国发展中具有长期的、多样的历史演化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多样性。
调节学派以Albert、Boyer等人为代表，保持了历史制度主义思想传统。
其早期理论接近于“结构马克思主义”，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要性，同时注重经济行为者能动性。
“调节”的含义是指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贾根良，2003）。
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具有极大不确定性，而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模式等体系组成的调节模式才能使得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
事实上，“资本主义比较”研究之中“资本主义”术语的使用即肇始于调节学派。
在前苏联解体之后，Albert（1993）指出存在着“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趋势，使得资本主义比较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他提出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型和以德日为代表的“莱茵型”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对立，前者以市场为中心，追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追求彻底的效率性和短期利益，而后者注重以非市场的形式实现对经济和社会的调整，注重社团利益协调和长期利益。
后期的调节学派以Boyer（2001，2005）为代表，逐渐弱化了理论中政治斗争含义，并对制度进行了更细致考察。
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和调节方式的比较，把莱茵型资本主义进一步划分为以日本为代表的“企业主导型”、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型”和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型”等。
生产社会体系理论包括SSP和SSIP，以关注企业在不同的协调机制支配之下采用的生产战略而得名。
早期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产业部门而不是国家间的比较（Crouch&
Streeck,1997），提出了不同于美国福特主义（Fordist）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其他生产系统，如“弹性定制化”（FlexibleSpecialization）、“差别质量生产系统”（DiversifiedQualityProduction）等。
他们认为在传统的市场和层级命令机制之外，还存在着社区、社团、政府和网络等多种协调机制。
Amable（2003）将创新作为生产的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称为SSIP。
他对于制度的考察维度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金融、福利、教育等方面，并指出劳动、金融和教育等制度最能推动社会创新和生产体系创新。
从这些制度的研究中Amable划分出五种资本主义类型：
市场主导型、亚洲型、社会民主主义型、欧洲大陆型和地中海（南欧）型。
生产的社会体系理论是对调节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它们都体现了历史制度主义传统。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资本主义比较研究中，CIA和VoC学派代表了靠近主流范式的另外一种思想路线，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以美国和日本经济模式为主要考察对象，从企业内、外部体制，包括企业内信息协调机制、公司治理、企业间关系、金融体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多个维度进行考察（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6；
青木昌彦，2002）。
他们认为日本模式的主要制度特征在于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双向治理结构、财团组织、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度，以及金融系统的主银行制度和政府的强干预关系等；
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模式的股东利益至上的单向治理结构、相对独立的企业间关系、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高度发达的证券资本市场和政府的自由放任倾向等特征。
CIA学派较早将“互补”概念引入到制度分析之中，成为“制度互补”用以说明各项制度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补充促进而获得收益递增。
由于CIA学派侧重于理论分析，在对实际制度的考察中主要对日本和美国进行案例比较，缺乏全面的制度类型研究，因而往往不被视为资本主义比较的主要方法。
然而，其理论核心如制度互补等概念被广泛采用，它的两个制度研究重心即“多重均衡”和“历时演化”都是资本主义比较的重点所在。
尤其是后者，正是当前包括VoC、SSP等新兴范式共同的薄弱之处。
以Hall、Soskice等（Hall&
Soskice，2001；
Hall&
Thelen，2005）为代表的VoC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青木昌彦CIA体系的一个扩展，其研究方法融合了CIA的博弈方法和新制度经济学当中的交易成本分析等，尤其是“制度互补”的概念更是直接继承自青木昌彦等人的制度比较分析。
VoC研究的对象不同于传统的组织理论侧重于企业内部结构，也不同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社会制度的整体，而是围绕着企业这个中心，研究如企业、员工和利益相关方等经济微观主体，以及这些主体如何组织进行生产。
在该分析框架之中，金融和企业治理、劳动关系、教育培训和企业间关系这四个制度维度决定了对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条件，从而决定了企业行为。
VoC范式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内容，认为通过企业战略行为可以缓解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人等问题带来的效率损失，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获得均衡解。
在此理论基础上，Hall等人从对制度的经验数据中识别出两种基本的资本主义类型，即“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MarketEconomies，LME）和“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MarketEconomies，CME）。
其中，LME的典型代表是美国、英国等，其特点是市场在经济中起着核心的协调作用，具体表现为短期导向的公司金融体系、流动性劳动市场，一般性的教育体系、公司间的强竞争关系。
相对照的CME模式以德国、瑞典等为代表，特点是以非市场机制的战略协调为基础，制度表现为长期产业金融体系，合作的劳动关系、高水平的职业培训和公司间技术和标准的合作关系等。
LME和CME的类型模式划分得到了其他学派的接受。
在制度的经济表现比较上，VoC关注于效率、经济增长和创新等方面，并且从理论和实证都得出结论认为LME和CME两种模式的经济表现处于伯仲之间，没有哪一方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另一方面，各种中间形态的经济体则表现的差强人意。
Hall等人对于OECD国家从1975年到1999年的经验数据分析结果，其“协调指数”使用了“利益相关方权力”、“控制分散程度”、“证券市场规模”、“工资协调水平”等指标用因子分析法（FactorAnalysis）综合得出。
将LME和CME视为资本主义的两极的话，各类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呈现倒U曲线的分布状态。
资本主义比较研究之中的各个分支学派理论表现出了几个共同的新特性。
首先，各种理论分支都致力于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多样性依然存在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即强调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反对趋同假设。
并且它们往往否认所谓最优模式的存在，尤其是否认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效率性和普适性。
其次，资本主义比较扩大和改变了以往制度研究的单层次视野，研究扩展到宏观、中观（meso）和微观等多个层次，并且考察不同层次制度的联系。
特别是新近发展的VoC、SSP等理论从传统制度研究的以“政府”或“社会”为中心转向了以“企业”或者“生产”为中心。
这些新方法相比于传统制度分析采用了更为具体的制度分析维度，并从孤立案例分析和特定制度比较转向较为多维度、一般化的分析框架。
最后，资本主义比较研究发展表现出理论和方法上的实证化趋势。
首先是理论的实证化，即去规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
从马克思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经济学家在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时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涵义。
而在资本主义比较的发展之中，这种涵义被大大淡化。
如果说早期的调节学派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意味，那么后期的SSP和VoC等理论则仅仅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来表达市场经济制度的含义，尤其是VoC范式，被视为是“价值无涉”（Value-Free）的实证分析框架。
其次是在该领域对于经验实证的注重。
由于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制度研究长期依赖于案例分析来对理论进行经验检验，难以和主流经济学大量采用的定量研究相匹敌。
当前最为活跃的VoC和SSP领域极为重视对制度的实际经验研究和数据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各种定量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
这两个方面的实证化对制度研究有着较大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比较的这些新特性，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研究对象也从早期的着重于发达国家扩展到对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亚洲、拉美等更广泛的市场经济制度。
三、多样性的核心：
制度互补
“制度互补”是资本主义比较研究之中各个分支共同的核心理念，又是争论的焦点（Crouch，Streeck，Boyer，Amable，Hall，Jackson，2005）。
一般而言，它是指“存在着制度的相互增强，从而使得部分地借鉴‘最佳实践’反而会导致效率损失”，并且因而“制度互补的概念表明国际间的制度趋同将极为缓慢或者完全不发生”（Deeg&
Jackson，2007，p.150）。
对制度互补的分歧主要表现于两种思想传统之间：
理性传统的CIA和VoC是制度互补的主要提出者和倡导者，他们以均衡模型对这个基本理念进行了刻画，并且力图对其做出实证测量；
而坚持历史演化立场的SSP等学派虽然承认这个理念对于制度比较的重要性，但坚持批判对其静态理解和分析，并且倾向于认为无法对其进行数量化度量。
VoC方法完全接受了青木昌彦的制度互补理念，并在经验研究之中对制度互补进行了测算。
Soskice（2001，p.17）指出，“如果某个制度能够增加另一个制度的收益（或者提高效率），那么这两个制度就是互补的”，相对称的“如果一个制度的缺失或者无效率能够增加另一个制度的收益，则两者是替代的”。
这种对制度互补的理解与青木昌彦等人所谓的“战略互补”等概念是一致的。
Hall&
Gingerich（2004）更进一步，从对OECD经济数据的分析中获得了制度互补的经验验证。
他们通过对多个制度维度的大量指标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公司治理和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和培训体系、公司治理和企业间关系、教育培训体系与社会保护水平等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互补。
如图2所示，线段上的数字是各制度模块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且全部在0.05水平显著。
Hall和Soskice将青木昌彦的“制度互补”概念进一步发展为“制度比较优势”，即“政治经济体为公司提供的在某些特定类型活动之中的优势”（Hall&
Soskice2001，p.32）。
他们用专利数据对美国和德国的创新模式的不同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指出美国的专利相对集中于生物科技、通讯和半导体产业，以“激进”（Radical）创新为特色；
而德国在交通、机械工程方面占优势，表现为“渐进”（Incremental）创新为主。
按照制度比较优势观点，创新路径的这些差异是两种类型创新对不同制度的要求所致，LME经济的自由特性使得其强于擅长突破性创新，而CME则有利于累积性地发展和改进成熟的现存产品和生产过程，由此形成了创新的国家专业化模式。
尽管对此实证研究仍存在一些争议，但无疑Hall等人给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考察视角。
与CIA和VoC方法相比，在历史制度主义学者看来，制度互补的内涵远比理性选择模型所表现的要更深刻且更丰富。
他们认为制度互补存在着多种类型和多种形式：
如制度的“补足性”（Supplementarity）指一项制度弥补了其他制度的缺陷，而提高了制度对于行动主体的收益（Crouch，2005）；
而制度的“协同性”（Synergy）则是指在经济的不同子系统中，兼容的激励结构产生的共同加强效应。
甚至还存在着一种逆向的制度互补，即所谓的“制度冲突”（InstitutionalTensions）。
它是指制度的不同模块各自沿着不同的协调逻辑演化，因而产生了冲突，削弱了制度互补并导致经济表现的损失（Jackson，2004）。
历史制度主义者不仅看到制度互补具有经济效率，更注意到其包括的社会凝聚、政治稳定等重要社会功能。
因此，必须从一个更为宽广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之中考虑制度互补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作用。
四、制度动态演化
“制度互补”是解释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一个有力工具，然而它的缺陷是无法解释制度改变。
尤其是在理性选择学派的分析中，制度互补形成后会自我强化，即使在有其他更优制度选择条件下也无法变革。
这就是在制度经济学中所谓的“路径依赖”所导致低效率的“锁定”。
如何解释对路径依赖的克服和制度动态演化，这是当前资本主义比较领域共同的问题。
这个博弈模型能够说明路径依赖的存在，进而解释制度稳定性和多样性，但却无法表达路径依赖如何能够被克服，制度如何动态演进。
事实上，青木昌彦也意识到了此局限性。
他一直试图突破主流静态分析框架，而将博弈论分析框架扩展到演化博弈分析和主观博弈分析等方面（Aoki，2001；
2010）。
VoC范式的研究视野也开始注意到制度变化方面（Hall&
Soskice，2003；
Thelen，2009）。
而历史制度主义的其他比较学派本身就一直继承了反对静态分析和重视历史动态演化的思想传统。
因此对制度动态演化分析的要求在各派研究中成为较为统一的发展方向。
在目前的讨论之中，主观动态的分析视角成为一个较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首先从博弈框架来看。
经典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中参与者都是在一个外生的客观博弈形式下进行博弈，无法解释制度内生演化（Young，2007）。
新近发展的主观博弈论去除了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而认为参与者是在各自主观框架下进行博弈。
参与者不仅会在既定博弈形式下学习对手的策略分布，还会通过策略互动来学习主观博弈规则的知识，并且会通过创新策略来推动主观博弈形式的演化（黄凯南，2010）。
这种主观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制度稳定和变化两方面的内生因素。
其中两种特殊情况值得注意：
对于制度稳定性而言，由于有限理性假设，外生参数变化不一定即时反映到主观框架之中，因此均衡制度可能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不变；
对于制度改变而言，即使外生参数不变，也存在参与者主观博弈框架改变而导致制度改变的可能。
一些研究者认为要改变制度的“约束”或“均衡”观，而提出了“作为资源的制度”的看法（Deeg&
Jackson，2007）。
在这种理论之中，正式的制度与实际施行的制度并不一致，行动主体具有重新解释和利用制度资源的能力，也就是主动改变制度的可能（Streeck&
Thelen，2005）。
这种“制度资源”和“制度再解释”的观点无疑与主观博弈分析在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
事实上，资本主义比较研究能够从更为广阔的理论领域获得启示。
如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走向主观知识化和动态化，特别地从演化角度提出了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为对静态均衡效率的替代工具。
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和自发秩序思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当前的制度分析，而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动态市场过程理论（Kirzner，1976）和动态效率理论（HuertadeSoto，2009）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结合到资本主义比较的动态演化分析之中。
这样的动态主观制度演化思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动态认知制度框架来说明。
在以VoC为代表的静态制度模型之中，外在环境条件单方向决定了制度结构，而制度结构单方向决定企业战略或者行为模式；
相比较，动态认知制度模型则强调了主观主义的认知，因此采用企业家视角更适合表达这种动态制度演化机制。
图中的双向箭头表示决定和影响的双方向性：
外在环境影响制度，制度影响企业家认知结构，进而影响企业家行动。
另一方面，虽然多数企业家采取适应于当前制度的行为模式，但由于主观认识偏差或者创新，少数企业家会偏离主流认知模式，由此产生认知和行为的变异。
成功的变异或者创新会改变主流认知模式，进而改变制度和外在环境，因而成为制度的双向决定过程。
成功的模式被广泛传播模仿成为主流即为“趋同”，然而在这种趋同过程之中，新的变异仍将不断发生，这又是一个趋异的过程。
从这样的动态认知模型来看，趋同和趋异是制度演化在各个层次上总是同时发生的过程。
在静态均衡分析之中，只有符合最大化行为模式的标准企业才能生存，其他变异都属于非效率，必然被淘汰；
而在动态的市场过程分析之中，对于企业家而言永远都存在着通过创新而获利的可能。
这就是静态与动态思维的根本差别。
主观动态分析方法虽然较为创新，并且比传统静态分析更为接近问题的实质，但也面临着挑战。
如模型主要描述参与者对博弈场景的个人认知，而制度则是参与者之间对博弈框架的共同认知。
个人知识的调整如何达到参与者共同知识的重新建构而改变制度，是需要考察的问题。
其次，主观博弈制度分析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主观认知，而如何对主观认知进行客观刻画和归纳也是个难题。
在制度动态演化的思路影响下，资本主义比较研究出现了对多样性的复杂理解。
如Peck&
Theodore（2007）等人提出了“多样化资本主义”（VariegatedCapitalism）概念作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替代。
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并非体现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于从企业到产业等多个层次。
资本主义在各层次的多样化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
Coates（2005）的研究指出事实上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表现出在跨时期的自身差异要远远超过特定时期的国家或地区差异。
Streeck（2010）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多样性”的同时，也存在对应的“共同性”。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相等地趋同，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或多或少的一体化全球系统”（p.39）。
由此来看，可以说出现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多样化趋同”。
总结而言，资本主义比较尽管分析框架尚未成熟统一，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纷争，但其相互融合借鉴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对于资本主义趋同问题的考察仍然有赖于这种尝试的深入发展。
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存在制度“趋同”，也绝不是主流理论所主张的趋同，而是一个异质化的、复杂版本的“趋同”。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
【参考文献】
[1]Albert,M.（1993）,CapitalismagainstCapitalism:
HowAmerica'
sObsessionwithIndividualAchievementandShort-termProfitHasLedIttotheBrinkofCollapse.NewYork:
FourWallsEightWindows.
[2]Amable,B.（2003）,TheDiversityofModernCapit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
[3]Aoki,M.（2001）,Towarda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MITPress.
[4]Aoki,M.（2007）,“Endogenizinginstitutionsandinstitutionalchanges”,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3
（1）:
1—31.
[5]A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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