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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情节结构变化跌宕,层次分明,更具吸引力。

  在《诗艺》中,贺拉斯提出了塑造人物的“类型说”,即同一类的人物都应有自己典型性格。

自从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人物“类型说”以来,古典主义剧作家便遵照这条准责塑造人物,莫里哀也不例外。

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答尔丢夫身上,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

答尔丢夫在整出戏剧的表演就仅仅是为了表现伪君子这一类人共有的虚伪本质。

答尔丢夫被模式化了,成为了伪君子最典型的代表。

莫里哀充分运用夸张与对比手法,着重刻画了答尔丢夫的伪善性格。

如答尔丢夫标榜不近女色,见到桃丽娜袒露的胸脯、就叫嚷要用手帕遮起来。

但一听到欧米尔想见他,就立刻"

温柔"

起来,迫不及待地问间道:

"

她就来吗?

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心向善、慈悲为怀的信士,但对自己的恩人,却既想霸占妻女,又想谋财害命。

  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当时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有密切关系。

它是受这种政权的保护、鼓励与培植的,是为这种政权服务的。

因此,古典主义作家常常在作品中表露出对自己的政治倾向,中心思想对王权的崇拜。

17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他是文学、艺术和政治的核心,因此,他对文学领域有极大的影响。

在《伪君子》中,答尔丢夫最后当虚伪骗不了人的时候,露出凶像,串通法院,以执行“契约”为名,要赶走奥尔恭,还向国王控告奥尔恭是政治犯,妄图把他置于死地,想达到永远霸占他的财产的目的的时候,幸亏国王明察秋毫,将答儿丢夫绳之以法。

塑造了一个睿智英明的国王。

用意在于说明国王绝不是伪君子的朋友,任何伪善行径都逃不过他锐利的眼睛,他是明辨是非的。

在此赞美了王权,表露出对自己的在政治上拥护王权,维护国家统一。

古典主义的出现受到了王权的支持和扶植。

王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古典主义原则的制定和落实。

  法国古典主义的作品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而这些特征在莫里哀的《伪君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创作手法上遵循了“三一律”的原则,在人物塑造上符合“类型说”的规定,并在中心思想上赞美了王权、拥护王权,打破了古典主义把喜剧和悲剧绝然分开、不得交错的“风格整一”法则。

而也正因为这些特征,恰恰又烘托出其本身的主题。

使得这出喜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典范,在古典主义文学史上能闪耀的绽放光芒。

①政治上拥护中央王权,主张国家统一。

古典主义要求作家们在创作中必须体现的一个最高原则,即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服务。

因此,歌颂贤明君主的文治武功、国家的统一强盛和宣扬公民的义务与责任,成为作家们表现的重要主题。

②思想上崇尚理性。

古典主义作家往往借助于各种形式,强调人们的行为应收理智和意志的支配,谴责非理性行为,表现荣誉、责任、义务等理性观念战胜感情的过程。

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自身发展的要求和对王权的妥协。

③艺术上提倡模仿古代,重视规则。

古典主义作家大力提倡向古代学习,并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选取创作题材,再按照法国专制政体的需要,与拥护王权、崇尚理性联系在一起,采用借古喻今的方式,进行创作,以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与主题内容的规范化相一致,古典主义戏剧家还把文学创作的技巧和形式加以规范化,形成一整套作家必须严格遵循的规则之一,它要求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一致,“舞台上表演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件事在一地一日里完成。

”古典主义作家还把文学体裁也进行了严格的界定,规定悲剧为“高雅”的体裁,而喜剧则是“粗俗”的体裁,表现的人物是平民百姓或破落的小贵族,可以使用日常用语等等。

 

第一

  受到王权的直接干预,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歌颂英明的国王,把文学和现实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

古典主义作品大多描写主人公的感情与家族责任或国家义务的冲突,表现感情服从责任,个人服从义务的主题。

不少作品直接歌颂国王贤明,或者由国王充当矛盾的裁决者和调停人。

对于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非法活动加以犀利抨击,表现出拥护中央王权的强烈政治倾向性。

第二

  宣扬理性,要求克制个人情欲。

布瓦洛指出:

“首先必须爱理性:

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

”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的矛盾,因而爱情或情欲只能放在第二位。

有的作家将吝啬、伪善、淫邪等等看作是不符合理性的情欲横流,力求加以讽刺。

第三

  尖锐地抨击贵族的奢侈淫逸、腐化堕落,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的愚顽、附庸风雅和想成为贵族的心理。

古典主义作家敢于揭露社会上的恶习和弊端,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不法分子和团体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

尤其是喜剧,主张在笑中移风易俗。

第四

  古典主义悲剧多以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为题材,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

这是宫廷和贵族上层生活的折射。

其中,高乃依的悲剧排除了古代悲剧的灵魂——命运观念。

他笔下的英雄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不再屈服于超人的力量。

这种人物虽然不由自主地投入意料不到的事件中,但他能从自身吸取必要的力量,战胜巨大的困难。

古典主义喜剧、寓言和散文则接触到第三等级,具有较广的文学视野和较多的民主精神。

较之悲剧,喜剧、寓言和散文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得多,思维也较为活跃。

喜剧描写到资产阶级、平民、学者、医生、戏子、仆人、厨师等等;

寓言除了以动物写人外,也接触到同样多的人物;

散文除了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外,还有人物特写,哲理沉思,善于思索人生的重大问题。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

  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

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

就法国而言,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淹没一千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

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

古典主义的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

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

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有一套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

例如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

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

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

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

在一天中进行;

在一个地点进行。

“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斯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

然而,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理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

“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

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一种贵族观念。

  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

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

诗体同典雅有密切关系,因为诗歌语言精练,而且出于押韵的需要,表达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

诗体悲剧比起散文悲剧,情调自然高雅一些。

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两千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

《熙德》获得了“像《熙德》一样美”的赞誉,这句颂词不仅指剧本的内容而言,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美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高乃依的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他的诗句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遒劲有力的气势。

拉辛的语言则具有柔情缱绻、细腻动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风韵。

他开创了一种独到的描写心理的诗歌语言。

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四、人物塑造类型化。

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

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

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变的嗜癖,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

局限性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

沙尔·

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

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

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编辑本段成就

弗朗索瓦

  古典主义文学以法国成就最大。

弗朗索瓦·

德·

马莱布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他要求语言准确、明晰、和谐、庄重。

他反对七星诗社丰富语言的方法,不主张运用古字、复合字、技术用语等等,要让语言“纯洁”化。

其次,在诗歌创作上,他也反对七星诗社所主张的跨行、元音重复。

他用韵严格,规定了诗节的长短,表达倾向于冷漠,认为诗歌要说理。

他的创作少而精,《劝慰杜佩里埃先生》以劝告失去女儿的友人要节哀为内容,说理透彻而委婉,富有理性精神,格律严整,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

皮埃尔·

高乃依

  (1606—1684)是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

《熙德》(1636)根据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的喜剧《熙德的青年时代》写成,描写男女主人公在荣誉、义务与爱情的冲突中所作出的抉择,表现理性终于战胜了情欲。

这是古典主义第一部典范作品和奠基作。

剧本写出了男女主人公面对履行为父报仇(施曼娜的父亲因嫉妒罗德里克的父亲当上太子师傅,打了对方一记耳光)的义务而产生的内心冲突,罗德里克此时有一段精彩的内心独白:

“要成全爱情就得牺牲我的荣誉,要替父亲报仇,就得放弃我的爱人,一方面是高尚而严厉的责任,一方面是可爱而专横的爱情!

复仇会引起她的怨恨和愤怒,不复仇会引起她的蔑视。

复仇会使我失去我最甜蜜的希望,不复仇又会使我不配爱她。

”他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尽管强烈,最后还是向封建荣誉屈服了。

关键时刻他为国立功,击退摩尔人的入侵。

于是国王出面裁决,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国王是现实生活中阶级矛盾调停人的象征。

高乃依写过30多个剧本,较重要的还有《贺拉斯》(1640)、《西拿》(1642)、《波里厄克特》(1643)。

他的风格最突出之点是庄严崇高,这也是古典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美。

他的剧本题材和内容崇高庄严,他主张悲剧要写“著名的、非同寻常的、严峻的情节”,即指往昔史实或传说中有名的插曲,要写有关君王、统帅、圣人、英雄的故事,情节要激动人心,“其猛烈程度能与责任和血亲的法则相对抗”,它牵涉到“重大的国家利益,较之爱情更为崇高壮伟的激情”。

根据这些原则写成的剧本,风格必然崇高庄严。

他的语言也显示了这种特点。

人物道白雄辩有力,充满激情,严谨周密,像格言一样铿锵有声,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

让·

拉辛

  古典主义悲剧的第二个代表是让·

拉辛(1639—1699)。

他创作的《安德洛玛克》(1667)以女主人公为保全儿子生命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为满足情欲而置国家利益和义务于不顾的人物,谴责了贵族阶级的情欲横流。

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在城邦被攻陷后,成了希腊爱庇尔王庇吕斯的女奴。

庇吕斯爱上了她,以处死她的儿子为要挟,迫使她屈服,并居然拖延与斯巴达公主的婚期。

公主指使自己的追求者希腊使节杀死庇吕斯,又因后悔而自杀。

剧中的国王为了满足情欲不顾民族利益,公主为了泄恨超越报复界限,希腊使节为了迎合意中人的愿望而违拗使命,甚至成了弑君凶手,他们都缺乏理性。

唯有安德洛玛克一心要保存复仇根苗,机智勇敢,富有高度理性。

《费得尔》(1677)的女主人公身为王后,却爱上了国王前妻之子,她发现王子另有所爱后,便加害于他,最后悔恨交加而自杀。

她也是一个滥施情欲、缺乏理性的人物。

拉辛的后期作品有《爱丝苔尔》(1689)、《阿塔莉》(1691)。

拉辛善于刻画女性心理和思想发展过程:

安德洛玛克先是想洁身自爱,随后感到不能两全其美,便企图牺牲自己,保存儿子,假装允诺与国王结婚;

费得尔对自己的感情开始时守口如瓶,一旦时机成熟,竟脱口而出,被拒绝后又感到羞愧,待到国王返回,则迫不及待将责任推诿于人,最后王子遇难,自知有责,终于坦白。

人物心理发展过程写得细针密缕。

拉辛将“三一律”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把古典主义悲剧艺术发展到高峰。

他的剧本没有多余的场面和插曲,更重要的是,剧本一开始,矛盾就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田地。

《安德洛玛克》选取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时刻拉开帷幕,略去了矛盾的发展过程。

《费得尔》在女主人公吐露真情时开场,以前的故事不必赘述。

这样,总矛盾一下子爆发,在一天之内酿成悲剧便顺理成章。

另外,拉辛沿袭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认为命运像恶魔一样主宰着人物的行动,悲剧美由此而产生,所以他的剧本总是描绘导致悲剧的必然过程,不像高乃依的剧本,需要给人物制造一些障碍,因此拉辛的剧本更具悲剧性。

拉封丹

  让·

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诗》(1668—1694)力图反映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这是“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宇宙是它的舞台,人、神、兽、一切都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

拉封丹敢于揭露封建王朝的黑暗腐败,狮王的暴虐虚伪,大臣的逢迎拍马,官吏的贪赃枉法和强暴荒淫,小民的无辜和受宰割,都得到了生动再现。

在结构上,拉封丹力求将寓言写成压缩的剧本,有开场、发展、结局。

对话写得活泼自然,显示出人物的个性。

韵律千变万化,诗句自由而朗朗上口。

他将寓言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尼古拉·

布瓦洛

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理论家。

《诗的艺术》(1674)提出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成为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

他规定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模仿自然,自然指宫廷和城市生活;

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是最高准则,必须遵守“三一律”;

文学体裁有高低之分。

特色

  法国古典主义的散文创作也较有特色。

布莱兹·

帕斯卡尔(1623—1662)的《致外省人书简》(1656—1657)为受压制的让森教派辩护。

《思想录》(1670年发表)阐述了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

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的《克莱芙王妃》(1678)被看作欧洲第一部较有成就的心理小说。

拉布吕耶尔(1645—1696)的《品性论》(1688—1694)以人物素描、格言警句、故事寓言等等,描绘了17世纪下半叶的社会风俗,尤以宫廷贵族和暴发户的人物肖像最为出色。

费纳龙(1651—1715)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主要取材于《奥德修纪》第四章,从中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治国主张。

成就

  英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它模仿法国古典主义的痕迹明显,独创性不够。

约翰·

德莱顿(1631—1700)是古典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论戏剧体诗》(1668)等阐述了古典主义法则。

《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讽刺辉格党人阴谋拥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为王位继承人,写得诙谐生动。

他写过不少“英雄剧”,描写贵妇人和骑士的爱情纠葛,歌颂过时的理想,美化宫廷生活。

威彻利(1642—1716)写过一些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喜剧。

亚历山大·

蒲伯(1688—1744)的创作使英国古典主义达到高潮。

《批评短论》(1711)宣传布瓦洛的理论,提出“优美趣味”说。

《夺发记》(1712,1714)描写两个天主教家庭的争吵,讽刺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

《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1735)抨击为所欲为,道德败坏,却逍遥法外的身居高位者。

他的作品意象丰富,语言精练,有的名句如“错误人皆有,宽恕最可贵”成为英语谚语。

范例

此外,德国的约翰·

克里斯托弗·

高特舍特(1700—1766)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推崇理性,倡导“三一律”,对德国民族语言的规范和剧坛的整顿起过作用。

他的理论有助于启蒙精神的发扬。

俄国在18世纪才接受了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念,主要是取其“歌颂贤明的君主”这一思想,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服务。

彼得罗维奇·

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霍烈夫》(1747)、《西纳夫和特鲁沃尔》(1750)等悲剧宣扬感情服从理智,权益服从义务的思想,形式上严守“三一律”,促成了俄罗斯剧院的诞生。

米哈伊尔·

瓦西里耶维奇·

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突出作用是完成语言的建设工作,《俄文语法》(1755,1757)、《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7)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把文学体裁分为高、中、低三种,规定每种文体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为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女皇登基颂》(1748)充满高昂的爱国激情,赞颂英雄业绩,为他的诗律主张提供了范例。

1.基本精神是“理性”至上,注重正常情理,要求作家正常地理解世界,并且用明确的方式加以表现。

2.心中要有不变的原则,因为在一切变幻无常的现象后面,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原则,一种关于“美”的绝对概念。

作家的使命在于尽可能表达这种绝对概念。

古典主义不着重抒写个人的思想情绪,而着重于写一般性的类型。

3.古典主义号召“摹仿自然”。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观世界,而是经过主观选择的现象;

古典主义描述的对象主要是人性。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

至于物质世界,古典主义作家几乎是视而不见的。

4.古典主义要求“逼真”,但并不要求写真实,因为真实的事物有时并不使人赏心悦目;

与此同时,古典主义要求“得体”,意思是作品中所描写的事物必须使大家看起来都顺眼,而不致引起反感。

5.古典主义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道德说教,在于劝善。

6.崇尚古希腊罗马的大作家,把他们的作品奉为圭臬。

7.各种文学作品的体裁要有严格的界限与规律,例如悲剧与喜剧不可混同(反对写悲喜剧),悲剧必须遵守“三一律”等。

8.古典主义要求简洁、洗练、明朗、精确的文风,反对烦琐、枝蔓、含糊、晦涩。

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当时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用优厚的年俸供奉当时的著名作家,对待他们象对待贵族世家一样,优礼备至。

在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中,戏剧方面最有成就,出现了三大戏剧家;

悲剧作家有高乃依(1606--1684)和拉辛(1639-1699),喜剧作家是莫里哀(1622--1573),莫里哀的代表作品有《伪君子》。

《悭吝人》等,他是十七世纪最有成就的喜剧家,但并不是最典型的古典主义者。

高乃依的代表作是《熙德》,这个悲剧在法国戏剧史上奠定了古典主义悲剧规范的基础。

中心内容是讲个人感情与理性的冲突,理性战胜了感情,保卫国家的职责与家庭封建义务的冲突,最后是封建的家庭义务,服从于更崇高的保卫祖国的义务,因而主角罗德里克率兵御敌,获"

熙德"

(即将军之意,有头等首领的含义)的称号。

高乃依共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大部分是悲剧,也有少量的喜剧。

拉辛的代表作是《昂朵马格》,取材于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两部悲剧《安德洛玛刻》和《特洛亚妇女》,体现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的原则,按"

表达,集中简练,世称它是最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

拉辛共写了十一部悲剧,一部喜剧,擅长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显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

古典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是布瓦洛(1636--1711),著有《诗艺》一书,被普希金称为古典主义的《可兰经》。

这一文艺理论著作,继承并综合了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观点,完整地提出了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古典主义理论,原文用诗歌形式衰达。

此外,寓言诗人拉·

芳登(1621--1695),著有《寓言诗》十二卷,也颇有影响。

古典主义文学的读者和观众限于朝廷和城市。

“朝廷”是指国君与封建贵族,“城市”是指资产阶级上层。

据文献资料统计,上述两方面的人士,在路易十四朝时期,总共不过3,000多人,其中关心文学艺术的人当然更少一些。

所以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读者与观众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然而它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

直到今天,古典主义仍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正宗,这个传统概念,几百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

古典主义先后在欧洲流行了200多年,可以说许多国家在不同时代、不同程度和意义上,都有过它们的古典主义文学时期。

英国在17世纪后期形成了古典主义流派,但直到18世纪初期才得到发展;

俄国则在18世纪上半期,古典主义曾经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主导de倾向。

莫里哀是法国古典主义最杰出的代表,而《伪君子》作为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作,也体现了古典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

古典主义——十七世纪欧洲最主要的文艺思潮,而法国古典主义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

拥护王权,理性主义的思想原则,以及对“三一律”的巧妙遵守。

但莫里哀对古典主义创作原则有所突破。

在喜剧中加入悲剧,闹剧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典主义对题材的机械划分。

下面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阐述莫里哀在《伪君子》中对古典主义的继承和突破。

继承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产物。

由于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须服从于当时的君权统治,是绝对的君权统治在文学上的反映。

剧中对英名国王的歌颂,可以看出古典主义把文学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古典主义认为文学地任务在于道德说教,在于劝善。

莫里哀说:

“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

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

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

”他把文学作为改变社会陋习地有力手段。

大凡谈到古典主义戏剧,几乎都将之与“三一律”联系在一起,而莫里哀作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剧作家也同样遵守了这一金科玉律。

《伪君子》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

虽然全剧开始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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