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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领会儒家义理，获得孔门真传。
但实际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精心设计的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先秦儒学的本色与传统，而是依据他的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由此来阐发自己的理学体系。
可以说，《四书集注》的主旨就在于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
朱熹著《四书集注》，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双重的：
一方面，他强调了“理”的意义，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了教化对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
在这里，他确实抓住并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
另一方面，他在人的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物质利益与精神境界之间，又过分强调了类价值、精神境界，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物质利益。
他通过对儒家原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是对古代解释学的一大发展；
他又把儒学原典视为不可超越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
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18年废科举、兴学校。
《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年之久。
沈园的故事
作者夏雨清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
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
诗人陆游和表妹唐琬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
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琬为他而死的人。
表妹唐琬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她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传唱的《钗头凤》。
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琬就在低吟这阙伤感的宋词。
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
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四十八年前题写的一阙旧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唐琬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
陆游二十岁时初娶表妹唐琬，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
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琬只记得有一天，婆婆对她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儿子的学业，妨碍功名的。
唐琬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
不过她更没相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
陆游四十八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园壁间一阙褪色的旧词，也叫《钗头凤》，这是唐琬的词迹：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
瞒，瞒，瞒!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斜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浣花溪水草堂梦
作者徐仲旭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
”这是儿时就记得的文字。
初冬的清晨，我暂别都市的喧嚣、事务的烦忧，沿着江边的小路，沿着深红的围墙，又来到了，又来到了这久违的老门前，来到这座被称为“杜甫草堂”的诗歌圣殿。
还是那样的安详宁静。
古树森森、芳草依依，圣洁而素朴的氛围含蕴在这层层殿堂之间。
千多年了，多少沧海桑田的变化，多少龙腾虎跃的诗魂在你的面前展开，在你的周围汇聚，延续着中华史诗的血脉。
风霜雨雪、兴衰沉浮，而诗人的精神永远放射着不灭的光芒。
诗人的梦是青春的梦，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创造，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梦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致君尧舜上，再使民俗淳。
这些朝气蓬勃的语言，令多少人与之同歌、与之共舞啊！
然而，动地而来的“安史之乱”无情地粉碎了诗人的梦想。
在他的笔下，鸟叫惊心、花草带泪。
于是有了《春望》、《北征》和“三吏”“三别”这些民间疾苦的真实记录、这些居安思危的历史遗训。
虽然苦难玉成了作品，成为千古绝唱，而现实之中的诗人却在兵荒马乱里四处奔跑、流浪、漂泊。
天地之大，何处可以容身呢？
发现使人快乐，发现使人产生新的希望和梦想。
几乎绝望的诗人终于发现了一方天地。
那一年是公元759年，冬天。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诗人来到成都，一眼就选中了西郊清幽怡人的浣花溪。
多谢亲友的帮助接济，盖起了几间草屋。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饱经忧患的诗人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得以歇一歇动荡的心，得以抚一抚遍体的痛。
这大概是诗人的庆幸吧。
而草堂，竟从此开启了中国诗坛的新篇章，这或许又是艺术的幸会了。
诗人在这儿生活，苦心经营草堂，他把李子、枇杷、腊梅种在房前屋后，还栽上了桃树、松树，新辟花圃和药栏，竹叶随风吟，燕子来筑巢，清新迷人的田园风光竟像一幅幅风俗画徐徐展开。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雨淅淅沥沥地来了，是春雨。
诗人说：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诗人在这儿享受了平静生活的自由，一切都在悄悄地、奇妙地发生变化。
几年前，饱经颠沛的那些激愤的情绪暂时平和了。
定居成都，他的诗风也为之一变，变得清新、质朴、优美、从容。
诗人在这里发现了大自然的自由和美丽，尽情倾吐对理想人居环境的由衷渴望。
这些诗篇是杜甫成都诗中最美的风俗画。
散发着永恒的青春的风采，毕竟那是人类普遍的梦想啊！
那么，到底是成都改变了诗人，还是诗人改变了成都呢？
我们不知道，是要感谢草堂这块圣地，荡漾出诗人那么多的才思呢？
抑或是要感谢诗人让草堂成为千百年来中国诗歌的圣殿？
其实这些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诗歌在飞翔，是诗人的梦想在飞翔，是诗人秉承的中华诗魂的精灵在飞翔！
有人说，诗人是流云、是落叶，飘无定所、任意东西；
这是诗人的宿命，也是杜甫的宿命。
成都是诗人的第二故乡，草堂是杜甫梦想的寓居，然而这些系不住飘泊的宿命、停不下那颗驿动的心。
杜甫终于走了，他告别了我们眼前的这一切，把永恒的梦想留给后人瞻仰。
东向那长江三峡而去……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啊，别了，草堂，我也要向你道一声再见。
让我们记住大门这幅绝响的长联吧，真正伟大的诗情真有那龙腾虎跃的神采吗？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公元759年冬，杜甫来到成都。
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
公元770年冬，杜甫病逝于湖南的一只残船上。
最终没能实现还乡的梦想，终年59岁。
辋川尚静
作者朱鸿
辋川是一个长长的峡谷，王维曾经在这里居住。
如果一个二十世纪的人，为尘世而效仿王维的行为，到辋川生活，那一定荒唐，尽管辋川尚静。
辋川确实很静，一条河流，两岸青山，仅仅是这种结构就区别了乡村的小巷和城市的大街。
那里的人烟总很稠密，但这里却稀疏得忽儿就融化在风云之中。
我是坐着三轮车到辋川的，同行的农民陆续地到了站，转身即消失在树林中。
点点房屋，筑在岩石之侧，并不容易发现。
我到这里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为了感觉一下这里的气氛。
司机将我拉入辋川的深处，收了使他满意的钱，兴奋地驾驶着他的三轮车走了。
辋川一下子归于沉寂，孤独的我，望着在河床里滚动的白水，竟觉得恐惧，这恐惧没有对象，只有这里的空，这里的无声无息。
王维栽种的银杏，挺立在雨后的河岸，树皮满是裂纹的粗壮的主干，被水淋成了黑色，从它的叶子上流下的水，继续洗濯着树皮。
它已经在辋川生长了千年之久。
风云掠过它高高的枝头，小而圆的叶子将水唰唰地摇落。
这样葱茏的叶子，生长在几乎腐朽的枝头，这些奇崛的枝头很多都像烧焦的干柴，触之就会掉灰，然而我由此知道了生命的顽强。
年迈而伟岸的银杏，压得我十分渺小，仰望才可看到它的全貌。
山峰罗列在它的周围，尽管那些都是秦岭的余波，但在峡谷，我仍感到它们的伟大，它们需要仰望。
王维在辋川的别墅，开始是宋之问的。
王维刚到辋川的时候，宋之问已经死了。
那么他是怎么来购得这个别墅的呢？
我能想的是，辋川的美一定是迷惑了王维，不然，他怎么单单要购得宋之问的别墅呢？
终南山中，可供他居住的地方应该非常多的。
时间将他的别墅早就摧毁了，幸运的是，支撑某个柱子的扁圆的石墩，竟然穿过层层的岁月而保留下来，而且完整地放在银杏旁边，那些湿漉漉水汪汪的苔藓，绣住了它的每条皱纹和每个斑痕。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
秋天的雨顺利极了，仿佛云微微扭动一下它就有了。
辋川的雨是明净的，线似的，一根一根拉到峪谷，却空得它无声无息。
山坡上的红叶，渲染在碧翠的草丛，颗颗青石，则架在杂树的根部，危险得随时都会滚落，然而，濛濛的雨送给它们一层薄薄的梦，梦悬在辋川的山坡上。
王维一定见过这样的梦，甚至入过这样的梦，不然，他的诗画怎么那样惟妙惟肖，有声有色！
王维之后的三百年，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而赞叹：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摩诘就是王维，是王维的字。
王维他能购有辋川的别墅，证明了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他在二十岁左右就及第进士，又得到王公的喜欢和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的器重。
恰恰是这个年岁，他开始迷恋山水，来往于朝廷与辋川之间。
他既做官吏，又当隐士，往返于人类斗争与自然情调的两极。
官场的险恶，伤害了他的心，辋川的美妙，又给他以抚慰，他就是这么生活的。
除此之外，王维的任何作法都可能是下策。
人总是希望自己生活得能够好一点。
以王维的气质，他不能完全陷入官场的名利之争，同时以王维的经历，他也不能彻底寄情辋川的田园之乐，他必须两者兼顾。
他这样做，既得到了入世的好处，而同时又扬弃了入世的坏处。
他既得到了出世的乐处，又避免了出世的苦处。
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地带，他奔走其中。
人可能只能这样生活才会好一点点。
不然完全媚俗和完全脱俗，都可能导致很大的痛苦。
雨中的辋川并不知道人的思想，它只是自然而然地呈现着它的状态。
秀峰沉默，乱石相依，雨悄悄地缝合着万物。
公元七百五十六年，安史之乱，已经五十五岁的王维被叛军逮捕，软禁于洛阳的一个寺庙。
唐朝征服了叛军之后，皇帝对那些接受伪职的人统统定罪，然而，王维在软禁之中，曾向探望他的朋友裴迪诵诗，此诗受到皇帝的嘉许，对他的处理仅作降职。
这是王维的幸运了，其诗是这样的：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尽管如此，岁月纷乱毕竟摧残了这个老人，他遂渐变得消沉了。
或者，他变得更加淡泊，更加寂寞。
他常常拄着拐杖，站在门外，眺望辋川的落日炊烟。
暮色之中，稀疏的钟声，归去的渔夫，飘走的花絮，柔弱的菱蔓，都使他感到惆怅，他看着看着，就转身回到他的屋子。
他坐在枯寂的辋川，闭着眼睛，寻找着解脱烦恼的路径，企图超越生死之界。
香烟袅袅，烛光闪闪，王维的心凄凉而宁静。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有学无生。
我只感觉，自然如我面前的辋川，社会如我身后的市井，都有美的一面，它们都能给我以享受。
然而，我的辋川之行，却明显地含有烦于我那圈子的成分，是的，我很烦，某些时候我简直为堪负荷。
从我栖身的圈子走出，到辋川换换空气，我确实感到一种轻松。
辋川很静，一只鸟也没有，一只兔也没有，甚至除我，一个人也没有。
我不赞同一种观点：
认为王维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彻底地决裂于官场，这种观点是苛刻的。
人生真的像王维觉悟的这样么？
我不知道，唯有达到王维的境界才能理解王维，但我没有。
论谢灵运的悲剧命运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
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
入宋，曾历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
热中政治，而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
纵情山水，终以山水诗有名于当时和后世。
后以谋反罪流放广州，被杀。
谢灵运的命运在中国二千多年的文人群体中不算特殊，更不是最悲惨的，但很典型。
他是西谚所云：
“性格即命运”这句话的最出色的“实践者”。
也是中国传统文人中所谓以“诗人气质”招致杀身之祸的一个活样板。
考察二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命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以放逐始，以放逐终。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被放逐的文人应该是屈原，而最后被放逐的文人是一个群体，即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那五十多万知识分子。
虽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人群更大，范围更广，迫害的程度更深，对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冲击更为剧烈，但文革的目的主要是清除政治上的反对派，针对的对象不全是知识分子，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被放逐的文人还是应该确定为五七年那些右派。
当然，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形式并不限于放逐，放逐只是一种“常态”，比放逐更厉害的还有杀头，比杀头更厉害的还有车裂、腰斩、剥皮、油炸，比车裂，腰斩，剥皮，油炸更野蛮、更无人性的还有宫刑和剐。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几乎没有不受过迫害的。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自古文人多薄命”。
在封建王朝的所谓“盛世”时期，文人的日子还相对好过一些，而在王朝更迭频繁和大分裂的时代，文人则命如草芥。
他们终日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幸免被祸；
至于那些锋芒毕露性情亢直，不知韬光养晦深自保全的人，比如谢灵运，则早早地被卷入王朝政治的“绞肉机”中吞噬掉了。
这样的黑暗险恶的时代，无疑，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应该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了。
这个时期的文人单被杀的就可以列出一长串：
弥衡、孔融、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刘琨、郭璞、鲍照、谢朓等等。
谢灵运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但这几百年中，也有两个大诗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巧妙地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周旋，最终“苟全性命于乱世”，得尽天年。
这两个人是阮籍和陶渊明。
这两个人的全身免祸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隐”。
但也有不同，阮籍是隐于朝堂，陶渊明则是隐于山林。
阮籍从来没有进入过山林，陶渊明也从来没有进入过朝堂。
但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场景中完成了二者相同的“隐”。
与阮籍和陶渊明相比，谢灵运则与朝堂和山林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他频繁地穿梭于二者之间，时而朝堂，时而山林。
所以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他心存魏阙，但魏阙不接纳他；
他无意于江湖，可是他除此之外又没有地方可去。
他不象陶渊明彻底，死心塌地地老死“桃花源”；
他也不象阮籍清醒，佯狂游世，壶中且度日月。
他目空一切，遂使谤满天下；
他锋芒太露，以致太阿倒持；
他热中向往，终于自投罗网。
谢灵运性格中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狂傲。
此种狂傲的造成来自一外一内两方面原因。
外在的原因是他的出身。
他出身于东晋士族中最高贵的门第。
这使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南史·
谢弘微传》说到谢家门第之高：
“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
”明张溥说：
“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
①门第高是因为祖上有赫赫功业，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说谢安“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
拯溺由道情，戡暴资神理”。
说谢玄“清尘竟谁嗣？
明哲垂经纶。
委讲辍道论，改服康世屯。
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是颇为有这样的祖宗自豪的。
另外，《宋书》谢灵运本传说“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
”物质生活的极度充裕也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基本上不会产生因贫穷而滋长的自卑感。
不仅不会有自卑感，还会在物质生活上因其极度自信而影响社会风尚。
《宋书》本传说谢灵运：
“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
”造成谢灵运狂傲的内在原因是他的心智之高。
《宋书》本传记载：
“灵运幼便颖悟，（谢）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哪得生灵运！
’”心智高也会产生优越感，会在潜意识里蔑视别人的智慧。
宋无名氏《释常谈·
八斗之才》说：
“文章多谓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这简直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
此种狂傲在谢灵运身上外化为自负、任性和轻狂。
先说自负。
谢灵运自视甚高，“自谓才能宜参权要。
”（《宋书·
谢灵运传》）这是他热中政治的心理基础。
有了这种心理基础，才使他一次次地对朝廷寄予厚望，希望得机会一展襟抱。
然而，“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所以“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
”这使他，“既不见知，常怀愤愤”。
（《宋书·
谢灵运传》）不仅“常怀愤愤”，他还“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宋书·
谢灵运传》）使当时大权在握的司徒徐羡之极为忌恨。
更为要命的是，谢灵运虽然热中政治，但对政治却并不真正在行，至少在政治敏感和政治判断力上并不象他作诗那样得心应手。
先是追随刘毅，站错了队；
后又聚在刘义真身边搞小集团，被朝廷粉碎；
刘义隆做了皇帝后，请他出山，他又跃跃欲试了。
这时候，已经经过几次宦海沉浮的谢灵运仍然“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
谢灵运传》）他的这种“秉性难移”，这种不知道“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派只能说明是他骨子里那种极端的自负在作怪。
此种自负一方面表现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式的对政治的汲汲求取；
另一方面，当这种求取遭遇挫折时，则常常以某些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上面谈到的“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和“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就是如此。
这种高傲的自负使他不能经受挫折和失败，而且也使他不能保持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平和客观的观照。
比如，刘义隆朝的政治新贵“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
谢灵运传》）就是说，极度自负使谢灵运既不自知，也不知人。
再说任性。
这里的任性，不是指谢灵运精神上“任性放达”的任性。
而是指他的性格中“小孩子式的任性”。
这种“小孩子式的任性”基本上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代名词。
谢灵运的这种“小孩子式的任性”主要指他政治上失意之后的一系列表现。
先是，灵运受徐羡之所忌，出为永嘉太守，于是他“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
……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
谢灵运传》）既出为永嘉太守，基本上属贬谪性质，应该诚惶诚恐，应该闭门谢客，应该面壁思过，最起码也要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才是。
而谢灵运不仅“肆意游遨”，不理政务，而且还“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劝也劝不住。
这样的行事做派确实太欠考虑。
但更为离谱的还在后头，当他被刘义隆请出山后，本来他“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但后来发现“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谢灵运传》）于是，谢灵运更感失意，“多称疾不朝直”，而且“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
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传》）一个朝廷重臣，既不请假，也不打招呼，就私自出游，这在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眼里都大失臣子体统，都称得上离经叛道。
幸亏刘义隆还算比较宽仁，“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
但东归之后的谢灵运也没有闲着，他率领“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
临海太守王惊骇，谓为山贼。
”“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
谢灵运传》）他又多次向地方要田要水，终于被人以怀有“异志”的名义一状告上朝廷，埋下了日后致祸的因由。
这种兴师动众、大事招摇的游山玩水很容易被人看成愤世嫉俗，或政治失意后的消极的反抗。
其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说轻狂。
轻狂似乎是少年人的专利，但谢灵运却轻狂了一辈子。
他的轻狂与他的自负和任性是一脉相乘的。
不是浮花浪蕊式的，是基于家世和心智双重优越之上的目中无人式的。
谢弘微传》引谢混语云：
“阿客（谢灵运）博而无检。
”又说：
“康乐（谢灵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
”说谢灵运“博而无检”、“诞通”其实就是轻狂不而知内敛的意思。
并建议“加绳染功”，就是多加约束和教诲的意思。
《宋书·
谢瞻传》说：
“灵运好臧否人物，（谢）混患之，欲加裁折。
”“好臧否人物”其实就是好逞口舌之利。
谢混“欲加裁折”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这种轻狂的个性加以收束。
但谢混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起到作用，谢灵运后来还是因出言不慎得罪了人。
《宋书》本传记载，宋文帝“讽旨令自解”之后，谢灵运回到会稽，“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曰：
‘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
深恨此言。
”这是典型的以言语取祸。
果然后来告发谢灵运有“异志”的就是这个孟。
又，《南史·
谢灵运传》：
“（谢灵运）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孟）深不堪，遣信相闻。
灵运大怒曰：
‘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先以言语伤人，后又以惊世骇俗的奇行怪癖遭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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