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能延续到何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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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市总抚养比为43.9%，比1982年降低17.6个百分点。

总抚养比的降低是实现社会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也必将带来较高的资本积累或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重庆市人口抚养比变化情况

单位：

%

二、我市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从人口年龄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我市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格局。

少儿人口的减少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增加，使总抚养比下降，社会的供养负担相对较轻，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进而带动投资。

虽然老年人口比重在我市呈稳步上升趋势，不过在未来的较长时期内，老龄化引起的老年抚养比上升要小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人口红利仍将是推动我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重庆正处于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时期。

三、人口红利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对我市人口年龄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目前人口发展阶段作出定位后，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推动重庆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重庆历史上的高出生率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丰富的适龄劳动力和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重庆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贡献。

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t）LαKβ（其中，Y是产出；

A（t）是综合技术水平；

L是劳动力数；

K是资本；

α、β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求关于时间的导数，得到Y´

/Y=A（t）´

/A（t）+αL´

/L+βK´

/K。

Y´

/Y表示总产出增长率，它是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近似替代值；

αL´

/L代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βK´

/K代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可见，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直辖以来，我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均在67%以上。

2000年以来，我市的劳动参与率也一直保持在70%以上。

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劳动参与率保障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供给，为重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保证。

（二）较高的储蓄率。

目前重庆人口年龄结构现状表明，适龄劳动力比重大，总抚养比较低，也就是说每个劳动者要赡养的老人和小孩的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是实现社会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

哈罗德—多马模型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储蓄率，v是资本—产量比）显示，由于假设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是不变的，从而资本—产量比也是不变的。

这样，经济增长实际上就取决于储蓄率s。

同时从Y´

/K也可看到，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

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2006年我市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949.05亿元，比直辖之初的1996年增长489.0%，人均储蓄存款余额2006年为9219元，比1996年增长456.5%。

较高的储蓄积累作为投资的重要来源对重庆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较高的劳动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

在重庆这样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格局里，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近几年，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这种近似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通过这种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推动着重庆经济的持续增长。

2007年我市劳动年龄的劳动力资源2055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资源人口达到1470万人，比重为71.5%。

2007年我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41.7万人，累计实现转移就业劳动力74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0.9%。

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的同时，我市就业结构也得到不断优化，劳动配置效率的提高对我市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人口红利能延续到何时

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将通过各方面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将不断减少，同时伴随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呈现，人口红利终将逐渐枯竭。

换句话说，重庆的人口红利时期并非是永久的，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通过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重庆经济未来的增长。

而在此时，合理预测人口红利的延续时间并在这一关键时期采取措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促进人口红利效应的最大化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与2007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利用CPPS人口预测软件对我市未来抚养比进行了预测。

分别采取总和生育率（TFR）为1.26、1.5、1.8三种方案，预测结果如下：

三种方案预测的重庆市人口抚养比

年份

低方案

TFR=1.26

中方案

TFR=1.5

高方案

TFR=1.8

少儿

抚养比

老年

总抚养比

2010

20.8

16.3

37.1

23.1

39.5

26.1

42.4

2011

19.7

16.7

36.4

22.3

39.0

25.5

42.2

2012

18.9

17.2

36.2

21.7

25.2

2013

18.3

17.7

36.0

21.3

25.0

42.7

2014

18.2

18.6

36.8

21.4

40.0

44.0

2015

19.4

37.5

21.6

41.0

25.9

45.3

2016

17.9

20.0

38.0

41.3

25.4

19.9

2017

17.8

21.2

39.1

21.1

25.1

21.0

46.1

2018

22.4

40.2

22.2

43.2

24.9

22.0

46.9

2019

23.7

41.5

23.4

44.4

47.9

2020

18.0

24.8

24.4

45.5

24.0

48.9

2021

18.1

25.6

43.7

46.4

24.6

49.6

2022

26.3

44.6

25.8

47.2

50.3

2023

18.5

26.6

45.1

26.0

47.6

50.6

2024

44.7

25.3

50.1

2025

18.7

44.3

46.7

24.2

49.5

2026

18.8

43.6

21.8

45.9

48.7

2027

43.9

21.9

46.2

48.8

2028

19.3

27.1

26.2

48.6

51.1

2029

19.6

28.8

48.3

22.6

27.8

50.4

52.9

2030

30.2

50.0

22.9

29.1

51.9

27.7

54.3

从以上抚养比的预测可以看到，三种不同方案总抚养比大致在2011—2013年出现拐点，然后持续上升，在2022—2030年后超过50%。

2007年我市总和生育率为1.51，若按此标准，中方案（TFR=1.5）更符合目前实际。

按照TFR=1.5预测显示：

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到2019年下降至21.0%后开始逐步回升，老年抚养比逐步攀升，由于2012年前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大于老年抚养比上升速度，总抚养比呈持续下降趋势，2012年后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逐步走高，到2029年超过50%。

若按照一般标准，总抚养比小于50%为人口红利期，那么我市的人口红利将延续到2028年。

按中方案预测的重庆市人口抚养比（TFR=1.5）

另一方面，从出生率看，1965—1975年是我市出生高峰期，出生率维持在28%到38%之间，当他们全部进入退休年龄，时间大致在2025至2030年之间，这也正与之前预测的红利结束时间基本吻合。

可见，从现在起未来20余年内既是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更好地应对人口红利结束到来的关键准备时期。

五、最大限度收获人口红利，做好应对准备

通过以上分析，虽然人口红利终将因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这一客观规律面前，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在人口红利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抓住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当前较为丰富的劳动力为我们带来的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力素质，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同时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

把握好人口红利机遇期，这不仅是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

这就意味着未来二十余年时间是人口红利再利用的关键时期，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期。

（一）挖掘劳动力转移潜力。

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

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性障碍，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

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

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降低城市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有效优化城乡人口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

（二）谋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适龄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力短缺最终会到来，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而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才是合理可行的。

（三）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分配份额。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上，就劳动者自身而言主要是需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劳动力分配份额。

1.提高劳动力素质。

提高劳动力素质是提高劳动力分配份额的前提，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

通过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使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影响，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市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2.提高劳动力分配份额。

劳动力的低分配份额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劳动力分配份额的提升，就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促进基础消费品需求增长，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作用。

（四）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我市目前已迈入老龄化阶段，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养老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凸显。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面临人口老化的。

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而2007年我市人均GDP才首破2000美元，“未富先老”给养老带来了巨大挑战。

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从而为应对未来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做好必要的物质准备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