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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社区这一概念是在社会学中“社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

社会学家把“社区”描述为:

由若干个社会群体在一定地域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

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都是在这共同体中进行的。

2、言语社区定义的争议

比较“社区”与“言语社区”的定义,我们会二者在绝大多数内容上有重叠的地方。

而对于言语社区的内涵也才存在着诸多争议:

①布龙菲尔德认为,一个言语社区就是“依靠言语相互交往的一群人”。

②莱昂斯认为,言语社区是“使用某一特定语言(或方言)的全体人员”。

③霍凯特认为,言语社区是“通过共同语言能直接和间接地彼此进行交往的一整群人”。

④甘柏兹认为,言语社区是“凭借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行经常的有规则的交流,并依据语言运用上有实义的分歧而区别于同类集团的人类集合体。

⑤拉波夫认为,对不同言语行为的共同评价及由此形成的共同规范是言语社区必不可少的部分:

‘言语社区并不是根据语言因素使用过程中任何明显的一致性,而是根据一套共有规范来界定的。

⑥海姆斯认为,言语社区“把所要描述的单元假定为一个社会的而非语言的实体首先将它看做一个社会群体,然后考虑到存在于这个群体内的一整套语言手段”,“一个言语社区成员不仅仅知道某种语言,而且还知道如何使用这种语言。

4.2.2言语社区的构成要素

1、社区的要素

学者认为社区的基本要素是:

社区人口、地域范围、社区设施、社区管理体系、社区意识和社区文化。

前四者为社区的客观要素。

后两者为社区的主观要素。

社区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社区文化。

2、言语社区的要素

语言学家将社区的要素对应到言语社区中,指出言语社区的要素包括:

人口、地域、互动、认同、归属意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社区设施和财产。

语言既是社区的设施和财产,又是社区意识的体现;

既是社区文化形成和传播的载体之一,又是社区文化的反映。

甚至可以说,社区语言就是社区文化。

4.2.3个案分析

4.2.4超级女声语言使用考察

超女语言使用考察超女语言源自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选秀节目,该节目产生了一些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

伴随节目的火爆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甚广,我们称之为超女语言。

超女语言的主要形式为:

超女语言的主要形式为:

(1)联想组词式粉丝称谓。

选取参赛选手姓名中的一个字作为谐音语素和其他语素组合成词,如李宇春的歌迷称“玉米”,张靓颖的追捧者称“凉粉”,何洁的粉丝称“盒饭”等。

(2)归类组词式群体称谓。

综合群体的共同特点组词命名,如综合了“玉米”“凉粉”“盒饭”的共同特点(均属小吃类)将李宇春、张靓颖、何洁三家粉丝共同组成的投票联盟命名为“成都小吃团”;

或是从群体中每人姓名里各取一字加以组合命名,如“黄包车”(2007快乐男声评委黄韵玲、包小柏、杨二车娜姆的组合)、“小二黑”(2007快乐男声评委包小柏、杨二车娜姆、黑楠的组合)等。

(3)节目高频词。

“PK”、“复活”、“海选”等词语本不是“超级女声”的首创,却是由于“超级女声”而深入人心,节目中的高频出现使观众对其印象深刻。

超女语言的使用者是“超级女声”节目的参与者和观众,他们在超女语言的使用上有如下共同特点。

(1)对超女语言有着共同的理解和认同。

网络上形形色色的超级女声论坛是该群体语言互动的主要场所和平台。

粉丝们对各自的“个性标签”(以超女名字命名的粉丝称谓)均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

以XX贴吧中的“李宇春吧”为例,进入论坛的首页即显示有关主数、帖子数和玉米数的相关统计,而在“李宇春吧”内搜索“玉米”一词,共得到帖子数12596052篇之多,可见对于“玉米”的认同度之高。

超女语言的使用者大多为超女的粉丝,对超女的共同支持是维系其内部认同度的重要因素。

(2)超女语言的使用有着一致的语言规范。

超女语言规范的制定者正是超女语言的发明者,即“超级女声”节目的策划。

在创造超女语言的同时,他们对超女语言的使用也就成为了范本,在粉丝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如他们创造的粉丝称谓、对“PK”等词的旧词新用等。

根据超女语言使用的共同性,我们认为超女语言的使用群体满足了构成言语社区的条件。

超女言语社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长期形成的言语社区,而是一个现实社区和虚拟社区的融合体,具有临时性和人造性的特点。

4.2.5白领群体招呼语使用调查

1、调查对象

白领,源自英文whitecollar,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具有较高文化程度;

脑力劳动是主要的职业特征;

工薪阶层,收入中等偏上;

社会地位和声望相对较高;

人数迅速增加,分布很广。

由于这一群体在教育背景、经济收入、专业技能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良好优势,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调查方法

选择了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技术和普通办事人员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并参考了社会学对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分析结果,选取深圳、南京、济南、合肥四个不同生产能力中心度等级的城市作为调查区域。

在各城市中选取25名调查对象,对他们使用招呼语的情况通过电话访谈和电邮等方式填写问卷进行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100份:

问卷中的调查对象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和所在城市。

要求调查对象选择与不同交际对象打招呼的用语。

(1)我们将招呼语分为七类:

①寒暄型(如:

吃过了吗?

②问候型(如:

你好!

③称谓型(如:

王总!

④称谓+问候型(如:

王总好!

⑤叹词型(如:

嗨!

⑥戏谑型(如:

这阵子死哪儿去了?

⑦非语言型(指面部表情、身体姿态)

(2)不同的交际对象:

①年龄/职位比自己高的同事

②年龄/职位和自己相仿的同事

③年龄/职位比自己低的同事

④熟悉的客户/有工作关系的朋友

⑤不熟悉的客户/有工作关系的朋友

⑥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朋友

⑦日常生活中不熟悉的朋友。

3、调查方法

首先分别以年龄、性别、职业和城市作为因变量,不同的交际对象作为自变量,对所得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职业、城市因素和交际对象之间均没有显著相关。

年龄因素和“日常生活中不熟悉的朋友”、“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同事”相关,性别因素与“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同事”相关。

于是我们对相关的三组变量分别进行了交叉列表分析。

表1 年龄/职位和自己相仿的同事交叉列表

年龄寒暄型问候型称谓型叹词型戏谑型非语言型总计

年龄

寒暄型

问候型

称谓型

叹词型

戏谑型

非语言型

总计

20—29

10

12

3

7

4

39

30—39

8

18

36

40岁以上

5

14

1

25

23

44

11

100

4.2.6言语社区的特点

1、言语社区的人口具有流动性

言语社区的存在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群。

从一方面来说,人口是言语社区的必要因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言语社区的人口并不是固定的,其流动性之大,使得划定言语社区内部成员的范围成了一项操作难度极大的任务。

对超女言语社区成员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言语社区人口的流动性。

超女言语社区人口的构成主要包括参赛的超女和超女的粉丝们。

对于每个超女来说,其粉丝的构成总是处于变化中的,当粉丝热情消退而离开了互动的论坛,也就不再作为超女言语社区的成员了,而同时又会有一些新的粉丝加入其中,成为社区的新成员。

对白领言语社区来说,其内部成员的构成也是非固定的,社会学认为,社会流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量变过程,也是职业结构变化的表现。

作为中国的新兴阶层,白领群体的社会流动性更加显著,与此相应的是,白领言语社区内部成员的构成也充满了不稳定性。

2、存在不受地域限制的言语社区

社会学家在界定社区时提出,社区包括空间性社区和非空间性社区。

前者具有明显的地域空间特征,后者主要指的是精神社区。

在社区概念中,地域主要是作为互动行为的活动区域而存在,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群体之间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的言语互动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电话、网络等现代化传输媒介使言语互动形式日益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地域的疆界被打破,流动性空前增强,这一点在言语社区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言语互动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言语社区的流动性也就大大增强了。

3、言语互动是言语社区的重要内容

社会学家指出,社区的核心内容是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

而对言语社区来说,其核心内容就是言语社区内人们的各种言语活动以及通过言语活动而形成的各种互动关系。

因此,言语社区的互动其实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内部成员之间实体的言语互动,另一部分则是他们之间非实体的互动关系。

对于言语社区的成员来说,他们之间可能没有实际的言语互动行为,但不排除他们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

维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正是言语社区内部成员的认同和统一的言语规范。

以超女言语社区为例,社区成员之间的言语互动包括现场的互动与非现场的互动,现场的互动非常有限,非现场的互动主要以网络论坛上的发/回帖为主。

这种互动是存在于虚拟空间的,互相之间的身份都不可知,交流的信息也是不对等的。

这种互动形式不同于现实空间中的互动,论坛用户的互动关系成为维系社区成员之间的纽带。

再以白领言语社区为例,我们的调查在全国四个城市中进行,地理空间上的距离限制了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而相似的社会特征却使他们对语言使用的态度趋同。

社区中的两个人可能素未谋面,更加谈不上言语交际,但却遵守着共同的语言规范。

无形的言语互动关系和有形的言语交际活动共同构成了言语社区的形态。

4、认同是言语社区形成的心理基础

一个社区总是以其内部的共同性而区别于其他社区,言语社区也不例外。

共同的语言态度是社区成员心理认同和归属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成了言语社区的凝聚力,是言语社区赖以构成的条件。

对于超女言语社区来说,正是对粉丝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加强了内部成员之间的存在于现实世界或虚拟空间里的互动,从而形成了一个言语集合体。

而白领言语社区的调查也证实了社会特征的一致性使社区成员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了共同的态度和一致的偏好。

因此,群体之间的认同是言语社区形成的心理基础,只有具有认同意识的群体,才能在语言态度上达成一致,而语言态度的一致是形成言语社区的关键。

4.3年龄变异

4.3.1什么是年龄变异

年龄变异通常指那些连续几代反复出现在特定年龄层人群中的变式,是一种有规则的可预见的变化过程,可以作为个体特定发展阶段的语言标记。

钱伯斯在调查加拿大安大略南部的语言时就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年龄变异的例子。

该地区的许多孩子在孩提时代将英语26个字母中的最后一个字母Z读作zee(这和美国的发音一致)。

但是当他们长大以后,大多数的人都改变了原有的读音,而将该字母读作zed(这和加拿大以及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地方读音一致)。

这种变化在连续几代人的语言中都出现过,属于典型的年龄

差异。

4.3.1具体表现

总体上说,老年人常用一些旧词语,而年轻人则更容易接受新词语。

同是年轻人,也还有年龄级差的不同特点。

副词修饰名词的结构最早出现在年轻人的言语中,如“很绅士”“很中国”“十分现代”“非常逻辑”。

这种一度被认为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新形式,现在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

语言选择是指在一个社区交际中选择使用什么语言。

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语言选择会有差异。

老一辈人在语言选择中常常持保守态度,坚持把母语传授给年轻一代,希望他们能够忠实地保持下来,而青年人则更易于接受第二语言。

4.4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4.4.1“异质有序”的语言观

异质:

语言在实际使用中总要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可能是纯粹自足的符号系统。

有序:

语言的这种差异不是任意的、混乱的,而是有章可循的、有规则变化的。

•索绪尔:

把人们的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部分,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所以是同质的、有序的,而言语则是个人的、异质的、没有变化规则的。

“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

•乔姆斯基:

主张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认为只有前者才是语言研究的对象。

•社会语言学实际上把索绪尔所说的“言语活动”整个作为研究对象范围,认为它既是有差异的,又是有规则的,并把这种活生生的语言事实作为其研究的对象范围。

4.4.2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二)客观性原则

定性研究是从对象的属性出发对其内在规定性(即事物的质)进行研究的方法;

定量研究是在对事物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对象量的属性进而认识对象的研究方法。

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凭借的语言材料和数据,是通过社会实践调查而获得的真实语料,以此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4.4.3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

一、把握问题,明确对象,合理假设

二、深入调查,科学实验,搜集资料

三、整理材料,描写现象,形成结论

案例分析:

广州老夫少妻称谓双方父母的用语调查

男性当事人面临的女方家长很可能与自己年纪相若甚至比自己还小;

女性当事人面临的男方家长很可能是自己祖辈的年龄,如何称谓他们,对于男女当事人都是一次心理和智慧的测验。

本项调查的目的正是要了解老夫少妻在新的社会关系面前有什么心理变化,这种变化如何通过语言层面得到反映,称谓的选择与当事人的种种社会特征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等等。

1、调查表格的设计

2、调查结果的分类

3、调查结果的分析

4、结语

一、调查表格的设计:

•本项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调查是研究关键性的一步。

我们确立了几项调查的基本原则,

•第一,被访者须具备法定的婚姻关系;

•第二,被访者须以粤方言或者普通话为日常交际语言;

•第三,被访夫妻双方的父母仍健在并一起或曾经在一起生活。

•本项调查首先要界定老夫少妻的年龄标准。

由于这种界定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很难一刀切,为此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将双方龄差分成若干段,每一级龄差采集一定数量的样本,根据调查结果观察不同龄差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哪种龄差最宜被称作老夫少妻。

为此,我们设计了两份问卷调查表格。

•第一份调查表格的询问对象是一般人,

•第二份调查表格的询问对象是老夫少妻。

•设计的问题既有主观题也有客观题。

•譬如双方的实际年龄是客观题;

•询问被访者是否认为他们双方的年龄差异属于老夫少妻,或进一步询问他们什么样的年龄差异才算是老夫少妻,这就是主观题了。

•再如询问被访者其岳父岳母的实际年龄是客观题,

•而询问被访者是否觉得自己与岳父岳母在年龄上应该属于同辈,则是主观题了。

•老夫少妻的龄差容易划分,以相差10岁作为起点,划分了10—15岁、15—20岁、20—30岁、30岁以上四个区间,根据被访者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第一份调查表格是想了解社会对于老夫少妻的一般定义,实际上是一次社会心理调查,调查对象包含各级各类人士。

调查项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您认为男方比女方大多少才算是老夫少妻?

•A10-15岁B15-20岁C20-30岁D30岁以上

•2、您认识或知道的人群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夫妻?

•3、如果有,您知道他们的年龄差异大概有多大吗?

•4、您能简单谈谈对老夫少妻现象的看法吗?

•第二份调查表格访问的对象是老夫少妻。

而老夫与岳父岳母的年龄差异,考虑了下面几种情况。

•1、岳父岳母比被访者年龄大,但尚未达到父亲母亲的年龄。

参考龄差为10-15岁。

•2、与自己年纪相仿。

参考龄差为10岁以内。

•3、比自己年纪还小。

又分两种情形:

(1)小岁数但不小辈分。

(2)不仅小岁数而且小辈分,如小20岁左右(父子辈分)甚至更大(爷孙辈分)。

•一般认为,老夫少妻面临称谓问题主要指的是老夫,少妻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实不然,少妻称谓与自己年龄相差较大(多数情况下相当于自己的祖辈)的公公婆婆时同样面临称谓上的问题。

所以,本项课题所要调查研究的是老夫和少妻两个角色分别称谓双方父母的具体情况。

•二、调查结果的分类

•第一份调查问卷共发出100份,回收88份,有效答卷65份,87%的被访者认为夫妻相差20岁以上才能算老夫少妻,9%认为相差15岁以上就是老夫少妻,只有4%认为相差10岁以上为老夫少妻。

•第二份调查表格共访问了32对老夫少妻,上述四种龄差的各8对。

在寻访过程中,龄差为10-15岁的夫妻比较好找,年龄相差越大的越不容易找,一是因为相对数量较少,二是因为这类夫妻出于各种原因多半不情愿接受访谈。

在成功访问的这32对夫妻中,都对问卷作了比较完整的回答,效果比较理想。

访问的方式分电话访谈、面谈两种,由于受访者多半不接受面谈,因此采取电话访问的居多。

•关于受访者的家庭背景,由于关涉个人隐私,受访者一般不愿多谈,我们也不便多问,能够了解到的信息除了双方的年龄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双方各自的籍贯和母语;

•第二、日常家庭生活交流语言;

•第三、与双方长辈(如父母)的交流语言;

•第四、受教育程度(分为高中以下、大学、大学以上);

•第五、从事的职业(分为机关干部、教师、职员、个体劳动者等);

•第六、性格爱好。

性格的选择项为温和随意、急躁易怒、健谈好交际、沉默寡言等,可选择多项;

爱好由受访者个人提供,同样可以多项。

•关于受访者的语言生活,我们大致分作两类,一类使用粤语进行交流的,一类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

未做调查之前我们曾预想会出现夫妻双方各自使用自己母语进行交流的状况,随后的调查排除了这种可能。

事实上,受访夫妻多半都不拥有共同母语,跨母语联姻是这类夫妻的主要特征之一,大致情况是丈夫一方的母语为粤语,妻子一方的母语

•为其它方言(多是内地方言)。

他们组成家庭后,妻子一方主动放弃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粤语作为家庭及与夫家亲戚之间的交际语言。

•调查结果显示几组有意思的资料:

•第一、受访者当中男方称谓女方父母比女方称谓男方父母的比例要低(男方为86%,女方为100%),也就是说,受访男方有选择不称谓的情况,受访女方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受访男方面称女方父母有选择关系称谓(即背称)的情况(占12%),受访女方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受访男方选择自己母语的称谓系统称谓女方并不懂得其母语的父母占了一定比例(34%),女方无一例外选择男方的母语称谓系统称谓男方父母;

•第四、受访男方(也包括女方)采用随子称谓的方式称谓双方父母(男方为32%,女方为46%),这一现象广见于汉族的其它地区。

•选择亲属称谓“爸爸”和“妈妈”者占据被调查者的60%,其中“翁婿”年龄相差越大(指趋于正常龄差),选择这一类称谓的比例越高。

除此之外,选择何种称谓方式,与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有明显的关系,文化程度越低选择亲属称谓之面称的可能性越大。

反之,文化程度越高,选择亲属称谓面称的几率越低。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发现此种称谓现象与老夫少妻这种较为特殊的联姻方式有很大关系。

当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因素分别是:

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

•年龄与辈分不协调是导致这一称谓现象的最主要因素。

男性受访者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觉得翁婿年龄差不多,很难叫出口。

大多数受访男性都有过类似的心理障碍或顾虑。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少数受访者干脆采取了不称谓的规避方式。

时间长了,包括女方、女方父母和他本人在内便不再计较,习以为常了。

•尽管年龄的因素使当事人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但是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即便是选择不称谓的男性受访者也会通过其它方式进行补救。

部分男性受访者选择了更富有中国传统家庭意味的亲属称谓(随妻子称呼女方父母),有一部分男性受访者(基本上是高学历)采取了一种在调查者看来非常得体、既照顾传统观念又比较体面的称谓方式,那就是使用关系称谓。

•再来看看处在同一关系当中的女性受访者,她们面临的实际情况理应比男方复杂,因为除了年龄因素和受教育程度不高外,她们在经济上普遍处于从属地位。

这就决定了她们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更多地从丈夫的角度来考虑,而较少顾及自身的价值利益(主要指独立人格所包含的尊严、自由等)。

她们在称谓上表现为尽量附和夫家的传统与习惯,通常她们都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丈夫家的母语,即便短时间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在称谓系统的使用上,她们能够很快学会并使用。

四、结语

•从上述亲属称谓使用的个案看来,当夫妻之间的年龄差异超出人们的传统认可范围时,原有社会关系的处理便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矛盾。

对待这种矛盾,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处理方式的不同又与处理者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突出的一点是,男女受访者在处理相同矛盾时表现出不平衡性。

男性受访者呈现的四种处理方式显示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相对的自主权,虽然部分受访者采取了和女性相同的处理方式(随对方习惯称谓对方父母),但不称谓和以关系称谓这两种处理方式在女性受访者均未发生。

究其原因,经济处于独立地位还是从属地位是决定性因素。

虽然访谈内容无法涉及更多的个人隐私,但一些旁的数据证实了我们的推断,譬如不少女性受访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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