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文档格式.docx

论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文档格式.docx

《论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文档格式.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一、差等结构的消费观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

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体脑劳动分工的明细，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贫富贵贱也相应拉大了差距。

对于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这种差等结构，孔子是清醒地认识到并极力地维护其上下尊卑的差等存在的。

但怎样处理客观现实中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即通常所说政治层面上的君民关系，经济层面上的贫富关系，对此孔子则有其独特的思考。

在政治上，即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上下差等是只能恪守而不能逾越的，而在经济上，即贫富悬殊的物质分配与消费上，孔子面对着剥削者的贪得无厌与奢侈浪费，在社会整体消费的差等结构上，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宏观调控主张。

即占有丰厚物质的在上者，要降低消费而“节财”[1]（《史记·

孔子世家》），以施惠于民；

物质匮乏的在下者，要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足食”[2]（《论语·

颜渊》），以利于社会的再生产。

　　这是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分配和消费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民为邦本”，春秋的社会实践证明，国人的力量直接影响到王位的继承，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苟无民，何以有君”[3]（《战国策·

齐策四》）的观念，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

如果当政者挥霍无“度”，取之于民的赋税徭役没有“制”，在消费问题上不按逆向差等的原则予以制约，那“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2]（《论语·

卫灵公》）的犯上作乱就会发生了。

所以，孔子才敲响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警钟。

但孔子所谓的“均”，不是一拉平的绝对平均主义，更不是要按原始公社的体制去进行分配和消费，而是要求人们在不同差等层面上，各安分于自己的等级名分。

对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

度制篇》[4]里阐述得最为清楚，他说：

“孔子曰：

‘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

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

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可见孔子的“均”，是针对统治者对物质财富的疯狂占有欲而言的，以遏制统治者消费的无度性，从而排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这就是孔子差等结构消费观的核心与实质，在客观上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治国者来说，也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地位高低与财富多少是成正比增长的，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损”上“补”下的目的呢？

孔子首先提出了当政者要“爱人”的口号。

他说：

“为政在人”[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2]（《礼记·

哀公问》）。

强调一切在“人”，一切为了“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仁人之心，才有可能做到“节用而爱人”[2]（《论语·

学而》），不伤财，不害民；

也才会自觉恪守“政在节财”[1]（《史记·

孔子世家》）的原则，为政廉洁，严于律己，切实降低消费，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而达到补不足的目的。

所以，孔子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他说：

“度于礼，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从其薄。

”[5]（《左传》哀公十一年）这是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而制定的一个理想的消费框架，眼前减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增加，节制的用意在于保证久远的恒稳，对这种“取”“予”的辩证关系，孔子阐释道：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论语·

颜渊》）这种民富为源，国富为流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成为志士仁人反对统治阶级暴殄天物，要求减轻人民负担的锐利思想武器。

　　从社会消费的总体把握和调控上看，如果说“节财”是通过“自制”以补不足的话，那么“使民以时”[2]（《论语·

学而》）和“废山泽之禁”[6]（《孔子家语·

五仪解第七》）则是使民自富而提高其消费力的美好构想。

其实，通过发展生产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他曾大声疾呼当政者要为民众发展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实行“宽民”政策。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而发展农业生产与掌握天时至关重要，耕耘、播种、收获，必须按季节进行。

所以孔子才要求统治者在役使人民时不要耽误农业生产季节，在时间上提供保证。

而对于发展生产的必需资料，孔子面对着全国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按等级、权力，分别享有山泽渔盐之利，肥田沃土之产的事实，则提出了开禁利民的主张，认为“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7]（《国语·

周语上》），要求资源共享，要求让利于民，以杜绝自然资源的浪费，使广大人民获得一个生存、生产的有限空间。

这是对封建领主垄断经济的公开挑战，也是有效抑制分配、消费按地位成正比增长的得力措施，使社会消费的上下差等不至过分悬殊。

　　孔子强调从宏观上缩小社会消费的差距，是以承认其等级差异为前提的。

因此他强调不同官阶等级的人，应严格按差等进行消费，绝对不允许僭越违礼。

《论语·

八佾》里有两段记载：

一次是身为大夫的季氏在自家庭院里欣赏“八佾”乐舞，由于这只有天子才能享用，所以孔子为此事而愤然作色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另一次是作为宰相的管仲，也只因为是“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将消费等同于国君了，结果又遭到孔子的痛斥，说：

“管仲之器小哉！

”而地位卑下的寒士，除了“衣敝ｙù

ｎ＠①袍”之外，还要做到“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2]（《论语·

子罕》），对社会等级所决定的消费差等，始终保持心态的平衡而安然处之。

所以，从“为政”的高度，孔子极力主张缩小社会消费差等；

从个人社会地位考虑消费享用，则又极力维护差等的区分。

这看来似乎矛盾，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企图将当国者的长远与短期两种利益相结合的一种消费经济思想，其用心是极为良苦的。

　　孔子哲学思想中，“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他对“礼”的维护，也达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论语·

颜渊》）的痴迷程度。

众所周知，周初统治者出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把殷商时代的巫卜礼仪改造成一整套具有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性质的礼法制度，并大兴礼乐教化加以普及，使人人知礼、守礼，做到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国家的稳固、社会的安定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孔子认为，这一治国经验是可资借鉴的，他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佾》）所以，在礼仪上的消费，孔子主张“盛容饰，繁登降之礼”[1]（《史记·

孔子世家》），讲究铺张扬厉和形式排场，“子贡欲废告朔之饩羊”[2]（《论语·

八佾》），遭孔子反对即为一例。

所谓“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即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叫“颁告朔”。

诸侯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称“告朔”。

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或“听朔”。

其中颁历书与农业生产等问题有关，“视朔”与勤政相联，所以“告朔饩羊”也就包含着运用这种礼仪形式，来敦促执政者以国事为念而不要荒于政理的用意在内。

但子贡为了节省羊只而打算取消这一形式，孔子当然不赞成，说：

“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认为事关治国理财的“礼”，在消费上是不能吝啬的。

　　外事礼仪中，孔子也认为要张扬。

作为使臣，在消费上要有阔绰的派头，以显示其威严与尊贵。

接待外宾时，除了表情“色勃如也”和举止“足＠②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表现得极为庄重之外，还要特别讲究服饰：

“衣前后，ｃｈāｎ＠③如也。

趋进，翼如也”。

[2]（《论语·

乡党》）要求着装整齐，得体大度，以便在快步向前中使衣角飘动，两袖舒展，有如鸟儿展翅一般。

孔子认为，这是使臣所应具备的，至于开销用度的多少，是可以不必去计较的。

如果遇上国君会盟朝聘，那更要不惜一切以张大声势。

齐鲁夹谷之会，鲁定公准备赴会，孔子就告诫：

“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强调迎接挑战，要不惜代价。

对随行人员，也必须按高规格进行挑选，说：

“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

”由于这次会盟鲁国文事武备准备充分，人力、物力、财力铺垫厚实，加上孔子在盟会中的揖让进退据“礼”而行，结果使齐侯自惭形秽、诚惶诚恐，“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1]（《史记·

孔子世家》）会盟以弱鲁胜强齐而告终。

这是孔子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业绩，也是孔子高扬礼仪消费的思想得以实践的一次极好机会。

　　但几乎与此同时，孔子又提出了礼仪消费应节约的主张，他说：

“礼，与其奢也，宁俭。

八佾》）这指的是一般性的礼仪消费。

在孔子看来，礼仪也是有差等区分的，其消费原则应以社会政治功利来划线分界，凡不属于国计民生的礼仪则从俭，还要根据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定。

《庄子·

人间世》记载：

“回之家贫，唯有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

”正因为家境如此，尽管“礼”尚厚葬，孔子还是反对门人的意见而要薄葬颜回，说：

“称家之有无，有，勿过礼。

苟无矣，敛首足形，还葬，具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

”[2]（《礼记·

檀弓上》）对“不可不深长思”的礼仪尚且如此，那人们的平常日用，孔子则更要求节约从俭，不能与礼仪消费等同。

所以他自己安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2]（《论语·

述而》）的生活，并高度赞颂禹在消费上的差等安排，说：

“禹，吾无间然矣。

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禹，吾无间然矣。

泰伯》）夏禹个人饮食菲薄，而祭祀礼仪安排丰盛；

平时穿得很差，但礼服制作则极为华美；

自己居住条件要求低，可兴修农田水利则又全力投入。

孔子对夏禹这位为治水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古代圣王的追慕与赞美，就在于为有国有家者设计一套理想的消费结构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去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所以孔子的差等结构消费观，是以“礼”为准则，以治国安民为目标，以发展生产为导向，以维护等级为前提，而又以缩小差距为手段的一种消费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

　　孔子从“仁”的哲学思想出发，十分重视人的生存权力。

一次马厩失火，他关心的是：

“伤人乎？

不问马。

乡党》）对生命的价值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对人的类存在表现了特有的关切。

所以他说：

“仁者，人也。

”[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这是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意识，承认人就是人，要实实在在地吃、喝、住、穿，进行各种物质消费活动，然后才有可能生存、生活与发展，这是无论贵族、平民、农奴都共同具有的生物本性。

因此，孔子曾标榜自己是一个“待贾者”，时刻都在“求善价而贾”[2]（《论语·

子罕》）。

当季氏家臣佛＠④据中牟叛，召他，他想去，子路不赞同，他说：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阳货》）承认人首先要设法获得生存权的重要，肯定人对“消费物质渴求”和“物质消费需要”的合理性。

　　所谓“消费物质渴求”，就是通常所说的谋取物质利益，孔子称其为“求富”。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2]（《论语·

里仁》），强调爱富贵、恶贫贱是人的自然之性，其实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属性，特别是随着封建经济向纵深发展，贫富、贵贱则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

孔子及其弟子积极投身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富贵”自然也是他们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论语》中，“直接谈到富贵，贫贱的有二十二章，此外，其字面无贫富，而所言实为贫富问题或与贫富直接有关者，尚有十五章。

”[8]可见富贵在孔子心目中的分量，尽管他在不同场合流露出甘于贫贱的志趣，但在潜意识里，那“求富”的热情却始终如一。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述而》）再次从自我角度肯定求得物质财富的实际利益是“人之所欲”的正当行为。

事实上也只有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欲求，社会才能得以安定，因为“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

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9]（《淮南子·

齐俗训》）。

但是，社会上确有以不正当手段致富的，这在对财产、权力进行再分配的春秋末世，显得更为突出，人们为攫取权力，获得富贵，往往不择手段，甚至置一切伦常道德于不顾。

所以，孔子在承认人对生活资料渴求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更关注“求富”的途径与方法，强调取得富贵要以道义为准绳，坚决反对“不以其道得之”。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在经济活动中引入这种道德评判，对遏制私欲的恶性膨胀，调整在“求取”之中而失衡的心态，无疑是能起一定作用的。

所以，孔子一方面承认“消费物质”占有欲的合理性，并要求通过“富”、“庶”、“教”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另一方面又强调取得消费物质的途径、手段、方法一定要符合道义，并以此来规范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防止人的物化，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共同从两个不同向度构成一股合力，为其治国安民的总体政治方略服务。

　　由于看到了物质占有欲的现实存在性，并承认其占有的合理性，所以对于“物质消费需要”，孔子的主张是“使足”，即让人满足其消费欲望。

当然这种“使足”是有差等的，要根据各自等级名分下所占有的物质多少为度，以构成不同消费平台上的“足”。

富有的，可以“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甚而至于“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

乡党》）讲究食品的色、香、味；

家贫者，则只能“＠⑤牖绳枢”而住，“箪食”、“瓢饮”为足，他对自己在周游列国中遭到的冷遇、绝粮等困厄，自嘲为“丧家之狗”[1]（《史记·

孔子世家》），表现出对物质匮乏的惶惑与不安。

所以，在对待物质消费上，孔子与墨子那“摩顶放踵”苦行僧式的主张是不同的，他并不赞成那种脱离具体物质条件而一律要将消费水准降至同一最低线的作法，这应该说是切合客观实际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才能为各色人等所承认和接受。

如果说“使足”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考虑物质消费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知足”是孔子从心理层面上提出的个人消费原则。

孔子认为，社会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求无穷，为了“保证国家有最好的公民”，在物质消费上必须倡导要以现实为乐，以现状为安。

正因如此，孔子才特别赞赏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

‘苟合矣。

’少有，曰：

‘苟完矣。

’富有，曰：

‘苟美矣。

’”[2]（《论语·

子路》），肯定这种始终满足于已达到的消费水平的思想。

从客观效果上考察，这种“知足”心态的保持与完善，不但会使人常具有一种愉快感与充实感而知足常乐，而且能幻化出一种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政治措施的推行提供有力保证，可见孔子对物质消费问题的方方面面，思虑是多么缜密与深远。

　　作为社会的人，消费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消费需要的实际内容来看，不外物质的与精神的两大方面。

孔子认识到物质消费是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不是神，不能靠祭肉的香味来生活。

但人又是生活在宗法等级有别、尊卑长幼有序的社会结构之中，所以人不能只吃饭穿衣，还必须有道德和具有道德的自觉性。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2]（《孟子·

离娄下》）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无道德观念。

所以孔子在强调人的物质消费的重要，主张人要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之外，还强调人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样才能区别于动物而成为真正的人。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阳货》）可见孔子在对整个消费问题的思考中，认为精神更重于物质。

　　孔子所重视的精神消费，如果从消费需要上考虑，它大体包括了感情需要、尊重需要、思想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求知需要、求美需要等方面。

所谓感情与尊重要求，是从社会人际关系着眼的；

思想与自我实现需要，是从价值判断上考虑的；

求知、求美需要，是以充实和提高自己为目的的一种文化消费。

众所周知，人是有丰富感情的，而情感的交流与渲泄需要社会的理解与尊重，于是恪守“言忠信，行笃敬”[2]（《论语·

卫灵公》）的诚信原则，具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2]（《论语·

学而》）的生活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心心相印，相互尊重，获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论语·

学而》）的精神愉悦；

也才会有“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2]（《论语·

公冶长》）的消费方式，而获得个人情感上的满足；

最后也才可能出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论语·

为政》）的局面，带来精神享受上的超越。

孔子不但追求感情与尊重的需要，而且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奋斗不止。

他一生为推行其“道”而栖栖惶惶，以苦为乐，坚韧不拔，积极进取，正道直行，坚持“中正”的思想品格。

他强调为了道义，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2]（《论语·

学而》），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2]（《论语·

里仁》），甚至不惜“杀身以成仁”[2]（《论语·

卫灵公》），以求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2]（《易传》）的理想境界，从而在这与天地同根、与万物一体的同一性中，获得个人道德的崇高感。

可以说孔子就是在这种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织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尊严、价值和意义。

因此，他努力倡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论语·

述而》）的不断追求精神，他称赞学生颜回在物质极端匮乏情况下“不改其乐”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精神生命所寄的文化价值。

这种高尚其志，就是人生追求的深层底蕴。

事实上也只有“尚志”，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孟子·

滕文公下》），不为物累，超越自我，使精神得以升华；

也才能在思考问题时，从社会、国家、民族的宏观规模和长远目标上对待人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论语·

泰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但是，要实现人生价值，要不断超越自我，就要不停地去学习和吸收，这样才能将生命的创造历程与人生价值实现的历程完美地结合起来。

所以，孔子在精神生活中特别重视读书学习，强调“学而不厌”，要求“学而时习之”，做到“温故而知新”。

他一生几乎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读书学习上，据《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以至读《易》韦编三绝，勤苦如此，堪称楷模。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述而》）强调了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是须臾不可停止的。

孔子的爱好是广泛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要求他的弟子们除了读书外，还要努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各种本领，以适应社会的多种需要。

由于在礼乐教化中，音乐所起的作用特殊，所以孔子对音乐是情有独钟，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音乐理论，懂得演奏旋律的变化规律，他说：

“乐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

从之，纯如也，＠⑥如也，绎如也，以成。

八佾》）表现出很高的艺术修养。

他个人更喜欢直接参加表演活动，“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述而》）在歌声中陶冶性情，获取美的享受。

而对于欣赏音乐，则是如醉如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乐之至于斯也。

述而》）文化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使人在生活上获得满足，在精神上倍感充实。

所以，在个人消费上，孔子一贯主张重道义轻富贵，重精神轻物质，他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鄙弃精神空虚，一味追求物质享乐的人。

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富贵，而在于道义的修养，在于具备高尚的思想情操，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人生的真谛，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也会充满了快乐。

而那些专门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道德修养的小人，他们整日苟营于货利，工巧于心计，总是忧心忡忡，不会有真正的人生乐趣。

孔子说：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述而》）就是对这不同追求的两种人的心态最恰切的描绘。

因此孔子要求人们在日益丰富的物质面前，注意自觉地“克己”，节制物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努力在为群体利益的艰苦奋斗中不断完善自我，这就是孔子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思想的基本落脚点和真正意义之所在。

　三、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

　　春秋时代，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众多荒地得以开垦，经济迅猛向前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多，这就为“隐民多取食焉”[5]（《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提供了条件。

所谓隐民就是脱离了生产劳动或失去生活依靠，奔走四方而求食的游民，即自由民，他们向各大氏族投靠，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在政治上，奴隶制逐渐崩溃，周天子开始失势，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这就使原来那些世代相传、为贵族服务的巫、史、卜、祝之类，从宫廷中流落到社会上，扩大了四方求食的自由民队伍，也提高了这一阶层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