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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纲领包括推翻满人、建立民国、使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控制及平均地权。
他受到儒家理想、对于太平天国的回忆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鼓舞；
而且诉诸为地主和官员所压迫的群众及新爱国主义所激动的知识分子。
孙逸仙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毁坏了满人的政权。
他把富裕的华侨（主要是他们出钱来支持他的运动）拉到他这方面；
他用报纸向在外人管理的通商口岸租界中的中国人（他们不受满人管辖）传播革命思想。
同时，他同秘密会社，特别是三点会和哥老会，取得联系。
它们在中国到处都有会员，尤其在扬子江以南特别强大。
孙逸仙以强调满人是异族及宣传他们的统治是中国必须摆脱的一种外族统治的办法来把方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矛头转向他们。
…………
英国同中国合作设法扑灭烟毒。
１９０６年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反对印度鸦片贸易的议案。
中国得此鼓励，向英国政府提出每年减少印度鸦片输出的建议，同时中国将取缔本国种植罂粟。
根据这些建议于１９０８年年初签订了一项协定，清政府得到一个强大舆论的支持，尽管既得利益集团竭力反对，但仍然使得罂粟的种植有了显著的减少。
１９１１年，英国又进一步同意每年减少印度对华鸦片贸易，至１９１７年为止；
在同一时期内，中国也限制本国的鸦片生产。
１９１２年１月在海牙签订了一项国际协定，禁止私运鸦片及其他毒品到中国。
印度鸦片贸易于１９１７年后即行停止，但中国革命后的骚扰，使清政府取得了相当成功的一切禁烟工作前功尽弃。
禁烟政策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
政府不能支付它的经常费用，更谈不到有钱来实现远大的改革计划。
它的唯一可靠的税源——关税，为条约规定所限制，不能征收超出于百分之五的进口税，而且关税已经为支付对日本赔款而借的外债的偿还及庚子赔款每年的分期付款而作了抵押。
因此迫切需要借一笔外债，但是，因为中国的信用低，如果没有关于外人监督的规定（如在拟议的币制改革中及新铁路的管理中聘用外国顾问，以及以外人管理作为借款担保的新税源）来作为担保，则外国银行家不肯贷款。
列强的相互猜忌是拖延对中国作任何借款的另一个因素。
但是１９１１年５月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缔结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在各省筹款兴建铁路的尝试提供了侵吞公款及浪费的机会，因此新铁路线将为国家所有。
这点激起了各省绅士和官员暴风雨般的反对，并且在四川爆发了叛乱。
当烦恼的政府正在准备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汉口俄国租界于１０月９日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揭露了在该地及武昌汉阳有一个广泛的阴谋。
次日革命党人起来叛乱，许多军队参加进来，结果，三镇落入他们手中。
革命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扬子江下游及整个华南。
在西北，西安被占，在该地满人遭到了可怕的屠杀。
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恳求袁世凯出山镇压革命，但是，他拒绝出山，除非被赋予全权并任命为内阁总理，因为他知道他的有训练的军队能决定大局，他看到他可能成为中国唯我独尊的一个人的机会。
所以，他与叛乱者进行谈判，也与列强进行谈判，并且最后诱使摄政王辞职。
袁的目的是一个立宪的帝制，他自己为婴儿皇帝的摄政者，但是革命党人坚持建立一个共和国。
他们在南京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且举孙逸仙为总统，孙与袁都认识到，如果中国发生一个持久的战争，就有外国干涉的危险。
日本亟欲干涉，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帝制，但是，它为英国所遏制。
英国赞成袁世凯，并且准备承认一个共和政体的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孙逸仙宣布，如果袁能使满清皇帝退位并附和共和国，他将辞总统职以让位于袁。
袁同意了；
并依靠北方军队的支持，执行了这个计划，满清亲王们无法反对他。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婴儿皇帝宣统退位，虽然他被允许有皇帝的虚号及在紫禁城内有一个“宫廷”。
这样，不仅满清皇朝崩溃了，而且在中国持续了二十一个世纪之久的帝国机构也崩溃了。
（琼斯：
《中国》第２卷，第１４４—１４６页，１４７—１４９页，孙瑞芹译，吕浦校。
）
费正清：
１９１１年４月广州的一次革命企图，随着著名的七十二烈士的殉难而被镇压下去。
这是孙逸仙第十次的失败。
下一次的阴谋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在汉口发动。
阴谋由于一枚炸弹在革命党人的货栈中爆发而无意地被发现。
这促使１０月１０日的起义提前出现。
从此这个日子就被人们庆祝为民国的诞辰。
孙逸仙在这个期间正在美国旅行筹款。
他接到了关于阴谋的一封密码电报，但因为他已把密码本先行寄出，结果他直等到二星期后才能译出电报。
他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中国革命已为孙逸仙所发动，而且他将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的消息。
随着普遍的、特别是四川的不稳定而来的１０月１０日的起事，是其他各省同样起义的信号。
华南华中各大中心地区的革命集团在几日内均宣布他们的省脱离北京的满清皇朝而独立，这个反满运动一旦发动就风靡全国，而且比较地没有流血。
可是革命党人最后推翻皇朝的轻易成功是靠不住的，因为参加运动的各集团和阶级不久就证明是除了反满之处，很少有共同之处的。
孙逸仙的主要支援来自海外华侨中的新兴的商人阶级及国内的部分新学生和军官阶层。
他的运动与国内另一个运动联合起来。
这个运动想在经济发展上追求各省自主。
在这个问题上，各省的领导的地主绅士和商界业已联合，在满清中央政府打算自上而下地实行改良的时候，起来反对这种为时已晚的努力。
这种地方自治和帝制中央集权对立的整个问题，就在各省的咨议局和北京的资政院中提出来。
这问题又因为关于发展铁路，特别是筹集资金修建经过汉口通向四川的铁路的争执而尖锐化了。
在这个铁路问题上，各省领袖在公开言论上一致反对北京铁路借款合同中所包含的外人控制的因素。
实际上他们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将在这些新发展上占去主要利润的前景而不免妒忌。
因此，１９１１年的革命不仅代表孙逸仙和他的同人所提供的革命领导而已。
衡以同样的尺度，孙虽然是革命的名义领导者，可是他对于革命背后力量的控制却是比较小的。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他在南京就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但是经过种种考虑后，他决定于几周内下台让位给袁世凯，以使袁能成一个更适于接替满清皇帝地位的强有力的行政首脑。
在这一点上，袁是华北新军的领袖，而且是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清摄政王辞职的时候被召管理北京政府。
从这里开始，袁能加强他的地位，成为有可能整顿国内秩序的唯一人物。
他同孙谈判，但运用了拖延策略。
同时，时间是有利于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日益明白中国继续分裂只能招致外国侵略。
由英国带头的各商业国家鼓动中国国内和平，因为他们怕与中国国境毗邻的日本和俄国可能干涉。
革命党人自己知道这个危险，因而设法从袁方面取得保障民国的诺言。
北京的袁和南京的孙之间的谈判，不久达成了协议。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帝正式逊位于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
在这个新职位上，袁须按照新宪法的规定，与一个国会和一个对国会负责的内阁进行工作。
这样，中华民国没有能解决它所面临的根本制度问题而成立起来以接替大清皇朝。
临时大总统是一个代表中国政治中老派作风的一个军事领袖，一个能够为他的政权负起个人责任的强者。
他不久就醉心于称帝的思想。
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有国会和内阁的新式体制。
这些机关据说是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样子代表了民意。
可是这些新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还很缺乏基础。
例如政党的观念，就是和皇帝通过他的官僚垄断政治组织来统治，而反对团体只能变成秘密会党才能存在的传统相反的。
不仅党纲作为一种团体组织的原则，对于个人领导是一种新的选择；
内阁向国会负责这观念本身就又是一种变则，因为阁员们同时又面对着大臣们须向国家元首效忠的儒家传统。
各省代表地主利益的旧式人物不习惯于参加解决国家问题，而通商口岸的新商人阶级还不够强大足以支配社会，孙逸仙所领导的真正有近代意识的革命党人在中国群众中只构成极小部分。
袁作为元首稳步地巩固了他的地位。
他把自己的私人拉入内阁，不顾宪法的精神，攻击并排斥孙逸仙的新政党，国民党（同盟会的继承者），且最后解散全部国会。
在他的追随者的策动下，他于１９１５年设法自立为皇帝，受到革命党人的反对阻挠后，放弃计划，于１９１６年６月死了。
他死后中国分裂为军阀割据，且自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２８年的十年期间受到分裂的危害，虽然北京政府继续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来说，分析１９１１年的革命为什么不能按西方的道路建立新国家的原因是极有意义的。
象已经说过的，起事当时联合起来的各种成分，除了推翻满人以外没有共同的目标。
反对帝国主义还没有能成为一种促进团结的共同意志而广泛传布，也没有用它来作为一种动力。
这事实无疑地说明一个更基本的因素，民族意识的迟迟不发展。
而且革命党人在他们秘密策划中不能，而且也很少设法在城市和乡村里动员群众和争取他们的支持。
与革命党人曾经合作以抗北京的保守绅士阶级在心中是反对革命的。
他们欣然地承认袁能投入战场的优势的武装力量。
此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怕外国的积极干涉。
作为代替日本军队进入北京的办法，他们倾向于默认支持袁世凯的由英国人带头并联合其他列强共同支持袁以稳定局势的努力。
１９１３年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美国没有参加）表明了列强坚决支持当时袁所体现的稳定局面。
对于这种国外财政和国内武力的结合，孙逸仙不能有所作为。
中华民国由西方借过来的宪政议会和内阁的政治组织观念不能与中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
它们甚至不能成为传播孙博士三民主义革命哲学的一种有用工具。
在这个期间移植西方制度的努力反使中国上了当，这似乎是明显的。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第１５７—１６１页，孙瑞芹译。
克莱德：
论辛亥革命的背景
清朝的灭亡和袁世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新的权力地位而兴起，不是完全由于袁在国内享有政治和军事的优势。
民国和袁在其中的领导地位部分地是列强所造成的。
从１９０８年起，甚至再早些，满清朝代的命运就取决于它的防止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进一步崩溃、阻挡外国的追逐特权者及预防列强最后瓜分中国的能力。
在１９０８至１９１２年间的那些危急的年头里，列强个别地及集体地均不能支持帝国政府的这些目的。
事实上，列强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努力控制中国的竞争削弱了所留下来给清朝的一点点威信而因此使各省反对北京的铁路国有政策。
再者，英、俄、日等国都不赞成北京为西藏、蒙古、满洲等边疆地区所计划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最后欲使这些地区进入一个统一的中国）。
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叛乱到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的退位上谕为止，列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清室政权的崩溃。
相反地，它们却协助袁世凯实现其成为新共和国元首的野心。
由于列强的强权利益及所承担的义务的矛盾，袁世凯能在与南方共和党人结束谈判并升为总统以前依仗列强外交的和金融的支持。
总而言之：
“列强肯允许袁世凯领导下的一个共和国存在，因为它们能同他讨价还价，以政治上的承认及外国借款作为交换条件来承认现状；
这样一个安排将不会有损于自主的西藏、新疆及外蒙，也不会有损于俄国和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也不会有损于银行团在中国财政的控制计划。
”……满清朝代的崩溃，部分地是由于列强的默认。
同样，一个稳定的共和国的希望，大部分将要取决于列强的外交政策和财政政策。
１９１２年的中国新共和国政府是“既没有钱，而且它没有支付的债务正日益增长。
”中国欲求外国的财政援助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援助同外国的政治控制分不开。
应当回忆，１９１１年的革命是对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中日战争以后外国在华争夺特权（这种对于特权的争夺其后日益加剧，直至革命爆发为止）的一种反应和抗议。
其实，各国在政治和财政上的竞争是这样大，以致它们自己开始赞成通过一个被称为银行团的国际银行代理处来联合向中国提供某些类型的借款。
这个代理处是由各国政府所指定的银行家团体所组成的。
这样，通过银行团所提供的借款将受双重考验：
在经济上能为银行家所接受，在政治上能为列强所接受。
银行团在它１９０９年的萌芽阶段只包括英、法、德三国的银行集团，它们当时正在提议为中国政府出资建筑联结华中和华南的湖广铁路。
湖广铁路计划由汉口向南到广州，并由汉口向西进入四川。
但是，当１９０９年春英、法、德三国银团签订建筑这几条线路的合同的时候，它们首先遭到美国的外交反对，后来又遭到俄国和日本的外交反对。
早在１８９８年，代表美国利益的合兴公司从中国政府方面取得了建筑一条从汉口到广州的铁路的合同。
后来，在１９０４年及１９０５年，中国、英国及法国政府承认美国资本有参加为建筑汉口至成都的另一条铁路而提供借款之权，但直至１９０９年“没有任何美国金融企业曾表示过参加借款的愿望”。
但是，虽然美国金融家没有表示要追求美国所取得的这些早期的特权或与欧洲在华的资本家相竞争，塔夫脱政府为了崇高政策的目的，决定他们应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
由于国务院的主动，以摩根公司为首的一个美国银行团组成了，当这个银行团要加入三国银行团并参加湖广借款遭到反对的时候，塔夫脱总统直接向摄政王呼吁。
塔夫脱对华中的政策，象以前在叙述满洲的情况时已经指出的，是把美国资本注入中国，作为创造门户开放政策及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手段。
最后于革命的前夕，即１９１１年５月，美国银团被准许加入银行团，但是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欧洲的痛恨。
（克莱德《远东》，第３６５—３７０页，孙瑞芹译，吕浦校）
费纳克：
在中国每一个这一类的运动后面都存在着人口问题，这问题是由于人口对于生存手段的压力太大而发生的。
“一个国家的人民盲目地相信，人生的首要义务是为了他自己和他的祖宗的安乐而生育尽可能多的男性后嗣，并一致地根据这个信仰而行动，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其绝大部分的人民陷于极度的贫困，并使其政治陷于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大规模变乱。
”这个周期的开始阶段，人口同食物供应是平衡的。
如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之下，人口的数量迅速地增加。
这样，平衡就被打破了，一部分人民不可避免地陷于饥饿或流为盗匪。
由于盗匪和海盗的数目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多，作为生存竞争的一部分结果，公共的安全日益受到扰乱。
如果政府是坚强的和有效率的，许多的盗匪被逮捕并处死，最后的灾难就可以延迟下去。
然而，由于水灾和旱灾，正常的情况就变为不正常的情况。
很多的人饿死或变为盗匪。
如果盗匪被当局的坚强的手腕所控制并且死亡的人很多，那末食物供应和人口的平衡可以部分地得到恢复，而叛乱可以避免。
如果当局软弱，那末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叛乱，而斗争的结果，人口减少很多，食物和人口又可恢复平衡。
在上述两种情况之下，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解决。
前面已经指出，满清政府在十九世纪已日趋衰弱，太平天国的叛乱部分地由于外国人的帮助始得扑灭。
但是它对于人类生命的毁灭暂时地阻止了人口的增长；
两次回民叛乱和许多次规模较小的叛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然而，这些叛乱纵然再加上若干次灾荒（例如１８７８年的灾荒，据估计就死亡了九百万人），对于人口的增长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阻止而已。
所有这些危机都顺利渡过了，部分地是由于绝大部分的危机被限制于局部地区。
虽然有这些叛乱和灾荒，中国的人口仍然继续增加，同时也增长着不安和不满，在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生产的正常情况又重新被水灾所扰乱了。
中部各省的水灾“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几百万人民无家可归，安徽和江苏二省的农作物在五年当中遭到三次破坏，增加了饥馑和疫病的恐怖。
山东、浙江、江西和湖北等省也遭受到灾荒，有的省是水灾，有的省是旱灾，因此在这七个省份（此处原文是七个省份——译者）中受灾荒影响的达六十万户和三百万人。
这些人陷于饥饿，而且濒于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不满是很容易爆发为叛乱的”。
在这里也可以指出，从外国输入的人命神圣的观念使得中国采取较以前更为有力的种种救灾的办法。
因此人民得以免于饿死，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充分保证。
这样，就比以前保存了更多的人命，使他们得以参加叛乱。
人口的压力，除掉饿死和由于叛乱造成的死亡以外，还可用其他的办法予以解决。
例如，十八省的多余人口曾移住到帝国的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或到外国去。
然而，对于移民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在于必需经常祭祀的祖先坟墓，——因为“定期地祭祀祖先的坟墓并于适当时间同他的父亲埋葬在一起，是每一个人的义务。
因此多少世纪以来，大部分的人口都严格地局限于同一个地区”。
在１９００年以前使人口局限于一个地区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移居很是困难。
不过，虽然有这些障碍，人口已经开始从直隶省特别是从山东省移入满洲了。
很多人于春季移往北方，在秋收以后回乡，但留在满洲安家立业的人则日益增多。
这种移居的情况或许主要是由于京奉铁路和其他满洲的铁路的建筑。
当辛亥革命的时候，这种交通改善的情况还没有深入到另一个殖民区域的西北地区，因此没有大量的人移居到这些地去，虽然有少量的人从邻近的省份迁到那里。
同样的，南方诸省、特别是广东省的过多人口已经开始向海外寻找出路。
广东人比他们的扬子江以北的同胞们富于冒险性，同时他们同外面世界的接触也较早，这种接触的影响逐渐地吸引他们离开家乡。
前面曾经提到过华工来到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情形和澳门的苦力买卖。
后者被禁止了，而美国利用１８８０年和１８９０年的“排华律”对中国人关上了大门。
自１８３０年至１９１１年，中国人向美国移民的总数为三十万人以上，在１９１１年中，中国人移居美国者为一千余人。
由于在美国不能取得入境许可，中国人转而移居夏威夷、菲律宾、马来群岛（新加坡、马来亚联邦等等）和加拿大。
向夏威夷的移民不久就被禁止了，１９０２年“排华律”的实施地区扩大到菲律宾。
１９０３年，加拿大制定法律，对入境的中国人每人课人头税五百美元，这就限制了中国的移民。
在１９１１年中移居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的中国人约一百三十万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总数一定远远不足二百五十万人。
即使仅以广东省的剩余人口而论，这个数字不过是一桶水中的一滴而已。
然而，这在另一方面来说也有所帮助。
在外的华侨能以数额较大的款项汇回家中，因而增强了他们的家庭的财力。
这次的革命也是由于华侨在物质上的帮助，因为他们最慷慨地资助了革命的事业。
然而，这是很清楚的，不论是殖民或是移民，对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并不比饥荒和叛乱为有效，因为据估计，自１８８５至１９１１年中国的人口总数自三亿七千七百余万人增加到四亿三千余万人，因此，到１９１１年的时候，人口对于食物供应的压力已十分沉重，同时由于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饥荒的情况，就为一个大规模的革命准备了条件。
革命的另一个经济的因素是财政。
在１９００年以后，中国政府支出的费用不断地增高，因为推行改革计划必须支出新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新军的军饷和装备、建筑铁道和设立新的教育机关的费用等等。
为了交付日本赔款而借用的外债须按期偿付，须按期交付的庚子赔款的数字更为庞大。
这些支出实际上已耗用了整个关税收入以及其他几种税收，因此不能用这些税收来应付一般的开支。
于是政府不得不日益加重各种税的征收额并开征新税，这就大大地增加了人民对于清政府的不满。
这种经济上的不安使人民在心情上，对于革命者的宣传，比对于觖望的臣民（指康梁维新派）的宣传，更易于接受。
在１８９８年改革者被驱逐出国以前，中国就有了一个革命党。
中国的改革分子和革命分子大部分集中在东京，他们所主张的纲领是不同的。
改革者以康有为和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为首，宣传君主立宪的学说，由于１９０５年以后在满清倡导之下发展了立宪运动，这种学说仅仅使他们成为满清的理论纲领的早期的提倡者。
然而，他们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内的活动无疑地有助于培养宪法改革的情绪，这种情绪通过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表示出来，并且成为对满清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
革命者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他们具有公开的反清目的。
他们于１９０５年正式组成同盟会，并于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和１９１０年单独在各地起事，而且倡导把１９１１年的暴动转化为一个革命。
有一个时期革命者的队伍大部分是从海外华侨当中吸收的，孙中山在海外各地旅行，对华侨宣讲社会学说。
但是在１９０５年以后更注意于在国内吸收会员。
被吸收做会员的人一部分是曾经加入过或现在还加入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秘密团体的人，这些秘密团体是多年以来在扬子江以南继续存在的。
同盟会的努力集中于新军，在那里吸收了大量的会员来从事于反满、或至少是改革的事业，特别是在驻扎在汉口和南京的新军中，发展的会员最多。
至于在北方的军队中则没有取得这样的进展。
革命宣传的第三个中心是新的学生阶级。
在１９００年以后，特别是在１９０５年以后，大量的学生到国外去留学，有的学生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希望花费几年的时间以求精通一项西洋的学问。
但是更多的学生是到日本去。
在那里有些人开办了学校，他们保证引导这些学生通过捷径来学习西洋的学问，在几个星期之内使他们准备好新的学科，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些留学生就落到这些人的掌握中去。
由于他们的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以内取得资格，以便回国后在政府机关中取得位置，所以很多的中国学生宁愿进这些“专为中国人”开办的速成学校，而不愿花费几年的时间进正规的日本学校去学习，而且这些正规学校也没有足够的空额可以容纳所有的中国学生。
由于他们只要缴纳学费，就可以得到文凭，因此他们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他们常常利用这些时间来同流亡在日本的革命者接触。
在回国以后，他们常常发现虽然他们有外国的文凭，可是并没有政府机关的位置留给他们。
因此他们对政府怀抱怨恨，因而对于继续不断地散播的革命的宣传非常容易接受。
虽然他们的学问最多只是懂得一些皮毛，但是他们具有外国的经验的事实给予他们以某种地位，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有效的中心，从这些中心可以向外传播革命的学说。
这样，除了革命运动的流亡在外国的领袖以外，在国内也逐渐地建立起了地方的领导机关。
虽然有的留学生无疑地对于新的学问具有充实的基础，但是更多的留学生对于共和主义以及一切不久即将成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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