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清规》对历代禅寺伽蓝布局之影响初探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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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

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

’于是创意别立禅居。

”【注1】

　　上文描述了怀海别立禅居的缘起。

在丛林组织形式上，禅宗当时并未形成独立的伽蓝建置。

自道信、弘忍以来，普通禅僧大多无度牒、无寺籍。

唐玄宗时，官方安排禅僧居于律寺，将禅师置于戒律控制之下。

实际上禅僧多离寺而修，如鸟巢道林在一颗大树结庵，石头希迁则居于寺院外一巨石，即使著名的禅师如神秀，仅寄名于寺院，本人离寺别居。

【注2】

　　究其原因，首先，律寺为代表的传统寺院戒律与禅宗精神相抵触，律者修行基于对佛陀的信仰而安住于守持戒律，依律行住坐卧、不越规度，在持戒中净化烦恼、舍离虚妄从而达到解脱。

禅宗则重在强调“无念无相无住”之顿悟，禅者说法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提起话头，参悟疑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其行事往往特立独行，脱略不羁。

禅者的重视通过自疑而得慧，传统律宗则为安于守戒而舍疑、一切依律而行，禅宗当然无法恪守成规。

　　其次，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反对迷执文字教相之举崇拜。

虽然初期禅宗仍多容忍佛像的存在，并借念佛来作为一种修炼法门，传到百丈怀海所在的洪州禅系时破除偶像迷信已发展到极致，“诃祖骂佛”，“劈佛取暖”【注3】。

不论是律宗还是其他传统宗派，均建立在以佛像或经典崇拜为核心的信仰模式之上，无法容纳禅宗特立独行的精神。

从而致使“说法住持，未合规度”。

再者，随着禅宗日益兴盛，自不甘心居于其他宗派寺院中，迫切需要适合自身的伽蓝建置。

百丈怀海禅师正是基于此制定适合禅宗修行的丛林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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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宋高僧传》卷十《百丈怀海传》《大正新修大正藏》卷五十，770～771页。

【注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注3】百丈同时代的丹霞天然禅师（公元739年—824年）劈木佛做燃料取暖的公案，《五灯会元》卷五：

“（丹霞天然）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

院主诃曰：

‘何得烧我木佛？

’师以杖子拨灰曰：

‘吾烧取舍利。

’主曰：

‘木佛何有舍利？

‘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

《百丈清规》【注1】对禅寺伽蓝之影响

　　唐代怀海创立禅寺随着朝代变更战乱而毁灭殆尽，迄今遗留下的实物甚至无图像可考，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推断大致情形。

从现存《百丈清规》的资料和后世僧人追述清规创制的理由，我们得知《百丈清规》的主要目的就是规定禅宗寺院的空间布局以及丛林组织管理制度、日常章则。

现依据现存的史料对《百丈清规》所涉及的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法堂、方丈、僧堂，并以法堂为中心，按照不同功能将寺院空间分东西两序。

A、法堂

　　唐时寺院多以佛殿为中心布局，耗资修建富丽堂皇的大殿，塑造高大庄严的佛像。

禅宗反对佛像的崇拜，认为佛像阻碍了对佛法真实层面的启悟。

怀海禅师最大的创举便是禅林中不树佛殿，唯建法堂，将法堂抬升到崇高的位置，这是禅宗将外在信仰彻底转变为内在修持的必然结果【注2】，也是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禅宗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不立佛殿，惟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

入门无佛殿，升座有虚堂。

即此传心印，当知是法王。

”【注3】

　　禅宗十分重视长老的开示，“说大法之堂”，故名“法堂”。

“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坐，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

”【注4】在法堂中，长老每日“上堂升座”为僧众讲学说法，禅林僧众仔细聆听，依法而住，朝参夕聚。

长老僧众互问互答，禅宗的要旨得到举扬激发。

怀海禅师只建法堂的创意，突显禅寺依禅林中证悟体验的修学方式，也表示出禅宗在新禅观下对于神性的大胆破除，强调了法堂的中心位置。

图2-1径山寺僧堂平面【注5】

【注1】《百丈清规》原版本宋世散失，现存以下清规：

公元1103年宋代宗颐编的《崇宁清规》，公元1266年惟勉编的《成淳清规》，公元1311年元代的东林成公编的《至大清规》。

至公元1330年，百丈山德辉禅师汇三归一而成《敕修百丈清规》。

【注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注3】《敕修百丈清规》，《大正新修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4】同上。

【注5】图片摹绘于【日】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之“径山寺僧堂”。

　　B，方丈院

　　除了唯树法堂之外，百丈怀海禅师认为在另一需要“合乎轨度”的建置乃方丈院。

方丈为禅寺中最高领导者为长老，“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

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提等之谓也。

既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

道德兼隆者，方能嗣祖宗。

须菩提雅号，无垢称家风。

”【注1】在百丈清规中，长老是禅院僧众中唯一享有独居庭院之人。

百丈称此建置非“私寝之室”而是效仿《维摩诘经》中所载“维摩诘居方一丈能广容大众”。

在禅宗诸家破除偶像崇拜，否定诸佛菩萨权威、轻蔑经律典籍的浪潮中，“方丈”的权威却越升越高。

禅宗在破除了经像的信仰权威之后，又找到了新的精神导师。

　　C，僧堂

　　在百丈规划的禅居里，另一重要要素便是僧堂。

百丈将有职务的与一般僧众，无有高下，都居于僧堂，“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以夏次安排。

”【注3】并于僧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施架，挂褡道具。

”百丈的僧堂中设床，不仅可以安修禅定，也可倒卧休息。

　　关于僧堂，在后来日本僧人无著道忠（公元1653年-1745年）所著《禅林象器笺》有更详细记载“法席大兴众将两千，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于寺之东，盘山开址建层阁十楹，以卢舍那南向巍然居中。

列千僧案位于左右，设连床斋粥于其下”【注4】。

至于百丈时期所设僧堂的具体形制，我们还可从日僧所绘《五山十刹图》以及相关记载中窥得一斑。

从”五山十刹图”中所绘的径山寺僧堂平面图可见，此时僧堂为纵长型大堂，面积广阔，分为内外两堂。

内堂中长连床设置在僧堂两侧，连床间留出通道。

于僧堂之中央安置圣僧像，众僧围之，僧堂是禅林中僧众日常起卧的堂舍，更是僧众坐禅修道之道场，僧堂中与大门正对的上位，往往设一台座，推测为因长老独享方丈室，于僧堂中无床位，故此特设（图2－1）。

　　D，“僧堂对库房”

　　《百丈清规》中除了对法堂、方丈、僧堂做了规定，还通过寺院日常功能需求的划分，确定寺院空间的组织结构与位序关系。

如历史记载：

“百丈以前无住持事，也无两序之称。

百丈之后以宗眼明者戒行洁者为住持，以参请多丛林熟者归西序。

谓之头首，以廉于己世法通者归东序谓之知事,匡持法社，左辅右弼”。

即以长老为中心，下辖东西两大序列。

其中东序源于世俗事务,西序源于宗教事务【注5】。

以往佛教是排斥“世俗事务”的，世俗事务百丈俨然进行改革，《清观》在思想上似在有意识地强调两序的平衡：

“主持犹如头首，东、西两序犹如左，右臂。

分为两序实则一体”。

因此东序的世俗间的劳作成为与西序坐禅修习同等重要的开悟手段。

图2-2百丈时期禅寺布局特色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创立的禅居模式大致是中轴对称，以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图2－2）。

其中尤以法堂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百丈对传统寺院模式的改革，重在寺院制度上。

其规划形式印证了禅宗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不立佛殿”的本质是对偶像崇拜的摒弃。

此源于禅宗在宇宙本原思想上对“自心即佛性”的追求。

再者将寺院中全部的空间与功能规制化。

也是因为禅宗在宗教实践上重“无念无相无住”的顿悟途径，主张将禅行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而百丈则是采用功能的原则来组织空间。

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

每一座建筑都具有明确的宗教功能，而每一个功能都有明确的位置，而每种功能又与一个特定的僧职相对应。

　　后来的佛教诸宗寺院，莫不以《百丈清规》为其基本制度模式。

《宋高僧传》卷十载：

“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

其诸制度与毗尼师一倍相翻，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

”【注6】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对禅宗自身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进作用。

别立禅居，使禅宗僧侣直接从一般寺院中分离出来，这样，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最终完善。

如果我们将宋朝留存下来的天童、灵隐、万年三禅寺平面图加以抽象（见下图3—1、图3-2、图3-3），便会发现宋时禅寺中的厨库（库院）（属东序范畴）总是位居法堂的左翼，而僧堂（属西序范畴）则位居法堂的右翼，与唐百丈禅居具有明显的“同构”关系。

【注1】《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2】将禅宗寺院布局与《祗洹图经》相对比，《祗洹图经》中前为佛说法大殿，为佛祖居住的重阁；

百丈禅居则前为法堂，后为方丈。

同为类似同时期唐王朝皇宫“前朝后寝”的布局，这也说明方丈在禅宗僧团中的地位。

在《禅林象器笺》中更是直接说明：

“窃以百丈制禅苑规绳，取意于朝制。

到法堂制造，亦是拟太极殿矣。

”

【注3】《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4】《禅林象器笺》卷二“殿堂门”条第414页，《佛光大藏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

【注5】至《禅苑清规》（1103）时已有大殿、法堂、僧堂、库司、众寮、浴室、三门、真堂、方丈、藏殿、土地堂、童行堂、延寿堂、阁、塔、罗汉堂、水陆堂、庄舍、油坊、东司等一系列非常完善，又极其规制化的功能。

【注6】语出自《宋高僧传》卷十怀海传，《大正新修大正藏》卷五十，第771页。

三、宋代禅宗丛林组织制度之变化

　　禅宗在唐王朝后期迅速发展，固然与禅法思想、修为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等诸多要素有一定关系，然而百丈清规制度的日益完善为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清规从禅门教团本身出发制定适合禅宗修为的伽蓝配置制度，并与传统儒家礼制结合，为禅宗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了晚唐以来五代十国的南北割据局面。

宋一改后周对佛教的打击和严格限制的政策，重新弘扬佛法，兴建伽蓝。

宋代帝王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制定了严密而细致的宗教政策，禅宗寺院组织规模上日趋完善，管理制度亦趋于严密。

　　A、禅教融合

　　晚唐佛教遇会昌法难，经像毁灭殆尽，教门渐衰。

而禅门日益兴盛，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贬低教门讲经师的迷执文字教相之举，与教门各宗对峙，势如水火。

同时禅宗内山头林立，家宗风业互有分歧，为了圆融禅与教各宗分歧，禅教融合的思想逐渐萌生并发展壮大。

　　早期高举禅教一致思想的禅师当推宗荷泽宗的宗密。

宗密禅师禅教一致理论始于菏泽宗创始者神会禅师，在宗密处发扬光大。

宗密凭借对禅宗心法的证悟与华严教理的高深学养，运用华严教理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来会通禅与教，以教解禅，提出了系统的禅教一致说，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会通禅与教的矛盾，和会顿渐二门，试图消弥佛教界这种纷争不已的局面。

　　宗密的禅教一致思想在当时并未产生深远影响，时至五代，教门极衰，禅宗依然兴盛，南宗一统天下。

禅教融合的思想在法眼宗文益禅师得到弘扬。

文益主张禅者应研习经典，反对脱离经教的承虚接响之谈。

文益禅师本人即对华严教理有高深的研究，巧妙地融华严圆理入禅，而至浑然无迹。

文益相对宗密的禅教一致论有所发展，宗密是将禅与教视为二事并以教的立场来会通禅教，文益则是立于禅宗的立场融教入禅，并将禅教融合无间了。

　　法眼宗文益所倡禅教融合的传统在其再传弟子永明延寿处发扬光大。

永明延寿禅师主张融教于禅，而不是融禅于教。

实际上，这也是禅宗自身的需要，一个完全没有崇拜的宗教是很难维持其凝聚力的。

以延寿为代表的禅教融合论已经将禅教融为一体，浑然无间，尽管在晚唐与五代时禅宗主流思想中并未成为风气，“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仍是这一时期禅宗的主流思想。

“经是佛语，禅是佛意。

诸佛心口，必不相违。

”佛教各宗各派别所奉之法都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禅教之间对峙争斗，不利于佛教的发展，相互融会贯通才能正确把握佛法真理。

正是这些禅师前后相继，旗帜鲜明地主张禅不离教，须依教参禅，逐渐形成教禅合一的思想潮流。

宋代以后，禅教合一的思想影响渐广，举凡著名禅师，多主禅教合一之说。

　　B、佛殿礼佛

　　唐代禅宗是以反对传统、破除经像崇拜的崭新面貌出现，上一章论述怀海禅师改革禅院伽蓝制度，最为革命者当属“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这一革命精神至宋代以后逐渐发生了改变，随着禅教融合的洪流，佛殿又重新回归到禅寺布局中，以法堂为中心，逐渐转变到以佛殿为中心。

　　在完成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由云门宗长芦宗赜编撰的《禅苑清规》中有如下记载：

“住持人从土地堂、大殿、僧堂次第烧香，唯佛前三礼。

”（卷二“念诵”）“黄昏鸣大钟者，行者上殿念佛也。

”（卷六“警众”）“每日晚参于佛殿前礼佛。

”“诸殿堂行者当管洒扫净洁香花供养”（卷九“训童行”）

【注1】如《空华集贺知殿颂轴序》所说“百丈祖师兴创意别营禅宇，已居其徒~~~然尤未立佛殿以表佛祖亲承当代为尊也。

而后祖师以吾徒去佛愈远而忘乃本也，而乃有佛殿之制。

既有佛殿矣，则不可无掌之者，于是置乎知殿之司班于头首之末矣。

”。

宋《禅苑清规》中,便专设“知殿”一职，专门打理佛殿事物。

上述可见佛殿已经普遍存在于宋代禅寺中，而且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立佛殿唯树法堂”的清规也自然改变。

然至此法堂仍具有一定的中心地位，仍然处在禅寺院中央轴线布局中。

　　C、重视经藏

　　早期的禅宗着重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而对佛教流传下卷帙浩繁的典籍，一向是予以贬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入宋以后，受到禅教一致思想的传播影响，禅宗逐渐开始重视教宗诸多佛经要典，力图融会于自身。

同时禅宗禅修者借语言文字来解禅，或将禅以语言文字来思维，因此出了所谓的文字禅。

文字禅向发展到宋朝十分风行，宋代禅宗的典籍大概分为二类：

即《语录》与《灯录》，此外还有《评唱》《击节》一类的著述。

这些著述成为宋代禅宗的重要文献。

　　宋代诸多禅师对佛教经典相当重视，在《禅林宝训》中记载“杨岐先师每言，予昔隐居归宗书堂，披阅经史不啻数百过，目其简编弊故极矣，然每开卷，必有新获之意。

予以是思之，学不负人如此。

”【注3】宋宗赜编《禅苑清规》卷六“看藏经”则对读诵经教程序予以明确的规定：

“作梵阇棃书状写造开启罢，散文疏并看经大牓，藏殿主出经。

至时，维那鸣钟集众，请经依位坐。

法事声螺钹，知客点净，引施主行香竟，当筵跪炉。

维那表叹，宣开启疏，念佛阇黎作梵，候声绝，然后大众开经。

”【注4】禅教融合是宋代乃至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禅苑清规》开始，在制度层面上促进这一思潮的发展。

此外，宋初国家重视佛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据史载宋初派遣沙门行勤等人赴印度求法。

宋代时所实行的僧官考试制度促进了佛典研究的热潮，这些客观上影响了禅宗对经教的重视。

　　D、禅儒融合与祖师崇拜

　　从唐末五代儒家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巳相当活跃，至宋代则蔚然成风。

宋代上层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禅学，与禅宗结了不解之缘。

他们尽管官居要职，但与禅师彼此往来频繁，谈禅论道，互逗机锋，以期获得证悟。

有的还直接参与编写禅宗话语《灯录》、《语录》的工作。

如《五灯》里的《景德传灯录》和《天圣广灯录》便是由士大夫杨亿与李遵勖负责编撰的。

同样儒家尊师的伦理在宋时也已经被禅宗接纳沿袭下来。

如宋白云守端层言：

“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百丈怀海）力也。

祖堂当设达摩初祖之像于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东向，得其宜也。

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略其祖宗尔。

”这样宋代的禅院中出现了祖师堂建筑，专门供奉各代师祖以作纪念，禅宗也自然日趋俗世。

【注1】语摘自《禅苑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注2】主要的著作有：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道原撰《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末李遵勖编《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宋惟白集《联灯会要》三十卷，宋悟明集《嘉泰普灯录》三十卷，宋正受编《五灯会元》二十卷，?

宋普济编《五家正宗赞》四卷，宋绍昙记《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宋赜藏主集《续古尊宿语录》六卷，宋师明集《人天眼目》六卷，宋智昭集《正法眼藏》六卷，宋宗果集《碧岩录》十卷，宋重显颂古克勤评唱。

【注3】语出自《禅林宝训》《大正新修大正藏经》卷四十八，第2202页。

【注4】语出自《禅苑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五山十刹图》【注1】中宋禅寺伽蓝配置

　　禅教合一的思想，对于五代以及北宋时期的禅宗思想占据了主流，禅宗开始崇拜具象的事物，重佛像与经教典籍，吸收儒家的思想文化，这些因素对宋代禅寺的建置产生了影响，因而禅宗伽蓝布局相对于百丈清规的草创期产生新的变化。

　　由于历史演变，大多数宋代禅寺的伽蓝建筑实例已毁或面目全非，故至今无完整实例提供参考，我们对宋元禅院建筑的面貌及形制仍然知之不详。

然而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存至今的《五山十刹图》，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宋代禅院及其建筑，提供了全面、直接的形象资料。

所谓五山十刹【注4】是南宋时期官立禅寺的主干和核心【注4】，五山十刹制度的制定也是丛林制度成熟的标志，代表着宋代禅寺建置的最高水平。

日僧实录的五山十刹图内容十分丰富，遍及禅林生活的诸方面。

从伽蓝整体配置至殿堂寮舍形制、家具法器、仪式作法，乃至极为细微之处，莫不详细图记。

而于绘卷图记的诸内容中，又尤以建筑的部分最为详尽，尽管存在制图不够规范精确等问题，它是目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宋代禅寺布局及其具体建筑内容的唯一史料，也是迄今有关宋代禅寺建置最为翔实和重要的一份文献。

（见图3－1、图3－2、图3－3）

图3-1天童寺伽蓝配置【注5】

　　天童寺伽蓝配置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为：

七塔、水池、山门、三世如来（佛殿）穿光堂（法堂）大光明藏（前方丈）方丈。

钟楼观音阁位列山门两侧，库院与僧堂对置于佛殿东西两向，土地与供头（祖师堂）连于、法堂左右。

东侧配置选僧堂水陆堂、涅槃堂。

西侧配置经藏轮藏看经堂宣明东司、颐堂、首座、妙严堂、宣明等。

图3-2万年寺伽蓝配置【注6】

　　伽蓝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排列外山门、正山门、佛殿、罗汉殿、法堂、大舍堂、方丈。

库院位于东序，与无思堂（僧堂）左右对置于佛殿两侧，佛殿与罗汉殿间设廊，整组建筑呈“工”字型，东序除库院外还设有香积厨、寮、围炉等，西序僧堂周围布置轮藏殿、胜籍殿（经藏）看经堂、宣明、延寿院、维那、首座、东司、宣明等。

图3-3灵隐寺伽蓝配置【注7】

　　南宋时期灵隐寺位列五山第二位。

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

土地与祖师位列法堂两旁，库院与僧堂依旧对置于佛殿两侧，钟楼与轮藏对置于佛殿与山门直接的轴线上。

东序除库院外配置有香积厨、火头、宣明、寮、选僧堂、东司等，西序有僧堂、经藏、轮藏、蒙堂、僧寮、首座、照堂、火头、东司、观音阁等。

　　这几座寺院局部上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

例如灵隐寺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室等，而在佛殿的东西两侧出现了库院与僧堂，正延续了怀海时期禅寺“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的格局。

天童寺、万年寺也都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均是僧堂对库院。

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

　　宋时的禅宗寺院中，百丈时期将法堂视为佛寺中最主要场所。

宋代随着禅、教、讲寺制度融合，佛殿又再度出现在禅寺伽蓝构成要素之中，并逐渐占据主导。

佛殿的回归至少在五代时就已经出现，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俶请延寿到杭州，建灵隐寺，带来灵隐寺的中兴，吴越在北宋时归降，灵隐寺居于江南，未遭战乱破坏，辉煌的佛殿逐渐出现，禅道生命则逐渐凋零枯竭。

而佛殿职能的活动，更因法堂职能的减弱而增强，（图3-3）儒家尊师的伦理也如儒家般沿袭下来。

因而在法堂一侧设有祖师堂。

伽蓝堂供奉的是护法神或土地，所谓“左伽蓝、右祖师”是指宋朝时在法堂两侧的配置方式，与传统意义的“左社右祖”的信仰类同。

　　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多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

本来僧舍散处在主体建筑之外，而这时建起大僧堂，置于佛殿近旁，并与库院相对出现一条东西轴线，形成十字形轴线格局，佛殿居中心。

实际上五山十刹图中所描述的禅寺伽蓝布局除中轴线外，东西两序附属建筑布局比较自由，并未像“日本伽蓝七堂”那样，严格遵循定制。

日僧道忠曾把这种布局比作人体;

佛殿据于中央喻为人体心脏，法堂是说大法的场所，法堂与佛殿的布局关系，喻为人的头脑与心脏的关系，僧众通过在法堂和佛殿内修行而将佛法了然于心，进而修炼成佛。

禅宗寺院出现这种布局，与其主张“心印成佛”的教理冥冥中相互吻合，凸显禅宗哲学思想，并逐渐成为定制。

宋代禅寺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这种禅寺布局。

一方面继承了百丈禅居将寺院空间组织规制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重新接受了传统寺院以佛像崇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禅宗寺院的性质趋于官寺化、规模大型化以及形式程式化。

”至此它已经成为禅宗精神与世俗力量折衷与妥协的产物，绝对崇拜与强调功能的两种价值取向融合在一起。

禅寺的独立性削弱了，或许这正是它的强大生命力所在